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台初期的人员机构、技术设备
在北京电视台开办初期，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是真正的艰苦创业。“人员很少，设备奇缺”[70]，是对当时情况的恰当形容。
一、人员机构
（一）机构设置
从机构上看，1957年8月16日，以罗东、孟启予、胡旭为首的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成立。1958年5月1日开始，经过3个月的试验播出后，1958年7月31日，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向广播事业局党组报告，请求于当年9月2日正式播出并建立正式机构，8月25日中宣部批复同意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的报告。
创办初期，北京电视台是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处级单位，内部称为电视编辑部。设主任一人（罗东），副主任二人（孟启予、胡旭）。下设政治组（包括编辑、摄影、播音、剪辑）、文艺组、文教组、播出组、秘书组、办公室（负责节目调度和管理）等部门。[71]人员队伍由筹备初期的9人增加到30多人。[72]
1958年建台后，根据形势发展，北京电视台成立了新闻组，第一任组长为陈振翟，其成员包括叶惠、李华、孔令铎、刘贵林、侯刚、冀峰、化民、文英光、李玉英、秦芝莲、朱宏等人。[73]
（二）人员构成
1.人员来源
构成最初北京电视台班底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行业。
（1）电影界
1957年10月，原在八一厂从事新闻纪录片编导工作的王化南、于晓光，从事新闻纪录片摄影工作的冀峰、化民和文英光，从部队转业来到北京电视台。他们报到后，“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也仅有十几个人 ”，是最早的创业人员。
1958年年初，广播事业局又从新影片厂调来了多名多年从事各相关岗位操作经验的人员，他们是编辑陈振翟，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叶惠、李华、孔令铎、刘贵林、侯刚，影片剪辑李玉英、秦芝莲等。1958年下半年，又从新影厂调来了有丰富胶片洗印工作经验的佟庆德和吴玉珍。
来自八一厂和新影厂的人员成为最初的电视编导、摄影记者、剪辑师、洗印师。
之后又有很多电视台的业务骨干受过电影专业的教育。如1959年8月3日，我国第一批电视摄影干部70多人，经过在北京电影学院一年的学习，正式结业。他们是由全国20多个省市广播电台或电影厂选送的。后来，电视台送业务骨干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导演专业，同时也接纳电影学院的本科毕业生。[74]随着这些人员的直接介入，电影的手法和观念给电视带来了深入的影响。
（2）广播界
建台初期，电视主要的宣传和技术业务骨干大多从广播系统调来。[75]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班子罗东、孟启予、胡旭都是在广播战线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罗东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延安干部，战争年代他在《冀晋日报》《鄂豫报》等报纸工作过。1949年至1954年曾任中南、武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大力推行听众办台，积累了丰富的广播工作经验。[76]
孟启予的广播工作资格更老。她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开始从事新闻广播工作，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播音科长。1951年，筹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部，任部主任。1956年，在苏联担任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部编辑，1957年回国。当年8月到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任副主任。[77]
胡旭在台内负责文艺宣传，他是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的导演。[78]
由于以前我国没有电视事业，所以从全国范围来说，掌握电视技术的人也寥寥无几，早期参加电视台工作的技术人员差不多都是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各岗位抽调来的，大多受过专业培训。如徐增祁于1958年3月得到通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控室调往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工作。[79]
1958年5月，沈力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正向齐越学习播音。后得到领导通知，到电视台演播室进行了几次试播。大约在两个月以后，她参加了第一次正式播出，成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80]在做播音员之前，沈力于1949年报名参军，当时她只有16岁；之后，她随大军南下，1952年调至总政文工团，1957年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81]
因为当时电视台归属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辖，也有工作技术、工作性质接近之便，所以这批人员与广播业界从一开始就有较多的关联。
（3）来自其他单位
还有一部分人员是来自文艺团体、高等院校毕业生或其他部门。
1958年秋天，一批刚从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刚试播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之前，他们对电视都知之甚少。来台不久，他们就被送到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技术，学习近一年后回到电视台，拿着16毫米摄影机干了起来。
如1958年，徐家察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台长罗东说：“就干少儿节目吧！”一锤定音。[82]朱宏是1958年9月从海军转业，来到电视台做了一名电视记者。据他回忆，他到台时全台仅有27人。[83]邓在军1959年7月随爱人调动，从军队文工团转业到北京电视台。[84]
2.人员状况
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时共有工作人员34人：罗东、孟启予、胡旭、王化南、李华、孔令铎、裴玉章、沈力环（沈力）等，其中新闻工作者12人，技术人员只有13人，当时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控室建制，由黄云同志负责。[85]到了当年年底，新增加了庞一农、庞啸、张家成、徐加察等29人，其中新闻专业的13人，总共达到63人。另外还有不到20个地方台来实习的人员，也都参加了日常的工作。[86]
北京电视台1958年9月2日19：30正式开始播出，参加播出的工作人员名单（不包括播出技术值班人员）如下[87]（见表1-10）。
表1-10 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第一天工作人员名单
当时就是以这样精干的人员队伍开始了中国电视事业。
在电视台正式开播的当天上午，中央广播事业局梅益局长对电视台全体人员讲话时曾谈到当时播出规模与北京电视台接近的外国电视台的人员数量，他说：柏林电视台有1000人，布拉格电视台有500人，莫斯科电视台有450人，而我们的北京电视台总共才有30人。但是，我们经过试验阶段，就要正式广播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电视台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准备在今年10月10日播送，而我们早已超过了他们。[88]
虽然当时各级领导都表示要支持电视台的建设发展，但那毕竟需要时日。初期由于人手少，组织上提倡做多面手、一专多能，大家都是一身兼几职。如记者，白天要出去采访拍片、组织节目、安排播出计划，晚上回来还要洗片、剪接、写稿，一直到播出。
二、电视设备、技术
建台时，国家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财政实力极其有限，黑白电视上马时使用的设备，几乎全部都是“技术人员穷干、苦干”自己设计制造的。“电视的第一代技术人员真是功不可没。”[89]在前面叙述过设备制造的简要过程，这里将当时的设备状况简单介绍一下，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时电视新闻的操作状态。
（一）摄制设备
1.转播车
1956年，日本在北京举办设备展览会后，留下了一辆有两个摄像机讯道的转播车。1958年7月，在电视台试验播出不久后，广播科学研究所与北京广播器材厂、北京电视台技术人员合作，研制生产出第一辆3讯道黑白电视转播车并立即投入使用。车是由解放牌汽车底盘改装的，重约十吨，内有摄像机讯道、同步立柜、导演台、调音台等，还有一套微波发送、接收设备。[90]这套电视中心设备全是电子管的，是我国的第一代产品，质量差、性能极不稳定；车上设备体积大、发热多，车内散热条件又不好，夏天工作时像蒸笼一样。当时因为没有录像手段，所转播节目都是从现场进行实况转播，这就要求技术人员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当时有转播任务时，除了一辆满载的转播车外，还要加开一辆大卡车，装运两套微波设备和若干黑白监视器、示波器、电缆、绳子之类。这些设备每次都要从广播大厦西翼四楼的电视中心台一件件搬下来，抬到卡车上，到现场再一台台装好；转播完后，再一件件收起，装车，运回电视台。台里的大部分人都得跟车去，非常辛苦。设备故障造成了多次停播事故，如一次在青艺剧场转播时，由于没把缠在电力电缆盘上剩余的电源线倒下来，结果电线发热使缆线胶皮冒烟，只得停播十几分钟，晾凉了再播。[91]
2.新闻拍摄技术
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试播后，才开始筹划解决新闻节目拍摄的技术问题，当时除了十几位从事新闻摄影、编辑、剪辑的人员外，没有任何拍摄新闻影片所需的器材。大家认真研究讨论后认为，拍摄电视新闻，只能走16毫米影片的路，不能搞35毫米的影片。
大家了解到，北京只有八一厂在1952年建厂初期曾使用过16毫米影片制作系统。北京电视台决定委托来自八一厂的新闻摄影师文英光向该厂求援。通过多次走访、协商，八一厂厂长陈播同意向北京电视台调拨六台16毫米摄影机，其中四台是20世纪50年代初瑞士生产的鲍莱克斯摄影机，是从该厂淘汰的一批机器中挑选出来的，比较破旧，但经过整修还可以使用。[92]其余两台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生产的菲尔姆16毫米摄影机，还是解放军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些摄影机都是发条式的，拍摄前需要先上发条。
朱羽君曾详细描写过她20世纪60年代初来台使用的设备：这是一台16毫米胶片的埃姆机器，机器是椭圆形的，手摇发条驱动，一把发条只有20秒；前面有一个转盘，上面有三个镜头：广角、标准、长焦，倍数很小，旁侧取景，与镜头不连动，没有曝光表，全靠估计曝光。[93]
八一厂还向电视台调拨了部分老式灯光器材、16毫米台式接片机和少量黑白反转胶片。这就是建台初期电视新闻拍摄的器材基础。[94]
由于没有解决拍摄技术与设备，所以开播后一段时间没有新闻播出是情有可原的。这再一次印证了电视上马的仓促与局促。
3.胶片
为了争取新闻时效，当时北京电视台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用黑白反转片而非平常使用的负片拍摄新闻。因为只有反转片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如30分钟就洗出正片，然后加以编辑、配音，供播出使用，省去了印制的工序。虽然洗片工序比较复杂，但可以逐渐熟悉掌握。摄影机有了，但还缺胶片，经过多方奔走，终于了解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有一部分民主德国阿克发胶片厂生产的16毫米黑白电影反转片。[95]
这样，在试播半个月后，电视台具备了电视新闻的拍摄、洗印、制作条件，而且在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天便播出电视图像报道也是可以做到的。朱德副主席剪彩的新闻就是例证。[96]
（二）演播技术设备
1.解决播放技术
1958年3月，离5月1日试验播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才得知，在试制的电视设备中，没有播放电影胶片的专用设备，更不用说将35毫米故事片与16毫米的反转新闻片及片头幻灯片进行光学切换了。这是个重大问题。当时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领导给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控室调来的徐增祁的任务就是解决播放问题。
当时仅有一套电视摄像机供电影胶片播出使用，由广播科研所的钟培根负责的视频技术项目就是要用摄像机的镜头做电影画面向视频影像的转换放映（24格转25帧/秒）。但是此法试验了一个多月也未能使抖动的电影画面稳定下来，而且根本无法解决多台放映机之间影像切换衔接的难题。直到距离5月1日电视设备全通路播出试验只剩3天时间时，徐增祁忽然想到，坐在电影院里看的电影也是两台放映机外加一个幻灯机的多台切换影像。于是他试着摆了一个以电视摄像机作看电影的观众，而使多台放映机集中向一个壁挂式小银幕放映的阵式。开机一试验，一直困扰大家的难题——画面抖动和多机切换问题都基本解决了。当时这种看起来“土得掉渣”的影片播出方式解决了电视的节目源问题。
但是这种播出方式也因过于简陋而妨碍了荧屏画面的质量，使本来清晰度就很低的荧屏画面更加模糊了。由于这套土法影片播送设备是由徐增祁设想出来的，所以影片的播放值班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同时还兼摄影器材的维修任务。由于财力、物力限制，这种方法沿用了较长时间，直到1963年前后，采用了广播科学研究所研制出电视电影播出设备，后来又引进了飞点扫描设备，画面质量才得到明显改善。[97]
马上要播出了还没有解决播放问题，由此印证了当时电视上马的仓促和勉强，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敢想敢干、不畏艰难的精神风貌。
2.播出方式
当时胶片拍摄的电视新闻在播出时，需要播音员、放像员、音响师三人配合操作才能实现。一要播放图像：在机房墙上挂一张白纸，作为小型银幕；技术人员用电影放映机播放拍好的电影胶片，图像映在银幕上的同时用一台摄像机对着银幕上的图像将其转成电视信号播出。二要播放字幕：每两条新闻胶片之间要接上约3秒（3英尺[98]）的空白胶片，放映时打出新闻标题的字幕，由第二台摄像机在这个空当当场拍摄事先写好的字幕，由导演在导播台上看到每条新闻结尾画面的记号后，马上切到字幕讯道，完后再切回到电影讯道。这样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字幕后出影片新闻的连贯画面。三要播放声音：播音员在放新闻片的同时直接播读记者写好的稿件作为解说；此时，录音员也同步播放事先找好或录制的音乐或效果。如此这般，影片、字幕、解说、音乐密切配合，形成统一的报道，观众看起来就像是电影片一样有影有声的完整播放。这一过程简单说就是“黑白无声片+字幕+音乐磁带”三者的当场播放+当场解说=图像报道。当时现场摄像的操作环节很多，很是复杂。
具体的播出方式是：每天播出新闻时，先由播出导演切出栏目的片头“电视新闻”四个大字，音响导演配上栏目固定音乐，然后转入第一条新闻字幕，再切换到电影讯道，由放映员将16毫米影片放映到小银幕上，旁边的摄像机将影像拍下来通过电缆传送到导演室内的监视器上。音响导演随着影片画面的变化播放录好的音乐、效果混合胶带，同时播音员直播新闻解说。全部声音系统由音响导演控制掌握。播出结束，电视新闻还是一条无声、无字幕的16毫米的影片，只有观众能在电视机前看到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完整的新闻报道。[99]当时所有的新闻片——包括国内国外、图片图像——都是这样操作的，相比较而言，放纪录片的胶片和口播新闻是简单一些的操作，播出比较轻松。
由于操作复杂，播出时大家都非常紧张与担心。这种紧张与担心还表现在美工的字幕上。由于字幕装在铁框框里，采用半手工机器操作，一旦卡住铁板，字幕就不能按时落下来，新闻节目也就不能圆满地完成播出。这种播出形式一直延续使用到1965年。[100]
3.演播室
1953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把建设广播大楼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家计委因中央规定不建“楼堂馆所”，便把这个项目砍掉了。梅益局长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在审阅大楼设计后同意列入国家建设计划，但提出要尽量减少非技术性建筑的面积。他还提出亲自审查大楼的设计模型。[101]
1955年12月，大楼破土动工。全部工程于1958年年底竣工。广播大楼的建筑面积为68，562平方米。中央部分11层，大楼由东翼技术区、西翼办公区和中央区的音乐厅几部分组成。大楼内，除电视设备外，全套技术设备都是苏联提供的。
北京电视台在建台时没有专门的土建工程。电视台最初就安置在刚刚竣工的广播大楼西南侧的四楼拐角处。由会议室和部分办公室改建成的电视中心机房和演播室，在外人眼中很不像样：“一间60平方米大的、空空荡荡的房间，除了两个用木板做的放字幕用的架子之外，真可谓‘一贫如洗’！房间的顶端吊着些灯具。另一侧被隔了细细的一长条，里面是只能容纳3人的所谓导演间的音响控制室。这，就是中国第一座电视台的演播室。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102]场地本来就不大，加上没有录像设备，所有的节目都是现场直播，演播室里川流不息，上一个节目未完，下一个节目的演员就被带进来等待。另外，电视台还有电影放映室、摄像室、中心机房及几间办公室。
4.演播室设备
试验播出时，演播室有两台黑白电视摄像机，电影放映室有一台黑白摄像机。那时的摄像设备不像现在都是自动变焦的，只有四个固定镜头，只能选好了机位，保证最佳播出效果。演播室内视频设备有一个6路视频切换控制台、八个黑白监视器。当时，照明技术十分落后，没有任何专用照明器材。仅有三个灯光工人拿着普通白炽灯在新闻采访时用。[103]
发射机房在大楼十层，由两个大会议室改建而成，装有一部1千瓦的电视发射机。天线为大楼顶端的两层蝙蝠翼式，高度为80米，能有效覆盖北京市区。
5.声音技术
演播室的调音台是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有16路输入及双伴音系统、可容两套节目同时制作加工并附录放一体的调音台。另外，还有五六只国产动圈话筒，用灯光架子改装成的两个话筒支架、三台苏式的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淘汰的ME28型录音机、一台记者外出采录用的国产小背包录音机，以及转播车上的轻便式小型调音台。以上设备加在一起，就是北京电视台初期阶段音频设备的全部家当。
建台初期的音频工作，包括新闻节目配乐、演播室录音、外出随记者采录及实况转播等几个部分。给新闻配乐是从新影厂学来的，即不论什么内容的新闻节目，一律按《新闻简报》惯例配以背景音乐，并在一段时期内因袭了这种做法。新闻节目播出时，配乐工作人员根据画面内容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摞音乐磁带（每次约20盘左右）按序播放。运动着的画面稍纵即逝，音乐编辑要精力集中，反应敏捷，熟练而准确地操作设备，与音响人员默契配合。这种做法对音乐的需求量非常大。为了搜集音乐资料，他们跑遍了各电台、电影制片厂，复制整理了大量资料。
当时从事电视声音工作的人员少，工作量大，任务紧。白天要派人随记者外出拍片采录声音素材；留在台里的人整理音乐资料，进行播出前准备。演播室里唯一的一套供播出使用的声音设备，白天还要用来做声音加工。[104]
6.设备故障
我国第一套黑白电视技术设备都是自制的。“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过关，不时出现故障，不是这台摄像机出现杂波，就是那台设备没有了图像。”能够安全播出全靠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105]但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播出事故。
如当时在播放台标之前，先得出一分钟时钟，这是由摄像师对好钟面直播的。那只被拍摄的时钟是美术师自己用亚麻布面和表针制作、安装的。有一次在播出中，秒针转了不到一圈就掉了，有人立即上前捡起秒针装上钟面，钟照走不误。而画面上则是全程直播，观众看到了手装表针的全过程。[106]
1958年8月14日晚上播出时，不知是电源干扰还是摄像机、中间放大器出了问题，致使“一个讯道的图像总有两道黑箍，还拉了几次白毛，致使《寂静的山林》没有演完”就中止了播出。
1958年8月31日，预定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转播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的《赤叶河》。上午8点转播车就出发了，下午6点左右发射台收不到视频信号，而转播车上的微波发射正常。最后被迫改成放映纪录片和故事片《保尔·柯察金》。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严重的事故”，这是试验期间的第二次转播不成功，也是最后一天试验播出发生的事故。当年11月1日在北京体育馆的国际无线电快速收发报友谊赛开幕式也因为发射台微波中继接收机的两个电阻烧了没能及时查出，空播达半小时，而最终没有转播成功，后换播了其他节目。
9月2日正式播出当天，设备没有发生故障，“图像和声音比试验阶段有好转，但两个节目衔接的时间空播多，报幕员错播了四五个地方”。“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也许是太紧张的缘故。”[107]
在建台初期，所有节目均用直播方式播出，技术设备质量不高、播出不稳定，又是手工调节，每次播出都是一次紧张的劳动。虽有少数事故，但在长期的锻炼中，绝大多数技术人员都养成了对工作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良好作风，因此，设备虽然简陋，但一般播出的图像和声音都能达到一定的质量。[108]
（三）后期制作
1.洗印
北京电视台开播时，广播大楼尚未全部交付使用，已有的电视台办公用房没有条件改建暗房。经过查找，发现大楼边的粉楼（后广电部医务所）一楼的洗脸间较符合暗房要求，最终选择即着手改建。开播初期并没有调入洗印专业人员，便决定暂让从八一厂和新影厂调来的摄影师文英光、叶惠开创洗印条件。他们都只做过照片冲洗，从来没洗过电影胶片，更没有洗过反转片。一切要从头学起。他们向电影厂有关同志求教，参照电影厂冲洗方式，设计了手工冲洗16毫米反转片的程序方案。两人自己购置化学药品及洗片盒，购买了部分胶片，进行了小规模试验。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109]
当时洗印胶片既没有印片机，更没有洗片机，完全手工操作。他们自己设计并请木工师傅帮助做绕片木架。购买了冲洗X光片的长方形立式搪瓷桶，每个桶内可以放6个木架，每个木架可绕50英尺，6排可冲洗300英尺胶片。洗印时，在暗室内把黑白反转胶片缠绕到架子上，拿到缸里人工摇动。冲洗后挂在用几根木条自制的木架子上晾干。“洗印作坊”（孟启予语）草创出来。中国第一条用胶片拍摄的电视新闻就在这种最简陋的条件下诞生了。[110]这以后，电视新闻拍摄逐渐增加，影片冲洗量也逐步增大，大家又努力建设了冲洗暗房，基本满足了建台初期洗印电视新闻反转片的需求。
1958年5月初，从新影厂调来的佟庆德，第二天就到粉楼看暗室设备。他看到：“暗室里全部设备只有8个长方形搪瓷桶、1台平光灯、1个药品柜、10多个冲洗胶片用的缠片木架。”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工艺设备。3个月后，佟庆德将搪瓷桶换成白瓷电镀槽，缠片改成100英尺木架，可同时冲洗200英尺胶片，提高一倍，为当年国庆节新闻纪录片及时播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9年年初，他又从八一厂和卫生部电教所调拨来洗片机和印片机各一台，安装在灰楼（原广播学院）一楼东南侧约100平方米的3个房间内，建立起16毫米胶片洗印生产线。[111]
2.剪接
每天摄影记者上午外出拍摄新闻素材，下午送片回台，洗印科的同志便争分夺秒洗印加工，把尚有余温的一卷卷胶片送进剪辑间。于是，画面剪辑师就要和记者一起看这些影片素材，在此基础上把分散的素材片段，以最快的速度组合成完整的节目，其层次要分明、主题要突出，并能很好地运用电视表现形式，使其内容易于观众理解和接受。
当时的剪辑设备只有手摇看画机（编辑机）、一块放大镜、一张剪接桌，要靠桌子上的一块一英尺长的玻璃来透视画面的内容、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16毫米影片的画幅很小，要准确看清每个画面内容和人的细微动作，很费眼力。[112]
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的剪辑人员按编辑要求，麻利地扯断片子，然后在接片机上，用刀片刮去药膜，抹上胶水，咔嗒一声，用剪接机把胶片接上。“要知道世纪的风云、石破天惊的信息，都储存在她们手中那窄窄的胶片中。”[113]
30多个主要来自电影厂和广播电台的人员，支撑起了国外需要几百上千人操作的国家级电视台，而且是在设备如此简陋，技术如此不成熟，工作难度、工作量都无端大幅增多的条件下。发射和转播设备是仓促仿照自制的，摄影机是电影厂淘汰的，演播室是临时改建的，播出技术是土法上马的，洗印、剪接完全是人工操作的，在这样的技术和设备条件下，一切操作都变得非常复杂、耗费人力。这就是现实中北京电视台早期播出时的状态，前述多样的新闻形式和大量的节目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小结
中国电视的创建，与很多国家地区一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第二次大发展期间实现的。有些人认为中国当时创办电视是“盲动”、是超前消费、头脑发热，没有从实际出发。但是反过来看，当时又有多少开始启动的事业是已经具备条件、是正常状态下的国家能够按部就班去做的？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历史，留给中国的是一穷二白，是百废待兴。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条件等待，特别是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只能迎头赶上，才能尽快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还会重蹈覆辙。另外，电视台和形成受众规模本身容易让人联想到“鸡和蛋”的关系，实际上要先有了电视台，才能推动电视机的购买和销售，并慢慢培养起受众群体，因此，等待条件成熟，一是没那么现实，二是状态未免消极。
虽然创建过程像是临时动议，在没有很好准备时便仓促上马，一副“革命人”敢想敢干的劲头，但也有一股破釜沉舟、立誓成功的气势。创业者们面对从来没有搞过的事业，却还是按部就班、分头推进，思路清晰、有条不紊，满腔热情、刻苦努力，有背景支持、有竞争对手、有明确的目标和事业追求。在创业中，他们留给自己的是艰苦奋斗，是历练、磨难，创造、拼搏才是年轻共和国青年的做事风格。而最终给国家带来了事业的成功、进步与发展。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当时确实都不缺乏浪漫的情怀、创造的冲动，但这背后是中国人压抑了百多年的自尊、自信和自立的追求。对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具备的先进技术的追赶，是一种“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的独立国格、民族自尊的宣示。作为国人，笔者能够深刻理解这里面的种种想法，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
早期的工作打下了中国电视的基础。新兴的电视事业在借鉴已有的媒体后快速成长。第一批人员来自电影、新闻、广播行业，给电视事业打下了相应的烙印。从仿造设备、模仿节目设置，到提供播出节目、提供制作的样板，中国电视受到苏联、东欧的电视体制、节目模式的深刻影响。在初期的节目中，新闻节目占较大的份额，有了较快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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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2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8；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8.
[22]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5，74；于广华.中央电视台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3] 壮春雨.中国电视概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28；于广华.中央电视台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
[24]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
[25] 赵水福.世纪心语：中国老广播电视工作者感悟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251.
[26]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8.
[27] 资料来源：《我与〈新闻简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网站www.cndfilm.com。
[28]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2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五部纪录片片目如下：6月15日新影厂纪录片《锻炼》；6月29日新影厂纪录片《英雄赞》；7月17日政治节目《全民抓钢》；8月3日《新闻简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公报》；8月28日纪录片《厂穷志不穷》；8月31日新影厂纪录片《锻炼》（重播）］。
[30]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
[3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32] 也可能当天有节目但没有记录。从核对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记录很零乱，不是很清晰。
[3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147.
[34]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35] 注：将十一晚会放到了文艺演出一栏中，似乎不太合适，但没有另外设类。据戴五生的日记，石凤山记录的一次转播没有成功，因此没有计算在内。石凤山与戴五生记载的怀仁堂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扩大联席会转播日期不同，最后以戴五生的日记为准。
[36]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37]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3，37.
[38] 莆鹏.中国电视大事记［N］.文汇报，2000-12-31.
[39]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
[40]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4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9.
[42] 任江舟.漫谈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J］.电视研究，1989（4）.
[43]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44] 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132.
[45]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46]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6；《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121.
[47]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37.
[48]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9.
[49]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50]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3.
[51]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52]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78.
[53] 资料来源：《我与〈新闻简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网站www.cndfilm.com。
[54] 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13.
[55]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56]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29，132，136，139.
[57]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67.
[58] 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84.
[59]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121.
[60]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21.
[6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60.
[62]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63]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2.
[64] 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132.
[65]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66]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67]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9.
[68]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
[6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60；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70] 章壮沂.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发展［J］.电视研究，1993（台庆专刊）.
[71] 张庆，胡星亮.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41；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8.
[72]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5，74；于广华.中央电视台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7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8，141-142.
[74] 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
[75] 壮春雨.中国电视概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233.
[76]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赵水福.世纪心语：中国老广播电视工作者感悟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67.
[77] 资料来源：福建省情资料库，http：//www.fjsq.gov.cn/ShowText_nomain.asp？ToBook=4010&index=192&。
[78] 文英光.《一口菜饼子》诞生记［J］.电视研究，1997（5）.
[79]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37；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8.
[80] 沈力.幸运的第一个［J］.电视研究，1993（台庆专刊）.
[81] 姚建红.中国新闻史事溯源［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132.
[82]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
[83] 孟启予.三十年前的老电视工作者挥毫抒怀［J］.电视研究，1988（5）.
[84]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0.
[85]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8.
[86]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
[87]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88]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30.
[8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8.
[90]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67.
[91]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37.
[92] 孟启予.三十年前的老电视工作者挥毫抒怀［J］.电视研究，1988（5）.
[9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5.
[94]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0.
[95]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0.
[96]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
[97]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9-190；赵水福.世纪心语：中国老广播电视工作者感悟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311.
[98] 1米＝3.28084英尺。以下此单位换算过程不一一赘述。
[9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7.
[100] 张庆，胡星亮.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68.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播电视编辑部.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三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6.
[102] 沈力.幸运的第一个［J］.电视研究，1993（台庆专刊）.
[10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0；林景云.电视史话对我台技术工作的若干回顾［J］.电视研究，1985（3）；张敏.电视照明技术的回顾与展望［J］.电视研究，1989（3）；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0.
[104] 曾文济.我国电视音响起步的轨迹［J］.电视研究，1998（9）；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0.
[105]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9；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65.
[106]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64.
[107]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30.
[108] 林景云.电视史话对我台技术工作的若干回顾［J］.电视研究，1985（3）.
[10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0.
[110] 孟启予.三十年前的老电视工作者挥毫抒怀［J］.电视研究，1988（5）；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11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7.
[112]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5.
[11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