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开启中兴之世

光武帝开启中兴之世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宋)陆游《游山西村》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刘秀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东汉王朝的政权稳定下来。然而,自西汉后期以来,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很多自耕农沦为奴隶,社会矛盾激化。经过多年的战乱,山河残破,田园荒芜,百姓贫困饥饿,社会百废待兴。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恢复和法制建设,巩固新生的东汉王朝,刘秀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这一时期,史家称为“光武中兴”。

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腐败、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之初就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人才管理地方,严格要求官吏,赏罚从严。刘秀首先对中央三公和地方郡国的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进行了调整。

为了削弱三公权力、加强皇权,东汉王朝建立了尚书台制度。尚书在秦朝和西汉时期仅为九卿少府的属官,地位较低。刘秀加大尚书权力,正式成立尚书台,由事务官渐变为政务官,其下设尚书郎,专掌文书。尚书台实际上成为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奉命办事,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尚书的职权涉及行政、民事、外交、司法诸多领域,其职权实际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削弱了三公的权力。

刘秀注重完善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为了实行对政府官员行政的有效监督,刘秀在继承秦朝和西汉监察制度的基础上,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包括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州刺史。东汉改西汉御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权位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刘秀扩大司隶校尉的职权,令其不仅内察京师百官犯法者,并领一州,封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论尊卑,无所不纠。刘秀之所以重用司隶校尉,是为了抑制贵族、权臣的权力,提高皇权。刘秀还将全国分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其职权在西汉的基础上,将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也纳入其中。刺史职权的扩大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发展成为分裂王朝的地方割据势力。尽管如此,中央总监察机构御史台、司隶校尉和州刺史,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地稳固了东汉前期的皇权。

东汉木轺车

刘秀还设立了州、郡、县三级管理制度,将地方行政管理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国)县两级制。刘秀通过州、郡、县三级管理制度加强对众多郡县的中央统一管理。

东汉时期废除了内地郡国制度。东汉王朝建立之初,沿袭了西汉制度,每郡置都尉一人,负责地方军队和治安。然而,都尉的设置曾在西汉末年带来了地方的变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刘秀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罢郡国都尉官,取消地方专门统率军队的武官,并职太守,同时取消了一年一度的“都试”制度。刘秀所罢免的都尉仅限于内郡,边郡因多事仍置都尉,以辅佐太守,分部领兵。郡都尉的废除是东汉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虽然减少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隐患,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整体上却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东汉王朝是在农民战争的硝烟中建立的,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时时缠绕着刘秀,他清醒地认识到“偃干戈,修文德”对于东汉这个新建王朝的重要性。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王朝的政治措施,旨在将社会引向一个稳定的发展道路。

东汉王朝的建立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武将大臣的功劳。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进入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时期,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治世人才远比军事人才重要。于是,刘秀提出了“退功臣进文吏”的人才战略。

东汉酒肆画像砖

“退功臣进文吏”之策的关键是“退功臣”。其做法,首先是封侯褒扬,给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褒赞其建朝之功。建武元年,刘秀将三十余名功臣封为列侯,赐予食邑。到建武十三年,所封功臣多达三百六十五人。其次是奉朝请,让功臣居家静养,朝廷有事才奉请入朝参与议事,日常不任官职。东汉初年的多数功臣都已列侯奉朝请,参与政事极少。刘秀的“退功臣”之策比西汉初年刘邦诛杀功臣之举要更胜一筹,东汉的功臣也没有出现像西汉韩信、彭越等人的下场,多数得到了妥善安置,这是东汉王朝重建过程中的成功之举。

刘秀在“退功臣”的同时,积极网罗天下俊贤,征召天下文士任吏职。为了广进文吏,刘秀完善了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度,将每年一度的选举固定为制度。对于应征的士人,刘秀亲自下问,授官任职。刘秀通过察举制求得了许多勤吏政的好官员,对东汉初年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秀崇尚道家“柔道”的治国理想。西汉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东汉初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与西汉初年大体相似,要恢复经过长期战乱的社会,采用道家休养生息的主张仍是最好的选择。

刘秀还倡导儒学,宣布图谶于天下。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他还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常在朝廷议事之后与文武百官一起讨论儒学经典。刘秀倡导儒学,使东汉王朝初期朝野上下讲经诘义蔚然成风。

图谶对东汉王朝的建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刘秀在宛城起兵正是在李通等人假造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图谶的推动下发起的。刘秀称帝后,又得到强华从关中送来的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尤信谶言”,“多以决定嫌疑”。刘秀还曾问大臣桓谭能否以谶言决定事情,桓谭回答自己不读谶言。刘秀大怒,要判处其死刑。后经人劝解,桓谭磕头求饶,才改死刑为贬黜。从此之后,朝野中再也无人敢公开反对谶学。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一种近乎神幻的预言获得了法典的意义,其用意是为了强化思想统治。

知识链接 谶纬之学

谶纬是指谶记与纬书,是一种预言吉凶的符验,是庸俗的经学和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语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一般有图有文,故称图谶。为了显示其神秘性,一般又有一些特殊的装饰,或者染成特殊的颜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纬是相对儒家的“经”来说的,即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东汉时期的纬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等,总称七纬。这种学说以宗教神学观解释、附会儒家经义。刘秀起兵时曾经用过谶纬,所以在他称帝时便再次利用谶纬。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大力提倡谶纬之学,后继的统治者不仅用谶纬来解决政事,而且还以此举行一些重要的礼仪盛典,因此谶纬之学在东汉非常盛行。

在诸侯王问题上,刘秀继续削弱诸侯王势力。东汉初期,刘秀分封诸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武元年到建武十一年,主要分封刘秀宗室叔侄兄弟为王;第二阶段是建武十五年,主要分封对象是刘秀之子,共封十位皇子为公。对于第一阶段分封的诸王,后由王降为侯,由侯降为公。对于第二阶段分封的皇子,在分封两年后的建武十七年,皆由公晋爵为王。东汉诸王的处境与西汉武帝以后的诸侯王基本相同,政治上无实权,王国的傅与相都由皇帝任命。

东汉初期,刘秀还积极修复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王莽代汉之后,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恶化。到东汉初期,民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呼韩邪单于的后人趁着汉朝爆发农民起义之机,兴兵骚扰汉朝边境,并重新控制了乌桓族。在军事上,刘秀主张以防守为主。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化为南北二部,南部单于遣使至洛阳,与汉室修好。刘秀为了保证边疆百姓休养生息,不尚边功,减少了边疆战事,使边地经济社会得到了发展。

东汉辎车画像砖

东汉初年,经过军事上的统一、对政府机构与职能的调整、对功臣的妥善安置,以及在以柔道治国思想下采取的倡导儒学、削弱诸侯王势力等措施,东汉王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刘秀先后六次下诏释放奴婢,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流民得以返回农村,从而恢复了农业生产。

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刘秀下诏恢复田租三十税一的旧制。针对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的现实,以及垦田多与实际不符,户口、年纪也有增减的问题,刘秀颁布度田政策,以便掌握确实的户口名籍和田亩数字,以增加赋税收入及抑制豪强势力。刘秀还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与赋税的根据。但是,这项政策触犯了地方豪强的利益,遭到了豪强势力的抵制。州郡官吏在度田时,也不敢得罪地方豪强,只是对一般百姓十分苛刻。于是,刘秀又下令将度田不实的诸郡太守处死,以示实行度田政策的决心。刘秀此举引起了各地豪强大族的反抗,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刘秀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项政策,而是对地方豪强武装实行分化的政策,将一些大姓家族迁徙到其他郡。

刘秀统治时期,除了度田政策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其余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落实,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东汉王朝的国力有所恢复,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知识点思 考何为“光武中兴”?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败,引发内战。汉景帝后裔刘秀乘势而起,经过多年征战,终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成功推翻新莽政权,进而登上帝位,是为光武帝。复国号汉,史称东汉。就这样,原本瓦解的汉政权得以恢复。光武帝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便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诸如整顿吏治,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在光武帝刘秀的治理下,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社会景象得以再现繁荣。如果说刘邦建立前汉的过程叫作“兴”,那么刘秀建立后汉的过程就叫作“再兴”,即第二次兴起之意。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刘氏家族是唯一的“一姓之再兴”的家族。为表日后刘家江山在刘邦、刘秀之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兴起,所以东汉统治者把刘秀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叫作“中兴”,意即这不是刘氏江山的最后一次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