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动乱时期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上制定了“十六条”，规定“文革”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肯定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正确，鼓动他们充分运用“四大”方式展开运动。
为了表示对青年学生“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在这期间青年学生展开了对“封资修毒草”和“黑帮”分子“打砸抢抄抓”的群众运动。并逐渐演化成为“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各级党委、行政组织瘫痪，群众组织之间“派仗”越演越烈的混乱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台内部也不能避免地发生了动乱，节目受到了严重冲击。
一、“文革”初期
（一）“文革”初期节目
电视节目真正的变化，是从《五·一六通知》以后逐步开始的。1966年5月中旬，北京电视台做出了“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安排：一、在《简明新闻》里，口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重要文章摘要；二、在社教节目里举办“文革”专题栏目；三、拍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视新闻；四、少儿节目将适当组织少年学生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五、文艺节目主要从正面树立典型，宣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好节目。
“文革”初期，1966年5月14—26日，北京电视台陆续播出了批判“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新闻片。其中有天津、广州、长春、上海、武汉、太原、西安、哈尔滨等各地电视台提供的内容。[3]
1966年5月15日，北京电视台按照“文革安排”，开辟了政治讲话栏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其名称源自1966年2月林彪、江青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其中对文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作的诬蔑。栏目的第一个节目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安排，内容为“彻底摧毁‘三家村’黑店”“把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声讨会。两天后，5月17日播出了“向《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开火”的讲话，矛头针对的是中共北京市委。这是“大批判”内容的讲话。在这之前，3月8日，北京电视台就开办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专栏，为后来的“讲用”节目开了先河。[4]
“文革”开始后，社教节目中断了《科学知识》《文化生活》等正常栏目，开辟了“另类”讲话节目。1966年8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首都工农兵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反》的讲话。8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做了《敢于造反，善于造反》的电视讲话，介绍他们的造反经验。9月6日，北京电视台设立了《红卫兵专题节目》，给红卫兵“造反、破四旧、大串联、横扫一切”的“革命行动”提供讲坛。[5]
除了以上节目变动，5月下旬，北京电视台提出在“文革”中关于文艺节目的几项措施。要求编审人员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不播毒草”，对“文革”前制作的大量节目“一律不播”。[6]6月以后又开辟了《每周一首革命歌曲》《工农兵业余文艺》专栏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新闻专辑等一批有着强烈“文革”色彩的节目。
1966年7月6日，新闻部给台领导写报告，建议“取消电视台新闻片上记者名字”，2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决定批准建议。8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取消了节目中的播音员报名和新闻记者署名的制度，并同时在广播文工团制作的文艺节目中也不再显示导演、演员、指挥名字。
为了“突出政治”，1966年8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时播送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12月开始，北京电视台也于每次播出前，都要先播送一两条毛主席语录。每条新闻片之前必须先有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展大批判的两组镜头，然后才能表现生产活动等内容。形成一个当时被称为“老三段”的模式：学习——批判——生产。电视新闻解说词也充满了空话、套话、大话。同当时的报纸、广播以至各种群众集会一样，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此后，又增加了《红卫兵专题节目》以及《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节目等。
（二）停播节目
1966年5月2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做关于开展“文革”的动员。5月27日，贴出了全局第一张大字报。“文革”运动逐渐展开。
两天后，29日，周恩来总理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广播工作做了指示：广播电台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广播。广播一分一秒都不能停，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广播。但是电视的播出后来还是停止了。
此时，“四人帮”直接插手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运动。1966年6月9日，陈伯达派人到广播事业局，声称广播局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存在资产阶级保皇派，引起全局混乱。12月10日、18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分别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广播学院群众组织代表，鼓动他们夺广播事业局和地方广播电台的权。
1966年12月3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示报告”。停播理由有三：电视观众绝大部分投入“文革”，能看的人很少；专业文艺团体早已停止演出，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日）以前的影片又一律停止发行，缺乏节目来源；北京电视台群众要求集中精力搞“文革”。
1967年1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出通知：“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本台广大职工将在1967年集中力量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总攻击，从1967年1月3日起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节日仍将转播外，在一个时期内，暂时停止一般电视播出。”此通知于1月5日重播一次。当日，1967年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电视台暂停播出。1月6日正式停播。“文革”小组办公室转达的意见是：1.同意停播，但不是全停，不是永远停；2.在停播期间遇有重大政治任务还是要播出。
1967年1月3日，北京电视台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各级党的机构陷于瘫痪。夺权后成立了联络组，通过局联络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联络组下设业务组和行政组，分别主管宣传业务和行政后勤工作。1月17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来到广播事业局。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诬陷丁莱夫（时任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是“敌人”，并挑动派性斗争。
在当时一段时间内，各地电视台形成了一股停播——夺权——军管的风潮。1967年1月1日，成都电视台率先停播。北京电视台停播，更引起各地仿效。1月5日西安电视台停止自办节目，1月12日电视台被造反派夺权。1月13日，辽宁广播局被“夺权”，查封了电视台，停止自办节目。1月17日，沈阳电视台停播，直到8月才恢复播出。1月15日，长春电视台停播。当月，武汉电视台停播。当年8月，哈尔滨电视台停播。全国一度只有上海和山西（一说是广州）两家电视台坚持播出。[7]
在“文革”造反、夺权风潮后，干部队伍被打乱，原有的组织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对此，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指出，在实行军事管制时期，地方电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辽宁广播局在1月14日实行军管；3月9日，西安电视台和当地电台一起被军管。与此同时，原来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个省台也经历了造反派“夺权”、军管之后先后停播。
夺权和军管带来了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动荡。1967年12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管。由军代表（毛德厚）主持电视台的工作。1968年12月26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35人、北京工人宣传队200人进驻广播事业局。1969年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长批准电视台成立三结合临时领导小组。1970年1月，任继胜等4名军代表被派到电视台组成台军管组。工宣队于1971年6月12日全部撤离，军宣队于1971年12月7日全都返回原部队。1972年10月，北京电视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党员代表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任继胜任组长。1973年1月，结束了在广播事业局持续实行五年多的军管，建立党的核心小组。1月3日，刘建功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任副台长，直到1976年。[8]
1967年1月18日起，上海电视台实行军管。1968年4月，电视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电视台。接着，电视台的全体工作人员被分为大、小两个班子，“大班子”集中搞“斗批改”，后来借“四个面向”的名义将一批技术、业务骨干排挤出电视台；“小班子”留在台内工作，一共38人，分属政治新闻、技术、行政3个组。[9]
（三）恢复播出
1967年2月4日，北京电视台在停播一个月后恢复播出。从这一天开始，电视节目开始除毛主席语录和头像外又出现了祝词和标语：“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先是每周仅在周六播出一次，遇有重大政治活动临时增加。
此时的电视台已是造反派掌权。恢复播出的电视节目也已面目全非。“文化大革命”前所制定的“宣传政治、传播知识、文化生活”的电视节目方针被斥责为“修正主义”。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节目一概被认为是“封、资、修毒草”而受批判、被撤销。“文革”前办的经济、文化、知识节目被否定和取消。《国际新闻》《故事影片》《体育转播》甚至《少儿节目》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文艺节目只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八个“样板戏”以及一些工农兵业余“毛泽东思宣传队”的演出，电影则是“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10]所有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来越趋向概念化、口号化。
北京电视台的播出从这一年的7月16日起增至每周两次（周三和周六）。恢复播出近一年后，1968年1月23日，北京电视台播出通知：“从本周起，电视节目固定每周播出三次，时间为二、四、六。每次播出从19点开始。”1970年10月4日，增为每周六次，除周日外每天都有节目。1971年10月4日，在历时四年半多之后，才恢复到每周七天都有电视广播。北京电视台早在1959年元旦起，播出就为每周六次（周一休息），1960年1月1日其播出时间增加到了八次，除每天都有节目外，星期天早上还增加一次播出。[11]“文革”期间，节目在这近四年中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
北京台之后，各地电视台也陆续恢复播出，并逐渐趋于正常。1967年初是北京电视台自试播以来的第一次停播，而大多数地方台则是继上次因经济困难停播后的第二次停播与复播了。1968年1月，天津电视台恢复自办节目，每周播出两次。当年4月，哈尔滨电视台恢复播出，播出时间不固定。8月1日，西安电视台恢复播出。10月1日，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每周播出一次节目。1969年1月，沈阳电视台停播两年后恢复播出。这一年3月，安徽电视台恢复播出，9月30日第一次转播了经武汉、黄山传送的北京电视台节目。[12]
二、“文革”报道
（一）“文革”新闻
恢复播出后，“文革”初期“创造”的新闻样式逐渐被“固化”下来。从中央到地方，如上海、天津、四川、江苏、辽宁、黑龙江等省级电视台，当时的政治节目主要是“电视新闻”“电视讲话”，其内容多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抓“活思想”、“破私立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批判修正主义等。观众把那时的电视新闻概括为“大批判、学习班；抓革命，促生产；工厂机器转，田间麦浪翻”。[13]新闻节目变成单调枯燥的画面配以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解说的僵化模式。
1967年1月12日，西安电视台被造反派夺权之后办起了每天20分钟的“造反新闻”，鼓吹“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反右倾”等。至3月9日，西安电视台被军管，“造反新闻”方才停播。[14]
北京电视台恢复后首次播出的新闻是“上海‘革命造反战士’欢庆中央贺电”。这一中央贺电是对1月9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发出“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及其“造反”行动的赞扬。新闻后，播音员号召“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一切大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过来，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15]
1967年4月20日，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实况。1968年7月23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电视新闻：“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当年9月7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当晚还播放了“工农兵文艺节目——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6]
上海电视台虽没有停止播出，但在那一段时间，却基本停止了自办节目，只有电视新闻仍保持拍摄播出，和北京电视台的相互交流也未中断。新闻除“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少量的外国元首来访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的内容外，充斥着“大批判”的宣传。当时，上海电视台还拍摄了—些宣扬“造反”的纪录片，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内容主要是红卫兵抄家）、《一月风暴》（记述“造反”活动，以天马电影厂造反派为主拍摄）、《砸烂联司》（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以及《扎根边疆闹革命》等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题材的片子。其他节目全面萎缩，自制节目大幅下降；1966年自制为26小时38分，1970年降到了8小时59分。[17]
电视新闻还成了“四人帮”政治阴谋的有力武器。他们直接指使、插手节目制作。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在他们的控制下，上海台所拍新闻的20%都有突出“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内容。如1971年，叶剑英陪同外宾到上海，电视记者拍了叶帅很多镜头，“四人帮”代理人十分恼火，以“不要喧宾夺主”为由，示意电视台把叶帅的一些镜头改换为突出张春桥的近百个镜头。1975年，王洪文回上海“避风头”，参加了国庆游园会，上海台奉命专门为王一人拍了一条新闻。而且一反常规，当天洗印、编出，当天发送北京。如此急急忙忙，是要赶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参加北京游园会的新闻之前抢先播出。[18]
“文革”后期，“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贤指令上海电视台要拍一条复旦大学“教学改革”的纪录片。当时复旦是徐景贤蹲点培养的所谓“批邓”的典型。纪录片摄制完成后，徐来审看时亲自为片子定名为《复旦在批邓斗争中前进》。[19]
对他们帮派之外的人，则极力降低规格，甚至无视。1973年上海电视台拍了十多条有关“十大”的电视新闻、1975年该台所拍有关四届人大的新闻片，两大会议报道中没有一条提到周恩来的名字和他所做的报告，只字不提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姚文元却借口只是“简短祝酒”，不准中央电台播出讲话录音，电视新闻片也不准用讲话全文。在画面处理上也是不同待遇，对他们不喜欢的人物，只给“小全”“画外音”；而对“自己人”则一律用近景和特写。[20]
随着“文革”发展，“四人帮”对新闻的控制也逐步加强。1969年1月1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其中规定：凡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凡中央报刊不发表的，电台一律不得广播。电视台也遵守同样的纪律。电视节目没有了自己的特点，电视台没有了自主选题、独立采制和发布消息的权利。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典型”、报道都是转自中央的“两报一刊”。
1969年的一天，陈伯达来到广播局，他指示：决不许播音中错一个字。加之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动不动就无限上纲，人们也不愿冒因播错一句话就被打成“反革命”，直播只好停止。为了确保安全播出，电视新闻的解说词都事先录在录音磁带上，播出时，影片和录音带同时播放。后来新闻片又改用配制好解说词和音乐音响效果的合成片。慢慢大家习惯了稳稳当当的录播，不愿也不敢因抢时效而冒风险直播。“文革”期间新闻节目的播出，每条新闻间的衔接均是由美工写的字幕来串联，甚至重大的新闻公报的播出也不用播音员出图像播音。不仅形式单一，美工的工作量也因此大大增加。[21]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在电视新闻历史的早期严重破坏了其“新闻传统”。将电视画面、声音等特定表达形式畸形“政治化”，导致各种异常的“理解”。如把镜头的大小、多少，时效的快慢等因素都搞成隐晦的政治表态、褒贬和斗争的手段。他们还在没有正常程序的前提下随意剥夺媒体的报道权，并鼓励了媒体的“下限”操作：只要不出错，无论新闻。这些做法，毒化了电视新闻的空气，且“遗毒”深远。
（二）对领袖活动的报道
当年，对毛泽东的一切活动都采用最高规格报道，用词、镜头、长度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每条的重播率也都高达几十次。
每当节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便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这便是电视台的头等大事。整个活动的中心是毛主席，因此如何拍好毛主席形象是全台上下极为关注的课题。这光荣的任务本应由李华等北京电视台专业时政摄影师随身拍摄完成，但天安门城楼上领袖前面空间有限，无法正拍，只能侧摄。于是就有人动脑筋，从国外进口了长焦距、超长焦距的望远镜头，其长度可以拍半个太阳的特写。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边，架起无数“大炮”似的长焦距镜头来摄取毛主席的近焦特写，其场面可谓壮观。北京电视台记者戴维宇有幸被选定远距离操纵“大炮”。每次庆典，从开始到结束，他都要一刻不离地把镜头对准天安门城楼，摄取毛主席的一切情绪瞬间。透过长焦镜头，他清楚地看到“神采奕奕的毛主席脸上瞬息神态，谁也不可能像‘大炮’那样贴近领袖，去观察他的放大了的细微神情，我真可谓得天独厚”。[22]
1966年7月，毛主席畅游长江，被新闻界当作“特大喜讯”。8月13日，由武汉电视台拍摄的《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电视片由北京电视台复制完成，并开始在节目中反复播放。还制成拷贝寄送全国各地方电视台和外国电视机构。
1966年8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欢呼和祝贺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两天前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都没有记者在场，故未能采访。11日凌晨两点，中央办公厅一局给广播事业局送来批评大字报。广播局立即派出广播和电视记者到中央接待站日夜驻守。8月11日上午10：25，中央电台在10点收到定稿后，连续播出两遍“毛主席会见欢庆‘十六条’发布的首都革命群众”的消息。北京电视台也于当日上午的暑期少儿节目里全文播出。[23]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臂带红卫兵袖章，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万“红卫兵”和群众。林彪在会上讲话，鼓动“造反”，号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手臂如林，红卫兵小将热泪横流、欢呼雀跃。北京电视台转播了这次“首都和全国各地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的实况。但在转播之后没有播放新闻纪录片，致使抗议、质询接踵而至。一中学红卫兵甚至发来“最后通牒”。
此后，9月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直到11月25日，几乎是半月一次，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了1300多万人。对这8次接见，北京电视台都做了重点报道，其中，五次转播了实况，其余三次拍摄了电视新闻或电视片，反复播映。[24]
“文革”期间，在摄影记者队伍中形成一种风气：毛主席出现时，镜头拍得越多越好。有人甚至把拍摄数量作为衡量记者对毛主席感情的尺子，于是就不惜血本、不计代价地借“机”表现。很多摄影记者便不停地转动手中的摄影机，昂贵的进口胶卷像流水一样被用掉。因此，凡是毛主席参加的活动，都会出现记者“混战”的局面；对此，毛主席多次表示不满，周总理也非常担忧。
1967年夏天，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一个军事代表团时，摄影记者虽然不多，但拍摄时间过长。摄影机的噪音、灯光的照射，再加上记者之间的拼抢，严重影响了宾主的正常活动。毛主席发了火，把所有记者从接见大厅轰了出去。事后，周总理召集记者们开会，他非常严肃地批评说，这是“老子天下第一”，好记者不能“量中求质”，而要“少而精才算过得硬，”[25]但在那时的空气下，谁能“少而精”？只问动机不问效果的形式主义、表面化也成为记者行动的“准则”。
（三）实况转播
“文革”中例行的五一、十一庆祝游行都依然直播——这是当时极少数不变的内容。只是1971年林彪事件后将庆祝形式改为游园。如1972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上午转播的是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游园联欢实况，转播地点为中山公园和颐和园。此外，“文革”期间特大型集会、活动增加，此类的电视大型实况转播也随之增加了。用此方法，把当时“重大活动”的影响面扩大，形成全国效应，是一种宣传手段。当然“文革”以前经常直播的各类剧场演出及体育比赛都取消或大幅减少了，总的直播量少多了。
大型直播中首先是对毛泽东活动的反映，如上述对红卫兵的接见；还有一些其他活动的直播。1967年4月20日，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实况。5月23日，转播了首都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的实况。10月1日，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首都50万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和游行的实况。[26]
还有一些抗议示威集会的直播。1969年3月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首都百万军民声讨苏联侵犯我国领土和武装挑衅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实况；以后几天又播放了全国各大城市群众游行示威的新闻纪录片。还一连五天播出了各界人士的抗议讲话。1970年5月21日，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天安门前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实况，全国十家电视台同时转播。[27]
“文革”中，北京电视台还创造了“讲用”转播节目。他们克服“派性干扰”，到工厂、农村、部队转播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谈学习毛泽东思想心得体会等活动。在此期间，电视车曾到过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维尼纶厂、第一机床厂、国棉纺织厂、红星人民公社场院、东高地部队营地进行转播。还曾到天津海河边，将摄像机架到军舰的甲板上，转播海军战士的讲用会。每次转播，都要安装微波天线，例如到国棉二厂转播时，天线要架设到30米高的大烟囱上，要靠人攀梯爬上去，将大三脚架、直径1.2米的抛物面天线和机头吊上去、固定好，还要顶风试机对好方向。在这种时候，负责微波传输的同志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使这些转播得以实现。此外，电视台转播还得到邮电部和北京市电话局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通讯和电视伴音传输保障。[28]这也是“文革”电视一景。
直播批斗大会。在各地电视台纷纷停播之际，上海电视台发明了直播“电视批斗大会”，它开始于造反夺权的高潮期。1967年1月6日，上海电视台秉承张春桥、姚文元当天关于“电视宣传可以宽于报纸，大于广播”的指令，第一次电视直播了“造反派”组织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从此，张春桥一伙夺了上海电视台的权，宣布上海电视台得到了“新生”。“电视批斗大会”一发不可收拾，一共开了100多次，当年就召开了51次，平均一周一场。[29]
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如陈丕显、曹荻秋等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领导和文化艺术名人，在“电视批斗大会”上“示众”，被揪头发、挂牌子、搞“喷气式”，乃至罚跪后再“踏上一只脚”。电视台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镇压人民群众的“全面专政的工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1968年3月、4月被接连两次开了“打贺电视大会”。贺在直播“批斗”中敢于坚持讲真话、不对无端的迫害低头，致使“批判”无法进行下去，反而使他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得到了与社会沟通、与流行唱反调的机会。这是“四人帮”及其爪牙事先没有想到的，使他们尝到了直播中不可控因素的厉害。事后，直播成了一根异常敏感的神经，广播局做出了“不许直播”的规定。
（四）会议报道
会议新闻报道也是报道的重中之重。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12日上午，北京电视台通知记者宋朝彦和李华采访拍摄下午大会闭幕的重大新闻。这是电视台记者第一次采访党代表大会之外的中央会议。他们到达现场，感受到肃穆和紧张的气氛。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114人以及列席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首都高校的师生代表（聂元梓等）47人陆续到场。主席台上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但他们见面都不说话、也没打招呼。约20分钟后，毛泽东和林彪、康生等人到。林彪主持会议，康生宣读全会决议：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刘少奇由其中的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宋朝彦不停顿地拍摄下了会议进程。而“刘少奇同志那种吞云吐雾的大口抽烟和旁若无物的神情”使他终生难忘。[30]
1969年4月1—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秘密的状态下召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巩固已有成果。之后整整一个月，北京电视台投入“九大”宣传。开幕式的电视片长达17分钟，在电视中一再播出，每天晚上都播出3次以上，10天时间共播放了38次。片子还分寄日本、阿尔巴尼亚等14国，并赶制了160个拷贝，寄全国播放。6月下旬，北京台将大会开幕式、4.14全体会议和闭幕式三部电视片，加上庆祝五一的电视片共204个拷贝分送51个我驻外使馆和代办处。[31]
在“九大”报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北京电视台在会议期间送审4月14日大会发言新闻片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都没提意见，只有江青冷不丁儿地问了一句：“编导到现场了吗？”编导刘效礼回答：“没有。”江青又问：“你为什么不到现场呢，你应该到现场去指挥！”当时，只有时政组的资深摄影记者能到现场，而刘效礼到台才两年多，他作为“学生怎么能指挥老师呢！”但正因为江青这句话，他便在24日闭幕式时坐在了现场最后一排的座位上。[32]江青这里提出的编导要到现场、指挥摄影记者这个意见在报道组织中是正确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一些工作程序、机制不太符合新闻规律，编、拍倒置，摄影第一。
1973年8月到9月，党的“十大”召开。这期间，北京台共拍摄彩色新闻片约35分钟。《十大新闻公报》播出4遍，《十届一中全会公报》播出6遍。[3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引发了中华大地的极度混乱。媒体因都属于文化事业而首当其冲。大批判首先在媒体上展开，电视中正常的节目秩序被完全打乱。已有形式被完全否定，其结果竟导致了停止播出。恢复后的节目不但没有什么新的气象，反而是形式更为单一、内容更为狭窄，甚至完全变成了一种迷信和批判的程式和模式。组织机构上实行了长达5年多的军事管制。到军管结束前后，节目量才仅仅恢复到接近“文革”爆发前的水平。由此可见，“文革”对电视事业来说是实际的倒退。
“文革”创造的形式：造反新闻、转播讲用、批斗直播都最终成为这段荒唐历史的记录。而直播效果的难控，使它此后在很长时间中成了“烫手的山芋”，变成了“禁区”。“文革”中，“四人帮”政治化、符号化了一切形式，将电视镜头的大小、时间的长短、画面的多少都作为其隐晦的表达手段，扼杀了其中的文化精髓，遗毒深远。
在政治阴谋登峰造极的同时是对领袖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被盲目崇拜冲昏头脑的记者们无所不用其极、不计工本地突出、表现偶像。“文革”是群众的运动，大型群众集会的增加使得电视大型转播也相应增多。记者们在“文革”中见证了很多历史关头，如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
江青在九大报道中提出报道要以编导为主的意见和陈伯达当年提出的“不准播错一字”的指令也都歪打正着地为电视操作带来了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