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推进和发展
一、体育助威，大打翻身仗
体育节目对电视新闻报道影响巨大，带来很多革命性的变革。
1959年9月13—28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北京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比赛的消息，直播了开幕式和足球、篮球、排球等重要比赛，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转播综合赛事；全运会结束后还播放了电视纪录片。但由于当时电视机的拥有量太小，这些报道在受众中并没有什么影响。[96]
随后，20世纪60年代前期几次重大体育赛事，为电视新闻报道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一）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961年4月4—1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下简称“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个盛会。在这10天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在北京转播、报道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我国举办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在这次报道中，电视坐了第一把交椅，在北京掀起了第一次电视体育热。
为了这次大赛，北京电视台从1960年年底就开始了报道的准备。大赛之前，台领导在全台做了工作动员；刚成立不久的新闻部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由夏之平主任任组长负责筹备26届世乒赛的报道，调集全台多名编辑和技术骨干参加，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报道。[97]
在报道中，北京电视台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条是现场转播，由文教组组长王化南担任转播指挥。北京电视台先后转播了开幕式、闭幕式和几乎所有重要场次共14场的比赛，转播时间约35小时，相当于平常一个季度的工作量。
在转播中，北京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行动，导播是电视台的编辑张家成，体育评论员则全部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4年。这次是由张之任主说，由于另一位评论员黄继辰在大赛开始后不久就失声，临时决定由年轻的宋世雄担任解说。转播完整展现了中国选手经过顽强拼搏勇夺男子团体、男女单打三项冠军和女子团体、男子单打、混合双打等四项亚军的经过。[98]
当时还是北京电视台开办初期，经验不足、设备简陋，加上张家成也刚刚分管体育现场直播工作，一时还找不到有关现场直播的现成经验记载。为了顺利直播，张家成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工作：同26届世乒赛筹委会联系，弄清竞赛规则、日期、地点、比赛时间、场地、设备等重要信息；了解各队情况，拟定宣传报道计划，确定转播比赛的场次；按照领导确定的编导队伍，做出明确具体的分工，把任务落实到每个人，使参加现场直播工作的所有人员，都有明确的任务，做到胸中有数。
在现场直播前，张家成抓住来访队练球的有利时机，组织和带领有关人员到现场观看，熟悉比赛场地的布置和各比赛队的实力、特点，研究确定转播重点、画面安排，以及直播比赛时电视转播车的停靠地点、微波架设的方位，摄像机设置的高度、角度，解说员和现场话筒设置的位置等。
每次直播时，张家成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现场，做最后的准备。他要同临场的技术人员联系，对技术设备等进行检查；由技术部门检查线路和调试质量，同中心台联系，了解情况是否正常；和摄像师一起试镜头，试验联系信号，核对比赛程序是否有改变；了解双方运动员出场名单和比赛程序；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宾出席名单和他们的座位排列；检查摄像机、录音话筒的位置和控制情况；了解播音员解说稿的最后审定和修改情况等。转播前半小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现场值班的各工种工作人员各就各位。以后，这成了张家成转播所有比赛沿用的工作程序，从不松懈。
他在事后总结说：“和转播其他球类的比赛一样，转播工作根本没有‘排练’时间，也不方便事先做出详细的分镜头，对切换画面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依靠导演对临场变化的判断，机动灵活地处理。作为转播乒乓球比赛的编导，需要熟悉、了解乒乓球这个项目的比赛规则和特点，而且要精通技术和战术。导演在转播时，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某一队员运用的是什么战术，他就可以预测比赛的进展，估计将要发生的情况，随时处在主动的地位。因此，对于一个体育节目导演来说，应当善于掌握和运用比赛规律，洞察场上比赛情况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行正确的指挥。”同时他还检讨说：对这次转播“从更高的要求出发，摄像机和角度还显少了一些，对运动员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精神表现得还不够充分，对运动员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激烈争夺的场面以及高超的球艺，表现得还不够细致，特别是还不能充分地反映出比赛场内的团结、友好、热烈的场面”[99]。
另一条战线是用胶片拍摄新闻片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并及时向各地电视台、国外电视台发送。新闻部是这条战线的主力部队。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拍、赶编、赶制；派出了十几名记者，在赛场上共抢拍回62，542米（约205190英尺，合40小时长度）[100]16毫米影片素材。
当时拍摄使用的设备给记录事实形成了障碍。如在拍摄中日对局徐寅生和星野之战时，随着场上的激战，孔令铎的摄影机也开始转动起来。可是上满一把发条，只能拍有限的长度——100英尺，12大板只拍了9板，摄影机就停止转动了。等他再上好发条，却已时过境迁，一切已经结束——运动员不可能等你上完发条再打。这在保存下来的影片中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101]
拍好的片子都迅速派人送回洗印组冲洗底片，洗印组同志在紧急关头连续三天两夜没有休息，赶印国内外需要的大量拷贝。印出样片再送到剪接室，每天晚上，新闻部剪接室都是人来人往、灯光彻夜不熄。夏之平主任和大家一起剪接片子，随编随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经过编辑、剪接、审看、修改，再把完成的样片送回洗印组套底、配光、印刷拷贝，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印制16毫米拷贝片。[102]
这种以最快速度赶制的新闻片，共编辑制作了71条新闻、46个专题短片。制作完成后，北京电视台以最快的速度向上海、天津、广州、沈阳等电视台寄送。在制作中，翻译同时把解说词译成外文。拷贝出来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接着是包装、送机场，赶当天头班飞机送往国外。这些报道赛事的新闻片航寄给英国、联邦德国、巴西、古巴、澳大利亚、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13个有交换关系的国家电视台，共寄出相关电视片87条、41个主题。其中，北京电视台首次向联邦德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出售新闻片拷贝。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外出售自己拍摄的体育新闻片。[103]
北京电视台还举办了4次有关乒乓球的专题节目，并安排庄则栋、李富荣等优秀运动员与观众见面。[104]这次报道任务是对建台不久的北京电视台的一次真正的新闻挑战，很好地锻炼了队伍，强化了新闻观念，也使新闻操作更加熟练、规范。
在26届世乒赛期间，电视新闻中每天都有比赛的消息，由于新闻报道的及时、迅速和充分，在北京市民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一时轰动了北京。“徐寅生12大板扣杀星野”一时成为佳话，这要归功于电视台的直播。
1961年，北京有电视机大约一万台左右，但利用率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观众当时大多是在单位集体收看。在工厂、机关、学校等集体收看场所，一台电视机前往往有几十、上百人同时观看，小小银球连接着千千万万颗心。观众在观看中如临现场，随着银球上下翻飞而惋惜、欢腾。当中国乒乓健儿取得胜利的时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扔起帽子，流着激动的眼泪，相互握手祝贺。在短短10天的比赛过程中，电视台就收到3000多封观众的电报、信件和几千个电话。初次显示出电视联系群众的强大威力，[105]使北京第一次掀起了电视体育热。
随后，中国大地掀起了群众性的“乒乓球热”。同时，比赛的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团结进取。
（二）新兴力量运动会
每次报道大赛都是北京电视台新闻工作者们一次艰苦的大会战。
1963年11月10—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派出报道组采访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有来自亚非拉欧四大洲48个国家和地区的2，040名运动员参加。它是突破国际各体育协会禁令的比赛，是中国体育运动的一次巨大成功。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国外报道体育赛事。
记者在现场拍摄了大约7，000多英尺（约合1.5小时）的胶片空运回国，由电视台洗印科负责制作。洗印科的同志日夜等候从印尼发回的底片，一拿到便马上连夜冲洗，样片洗出后已经天亮。这时大家还不能休息，还要做配光——用眼睛把一个个镜头标上不同的号码，表示不同的光亮度，以便洗印时矫正曝光。第二天上午10点，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带领体育界的同志来审看片子。他们会提出意见，如运动员的脸看不见、太暗……在做第一校正拷贝片时，对曝光不足的镜头，已用到最小光号——最大限度予以矫正了，但影片中的景物和人物的面部还是不能再现。为了让观众早日看到运动会的盛况，韩志恩通过减少印片机曝光量的办法，使曝光不足的部分景物和人物再现出来，达到满意效果。接着又投产印大量拷贝，就这样又一个24小时过去了……最终，片子以《新运会简报》的形式在国内播出，向观众连续报道了比赛情况。1963年年底，再精制成一部长达85分钟的有声大型纪录片《新兴力量运动会》。[106]
二、新闻报道
（一）新闻节目
1960年元旦，北京电视台固定了《电视新闻》栏目，每周播出3次，每次10分钟，播出4—5条新闻，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个完全自办的固定新闻栏目。该栏目只播出新闻片和纪录片，没有口播新闻和图片新闻，这两种形式在另外的栏目播出。这短短的10分钟，却要投入新闻部几乎全部的人马。
《电视新闻》中的题材几乎都是国内新闻，主要有几类内容：重大时事政治新闻是每期的头条；其次是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反映建设成就的片子，表现出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文教、部队”新闻反映学校内外和部队的生活、好人好事；最后部分常是体育新闻，介绍一些体育比赛，反映群众体育运动情况。10分钟的时间内可以看到祖国各地、各方面的新人新事。重要的国际新闻要靠新华社稿做口播。[107]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的宣传主要强调提高节目质量、扩大题材范围。北京电视台1960年9—11月派记者到西藏拍摄了钢铁厂高炉出铁、翻身农奴庆丰收、西藏人民欢度国庆节等新闻主题片。1960年11月初至12月中，为了加强对钢铁、煤炭运输的报道，北京电视台的5名记者到鞍山、抚顺等地采访拍摄，共摄制了12条新闻片播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闻中还报道了一些比较轻松和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新闻，如山水风光、工艺美术、文物古迹等。[108]这一类题材的纪录片有《为首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们》（1959年）、《当人们熟睡的时候》（1961年），以及孟启予、戴临风两位副台长亲自率领北京电视台摄制组到外地拍摄的《长江行》和《珠江三角洲》两部电视纪录片（1963年），全面反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行后的新形势。此后还有风光片《芦笛岩》《美丽的橄榄坝》《春到侗乡》《厦门风光》《苏州园林》《快乐的新疆》等。[109]
1962年，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经常派遣武装人员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北京电视台及时派出记者到福建前线采访。1964年，开办了《解放军生活》栏目，不定期播出，内容主要是北京电视台采拍的新闻和电影厂拍的新闻纪录片。
另外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第二颗原子弹爆炸以及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等，北京电视台也都做了及时的报道。
从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与全国新闻媒介同步，电视台对当时全面宣传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也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大庆、大寨的经验等。1966年2月11日到3月中旬，北京电视台派了两名记者去河南兰考县拍摄介绍焦裕禄事迹的电视片，共拍了12个主题，有《河南人民争学焦裕禄 》《忆焦裕禄、学焦裕禄 》《焦守凤的电视讲话》《实现焦裕禄的思想，建设新兰考》等。这些电视片从2月16日起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陆续播出。[110]
（二）节庆直播报道
人民大会堂是北京当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它在10个月内建设完成，是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的厚礼。1959年9月底，为了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典礼的报道，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地下安装了一套10讯道电视转播中心设备，专门用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型庆祝盛典和大会堂内的各种集会，此后不用转播车也能在大会堂同步播出这里的各种重要活动。这个工程包括地下的电视机房、导演室、检修间、电力室、4个电缆转接室及可以出播音员图像的插播室等。[111]
在人民大会堂建设的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第一次对影视设备的使用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布置。周总理在1958年冬视察大会堂工程时，和工程师们谈完万人大会堂的顶棚设计后，对设计人员提出了有关电影、电视拍摄使用的几十万度灯光和上百台照明灯具的安装问题。他要求设计人员，把拍新闻用灯的位置和整体建设通盘考虑，不要把照明灯具露在外面破坏会场美观，最后还嘱咐“要注意安全”，不要让灯泡爆炸伤人。因此，后来在每个照明灯上都加了一层铁纱罩，即使灯泡爆炸了也不会伤人。他还要求设计人员考虑照明、录音人员的操作室，让他们有个好的工作条件，也同时解决场内工作人员过多的问题。因此，大礼堂的三楼设计成了影视照明操作室，一直沿用至今。
大会堂建成后，周恩来总理和一些专家验收时，把影视记者和灯光师也叫去。他在看了万人大会堂的其他设施后，接着检查摄影机器的架设位置和照明灯的照射方向及亮度。在得知不能减低亮度时，嘱咐记者要缩短开灯时间，以保护领导人的眼睛。他还检查了摄影机和录音话筒的位置是否挡住台下群众观看主席台。总理最后决定，各单位只准许一至两名摄影记者在主席台前拍照，且要拍完马上离开，不能像一面墙似的挡住观众的视线。这一切体现出周总理一贯细致、周到、实际的作风。[112]
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电视转播首次启用了大会堂工程。北京电视台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工作。由何大中挂帅，孙同耕、周纯荣等十几位工作人员日夜奋战在大会堂机房内外，为转播试机调音，他们检测每一条电缆，逐个解决问题，以达到全部可用的程度。
转播摄像机位设置在天安门城楼前廊2个点位、金水桥东西2个点位，还有东西华表、中山公园及大会堂楼顶东北角等七八个点位，比上一年国庆转播的3个机位多了不少。电视台的1号电视车，停在天安门城楼脚下，做“热备份”。由于条件改善、准备充分，这次的10周年转播十分成功。[113]
1960年国庆实况转播的现场解说员除沈力外增加了赵忠祥。当时赵忠祥正式工作才半年。他们在现场转播中，播出了一万多字，之后又为当晚的专题片配了解说。[114]
20世纪60年代，凡遇国庆、“五一”都是白天组织盛大游行，晚上举行焰火晚会。对每年的这两大节庆活动，电视台不仅当天实况转播，同时还要拍摄新闻片和纪录片。这两节庆祝活动的片子都是北京电视台每年报道的大战役。当时北京电视台建台不久，全台不到100人，第一线的编辑、记者也不多。面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尽管技术设备、摄影器材相当落后，大家还是决定白天欢庆游行的胶片一定要在晚上放焰火的时候播出，也就是晚上7点。庆祝游行上午10点开始，要保证准时播出相当紧张。为此电视台要做非常周密、详尽的计划。每个工种、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都是以分秒为单位进行统筹的。
先要成立摄制组，投入大量人员和设备，大兵团协同作战。每当这一天，新闻部各工种全体出动。家离台较远的记者、编辑们天色蒙蒙亮就要起身赶公交车，到台里后，拿起摄影机就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各个指定地点，投入紧张的拍摄中。
拍摄完后，最费时的是胶片洗印。如果拍摄的所有胶片一块送来洗印，由于量太大，花的时间就要很长，再做编辑等一系列后期加工，无法保证按时播出。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经研究决定分多次送洗胶片。定好时间、地点，由专人收集已拍胶片，派专车走近路，以最快速度送到台里进行后期加工。
片子取回后，要经过冲洗、调光、印样片才能看效果。副台长孟启予、部主任夏之平、记者和后期相关人员一起在放映间看素材影片，反复推敲，共同策划影片结构。接着就是剪辑和编辑的任务了。后期编辑工作如同打仗。画面编辑们都练就了快速处理镜头的本领，文字编辑也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纪录片的文字稿。全片经过剪接、录音、解说等复杂的工序之后最终完成。
由于通力协作，全台上下配合十分默契。虽然时间很紧张，但大家忙而不乱，工作井井有条。所以电视台每年都能保证当晚7点整，随着第一次燃放焰火准时播出电视片。虽然时间短，显得有些粗糙，图像质量也比较差，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播出是相当不容易的。电视台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收机，在播出游行新闻时很多人都围过来观看，他们无不称赞电视的速度真快。[115]
这一类节目的制作播出，表现出当时中国电视人的工作热情和不辞劳苦的奋斗精神，以及团结协作、精细有效的安排和系统操作方法。但可惜的是题材与表现手法上的“年年月月花相似”，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的印记。这让人在感慨他们的努力之余，也惋惜此类内容重复的浪费。如果这些艰苦奋斗能投入在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上会取得多么大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三）灾难新闻——邢台地震
1966年3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震感强烈，不仅是楼上的人，连地面上的人都有感觉。大约到晚上8点左右，北京电视台得到确切消息——地震发生在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地区，震级约为里氏6.5级左右，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台领导经研究决定，马上派报道组去地震灾区采访，同时拍摄地震灾害的内部文献资料片，提供给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报道组成员确定为高长龄和朱宏等人。接受任务后，他们马上连夜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检查、擦拭摄影机，带足胶片、充电机、电瓶及必要的灯光设备。第二天早上5点30分，天上还是满天星斗的时候，在早春三月的袭人寒气中，一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离开了电视台，向邢台地震灾区飞驰而去。
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他们于20日中午到达邢台地区的宁晋县城。这里是地震的重灾区，当时已夷为一片废墟。从各地抽调的解放军部队及救援人员已陆续赶到。在这里，余震仍连续不断。3月23日下午，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余震，震级达到里氏5级左右，这使得残存的建筑相继倒塌，给救灾工作增加了难度，对记者们的采访拍摄也造成了更多困难。[116]
北京电视台的3名记者在地震灾区拍摄了很多素材。随后，在节目中两次播出电视报道《支援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播出前请曾山同志审过片子。[117]这是中国电视史中最早的灾难新闻，沿袭了当时媒体不过多报道灾难本身，而以救灾为主题切入的手法，即负面新闻正面报道。
（四）新闻编辑操作
那时电视台的新闻部办公室里，每天晚上都灯火通明，夏之平主任看稿子、批文件、开会谈话，直到深夜。几个剪接间更是忙碌，总是挤满了外出归来的记者，急于把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片。编片要将几百英尺的片子按镜头一个个撕开，根据不同内容、景别放在一个个用木架支起的布袋里，再按顺序用曲别针别好，用一个很小的接片器，先将胶片一端的药膜割掉，涂上药水，用力按一会儿，就接上了。那时一条新闻顶多一二十个镜头，不算费事。[118]
每天下午4点至5点，是当天新闻的审发时间，台领导孟启予几乎每天必到新闻部。与她同时赶到的是播音员和音乐编辑。音乐编辑宋珑和曾文济带着计时表，和编辑们同时看样片，了解新闻内容。在当天下午审定新闻片后，配乐人员用秒表掐准每条新闻的时长，回去准备配乐资料。节目总长度约半小时，配乐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选材和制作。选配的音乐要在风格、样式、节奏等方面与画面内容保持一致，有助于烘托、揭示、深化新闻主题。在晚上直播时，音乐编辑坐在控制台上，对准画面，把事先准备好的音乐、效果与新闻同时播放出去。
负责编辑、剪辑的李玉英、秦芝莲、于碧云等要按照领导审片中的要求把片子改了又改；她们还要把胶片接头检查了再检查，唯恐接得不牢固，到播出时出现断片事故。有时，她们还与放映员一起“手忙脚乱地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遇到紧急新闻，她们得跑步送进播送室，有时离开播可能只剩几分钟。编辑们还要兼做导播，直到新闻安全播出后，才能放心回家吃晚饭。整个下午她们都一直处在紧张的气氛之中。[119]
初创期的播音员只有沈力一人。1960年以后来了两个年轻人——赵忠祥和吕大渝，20世纪70年代又调来了刘佳和邢质斌。播音员轮流值班，和编辑一起看编成的样片，在改得乱七八糟的稿件上，画上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一般只能看一遍，便回去备稿。备稿是播音员拿着编好的影片和解说稿件，“钻到”一个小放映间里，一边放影片，一边根据画面内容把解说词一段段地对上镜头。“开始时一条两分钟的片子，对上五六遍还找不到解说点，念稿子时顾不上镜头，看镜头又顾不上念稿子。”这是因为早期北京电视台的新闻片，是以镜头为主，“每组镜头都非常充分”，每段解说之间有空余时间，且长短没有规律，每条都有不同的节奏，解说的空隙部分要由音乐来填充，所以需要事先熟悉其特有节奏。播音员备好稿后，晚上7点准时对着画面直播。平日，播音员都必须自己事先把片子放一遍，记好哪段画面配哪段解说，如果解说词长了，就请编辑删一点。不像现在的电视新闻多以解说为基础制作，其间内容十分紧凑，几乎没有空白，不用刻意停顿与画面配合。
最后，往往是播出已迫在眉睫，片子才接好，稿子也才改完。放映员抄起胶片盘，撒腿就跑，跑回机房挂上胶片；当班播音员拉着编辑往楼下跑，跑回岗位，气喘吁吁地进播音间，刚展开稿件，屏幕上的画面就出来了。情况紧急时，播音员就无法完整备稿。编辑部每天都非常忙乱，但播出却井井有条。新影厂的人看到电视台的新闻加工方法，感觉像是“游击队”，而他们是正规军。“但是游击队能打胜仗”，当时的新闻都是这么播出来的。[120]
三、其他节目
（一）纪录片
许多人把电视新闻的早期阶段称作“新闻纪录片时代”。20世纪60年代，“电视新闻”指的就是电视新闻纪录影片，再依其时间长短和时效高低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两种。大多数新闻片与纪录片实际上只有长短之分，很少有实质的区别，往往统称电视片。它们在样式和风格上，基本承袭了新闻纪录片的模式，电视特点并不明显。也可以说，配合宣传及时迅速、规格不拘、篇幅自由是初期电视片的主要特点。记者每人每月“两长八短”任务中的“两长”，即为纪录片或电视纪录片，也有不少人把它称为电视通讯。它的内容取材于现实生活，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它比新闻片更完整、系统，内容更深入、细致。这期间的电视片创作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摄影、录音和洗印设备都极端缺乏，人力少、经验不足。多数选题只能制成无声拷贝，配音播出。[121]
北京电视台曾播出过一系列电视纪录片。如《为首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们》（1959年）、《长江行》（1963年），风光片《芦笛岩》（1964年）等；以及先进人物宣传片《大庆铁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战地报道《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保卫越南北方》；还有专门为国际交换而每年制作一次的《贺年片》，都是当时的代表作。[122]
1965年制作、长达30分钟的16毫米黑白片《收租院》，生动地再现了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内的同名泥塑群像作品。它是一部摄影、解说和音乐创作俱佳，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是初期电视纪录片中的佼佼者。经文化部审查后，北京电视台将其扩制成35毫米影片，向全国发行，解说词被选进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发现这一题材的是负责报道美术界活动的摄影记者王元洪，1959年他曾拍摄过一部颇受好评的纪录片《为首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们》，解说词作者是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编辑陈汉元。[123]
长期的实践和积累以及对事业的热衷追求，使得北京电视台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拍摄纪录片的主力人员，如孔令铎、童国平、戴维宇、屠国壁、冀峰、化民、李绍武、吕逢欣、朱景和、周居方、林钰、刘申、庞一农、马靖华、高长龄、田亨九、王元洪、朱宏、左耀东、魏中涛等。同时，也锤炼出像陈汉元、王娴、臧树清、刘效礼、陈安、贾志杰、刘天湘、杜长彬等编辑能手。[124]
（二）谈话节目
建台初期，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不少谈话节目，如第一次节目中的《庆祝“五一”座谈会》。这些节目有的有专门栏目，有的则分散在不同的节目中。其形式也有区别：有一人说话、两人对谈，甚至多人座谈式，但没有现在常见的包含现场观众的当众谈话形式。
1960年11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周恩来总理当年6月5日同英国记者格林的电视谈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日也播送了这个谈话的录音。英国广播公司则在前一天11月3日播出了这部电视片。西方四大通讯社都转发了周总理的谈话。[125]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新闻部社教组创办了一个栏目《电视台的客人》，曾邀请各界名人到演播室讲话、对谈。据赵忠祥回忆，1961年他曾在这个节目中采访过一些名人，如华罗庚。当时节目都是直播，所以他的工作状态是趁“采访对象讲话时，反复背诵”编辑写好的下一个采访问题，“因为那时要求播音员准确无误地照着写好的问题发问”。抬头时“装成听人家讲话的样子，其实心里还在默念着台词，同时也随时提心吊胆地怕人家已经讲完了这段话，我还没来得及准备提问，出现冷场”。这样“紧张”地直播节目的结果，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赵忠祥对对方谈了什么“几乎都没有听见”，且“一个字也没记住”。[126]这种对发问流利的追求和努力无可厚非，但其中也暴露出由播音员出面访问的弊端：他不能根据对方的思维和语流调整谈话内容，从而不能与对方形成真正的交流，甚至会给对方谈话造成干扰，而使节目的生动性、流畅性以至于深刻性都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北京电视台在1961年创办的栏目《文化生活》中也时有谈话形式，其中有些题材具有新闻性。如“小萝卜头”姐姐、宋绮云烈士女儿宋振苏的《读〈红岩〉忆亲人》《张瑞芳谈“李双双”》等。宋振苏的谈话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来信要求重播，由于当时没有录像设备，电视台只得把宋振苏请来再在演播室重讲一遍。[127]
1966年2月16日，“铁人”王进喜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的长篇报告，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天，北京电视台邀请他到台里做电视讲话直播。“铁人”没有讲稿，报告历时80分钟，非常成功。4月1日他又到长春电视台做了报告，同样在当地引起轰动。[128]
无独有偶，上海电视台在1961年1月19日也开办了一个名为《电视台客人》的固定栏目。这是上海电视台的“第一个思想教育性节目”。这个节目主要通过邀请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谈话，来配合宣传政府的中心工作。节目长度约30分钟。节目第一次请来的客人是菜场营业员林玉英，她讲的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播出她的谈话后，上海电视台还播放了事先拍摄的反映林玉英工作情景的电视片。[129]
1965年，上海开展支援边疆建设的运动，《电视台客人》栏目邀请早期赴边疆的应奋和孙桂珍分别做了“在塔里木劳动锻炼一年”和“做祖国第一代新农民”的演讲。因为支援边疆建设是当时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所以这两个演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电视台客人》还邀请李白烈士的家属裘慧英介绍烈士的一生，在讲话中还展示了有关照片和实物；讲话结束后，放映了以李白烈士为原型拍摄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上海电视台的《电视台客人》栏目一直办到1965年4月22日。在4年多的时间里，被邀请的客人有社会知名人士、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营业员、工人、农民、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等40多人，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谈话节目是最容易操作的电视节目，成本低、容易形成很高的关注度，所以开办它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在世界各国的电台、电视台都是一开始就有的节目，在中国也不例外。只是当时中国的这一节目形式强调更多的是其宣传、教育功能，成为英雄模范、领导指示的报告会。由于过分强调宣传功能，谈话节目在很长时间里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衍生出一种八股式的、枯燥的“电视语言”。这种语言虽然看起来严谨，但不生活、没个性，接收和接受都不那么顺畅，甚至达到对谈话人及谈话内容也要进行“规范”的地步，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四、地方台及其合作
（一）各有千秋的地方台
1.哈尔滨电视台
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地方台没有自制的新闻影片，只有电视版的广播新闻——口播新闻和用照相机拍摄新闻照片做成的“图片报道”。
如当时的哈尔滨电视台，是在广播的基础上办电视。一方面从广播电台抽调人员，组建了电视台的编辑部和技术部；另一方面，由于电视设备十分简陋，实验播出的电视节目实际是将广播节目搬过来。新闻是广播电台提供的口播新闻，后来有了图片报道；天气预报也是由广播提供信息，由美工每天画一张气象示意图配合播报；文艺节目也都是“只加了一些声配像，电视实际就是广播的延伸”。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诞生不到一年的哈尔滨电视台给自己提出一个新任务：要让观众在电视里看到哈尔滨庆祝国庆10周年大会和游行的实况。在没有电视转播车和其他转播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在转播现场建了一个临时电视台，将台里能搬的设备搬到现场，搬不了的就重新组装一套。在主席台后边的市政府大楼里安装了一部小功率发射机，自制了一些必要设备，在大楼顶层架起发射天线，将原来的发射台改为转播台。大会播音员既代表广播又代表电视，广播、电视同步转播，同时呼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哈尔滨的观众首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国庆大会和游行实况，在没有拍过一条活动图像新闻片的前提下，先实现了现场直播报道。
哈尔滨电视台的记者也不甘心老搞“不会动的图像”（图片报道），决心要让新闻图像动起来。他们决定采用16毫米黑白胶片拍摄新闻片，从县里借来一台16毫米摄影机，从电影制片厂借来胶片，又自制土设备冲洗胶片。在电视台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他们播出了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视新闻纪录片《哈尔滨的冬天》。
之后，哈尔滨电视台提出新闻片题材要广泛、手法要新颖的口号，开始尝试改变电视新闻的面貌，播出并向北京电视台提供了大量有黑龙江特色的电视新闻片，如：《哈尔滨的冬天》《绿色草原牧场》《连环湖的风光》《边境地区的建设》《少数民族的新面貌》《冰下捕鱼》《冰雪运动》《送公粮》《伊春林区》《松江渔歌》《北大荒的变化》等。其中许多新闻片还被选送给国外的电视机构。有了自拍的新闻和纪录片，每天的新闻节目就显得丰富多了，受到观众的欢迎。[130]
2.上海电视台
地方台中，上海台的节目发展最快。从1960年至1966年，上海台的电视节目规模逐步扩展，自办节目显著增加，分别于1960年9月和1962年开办了《图片报道》和《谈时事》等新闻性节目。
上海电视台在创办初期，其新闻中播出的题材多是像《跃进誓师大会》《一把菜刀闹革命》《五天实现机械化》《七天革个命》《泥土喂猪》《养猪大跃进》等，看标题就充满激进浮夸的内容。1961年伊始，电视新闻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社员休假日》《红色资本家刘靖基》《三包落实多劳多得》等较平实的题材，还播出了一批《麒派艺术上银幕》《四季花卉一时开》《金鱼珍品》《昙花一现》《镇江古迹》等较为软性、具有知识性的新闻片。
1963年以后，电视新闻变化加大，新闻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正面报道，主要反映国家的重大成就，像《断手再植》《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心脏瓣膜手术成功》《双水内冷发电机制成》《万吨水压机诞生》等；另一类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彭加木》《郭兴福》等先进人物、优秀集体的模范事迹报道；还有一类充满阶级斗争口号，形式主义泛滥，不注意新闻传播规律。
1962年，上海电视台组织了一台宣传科学工作者彭加木的晚会。记者摄制了一部关于彭的纪录片，又邀请彭做了电视讲话，编辑周济撰写了一篇《闪光的彭加木精神》的短评，这是上海电视台的第一则新闻评论，之后评论这种体裁很长时间无人尝试。[131]
此外，上海电视台陆续开办了《电视台客人》《科技知识》《古诗欣赏》《少儿节目》等社教类栏目；服务类栏目则增设了上海地区当天和第二天的天气预报等。每星期自办节目的平均播出量也在增加：1958年试播时为2小时40分，1959年正式开播时为5小时22分，1966年增加到26小时38分。[132]
3.其他地方台
浙江电视台名义上是1960年建台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浙江省电台的一个小部门。人员少、房子狭窄、设备简陋，每周只能自办两次几分钟的地方新闻、转播几次舞台演出。多数时间只是转播北京、上海台的节目。当时的浙江台排在全国省级电视台的倒数位置。[133]
（二）台际交流合作
有的地方电视台能拍少量新闻片，拍好的胶片大多还要送到北京洗印，只有少数台能就地冲洗。在北京冲洗后，他们将片子复印二条：一条带回，一条供北京电视台播出。上海、广州、天津、沈阳等“老台”则是将自拍的部分新闻片航寄北京电视台播出。有的经过挑选还寄送国外电视机构。[134]北京电视台也把本台播出的重要电视新闻片印制拷贝分送各省、市台播出。
地方台和北京台之间一开始就有节目交换，之后逐步形成互相补充、相互支援、共同协作的传统[135]。由于当时没有全国电视网，这一交换对丰富各自节目都非常有益，并以此建立起最初的全国电视新闻传播网。
与此同时，北京台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杭州、南宁、太原等地建立了记者站，为扩大地方新闻报道创造了条件。1962年，北京台播出电视新闻片共计854条，其中自拍596条，地方台提供244条，占28.6%。[136]
当时新闻播出的情况是：北京电视台一周播出4—6次，每次四五条新闻，时间15分钟左右，大部分是时效性不强的工农业新闻。省、市台一周播出新闻2—3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137]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电视台的初创期为电视做了最好的宣传，使中国观众认识了这个最方便、最及时的“小电影”。这场赛事也给电视新闻报道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打开了中国电视新闻走向世界的大门。
此外，节庆活动也对电视的发展有着与体育赛事异曲同工的作用。电视台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我加压，白天的庆典要在晚上就播出专题。这一看上去不可能的任务协调了队伍、密切了组织，在异常困难和简陋的条件中，电视新闻的拼搏和合作使年年、节节都能达成目标。
电视新闻在那些年里，传递了建设成就、时政大事、祖国风光，也报道了邢台地震，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报道的最早的灾难。
这个时期的电视纪录片创造了最初的辉煌，以至于《收租院》要扩印成35毫米的电影拷贝向全国院线发行；它第一次在影视领域拔得了艺术成就的“头筹”。而在电视台成立初期就有的谈话节目更是扩大了阵地，并开办起专门的栏目。地方台也奋起直追，逐渐办起了各类节目。
这些早期的新闻节目锻炼了团队，打造了电视新闻传统：为了及时报道大力拼搏，为了成功全力合作；同时也摸索出操作规律，形成电视新闻人行为的规范，也强化了电视人对新闻事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