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重大变化
这一节涉及的四个话题：开播彩电、创办《新闻联播》、与“四人帮”斗争、粉碎“四人帮”，都是“文革”后期电视发展或是影响电视新闻发展的重大事件。当然，从技术发展来讲，卫星电视也是巨大的技术发展，但它始于此时期、完善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阶段对国内的节目还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影响。而彩电则既开始又完成于这一时期，因而选入。创办《新闻联播》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微波线路建设则是其基础，故放入这个部分。与“四人帮”的斗争虽然涉及全国各行各业，但与电视新闻界有着特殊的关系。
一、开播彩电
彩色电视诞生于二战后的美国。1950年3月29日，美国的NBC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个三色合成彩色电视显像管[92]，这家电视机构于1954年率先开始了彩色电视广播。
1968年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了一个发展全国电视广播的设想，根据毛主席“外国有的我们应该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应该有”的指示，邀请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四机部协同广播局试制磁带录像机、研究彩色电视制式。把发展电视技术当成政治任务。
1969年4月15日，江青在审查节目时说：你们电视落后，已老掉了牙齿，人家都在搞彩色电视了，你们还是黑白电视。4月18日、7月23日、7月24日主持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也三次指示让电视找差距，提出发展方向，搞具体规划。[93]
1970年1月16日—2月1日，全国电视专业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会同工业电信部门、四机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部、国家邮电部电信总局联合发起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适当发展黑白电视的同时，集中主要技术力量去研发彩色电视。会上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电视发展较先进的地区建立彩色电视制式“攻关会战”点。这时将创办彩色电视再次提上日程，20世纪60年代初研制的彩电设备因长期搁置都已经报废了。
不同于1959年时的仿制，这次搞的“彩色电视会战”，是要靠群众运动来“研究”新制式，不使用世界上已有的三种制式（NTSC、PAL、SECAM），一定要创造“自己的”制式——哪怕差一点儿。攻关首先对三种已有彩电制式及其设备、器材进行研究和比较。试制中，为了不“崇洋、爬行”，又不去查文献，闭目塞听，结果试验了40多种制式，都是人家试过并否定了的。会战进行了近一年，各会战点采用国产元器件制造出了各有特点的彩电设备。1971年8月，各会战单位把各自研制出来的彩电设备都运到北京广播学院，在那里进行了试播展览和彩电研制经验交流会。然而，未能收到预期效果。[94]
在研制中，1971年，研究人员曾提出一种压扩时轴的分量传输时间分割制（简称斗链制），并用模拟的办法验证了原理，它类似于国外后来的MAC制，是比较先进的制式，但当时由于国内没有“斗链”器件，无法实现。想要发明自己理想的制式需要长时间的认真研究，不是这样盲目地闭门造车能成功的。当然，这次“会战”也在全国起到了技术练兵的作用。[95]
1970年年底，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彩色电视攻关经验交流会。会后，国务院批准筹建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四个彩色电视试播台。按此精神，上海市委批准建造上海彩电中心。征用南京西路651号、原上海市体委的篮球场、排球房等，并委托同济大学和上海市民用设计院设计演播大楼和电视铁塔。在建造彩电中心的同时，积极筹备制造和引进彩电的配套设备。1972年2月，上海试制的彩色电视试验台中心设备运至北京电视台并安装完毕。[96]
1971年12月3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在向姚文元汇报彩色电视情况时显然流露出畏难情绪。姚说，彩电一定要搞，设备问题有困难可向国务院汇报……应该向主席汇报。广播局负责人说，主席很忙，……这一点小问题不好惊动主席。姚说，这事也不小，应该向主席汇报，主席很关心。
1972年年初，美国记者携带卫星地面站、彩电转播车、彩色胶片洗印机等大批设备先期来华，为其总统访华报道做准备。尼克松的到来，特别是跟随他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庞大采访队伍及其设备的到来，使中国电视工作者痛切地感到了自己与美国同行技术上的差距。[97]
1972年4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国务院业务组提交了“关于进口部分彩色电视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当前彩色电视设备正处于研制阶段，有些主要设备和关键器件近期内难以达到广播使用水平。为此，拟进口部分彩色录像设备、电视转播车（包括全套彩色电视转播设备）、彩色洗片设备及附属设备、备件等，以应急需。所需投资建议列入国家计划。这些设备约需外汇170万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设备，共计人民币1220万元。
1972年9月，中央对发展彩色电视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国家计委安排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河北、广东等省和直辖市试制首都彩色电视试播设备的任务。并于10月14日派出以王枫为组长的电视技术考察组，到西欧五国（法、荷、英、联邦德国、瑞士）考察。根据考察结果结合中国当时黑白电视状况，多方权衡，决定暂用与黑白兼容的PAL/D制式（1982年正式确定为中国彩电制式）。据考察组成员、早年在苏联学习彩电技术的许中明回忆，他在考察后撰写的制式比较报告中解释称：当时我国的微波电路质量较差，传不了美国的NTSC制彩色电视（1959年我国试制时使用的制式）信号，而PAL制在技术上较优，适合于我国多山的条件，采用的国家也较多，因此确定选用。随后决定在北京电视设备厂和上海广播器材厂对PAL制彩电设备分别进行试制。为此，中央批准拨给相当数量的外汇款，供选购和研制设备。[98]
当年，北京电视台首次从联邦德国引进了2英寸带4磁头的录像机和彩电中心设备，又从美国引进了10套录像设备。随后，进口了日本产彩色影片洗印机和高温快速彩色反转片洗印设备。1973年，北京电视台第一次从日本东芝公司引进了两辆三讯道彩电转播车。中心设备使用的全部是半导体器件，且可以做一些较复杂的特技操作。电视台派出技术队伍赴日本学习培训。1974年北京台又从英国引进了一辆四讯道彩电转播车。
经过半年多的奋战，1972年年底到1973年年初，北京电视设备厂、上海广播器材厂等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克服种种困难，研制出一辆三讯道的转播车。于是，北京电视台采用国产彩电设备建立了一座彩电试播台。至此，北京电视台共有四辆彩色电视转播车，其中国产、英国产各一辆，日本产两辆。[99]
中央、国家高层领导对彩电建设都非常重视。1973年2月23日，毛泽东亲自审阅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彩色电视试播筹备工作的简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都有指示。2月18日，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在看《毛主席会见基辛格》一片时也催问：彩色电视节目五一能不能播出？[100]
1973年3月30日下午，北京电视台对上海试制的中心立柜、导演控制台、两部35毫米电视电影机、一部幻灯机、一部摄像机和北京试制的一千瓦彩色发射机，以及从电视台到发射台的传输电缆和改装的进口彩色接收机进行了第一次开路连通调试，彩色电视试播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973年4月14日起，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连续开机试验播出彩色电视，从19：30到20：30，播出了纪录片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场。此后，每周二、六晚上19：30试播少量彩色节目。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开始利用彩色录像设备录制节目，积极为彩色播出做准备。
1973年4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看彩色电视试播节目时，看到图像中间有一块黑斑，让秘书询问电视台得知是电视摄影机用的飞点扫描管有一块荧光粉烧坏了，因管子不多，试播时没有换新的，总理听后说：新的不多可以买，试播也应该认真搞好。李先念看了彩色电视试播后，打电话给国家计委和四机部负责人，让他们主动与北京电视台联系，帮助解决困难。[101]
前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1973年5月1日，我国彩色电视开始试验广播。北京电视台用8频道面对首都观众试播。当天从19：30到21：00结束。播出安排在每周二、四、六、日的晚上，遇节假日白天增加播出。当时北京可供使用的彩色电视机共有100多部，同时，天津无线电厂研制出我国第一批彩色电视机。[102]
电视科技不断进步，转入彩色时代。1972年初，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北京电视台试拍了彩色电视片。随后，新闻片等各种播出片，都改用彩色反转胶片和反转复制胶片。[103]
彩色电视试播一周后，1973年5月8日北京台播放了彩色纪录片《欢庆五一》，片长35分钟，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电视纪录片。以后毛主席会见外宾也多用彩色胶片拍摄。这标志着电视新闻从黑白到彩色的过渡。1973年以后，彩色胶片逐渐取代了黑白胶片。用彩色电影胶片制作电视节目的方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104]
1973年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每周播出两次（周三、六），成为第一个播出彩色节目的地方台。从8月7日起，北京电视台每周二在京沪微波干线上传送彩色电视节目。上海电视台则用8频道不定期试转北京彩色节目。当时上海仅有69台彩色电视机。金星金笔厂（上海电视一厂前身）放置的3台彩色电视机前，观众达千人以上。中华造船厂职工食堂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前，有观众700余人。观众第一次看到绚丽多彩的电视屏幕，欢欣鼓舞、反响热烈。[105]
当年10月1日上午8：00，天津电视台彩色电视也开始试播，并试转了北京电视台彩电节目。成都电视台也于年前开始了彩色电视试播。至此，我国彩色电视广播开始形成规模。[106]
1973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转播了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游园活动的实况。这天，北京电视台通过微波向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等地试转了彩色电视节目。至此，我国初步形成彩电广播规模。这一天转播使用的是国产彩电转播车和录像机。同时，中国电视工业系统从元件、器件到整机，从发射设备、中心设备到电视接收机等，其研制和生产都已开始。[107]
1974年2月，经过近3年时间建设，上海电视台彩电中心建成。它包括演播楼、发射机房、微波机房和电视发射塔。演播楼内有600平方米、300平方米演播厅各一个。演播厅内主要设备有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彩色电视摄像机、上海淮海无线电厂生产的中心立柜，演播室内的半自动化照明设备保证色温在3，200K左右，可以满足彩色的准确表现。发射机房装有两台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10千瓦彩色电视发射机。微波机房有上海医疗器械厂生产的微波机。电视发射塔高210米，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塔上装有上海市广播事业局设计制造的6层蝙蝠翼5频道发射天线和8频道双环天线。[108]
1974年下半年，上海电视台从新永安大楼迁到南京西路651号彩电中心新址。同年12月26日，其启用新彩电中心。8频道除每周播出3次自办节目外，还转播北京电视台彩电节目。1975年9月，安装了第二套彩电中心设备，专门供5频道自办彩电节目使用，从而使上海台成为全国省市级电视台中，第一家全部频道配备彩色电视设备的电视台。
上海电视台最初用彩色胶片是在1974年。摄影记者用美国柯达负片拍了一部纪录片，洗印人员和上海几家大照相馆技师合作，作为一项攻关项目，第一次试验洗印彩色片成功。1975年下半年，购进由上海电影机械制造厂试制的洗印机，实现了机械操作。这一年起，上海电视新闻开始采用国产彩色片，到1978年结束了黑白新闻片历史。
1974年5月8日，北京电视台彩色节目由每周4次改为每晚播出。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转入正式播出。上午对全国转播了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部分游园活动的实况，晚上播放了焰火晚会实况。当晚还播放了9月30日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的电视新闻片。这是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109]
1975年1月，北京电视台将通过微波用黑白、彩色信号交替向全国各地传送节目改为全部传送彩色节目。1977年7月，北京电视台两个频道播出的节目全部实现了彩色化。
1975年5月，上海广播器材厂将上一年开始研制的彩色电视转播车交付上海电视台使用（编为1号车）。车上配有三个讯道，除一些关键器件进口外，其他都用国产元器件。这是中国第一辆国产彩色电视转播车，一直用到1985年。1975年，上海淮海无线电厂又研制出一套彩电中心系统设备，供北京电视台使用。
当时除北京电视台和上海、天津、广东等少数几个台外，多数地方台的主要节目仍是黑白片制作的。这是由于彩色胶片供应不足和缺乏彩色洗印力量造成的。后来，地方台节目过渡到彩色，主要是用彩色录像实现的。[110]
从国外引进彩电生产线还有一次特殊的曲折经历。1973年12月，为引进美国的彩色电视生产线，四机部派出赴美国考察小组，在接触中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礼物——玻璃蜗牛。江青知道后，跑到四机部，无中生有地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他们是在侮辱我们是‘爬行主义’！”她让把蜗牛退回去，坚决回击“美帝国主义的挑衅”；还让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为此事，四机部领导被迫检讨。周总理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责成外交部了解美国送蜗牛的用意。经多方了解，原来美国人赞许蜗牛的毅力和耐力，认为它是顽强与力量的象征；而这个玻璃蜗牛确系康宁公司的圣诞礼品。至此，江青制造的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平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蜗牛事件”。但是经考察认定适合的彩电生产线引进一事却因江青的干扰而搁置，中国的彩电工业生产为此推迟了几年，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111]
经历了几番曲折，中国终于实现了彩电播出。但是正如中央电视台原副总工程师许中明后来所说：彩色电视发展以来，摄、录、编、播的主要设备几乎全部进口，久之视为当然。在我国电视后来的大发展中，进口设备不可胜数。确实是将“巨大市场拱手让人”，并同时失去了这个电子技术创新、开发的主要阵地。[112]
刘少奇同志早在1956年5月28日听取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开办电视广播问题的汇报时就说过：“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自己生产。”可见少奇同志的主张确实非常正确。占世界人口比例五分之一的中国应该能自己生产制造摄、录、编、播设备，这将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扎实发展的物质基础。另外电视相关技术是电子技术开发的一块前沿阵地，掌握它能使我国在这个领域掌握主动。最实际的是这一产业会为我国带来众多的就业，而且会为电视业和国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二、创办新闻联播
（一）微波建设
技术进步为电视新闻发展创造了条件。微波技术是第一种使电视节目走出狭小地域，走向广阔空间的覆盖方法。
1964年5月，北京——天津的60路微波试验系统建成。北京、天津两家电视台传送黑白电视节目试验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条用自己研制的设备建成的微波接力线路。这是一种后来被称为“小通路”的微波线路。[113]
1969年，可以通过微波收转北京电视节目的又有了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市。此后邮电部加速了微波干线建设。1970年9月15日，北京到西南地区的600路微波干线成功开通，重庆到成都的60路微波线路也同时开通。当月底，又建成北京至广州的微波干线。东北三省联合建设的微波线路也开通了。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江西、四川、广东、湖北、河南、湖南、辽宁等15个省市、自治区可以收看到当天的北京电视台节目。[114]
从1971年起，中央广播事业局电视系统正式向邮电部租用国家微波干线，向全国14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传送北京电视台的节目。1974年，我国通过大通路微波干线正式向全国传送PAL/D彩电电视节目。当年11月，京沪杭、京广、京成渝三条微波干线正式投入使用，沿线更多的地方台开始接收北京电视台黑白与彩色交替的电视信号。[115]
1975年1月，节目传送全部改为彩色信号。当年5月，北京电视台通过微波线路向全国20个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传送天安门广场“五一焰火晚会”实况。同时，北京电视台也开始转播部分省、市、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在邮电部的协助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联结各主要城市的电视播出网已初具规模。
如上海电视台1974年开始试验转播北京电视节目，先使用小微波，后从上海电视台到电信部门泰兴大楼上海微波站之间敷设了同轴电缆，1976年9月1日起正式使用该电缆，为上海与北京两地直接传送电视节目。1976年9月在上海举行全国乒乓球邀请赛，上海电视台首次将彩色实况信号，通过该电缆送往微波站，将电视信号送到北京转发到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6]
1976年底，通过微波线路、转播台和差转台，电视覆盖面已达全国人口的36%，理论上将近3亿人可以收看到电视。[117]
（二）创办《新闻联播》
微波传送范围的逐步扩大，微波网络的形成，为电视新闻实现联播提供了技术手段和传播条件，使得开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有了可能。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电视节目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118]
1976年3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创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会议提出，为了丰富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更好地发挥宣传作用，应集中全国电视台的力量，开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姚文元在会议筹备期间打来电话，要求会议“联系电视战线实际批邓，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右倾翻案风”。在他的授意下，会议后期转移到上海，主题也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会后，北京电视台成立了由台宣传组和新闻部部分同志参加的筹备小组，着手筹办面向全国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119]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各地协作下开始试播《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第一期节目的串联单是这样的（如表3-1）：
表3-1 北京电视台《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第一期串联单
节目总时长为30分40秒。从这个节目单可以看到，前三条是由地方台提供，后四条是北京台自己采制。除了两条外事新闻较短外，其他新闻的篇幅都很长，一般在5分钟上下，仅7条新闻的节目就长达30多分钟。
这个节目当时播出时仍沿用《电视新闻》名称，一般播出10—15分钟，每次不超过10条新闻，每条长度在4—5分钟。报道范围只限国内，没有国际和口播新闻。新闻内容仍以政治宣传为主，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报道选题局限、狭窄，内容节奏缓慢、冗长、拖沓。在新的使命下，还没有题材、形式上的探索开拓，因袭了太多程式化、教条化的框框，与以前相比无显著变化。应该说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理想的起点，但却是当时电视新闻产品的真实状态。它毕竟开了一个头。这就是后来《新闻联播》节目的雏形。
首先，形成这一不理想状况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其次，技术仍是一个掣肘因素。虽然此时北京台的彩色信号已传至全国26个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而且早在1965年便已通过微波与天津台互传新闻。但在1976年，我国新闻的专用微波传送渠道尚未开辟，新闻传送大多还需要通过影片邮寄，其时效仍然很差；转播节目线路也不畅通，各地收转新闻联播的工作还很不正规。[120]
在新闻来源上，北京电视台和地方台从建台开初就建立起了互相支援的密切关系。北京台向地方台提供重要的全国性新闻，并成为地方台培养记者、编辑的基地。地方台则把本地重要、新鲜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台寄送。“文革”中，军代表曾经提出，给新闻部50个名额，在各省建立记者站，被新闻部谢绝了。新闻部认为：多少名额都不如与地方台合作的力量强。后来，为在《新闻联播》和《祖国各地》这两个栏目中发挥地方台的作用，新闻部多次与地方台开会研究栏目的改进和创办方案。这两个节目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与各地台长期合作的结果。无论是在制订计划、重要新闻和大型纪录片的编辑制作上，还是到地方上采访，他们互相支持与合作，成为联系密切的整体。[121]
三、人民的悼念 与“四人帮”的斗争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激化了人民与“四人帮”的矛盾，引发了与他们短兵相接的斗争。电视记者亲身参与、见证了事件。
在总理去世时，电视台的记者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是在去世前几个月的1975年9月7日，他在305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维尔德茨。照例有电视台记者采访拍摄。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记者们看到，心里都非常难受，他们流着泪拍完会见。之后，全体工作人员同周总理合影留念。拍完后，周总理以平静的口吻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往我脸上打‘×’！”这句话让大家很震惊。[122]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正在大会堂拍摄李先念同志会见外宾新闻的记者，最先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大家都异常悲痛，同时积极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1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开机，于凌晨4点12分广播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和《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并放哀乐。北京电台（国际台）也用多种语言从5点起播出讣告，并放哀乐。北京电视台黑白、彩色两套节目在预告节目后，播出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哀乐及周总理遗像；并与另两家中央级台同样撤销了全部文艺节目。[123]
而“四人帮”对媒体关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从内容到播出次数上都加以限制。9—18日，姚文元连续多次指示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周总理报道的规格只能略高于康生，讣告“比康生、董老逝世时多播一些”，文艺节目不停播，只是少一些，只在追悼会当天停止文艺节目；另外，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悼念活动和文章。姚还不准北京电视台播放治丧委员会名单，不准播放较长时间的哀乐，不准播放群众哀悼周总理的悲痛镜头，不准播放关于周总理的资料片。对电视台播出配有哀乐的周总理遗像，姚文元十分恼火。外国电视机构送来各国人士到中国驻外使馆吊唁的新闻片，北京电视台原打算在《国际新闻》中播出，姚文元批示：“不播。”他说：“超过中央规定的活动不再安排。”[124]
在这种情况下，电台要求停播文艺节目、派记者采访都被姚否定了，北京电视台要求通过卫星转播悼念活动也未获批准。10日、11日两天，除摘发外国领导人的唁电外，没有其他治丧消息。在讣告播出后的几天里，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对人民的感情和愿望，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也都没有反映；在节目中也没有播出有关悼念活动的报道。因此激起群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广大群众气愤地给电台、电视台写信，要求报道大家的悼念活动。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人们在严寒的冬季，在冰天雪地中排着长队。当看到安睡在鲜花松柏中的周总理时，人人泣不成声。记者们抓取着感人肺腑的镜头。[125]而没被拍下来的是那几天在天安门广场长时间默默肃立、痛哭失声的成千上万自发赶来悼念、又无法进入现场瞻仰周总理遗容的人们。
记者们不顾在第一线日夜拍摄的劳累，胶片送去洗印之后，谁也不肯回家休息，都等着看样片、帮后期制作的同志找镜头、编片子。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把编好片子作为对总理最诚心的悼念。《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完成了，片子把群众对总理怀念的感人情思充分表现出来，情真意切、扣人心弦。
从片中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虚伪地表演、突出自己。姚文元还逼着电视片加上他和邓颖超握手的镜头。审片时，“四人帮”百般刁难。姚文元下令对片子大删大改，以“化悲痛为力量”为借口，命令哭泣的镜头不能用、流泪的镜头不能用、动作大的镜头不能用。特别是郭兰英和郑凤荣，在极度悲痛中晕倒在灵堂前，更要剪掉。把一部感人肺腑的电视片砍杀得平平淡淡。1月12日19点，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新闻片，共15分钟，播出3次。播出时，片子面目全非。许多感人至深的场面被剪掉，大量激动人心的近景、特写不见了，记者们被激怒，大家决定顶着压力继续拍摄，一个细节不落地记录下全部悼念活动和感人肺腑的情景。[126]
第二天，“四人帮”下达指令：“昨天播出的新闻和专题中哭的镜头太多。要化悲痛为力量嘛，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编审人员在制作第二辑专题新闻片时，不得不删除几个哭泣的镜头。第二辑播出后，姚文元打电话命令停播。但由于北京电视台已经在《北京日报》刊登了播出预告，他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广播局“干扰了中央的部署”。后勉强同意再播一天。
悼念的人们还是冒着严寒，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静静地守候在长安街两侧痛哭。1月11日，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虽然是傍晚时分，又正值严冬时节，寒风凛冽，但是首都数十万人怀着悲痛的心情，站在十里长街两旁向总理遗体告别。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在寒风里蜿蜒数十里，夜幕里，他们目送系着黑纱的灵车驶往八宝山火葬场。这形成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史无前例的群众性悼念场景。记者们用摄影机拍下了这痛别总理、感天动地的一幕。[127]
北京电视台记者用对总理的深厚感情拍摄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是人民的情感、群众的意愿，“四人帮”却完全无视。他们要求片中哭的镜头不要、外地悼念活动的镜头不要，甚至灵车通过天安门的镜头也不要，最后干脆下令不准播出，并要封存全部胶片。后来电视台经当时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同意[128]，多次在台内大放映间播放此片，请外来同志观看，并将其妥善保存。
1月12日，上海电视台记者多人不顾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禁令，分七路深入上海市军民自发悼念周恩来逝世的集会现场，拍摄制作了一部长18分钟的纪录片。送审过程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党羽以“不准出现灵堂” “不准出现群众痛哭的场面”等规定，强行将该片剪辑得只剩6分钟，并下令只许播出一次，不准重播。[129]
1月16日晚，北京台播出了《首都人民吊唁周恩来总理》的电视新闻片（22分钟），播出3遍，并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就在送总理之时，中央电台在“四人帮”的授意下照旧在播放音乐和“样板戏”，激起听众的极大愤慨，群众打电话表示抗议。在这个月里，包括电视台的新闻媒体都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强烈要求转播追悼会实况，指责电视台对周总理的悼念没有充分报道。[130]
同时，由于周总理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他的去世也带动了电视走向世界的步伐。周总理逝世当天，外交部、邮电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分别收到美国NBC香港分公司、日本电视网、NHK和东京放送（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Inc，TBS）等机构的电话、电报，要求通过国际通信卫星转播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中央广播事业局于当日向国务院紧急请示，建议通过卫星向世界转发有关的电视报道。对这一请示姚文元执意不批，但第二天获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的批准。于是电视台的同志日夜奋战。北京电视台1月12日、15日当晚和16日夜间，通过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上空的通信卫星，向全世界播发了周恩来丧事活动的3条彩色电视纪录片（向遗体告别、吊唁、追悼会）。接收这些新闻的有日本、巴基斯坦、伊朗、菲律宾、埃及、苏丹、英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欧广联和维斯新闻社收录并转发了报道。这是我国电视台首次通过卫星发送新闻片。[131]
这一年还有几位高层领导人去世。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7日，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后，北京电视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朱德委员长逝世的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并播放了哀乐。7月12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沉痛哀悼朱德同志逝世》的电视片。第二天重播，每晚两次。片子通过微波线路被传送到23个地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还向5个不能直接转播北京台节目的地方台寄送了片子，还将片子寄送到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日本、英国等8个国家。[132]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当天连续广播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公告，并放哀乐。9日到22日治丧期间，北京电视台集中报道了治丧活动，文艺节目一律停播。12日到20日，北京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国外播送关于悼念毛泽东主席的电视报道。接收的国家和地区有26个。维斯新闻社向137个订户转发了内容。北京电视台还向一些国家寄送了电视片。
这一次也碰到了“四人帮”的干扰。在哀悼的日子里，电视工作者为了尽快编辑一部系统、深入的大型纪录片及时在全国放映，想尽办法，集中人力物力，把仅有的一间放映室临时改做编辑室，使编辑、放映集中，以便节省时间。但影片却迟迟不能通过审查，“四人帮”常常别有用心地挑剔。审片时，有关人头的大小成了大问题，不是“这个拍大了”，就是“那个人为什么那么小”，甚至说记者拍的“王洪文情绪不好” “江青镜头要大些”……弄得大家焦头烂额。记者、编辑们在放映间干了7天7夜，饿了啃口馒头、困了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由于紧张、劳累、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大家都熬瘦了，有的人还累病了。局长邓岗也睡在办公室，跟大家一样不能回家。“四人帮”逼着记者把大量的录像重看一遍，从中寻找他们需要的镜头，找到以后，经几个昼夜的试验，在解决了技术难题后，将录像画面转到胶片上，复制出几个质量极差的镜头，但总算通过了审查。[133]
四、粉碎“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抛出了“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遗嘱。从9月16日到30日，姚文元三次要求广播事业局将“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贯穿到各类节目中去。[134]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打电话将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叫到怀仁堂。耿飚被告知当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已被一举粉碎。华国锋和叶剑英向耿飚交代任务，要他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广播电台去，“要迅速控制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华国锋当即写了一纸手令给耿飚，让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等接受他俩的领导。[135]
近22时，耿飚、邱巍高等来到广播大楼，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还在办公室，耿飚请他通知广播局领导班子到局长办公室，说有事要商量。同时，邱巍高等已在电台直播室、机房和制高点加强了岗哨，控制了要害部位，并且向驻广播局的部队做了动员。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上，耿飚宣布了华国锋的手令，要求在广播电视宣传上，不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23时40分，邓岗通知各部门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对内对外广播的各编辑部连夜检查节目。
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欢腾。10月18日，中央通知有关“四人帮”的照片、画册一律不得展出，有他们形象的影片不得放映。[136]
1976年10月21日起，三大台相继播出了首都和全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重大胜利的消息。1976年10月22到23日，首都15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盛大集会、游行。23日和26日，北京电视台通过三大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向国外播放了记录这一盛况的电视节目（15分钟和20分钟长，配英语解说）。有多国收录。[137]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电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上海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集会活动。由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尚未得到纠正，新闻报道的总体面貌还没有多大变化。[138]
在拘捕“四人帮”这天受中央委派到广播局加强领导的耿飚在10天后离开，到中央宣传口统一负责宣传舆论阵地管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交由张香山负责。1977年2月11日，张香山被任命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后又兼重建的中宣部副部长。
开播彩电，在中国走了两次弯路。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因经济困难而下马，这一过程被推迟了10年；二是在1969年，如果一开始就像1972年年底那样先调查已有制式的优劣，再像1959年那样选择仿制道路，中国人自己的彩电要早几年问世。而自创制式则被实践证明是费力不讨好。“文革”中盛行的盲目自大害了电视事业，推迟了彩电的播出，也使得“英雄气短”；它还导致了后来直到今天的中国电视对外国设备的依赖，国人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不应有的制约与负担，以及自尊。
微波线路的建设使得远程转播电视节目成为可能。这个时候，电视才走出了地方媒介的一隅，走向了原本广阔的国土。在这个基础上，联播才有了可能。原来“联播”这两个字后面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技术与物力内容。电视本身就是技术、装备的堆积，而传输又是另一个相关领域的技术、装备。电视的发展，每一步都与国家的财力、技术能力、物力紧密相关，没有国家经济、技术的大背景，就没有电视及其很不起眼的发展。当然，在这个背景下刚刚创办的《新闻联播》栏目还仅是个雏形。
周总理的逝世唤醒了人们多年被压抑与扭曲了的常识与良知，他们看到了压抑的反常，这就自下而上地公开化了与“四人帮”统治的矛盾。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思考与酝酿之后，这个矛盾终于在毛泽东去世后爆发成一场巨大的变革，最终推翻了“四人帮”，迎来了新的发展可能。电视人见证了这些变化，并与亿万人民一起投入了思考与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