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中国电视事业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0年的1958年。中国电视一诞生就有了新闻节目。
中国电视至今已有了6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与几次巨大变革，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相对停滞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都是世界上独有的历史现象。中国电视事业一直随着国家的政治变动、经济兴衰而起伏；近40多年的国家繁荣、国民富裕使它走入大发展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拥有电视的人口快速增长，电视的影响日益深广，节目类别丰富多样，内容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民众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娱乐工具。在众多大众传播媒体中，电视的接触率多年间持续保持在最高位，因此曾被称为是第一媒体，它的舆论作用、社会影响无人可以忽视。
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成百上千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交织，丰富和繁荣了中国新闻园地。中国电视新闻的业界实践活跃、多样，节目不断翻新，不仅播出时间增多、形式多样，表达方式也日臻完善，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文化服务，为理论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
与此同时，又囿于各种原因，节目竞争往往并不充分、发展多有掣肘，对节目的不满不仅存在于业界、理论界，也大量存在于受众之中。这也表现为对实践的概括、总结、思考相对滞后，不够深入、全面，这对事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使电视人难以把握和认识其中的问题，使节目缺少发展的自觉和方向。
从业界来看，电视台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其工作忙于日常播出，较难有时间和精力展开充分的理论探讨、系统梳理。虽然有人做了此类工作，也做得很好，但其反思大多围绕一个电视台或个人经历展开，在全局性上有一定的缺欠。
中国电视创建时非常匆忙，运作中也因人手局促而缺乏系统的研究、记录。对于中国电视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其间出版了壮春雨编著的《中国电视概述》，90年代初出版了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之后，陆续有了多本电视史方面的著作面市，著者中有历任广电总局领导、有专业研究者；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及一些地方台也出版了有关该台历史的专著。近年又出现了一些研究的后起之秀。这些书籍对中国电视几十年的历史分头做了回顾，体例基本相同，都涉及新闻、娱乐、服务、教育等各类节目和电视台的组织机构、技术发展等各个方面。但也正由于这些著作的体例与结构，又限于篇幅，电视新闻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虽然在对其回顾中，提供了相当的史料与见解，但显得比较宏观、概括，不能系统深入讨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电视新闻历史的著作。本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专业研究，是对于电视领域中的一大节目类别——电视新闻做的历史专题探讨，是对电视媒介新闻史方面的开掘。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在21世纪的媒体发展中，观众需求、市场竞争、以及国外媒体和新媒体争夺观众的压力都成倍增长。中国电视面对着众多的挑战，要求我们能清醒地认识过去、了解昨天，以便更好地预见明天。帮助业界对以往的工作进一步思考，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应有的启示也是理论界的职责。这也是此书写作的初衷。
一、电视新闻概念界定
在纷繁的节目中，研究视野接触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节目类别的界定，即什么是电视新闻。这是本书首先应该确定的概念，关系到本书的研究范围。一般概念中，那些被称为“新闻”的当然就是新闻节目，但那些没如此命名的也不一定就不是此类。
（一）电视新闻节目类别
电视新闻节目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1.综合新闻节目
其特征是有多条不同内容的报道在同一栏目中播出，它们之间除了都是新近发生、有新闻价值外，不必有其他共同性。通常其栏目名称中有“新闻”字样，如《新闻联播》《新闻30’》《新闻社区》等。当然，有些也不一定有这一标志性字眼，如《时事直通车》《特别关注》《看东方》等，但其性质仍是此类。
2.专题新闻节目
一次播出一两个专门题材、主题的电视新闻片，这些题材、主题并不限于某一类事物，选择制作它们的唯一标准仍是新闻价值。专题有利于对新闻事实进行比消息更为详尽、深入的叙述挖掘。如《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今日话题》等栏目内容很多属于此类。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节目可归入此类，如节日、纪念日、专门组织的特别节目等。[1]
3.专栏新闻节目
对一特定领域最新消息的集合，与报纸的专版很接近。它除了有新闻价值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内容类别的限制；它们往往以大家较为关注的类别设项，也有以地域来区分的。通常有《体育新闻》《经济新闻》《文化新闻》，还有《国际新闻》《亚洲新闻》等。
4.杂志新闻节目
顾名思义，此类节目应是像新闻杂志一样编排，内有多项内容、多种形式，它们之间除了新闻性外没有任何关联。但正是这种不同，使它们共处一个栏目之中时，互相依存、互相协调、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例如有《新闻透视》《东方时空》《今日世界》《北京您早》《60分钟》等。杂志节目还可有新闻之外的内容，如服务类、纪录类甚至艺术类等。
这四类属于基本的新闻节目。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只要是纯纪实、非虚构内容的就都属于广义的新闻，因此纪录节目、纪实性节目也都应列入。当然它们应该是第二位的新闻，因为从时间新鲜这一角度来看，它们往往可能并不突出。
（二）体裁、内容界定
从体裁形式上，一般来说，上述栏目中所使用的大多数体裁都是电视新闻，具体包括消息、专题、评论、访问谈话、现场报道等。
从内容看，体育、经济、时政、社会等各类都以新闻价值衡量，没有什么不被包括在内。当然体育、文艺新闻可能有较多的娱乐因素，但也并不因此就被排除在外，但是文艺、体育类中一些纯娱乐、缺乏动态性的，就不应归入新闻类；单纯服务、教育类的内容也都不是新闻。
另外，由于香港、澳门、台湾的电视新闻业是在不同环境下发展的，与中国内地（大陆）有完全不同的组织方法，中国内地（大陆）的电视新闻发展与这些地区没有相同的背景与历程，且除近些年外，长期缺乏互动、沟通，加之已有其他研究者对港澳台的电视业做了专门研究，因此，虽同属中国，本书内容却并不涉及这三地区的电视新闻业。
由此，我们将研究对象的范围做了一个基本的框定。
二、各章分期说明
从各章的安排来看，基本是5年左右的内容为一章，只有“文革”是10年内容一章，其他没有过于明显的长度差异。以下是对各章分期的说明。
第一章是对我国从出现“电视”概念到着手创办新闻栏目及播出新闻节目的梳理。1958年是试播和开始正式播出的第一年，1959年仍是初创时期。从这一章中能看清楚我们出发、起步时的状况。
第二章是从1960年到1966年“文革”前，是电视新闻开始步入正轨、正常发展的6年。这几年的特点是各电视台物资极度匮乏，但人的干劲很大、创造性很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一直在开拓电视新闻的局面。
第三章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章跨度最大，有整整10年时间。因为“文革”期间虽然有很多的动荡，中间还经历过停播，但新闻节目的同质性很强，整体上都属于一个特殊时期。
第四章是从1976年底到1983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从结束“文革”逐步走向全面调整和为国家树立新的发展目标的阶段，也是电视新闻重新探索出发的时期。大家致力于增加节目、提高时效等对于基本专业水准的追求，批评报道、大型系列纪录片也开始出现。
第五章从1984年到1987年，这是从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之后，四级办台开始，电视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高潮期。电视新闻向更高的专业水准迈进，创办经济新闻、开掘深度报道，成为官民对话的重要桥梁。
第六章是从1988-1992年，这是一段动荡和蹉跎的岁月，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之时，电视台建设、地方台上星如火如荼，顺利推进。但此时国家遇到了挫折。随着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召开，国家的改革与电视新闻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型纪录片成为观看热点，北京亚运会报道开拓出电视新闻在大型国际赛事中的新业绩。
第七章是从1993年到1997年，这一段时间不长，但却是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高潮期。随着《东方时空》的创办，电视新闻人走入高光时刻。随后一系列倾倒国人的新闻类节目陆续开办，个个获得众人追捧、万千宠爱。技术进步带来的大型直播报道，丰富了观众的即时体验。新闻改革开始进入初步成功的兴旺期。
第八章从1998-2002年，这也是一个转折期。电视开始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过渡，频道专业化进入日程，还经历了集团化的大规模组织变动。电视新闻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对突发事件的直播介入，民生新闻也在这一时期崛起，开始了另一次对于内容和形式全方位改革的尝试，并给电视带来了又一次收视高潮。
第九章是从2003年到2008年，这一时期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中央电视台有了新闻频道。这几年大事频发：美伊战争、“非典”突袭、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再加北京奥运，在政府信息走向公开中，电视新闻大显身手。
第十章是从2009年到2012年，在多年倡导之后，媒介融合实质推进。虽然平台不同，中央电视台还是迎来了源自新华社的同级对手。三贴近报道中，记者走了出去。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彰显了新媒体的优势，将电视媒介如何应对舆论浪潮的问题摆在电视人面前。
第十一章是从2013-2018年，至此中国电视创办已满60年。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启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新时代。电视新闻报道有了较大改观，对外宣传更是强势出击。加之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式发展，大大改变了电视新闻的面貌。
站在60年发展的端点上，怎么延续电视新闻的辉煌，是电视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研究、写作方法
在本书的写作中大概使用到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本书主要通过查阅大量相关已有成果、资料，包括电视史书籍、相关回忆录、教材、电视新闻理论书籍、各类纪念文集，其他的新闻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著作，专业刊物、年鉴等，从中找到研究资料和评价依据，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写作。
（二）个案研究法
对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有影响、有特点的事件、节目进行个案研究。包括：节目制作、播出过程，技术使用特点，其成功和缺陷以及原因，相关体制机制影响，中国电视新闻业发展的实绩。
在电视新闻业的百花园里，不乏导向正确、内容丰富、收视者众、经济效益好的佼佼者；它们是电视人心血凝结所在，是电视人的宝贵实践。这些节目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电视新闻业发展的路径，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指引着中国电视新闻业发展的方向，所以书中对这类节目、事件进行了有选择的剖析。
（三）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方法
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对电视新闻的历史进行审视、分析。
新闻学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单一的结果。新闻事业很难有一个准确界定、衡量、判断的标尺，而且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新闻媒体的发展空间和实际表现有不同的形态。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没有规律可循，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闻业态仍然有一个是否恰当地反映民意、社会信息沟通的程度、效能高下的判断问题。这需要根据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对具体史实进行历史的评判。
一是直接运用此类方法对电视媒体新闻节目背景变化的原因进行追根究底，二是适当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类、推理，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定量分析，是通过对相关记录材料进行统计、点算，适当量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使研究既有理性色彩，又有客观依据。
（五）比较方法
适当采用国际视角，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同期发展轨迹进行比照，对比当时电视新闻发展水平下我国的状况，从中寻找差异及其原因。
（六）史实内容选择标准
本书从全国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研究，勾画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图景，使大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清其脉络。
判定电视新闻史上重大事件有两个标准：一是电视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记录情况，如在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重要历史时刻，电视新闻的反应。二是电视新闻发展中出现的新体裁、新形式以及突出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作品。其他节目一般只会简单涉及，只有当它们对新闻节目的内容、形态产生较大影响时才会提及。本书从这两个方面来选择史实进行研究，从而形成电视新闻发展较为清晰的历史线索。
（七）资料处理上的“打碎重组”
在写作中没有整段使用任何来源的资料，而是将出自各个书刊上的材料先按年份分开，按日期排列，然后再组合。虽然工作烦琐，增加了很多整理、分类的工作，但好处是可以从材料重组中重新认识史实，便于通过组合过程找出思考点，从中看到还没看清的脉络。
自己一直在用的写作方法就像是“织席子”，即把散落在各处的各年、各台、各个节目的资料收集过来，再分门别类摆放，将它们放到适当的类别和年代中，从零碎的资料中逐渐得到对那个时期比较完整的印象，最终看清楚一个事件、一个台、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全貌。这是一个繁杂的工作，大量的精力用在了查找资料和对它们的处理上。
四、有关史上“第一”
中国电视史确实有异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电视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新闻传媒的属性。在电视台创办的最初一两年间，电视节目中便迅速播出了目前几乎所有主要类别、样式的新闻节目。
近年来，大家常常误以为中国电视新闻是从1993年开始的，最多是从1976（78）年开始，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实践、探索和努力。在整理资料中，笔者惊奇地发现，以前我们以为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的电视新闻体裁，其发明权却早已被我们的前辈拿走了，后来已经没有多少可以称为“第一”的发明了。
如大家原以为出现在1994年的电视评论——《焦点访谈》，后追溯到1980年的《观察与思考》，但实际早在1959年6月18日就出现了，而且恰恰就是有画面、有电视特色、评论色彩也较浓厚的述评《谈西柏林近况》。更进一步，在1962年4月4日就创办了专门的评述性栏目《国际知识》。虽然上述评论节目及栏目都是有关国际话题的，但其形式却正是电视评论无疑。
还有在后来大行其道的谈话节目，早在电视开播当天便有了，且随后就创办了固定的谈话栏目《电视台的客人》。现场直播也早在电视创办的第二个月就出现了，最早是体育竞赛的直播，随后很快又出现了剧院演出直播、大型集会庆典直播、重要会议直播和体育综合赛事直播。这也就是说，除了突发事件直播外，各类直播也都在开播一年左右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了。
甚至普遍以为将“杂志”二字写上电视节目的应该归功于1993年创办的《东方时空》，后又追溯到1987年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但实际早在1959年就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率先创办了杂志节目《人民中国》，中央电视台也于1980年4月创办了杂志节目《今日世界》。
关于影视合并的问题，在1994年完成的新影厂与中央电视台的合并，实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由周恩来总理提出来了，但由于一些不可知的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将两家的高层时政新闻部分率先合并而有限实现。
字幕新闻，曾有后人认为是“随着电视技术条件的改善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电视新闻手段”；实际上早在我国电视一开办就已使用，只是现在的使用方法——“滚动”与当时的使用形式不同而已。
再有如驻外记者站。1965年3月，北京电视台派出了第一个驻外记者——驻越南北方记者朱景和。他于当年3月8日到达河内，建立了第一个驻外电视记者站。而不应是1980年12月国家三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联合建立的驻贝尔格莱德、东京两个记者站。
有关这些结论的资料虽然早已问世，但却因没有集中整理而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就没能在有关电视新闻史的文献中给出正确的回答。所以这应该是本书的贡献。
现在电视台与其他媒体一样，青年多、新人多，对历史不太了解，对早期工作存在误解，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把一些不是“第一”的轻易称作“第一”……其实，电视媒介的从业者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做了很多的创新。回顾的目的，既是要反思、要重新认识，也是要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并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
2021年8月于京西星苑居
[1] 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J］.电视研究，1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