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合作
对外宣传和报道世界是电视媒体的重要任务和内容。在媒体的国际交流、合作上，电视的要求更多、更密切，超过其他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从中也与世界水平有比较，有对国内格局、模式的突破，给了国人另类的视角。这也带动了电视其他报道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更为突出，它也成为那个特殊时期电视新闻趋向正常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外国元首访华 促发电视转机
“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发展受到全面干扰，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却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我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资格，恢复了我国在联大的合法权利。[58]此外，中美建交也是重大的进展。而在这之前的美国总统访华则震动了世界。美国总统访华的电视转播为全世界瞩目，也实实在在地震动了中国电视界。
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据美国人介绍，对于总统出访这类重大事件，按照惯例，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要共同租用一架装有全套广播电视设备的波音747飞机，作为“联合制作和播送中心”进行广播电视转播。对此，亲自主持尼克松来访工作的周总理明确指示：不能允许按他们的惯例行事，这项工作要体现国家主权。解决方案是：由我国广播电视部门租用美国飞机上的全套设备，在首都机场西南侧突击兴建一个临时的“联合制作和播送中心”，然后美方的三大广播公司再向我国租用这个中心及设备。根据总理这一指示，自1972年1月4日至2月12日我方与美方进行了10次会谈，终于按这个意见达成了协议，双方签订了两份租用合同。这样，避免了在我国国土上建一座——即便是临时的——供外国人使用的广播电视台的事实，确保了国家主权。[59]
其中还有一些插曲。当美方与我签订使用我方从他们手里租来的设备合同时，我方坚持主要操作人员都由我方派出，虽然美方对此多次发难，在我方坚持下，最终还是采纳了这个方案。但对于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不少设备都是首次接触。为了保证播出质量，我方人员日夜加班加点，尽快熟悉和掌握了设备的操作技巧。参与这项工作的我方广播电视工作者都增长了见识与才干。同时，北京市有关单位及我国广播电视部门同心协力，日夜奋战，在极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建成了临时的“联合制作和播送中心”机房及有关设施，为顺利转播提供了保证。1月3日到3月3日的两个月时间里，中央广播事业局组成70多人的接待组，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电视转播的美方人员，并协助报道活动。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尼克松就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当天下午，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会见毛主席。据在场的记者回忆，毛主席当天的情绪特别好，手势也多，脸上表情很丰富，有时笑得特别亲切。在场的人无不被他充满诙谐的言词、欢快的情绪所感染。[60]
在21—28日之间，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组成的近百人新闻报道队伍，其中包括记者、编导、工程技术人员，携带了全套彩色电视摄录和转播设备、彩色胶片洗印机、卫星转发设备，对尼克松访华进行电视转播报道。当时，位于首都机场和民族文化宫的两处新闻中心，据统计，在8天时间里，美国三大公司共转发了30个主题、52小时的新闻报道，其中进行了9次卫星实况直播，图像清晰、质量良好。[61]
同时，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也派出强大的技术队伍参与报道，协助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记者和技术人员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了电视新闻节目，学习、了解了很多有关彩电、转播以及卫星传送的先进技术。虽然我国在一年半多以前已经成功发射了自己的卫星，但这回是首次从我国通过国际卫星向世界发送广播电视报道。
北京电视台也于尼克松抵京之后的22日开始，报道了周总理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会见，周总理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和夫人参观故宫、长城，到上海与杭州访问，中美双方联合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活动，直至2月29日尼克松离开上海回国。一个月之前，1月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向中央和周总理写了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由新华社统一发消息、照片。广播、电视不转播实况，不做录音报道，但稿件应争取提高时效。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播出次数拟略多一些。
1972年2月27—29日，尼克松一行在周恩来陪同下从北京来到上海。上海电台、电视台为此派出业务、技术人员二十多人，协助美国三家广播公司的26名随团广播电视记者，进行电视实况转播或实况录像。这期间，上海电视台也第一次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将尼克松总统到达虹桥机场、在上海展览馆举行欢迎宴会、中美谈判成功、发表《上海公报》和离开上海的实况转播到美国及世界各地。转播时，由美方电视转播车上的微波设备将节目传送到虹桥机场的卫星发送地球站。同时上海电视台派记者也对这一历史性事件做了及时的报道。[62]
据报道，这次广播电视转播规模空前。路透社认为：“这是比上一次美国人登月以来的任何事件都广泛的新闻报道。”据估计，观看尼克松访华电视转播的美国观众约有6000万到1亿，全世界的观众达几亿乃至10亿之多。[63]
尼克松访华之后，当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再次上演了“租借和使用合同”的做法。从8月23日到10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抽调74人接待随田中角荣访华的广播电视技术团队的85人，并在9月25—30日协助日方人员播送田中访华电视节目31小时59分，电视实况转播9次。播出了20多个主题，播出效果良好。上海电视台也拍摄报道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沪的重大新闻。[64]
随后于1973年8月14日到9月22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期间，蓬皮杜抵达北京机场以及周总理设宴欢迎的新闻由北京电视台负责黑白电视实况转播两小时45分钟，其他活动报道由法方拍摄成2小时影片，从北京向法国传送。
此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加蓬总统邦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美国总统福特、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等先后访华，北京电视台都及时做了报道，并协助对方通过卫星传送实况或电视新闻片。[65]
二、对外报道
“文革”前，北京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些新闻片和纪录片，送给外国电视台播放。“文革”开始后，北京电视台撤销了新闻部的出国片组，与国际组合并，使出国片的工作大大削弱，数量急剧下降。北京电视台同国外电视机构的电视新闻交换与互购经历了停止、恢复到发展的曲折历程。[66]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出国片内外不分，在内容上带有强烈的极左色彩，出现了很多标语口号式的报道。在翻译过程中，编辑有时有意回避这些词句，但又怕被扣上不革命的帽子，只能违心地机械直译。因此，北京台对国外包括许多亚、非、拉国家寄送的宣传性电视片，根本不受外国电视机构欢迎，有的电视片在海关、机场仓库里长期无人认领，有的国家甚至还提出过抗议。[67]
1969年北京电视台只向16个国家，总共寄送了86条新闻片和纪录片。使用我电视片较多的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刚果（布）、伊拉克、日本七国。与此比较，1966年北京台向36个国家送出了节目。
毛泽东196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不过，毛对某些过火的提法也不同意。1967年、1968年间，毛泽东对国外宣传工作有过多次指示、批示。1970年，毛主席先后10次对涉外工作批示，他指出，“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不能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68]
1970年12月23日，北京台检查了出国片工作中存在的四点问题，重新制定了出国片的方针，加强出国片的针对性，客观、真实地介绍新中国的形象。林彪事件后，周总理经常过问北京台的外宣工作，有时还亲自审查一些节目。
为了掌握主动、扩大效果，北京电视台主动改变做法。从1968年开始，在向各国电视机构寄片的同时，又与我国驻外使馆取得联系，不定期地向他们提供新闻片，请他们利用招待会放映或向社会上友好人士提供。同年5月，北京台试向驻外使馆寄送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毛主席接见六军区革命战士》两片，陆续收到使馆反应。其中，大多数使馆表示欢迎。据我驻伊拉克使馆来信反映，他们向法塔赫放映此两片后，“反应很热烈”。许多使领馆的同志希望将这些新闻片制作成有外文解说的有声片，更便于放映。北京台根据他们的要求，在1968年8月，制作了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版三种有声新闻片，分别寄给了驻英国、瑞士、瑞典等11个讲英语国家的使馆，驻法国、柬埔寨等16个讲法语国家的使馆，驻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讲阿拉伯语国家的使馆。从此以后，对少数重点报道，都是制作成有声外语拷贝向国外输出，进一步提高了宣传效果。如1968年6月15日，法国电视台播出了北京电视台寄去的“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游行示威，支持法国工人、学生斗争”的电视片。这是自1967年中法两国签订文化协定以来法方首次播用我国节目。[69]
北京台开始注意“内外有别”，努力改进对外宣传。到1971年年底，北京电视台寄送出国新闻片的对象国增加到了22个。寄送电视片达到313条，3136个拷贝。到1975年年底，北京台共向海外83个国家和地区的102个单位（包括我驻外使馆）寄出227个主题的电视新闻片和纪录片。节目在外国的使用率也有所上升。据统计，伊拉克5个月内播出北京台提供的节目19个，民主也门电视台的采用率为1/3。1974年，北京台向英国维斯新闻社提供电视新闻片116条，该社采用并向世界各国订户发行了54条，采用率达到46%以上。[70]
1976年，我国大事迭出，在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逝世，及粉碎“四人帮”时，我国都使用在北京的地面站通过太平洋、印度洋上空的卫星，对世界各国电视机构传送相关的电视片，向国外播放了新闻。卫星播出成为我国电视新闻出国的全新途径。[71]
三、国际新闻片源
“文革”初时，《国际新闻》的来源越来越少，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国家寄来的片子都停止使用了，巴基斯坦、阿联（埃及）、伊拉克等国寄的片子本来不多，维斯新闻社提供的也很少可用。到后来给北京台寄送节目的只剩罗马尼亚、越南、日本三国。《国际新闻》的播出次数只得由原来的每周4—6次降到3次。[72]
“文革”前，在北京电视台与英国维斯新闻社互供电视片合同的执行期间，发现该新闻社也发行台湾影片，经抗议，该社将文字说明中的“国家”一栏改为“国家与地区”。后来又几次出现有关“两个中国”问题。在续签合同的来往中，英国人拒绝停用台湾影片，终致关系破裂。1967年1月14日北京台去函声明合同期满不再续签。当年2月14日，合同期满，交换终止。2月23日维斯总经理沃尔德曼来函表示遗憾。[73]
1967年3月21日，北京电视台宣布自7月14日合同期满后终止与日本“电波新闻社”签订的互换电视影片协定。并于7月中断与其来往。在这之前，3月1日，北京电视台向由旅日华侨在东京新创办的日本“中国通讯社”发出贺信，提议建立业务联系，由其代销中国电视片，并将中国电视片向日本各电视台的发行权授予该社。
这之后，北京电视台的国际节目只有其常驻越南记者拍摄的片子和日本“中国通讯社”寄来的片子两个来源，以及极少的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译制片，如《霍查视察北方》等。没有其他国际信息和知识性节目来源。至此，《国际新闻》栏目因片源不足陷入停播状况，且一停多年。[74]
“文革”后期，中国电视台与国外电视机构的联系日渐增多。1971年6月28日，在中断关系四年以后，北京电视台和英国“维斯新闻有限公司”在伦敦又正式签订了互购电视新闻片的协议。1970年经周总理批准同该公司恢复关系，在起草合同文本时，除对等原则外，重要的问题是强调对方不得使用我方提供的电视新闻进行“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错误宣传，这一点写入协议第三条规定。此后在历次续签合同时都坚持保留这一涉及主权的条款。协议于7月1日起生效，为期一年。根据协议，北京电视台每年向英方寄100条新闻片，英方每周向我寄送约4，000英尺（约一个多小时）的电视片。这是“文革”以来同外国电视机构签订的第一个协议。此后，有了稳定的片源，8月8日开始不定期播出《国际新闻》节目。第二年又续签了协议，北京台的《国际新闻》也增加到每周2—3次。[75]
1971年，我国和朝鲜、南斯拉夫，1972年同罗马尼亚签订了新的广播电视协定。这几国及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常常为我国提供节目；还有日本的“中国通讯社”、巴基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电视机构提供的电视片。这个时期，我国与法国电视台也就交换电视片问题进行了接触。后来，《国际新闻》栏目恢复到每周播出3次，每次10分钟，一直持续到1979年。[76]
另外，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广播电视界在中断五六年未派人出国访问之后，出访也开始恢复，因此有了电视台自己出国拍摄的片子。1971年五六月间，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北京台派出记者吕逢欣随团拍摄电视片。采访拍摄的十几条新闻编入刚刚恢复的《国际新闻》栏目播出；此外还编辑了两部纪录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前进》。1972年，阿尔巴尼亚邀请我国派记者组赴阿采访。中央广播事业局请示周总理，他决定选派专业干部而不是军管小组负责人出访。[77]
1972年年初，以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北欧四国（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和中欧两国（瑞士和丹麦）。北京台记者韩金度随团访问并拍电视片。拍摄的内容主要是国家首脑接见代表团、国外人民的生活、地理风光以及代表团的活动等。这些内容在“文革”期间萧条的屏幕上大放异彩，深受观众欢迎。
1972年4月，上海电视台派出记者随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参加金日成主席60诞辰祝寿活动，活动被摄制成一部长30分钟的纪录片《中国上海芭蕾舞蹈团访问朝鲜》。这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出国拍摄新闻纪录片。[78]
197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连同随行的4名记者在内，代表团一行13人。这是邓小平经历“文革”劫难后再次复出主持中国政府日常工作。副团长一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一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当时他已在纽约）。临行前，周总理抱病前往机场送行。从北京出发的12人乘坐专机抵达巴黎，而后换乘法航飞机直飞纽约。邓小平这次率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是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出副总理级政府官员出席，中外都十分关注。舆论形容：“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里，中国代表团团长们遭到了照相机的围攻，他们的座位周围人山人海”；“整个资源问题大会上，中国席门庭若市”；“9日开幕的联合国资源问题特别大会的‘台风眼’是中国代表团的动态”……北京电视台新闻部随行记者拍摄了邓小平在会上全面阐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言。4月24日在电视中播出了发言摘要和电视片。[79]
应对外交活动增多的需要，1973年，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国际组从台内其他部门抽调记者编辑及应届大学生，加强出国片的制作力量。到1976年国际组已有记者、编辑、翻译（包括英、法、德、日、西班牙和阿拉伯语）37人。他们担负出国片的选材、拍摄、编辑、译制、交换及处理外国电视台寄送电视片和《国际新闻》的编译、播出业务。
四、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1971年10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大会的合法席位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72年5月，我国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合法席位也得到恢复。当年10月14日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简称“亚广联”）第9次全会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组织应享有亚广联正式成员的资格。东道主伊朗拒绝给台湾代表颁发与会入境签证。1973年，中央广播事业局经外交部会签向国务院请示，决定接受亚广联的决议，行使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权利。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民间性的专业国际组织，使用政府机构的名义参加似有不妥，当时亚广联章程又规定一个独立国家只能有一个正式会员，于是在给国务院的请示中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名义（英文缩写为RTPRC）参加亚广联。这种务实的建议得到了周总理批示同意。从此，我国广播电视机构就以这个名称参加亚广联的一切活动。
1973年12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名义致电亚广联第十届全会和亚广联主席：我国决定行使亚广联正式会员的权利。1974年9月29日—10月12日，我国派出以李哲夫副局长为团长的11人代表团，首次参加亚广联十一次全会及有关会议。1975年11月7—23日，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亚广联第十二次全会上，我国首次当选为亚广联理事。[80]中国电视与世界电视界的交往逐渐恢复。
在与我国大面积恢复外交关系后，一些国外媒体与个人开始试图向世人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1972年4月10日到5月14日，日本教育电视台朝日制作公司电视小组来我国采访，他们所拍的片子编成题为《文化革命的中国》专辑。
1972年5月13日—6月16日，意大利电视台摄影队以科隆博为领队、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2007）为导演，来我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拍片。回国后制作了题为《中国》的影片，1973年问世。1974年1月31日开始，我国对此片大肆兴师问罪，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媒体展开了严厉批判。江青称其为“间谍加汉奸”，把片子作为政治棍子，打击周恩来总理，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创造条件。[81]其借用的理论就是“工具论”，抹杀了纪录片的自身功能；并采用法西斯式的宣传手法，“一手遮天”、操纵舆论，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简单化的媒体行为评价风行一时，对纪录片作用的判断也受到了扭曲。
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年秋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在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的女儿托平夫人的协助下，申请来华拍摄电视专题片《故宫》。他们不但要拍摄故宫的外景及部分内景，还要以此为背景反映中国几十年的变化。周总理对此做了非常具体的批示。8月18日，由露西·贾维斯夫人率领的8人摄影队来到我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大型电视摄影队。他们拍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工人刘宝礼一家及故宫等名胜，该摄制组还得到特许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以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首的专家们还会见了节目制作人露西·贾维斯和导演汤姆·普里斯特利等。9月13日，周总理也会见了该摄影队，并接受了简短的电视采访。这部电视片拍得很精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紫禁城》（故宫）成为贾维斯夫人系列代表作“三宫”（其他为卢浮宫、克里姆林宫）之一。[82]
1973年3月7日到5月3日，BBC电视摄影队一行七人来我国采访文化古迹，配合我国出土文物在英国展览。由外交部、文物局、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接待。回国后编成电视片《中国的珍宝》播出。这是英国BBC首次派大型报道队来华拍片。[83]
据统计，中央广播事业局仅1972年就接待了来自7个国家的9个电视摄影队。这个数字相当于前22年接待外国摄影队数量的总和。1973年又接待了10个国家的15个电视摄影队。他们摄制的电视片绝大多数都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我国的情况，有助于外国观众了解中国，其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摄制的《故宫》最有代表性。[84]
1973年4月24日到5月1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创始人、董事长威廉·佩利应中央广播事业局邀请来我国访问。5月1日，周总理、叶剑英在中山公园兰花房会见了他，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7月21日到8月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董事长里昂纳德·戈尔登逊来我国访问，同中央广播事业局进行了业务会谈。[85]
1974年2月2日到3月2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何大中、许中明作为我国电信代表团成员，赴日内瓦参加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各研究组会议。这是国际电信联盟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1975年5月20—29日，以北京台副总工程师许中明为团长的中国电子学会小组赴瑞士蒙特勒出席第九届国际电视讨论会。[86]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北京台本着争取国际和平和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原则，真诚地同一切友好国家的电视台恢复或建立交换节目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关系，取得了初步成果。
五、外事报道带动影视合并
周恩来总理无论在国务活动还是外事活动中都经常与记者打交道，他关心记者，也关注记者的采访拍摄工作。他曾提醒记者在采访中准确把握外交原则。一次周总理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前，提醒新影记者舒世俊说：“小舒，你们拍镜头也要注意礼貌，要尊重我们请来的客人，镜头不要总对着我们的领导人。客人坐下后，要先拍客人，后拍主人，镜头的大小远近要一样。在你们的新闻简报里，解说词明明说的是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为什么画面是先用主人镜头？应该先出客人，后出主人镜头嘛！”他提醒说；“这是礼貌，在你们拍的镜头里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镜头里要体现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大国小国都一样，一律平等。”[87]
在外事报道方面，1972年7月14日，新华社、电视台和新影厂三个单位成立了“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将影、视、照片三家统一起来，专门负责拍摄领导人及其重大外事活动。这一机构揭开了影视合并的序幕。它是在周总理的督促下组成的。
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就提出希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电视台合并起来拍摄新闻。当时他是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他看到新影厂的时政女记者舒世俊拿着笨重的35毫米摄影机、背着电瓶，很辛苦，便多次谈道：“新影厂应尽快换成电视记者用的小型摄影机。”以去除记者过重的负担。其次是他看到新影厂与电视台拍摄的新闻内容大致相同，而新影厂拍摄的《新闻简报》每周只出一期、每期只有10分钟，内容有限，时效又慢，要在电视播出很久以后才能在电影院看到。再次是电视台刚刚建立不久，设备、人力、物力都缺，而新影是老厂，创作人员、技术人才充足。还有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新影厂、电视台同拍一条新闻浪费胶片、浪费人力。最后，国家大事活动的现场记者太多，记者拥挤、长时间摄影灯闪光，影响活动正常进行，并影响领导健康。[88]从长远看，影视新闻合并，可以节约人力、财力、物力，采访、拍摄效果也会更好。
周总理在很多场合只要看到新影厂和电视台的记者，就谈合并问题。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最后一站是斯里兰卡。当总理的专机刚刚起飞不久，总理就找随行采访的新影厂的庄唯和舒世俊、电视台的李华谈“电影、电视合并问题”。他说：“出来工作人员有限，新影出来两个人，电视台只李华一个人，你们拍的内容一样，由于人力少，都拍得很不完全。如果新影厂换上小机器和电视台的合起来，拍的材料统一使用，这样便能充分发挥宣传作用。电视播出后，电影再出纪录片也可以嘛。”总理还说，回国后一定让国务院办公室召集有关领导开会研究合并问题。
为了支持电影、电视合并，在当时我国经济相当困难的时候，对新影厂提出的设备要求，周总理很快特批了20多万美金，为新影厂到国外购置了16毫米摄影机、放映机、剪接机等很多设备。
那次回国后，总理办公室主任到新影厂召集文化部领导、广播局梅益、新影厂钱筱章、电视台孟启予等同志多次开会，研究讨论两个单位的新闻拍摄合并问题。当时两个单位的群众听说合并都非常高兴。但新影厂领导认为不合适，技术上一些问题不好解决，特别是把16毫米胶片放大成35毫米电影片后质量没有把握，不愿合并。一直没能决定。总理的意见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1967年夏天，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一个军事代表团时，摄影记者并不多，但拍摄时间过长。摄影机的噪音、灯光的照射，再加上记者横冲直撞的拼抢，严重影响了宾主的正常活动。毛主席发了火，把所有记者从接见大厅轰了出去。
事后，周总理召集记者们开会，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争抢的做法。当他得知《人民日报》记者吕相友照了“整好一个卷”时，说：距离那么近，次数那么多的闪光，再加上电影电视灯光的照射，主席能承受得了吗？你们可以把闪光灯对准自己试一试。[89]
看到大家都很内疚，总理建议“各新闻单位组织起来，统一领导”。但总理的指示迟迟没有得到落实。直到5年以后的1972年7月14日，由新华社、电视台和新影厂三个单位参加的“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才在总理的督促下正式成立，将影、视、照片三家统一起来，纠正了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从此，新影厂、电视台的时政记者、编辑、照明联合办公，并将位于虎坊桥的国务院原宗教局办公楼做办公室，同时成立了北京电视台时政部。从此，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政治活动统一由北京电视台时政部负责拍摄，新影厂将电视台拍的16毫米胶片放大成35毫米，再在电影院放映。由于电视事业发展很快，中央最后决定新影厂不再担负放大任务。从此，新影厂时政组的几个同志正式调入北京电视台。[90]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北京电视台于广华因赶制大会新闻而错过了开饭时间，住地服务员为他单独开饭。这时，周总理带着他的警卫员来了，他让服务员又拿了两套餐具，和于广华边吃边围绕电视事业聊起来，谈了一个半小时。临别时，周总理说：“电视事业大有可为，目前在我国虽然还处于落后状态，但不久将会成为影响很大而且是很重要的宣传工具。”这是周总理对电视事业的预见，后来证明它是非常正确的。[91]这可能也是他力主影视合并的一个原因。
对外报道经历了一段与国内报道一样的倒退过程。外国人不买“文革”的账，北京台便又开辟了驻外使领馆的播放途径。直到1970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对外关系逐渐正常起来，与外国电视机构也重新联系、往来。外交领域接连的成功扩大了国际交往。对外交流中又突显了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视界了解了世界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也获悉了先进的理念，中国人于是有了在技术、业务领域奋起直追的冲动。
让人费解的是，利国利民的影视合并建议，在周总理十多年的提倡中竟然不能实现，满足了要求、购置了设备，依然难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