王莽篡汉行“新政”乱国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西汉）枚乘《七发》
鸩杀了汉平帝，王莽虽然很想南面称孤，自立为帝，但如果这样，他鸩杀皇帝的阴谋极有可能大白于天下，招来天下人的排斥。他思虑再三，决定先拥立一位年幼的小皇帝，来为自己登基称帝做过渡。于是，他将汉宣帝的一位玄孙、年仅两岁的广戚侯之子刘婴选作皇帝继承人。
为了给自己登基打好舆论基础，王莽命人在民间散播赤帝“受命于天”的符命。在汉平帝的葬礼上，有臣子报告说，有人在打井时挖出一块白石，上刻“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此后，这种要求王莽“应天承命”的符命不断出现。而年事已高、深居宫中的王太后对王莽密谋篡汉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直到一日，王莽让谢嚣将符命之事上报，王太后才如梦方醒，又惊又怒，难以置信最信任的侄儿会背叛自己和汉室。她生气地对王莽的爪牙们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莽的侄儿、太保王舜软硬兼施地游说王太后：“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王莽了。况且，王莽也没有非分之想，只是想做摄政王以增加自己的权威，以便可以镇抚天下罢了。”王太后此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力阻止王莽自行居摄，只得下诏令由王莽摄政，称“摄皇帝”，并将次年（公元6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居摄元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礼仪祀高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三月，王莽迎立三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孺子婴”。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的皇后依例成为皇太后。
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下令改铸货币。同时，他还下令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并令其将藏有的黄金兑换成货币。王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刘氏宗室和亲汉官员的不满。同年，安众侯刘崇与亲信张绍密谋，起兵反莽，不久兵败。九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招募郡中勇士，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发檄文告各地，联合讨伐王莽。郡国响应，兵力增至十余万。十一月，翟义在圉县（今河南杞县南）被王莽从弟王邑（成都侯王商之子）击败而死。
翟义起兵带动了茂陵以西二十三个县的响应。槐里人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焚烧官府，击杀官吏，兵力增至十余万。这支队伍在计划攻入长安时，被王莽镇压，赵明等人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二月兵败而死。
平息叛乱后，王莽唆使其党徒，以刘氏宗室造反为借口，逼迫王太后下诏让王莽称“假皇帝”。十二月，王莽的党徒再次要求王太后下诏，增加王莽的官属，改其居所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与此同时，在长安太学读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哀章，认为王莽做皇帝是迟早的事，便计划来一次政治冒险，以谋取高位。他制作两幅铜匮，一匮写上“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匮写上“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赤帝刘邦顺应天命，要将江山让予王莽。
这正合了王莽的心意。在王舜、平晏、刘歆等人的支持下，哀章手捧铜匮至高帝祠庙，交付高庙仆射。王莽则趁机在高帝祠庙接受铜匮，并戴皇冠觐见王太后。此时，王莽已经不再顾及王太后的意见，直接走上未央宫前殿，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新”。
称帝后，王莽废除刘婴的皇太子称号，贬其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封地，并将汉朝的宗庙迁到那里，西汉王朝就此结束。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在未央宫前殿举行了新朝皇帝的登基大典。王莽尊王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立妻子王氏为皇后，立第四子王临为皇太子，封第三子为新嘉辟，并大赦天下。
登基之后，王莽仿照《周官》和《王制》的职官制度，在中央建立了四辅、三公、四将，并全面封拜辅政大臣十一公。凡是有拥立之功的，无论才能出身，都被王莽封了官职，被授任的卿大夫、侍中、尚书官职者达数百人。凡是刘氏担任郡太守者，一律调入京城，担任谏大夫。另外，王莽还设置大司马司充、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官，又大改内外官名及宫室名称。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颁布了诸多法令，以示新王朝的开始。
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度，重新恢复“井田”和“私属”制度。诏令规定：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受田。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五均”就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业税。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则将库存物资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自售。“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政府贷款。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筦”。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
王莽还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币制。从公元7年到14年，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王莽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下令改造铸币，于五铢钱外铸大钱，又造契刀、错刀，四品并行。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错刀与五铢钱，另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由于种类太过繁杂，换算困难，给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仅实行一年就被迫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废除了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并行。百姓对频繁的货币改革十分不满，私下仍流通五铢钱。
王莽还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东汉以后的各朝，多承袭这种度量衡制度。
为了全盘恢复周代的典章制度，王莽于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七月，再次依照《周官》和《王制》的经文进行政治改革，对官府机构做出调整，重新调整规划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官员名称，限制新贵们的封地权，引起了这些新贵们的不满。而朝廷组织机构的细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暴增，行政效率大为降低，又没有俸禄制度，导致贪污盗窃事件不断发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凤三年（公元16年）六月，王莽下令建立官吏俸禄制度。从四辅、公、卿、大夫、士到舆、僚，共分为十五等。僚的俸禄最低，一年六十六斛，逐级增加，四辅年收入达到一万斛。郡县守令等地方官的俸禄则以地方税收为标准。王莽颁布的俸禄制度太过繁琐，实际操作起来根本无从办理，官吏还是很难领到俸禄，于是，大家纷纷利用手中的职权自行牟利，腐败问题更加恶劣。
王莽改制的一些措施触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其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如实行“王田”和“私属”制度，都是为了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实行五均、赊贷、六筦制度，是为了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贷盘剥。然而，这些制度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致使这些政策最终无法落实或者流于形式，如“王田”制度实施后，地主官僚因“买卖田宅”，获罪者不可胜数，王莽也因此得罪了这些权贵阶层，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刘氏贵族更是因此对王莽恨之入骨，时刻等待时机起兵反莽。
这些制度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如币制改革，用小钱换大钱，违反了经济规律，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混乱，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上当时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借机鱼肉百姓，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在实施整治改革的同时，还对周边地区发动了战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为了显示新朝的威德，王莽特派五威将王奇等人向匈奴、西域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将原来汉朝所封的王改为侯，引来了周边各族的不满和反抗。由于战事不断，屯驻将士在当地抢劫财物、勒索钱粮，内地各郡催征军粮、搜尽锱铢，民不聊生。
外患未除，王莽统治集团内部却开始分崩离析。率先反叛王莽的，是他的得力干将甄丰和刘歆。作为汉朝大臣，甄丰对王莽篡汉自立为帝很不满，王莽则不断贬低甄丰的官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甄丰、甄寻父子以为王莽真的信奉符命之说，便也制造符命事件来争取在朝中的地位。王莽得知此事，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了甄寻。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被迫自杀，两年后，甄寻也被杀。此事还牵连到刘歆的儿子侍中刘棻以及甄寻的一些友人，最终导致近百人被捕入狱。
这件事之后，王莽开始提防身边所有的人。为了防止大臣谋反，他严格限制大臣入宫的随从人员数目。不久之后，王莽的孙子王宗试图谋反，取代王莽做皇帝。事情败露后，王宗自杀。此后，王莽对儿孙们也不放心了，将他们从身边赶走。
就在王莽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之时，刘氏贵族势力对王莽“篡位”的不满情绪也达到了顶峰，试图恢复汉室天下。天下百姓原以为新朝的建立会改变汉朝的颓败之势，给大家带来希望，结果却让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
王莽改制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导致了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刑罚，百姓穷困潦倒，怨声载道，被迫起来反抗，最终酿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