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集体
前一章已提到北京电视台的人员数量大大低于同时期的外国电视台，仅为其几十分之一甚至上百分之一。而从节目看，在很短的时间里，北京电视台对各种体裁、形式的节目基本都有了尝试，且很快达到较大的播出量。除少量形式和体裁外，后来的实践几乎很难再称“第一”。这样快的进步和发展靠的是什么？是人的追求、精神，是团结奋斗的集体。
一、人员机构
（一）机构
1960年，由于“反右倾运动”的影响，台长罗东被错误地撤销职务，下放河北农村劳动，回来后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其后，副台长胡旭也被调离，后来去了陕西电视台。1963年9月15日，戴临风被任命为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当年12月3日任命孟启予为北京电视台代理台长，重点抓宣传业务。
1960年5月13日，经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编委会决定，北京电视台成立新闻部、文艺部。同时还决定北京台文艺组与广播电视剧团合并，保留剧团的名称，剧团的一些编导、表演、美工、灯光人员转入电视台。9月15日，局党组决定，技术系统从局无线处中央控制室划出一部分归电视台，抽调部分技术干部，成立电视台技术部，下设技术科和制作维修科。[138]
新闻部成立之初，夏之平任部主任，[139]他加强了对电视新闻工作的领导，对队伍的思想和业务建设有积极意义。新闻部下设政治组、文教组。机构的一元化为新闻播出提供了方便，因为新闻当时是主要甚至唯一的自制节目。据此看来，当时机构的调整是符合新闻规律的。
1962年，新闻部改为按行业分工，增设了经济组、政文组、编辑组。这一年，电视台确定专门人员负责体育节目。1963年又增设国际组、出国片组。新闻部文教组负责谈话（室内讲话）节目的制作，同时负责政治性活动的实况转播和体育实况转播。之后不久又成立了社教组。1963年8月，社教组改为社会教育部，下设社教组和少儿组。1964年开办《解放军生活》栏目后，1965年，北京电视台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专门报道部队生活的军事组。[140]1961年北京电视台搬入新楼后，补充了声音设备，也补充了声音制作人员，正式成立了音乐音响组，归文艺播出部领导。[141]
1966年，北京电视台逐步形成了新闻部、社会教育部、文艺播出部、技术部及节目组、台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的基本构架。当时，北京电视台除了技术制作和行政部门，只有新闻部、文艺播出部和社教部这三个编辑部门。那时，除电影由总编室节目组统一安排外，全台所有节目均由这三个部门制作提供。新闻部的任务是拍摄和制作新闻片、纪录片。社教部下设社教和少儿两个组，主要负责时政转播、体育转播，组织以讲话和访谈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教育节目，以及编排文化、科学、卫生和国际知识、少儿等栏目。文艺播出部设戏剧组和歌舞曲艺组，主要负责转播戏剧、曲艺和歌舞节目。[142]
那时还没有小型电子采访设备，新闻部记者采制节目主要靠摄影机；文艺部主要靠转播车；社教部除时政转播和体育转播外，多数节目都是在室内完成（且以直播为主）。这样就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新闻部就是拿机器拍片，文艺部是剧场转播，社教部就是做演播室节目，好像这些部门的任务是按照节目制作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
几年实践后，新闻部逐渐发展成全面的制作部门。新闻部下设有北京组、地方组、编辑组、国际组、出国片组、军事组、照明组、录音组、洗印组、整备组（维修与美工）共10个组。人员已发展到100多人。除记者、编辑、剪辑外，还有灯光、录音、洗印、美工、整备（摄影机维修）等多个工种。新闻部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并制作新闻片、纪录片、出国片，办有《电视新闻》《国际新闻》两个栏目，还制作一部分电视纪录片。
在上海，随着电视制作和播出时间的增加，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也逐步增加，1966年，全台人员增加到108人。还充实了领导班子，电视台主任宋丹，副主任周峰、奚里德。下设5个组：新闻组、节目组、演播组、技术组和行政组。[143]
（二）人员
1962年10月13日，丁莱夫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梅益任副书记、广播事业局局长。
北京电视台在1958年9月初正式播出时，全台总共才有30人。1960年以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调进了一批毕业生和干部，队伍扩大，已有记者20多人。
戴维宇195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先后在张骏祥、沈浮、孙瑜、石挥等著名导演的摄制组做过学徒；20世纪60年代初，被调到北京电视台。1963年，马超曾从北京电影学院分配到北京电视台，在新闻部国际组编辑《国际新闻》栏目。同一年，张朋石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专业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当了一名编辑。[144]
1960年，从部队来了十几位转业军人，分别补充到灯光、播出、管理等工作岗位。1965年，北京电视台成立军事组，设专职军事记者。为此，抽调了3名骨干到军事组，并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商，从部队选调一些青年军官担任军事记者。1966年4月，几位青年军官转业成为电视台军事记者，台领导为这些军官开办了专门的培训班。
北京电视台想要培养一批少数民族电视记者，便于1965年7月到中央民族学院选调学员。被选中的7人，来自5个少数民族：傣族的贾廷安，彝族的王光龙，哈萨克族的再努拉、萨林别克，维吾尔族的阿不都拉·热合曼，藏族的明玛才仁、强巴达娃。[145]
到1965年，北京电视台已有300多人。[146]
（三）播音员
建台后，周总理在视察北京电视台时曾关心地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一系列的汇报中，谈到了电视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电视播音员。周总理指示说，你们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学里去挑选。于是一份关于在北京市196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电视播音员的报告呈送上去，周总理在文件上亲笔批示“同意”。在历时半年的挑选中，赵忠祥成为唯一的人选。赵忠祥于1960年2月来北京电视台报到，随即被安排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实习，是电视台的第78位工作人员。[147]
当时正在北京女十二中上高三的吕大渝，也经过完全不知情的“面试”，被通知要求“服从祖国需要”，进入电视台担任播音员。吕大渝当年16岁，报到那天是1960年6月20日。进入电视台不久，她也被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向启蒙老师林如学习。[148]
北京电视台只有这3名播音员，定员定编，什么都得干。虽说那会儿每天只有一套节目，每次节目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播音员要出图像串场、播画外音，又全是直播，一个人顶着，“那可就得咬咬牙了”。当时电视台的播音间有两间，一间是直播图像，一间是画外音配音间。值班播出时，播音员先在直播图像屋里，面带笑容地为观众预告当晚节目，摄像机红灯一灭，抓起一叠稿子就往对面配音间跑，刚坐下，字幕就完了，画面一出，开闸就念；念完一组国内新闻，还有一组国际新闻。等到最后一个字念完，片子画面还没放完，就又要跑到对面直播间；刚坐下，摄像机红灯就又亮了，又要冲着摄像机出图像播报。
这两部分工作不能在一个房间内完成，是因为出图像的直播间，还要出字幕，还有许多别的工种的人，要调灯光、对镜头，要用耳机、话筒与导播台沟通，所以播音员必须要到另一间屋子播画外音。
播音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很大，当时的技术又落后，没有“提词器”，播音员每天都要背诵大量稿件。几位播音员一直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如《国际知识》节目播出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要求自己：在背诵中，尽量使语言口语化、减少背书痕迹。为了与影片衔接紧凑、浑然一体，还要对所配影片、照片尽可能熟悉，沈力便在自己的台本上把画面的主体特征一一画了下来。[149]虽然日复一日地播出，但由于无法录下所播节目，播音员根本无法了解自己的播音效果，只能一直凭感觉摸索。
（四）记者站
20世纪60年代中期，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各省建立电视记者站。新影厂派驻外地的摄影人员李锡明、童国平、刘申、林钰陆续调为电视台驻浙江、黑龙江、山西、广西记者。他们不仅负责当地的新闻报道，必要时还得服从统一调配，参加全国性的重要采访活动。记者站为扩大地方新闻的报道创造了条件。
196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关于建立地方广播记者站和电视记者站的请示报告》。这一年，北京电视台采取选调摄影记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方式，筹建驻各省记者站，以加强对各个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150]
二、艰苦奋斗
除业务、事业这些有形的资产外，早期电视人的工作精神、态度和方法也留给后人很多无形的资产，也应该为后人了解、学习。
（一）任务繁重
电视台创办的头几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台里由于人员少、任务重，再加上设备条件、经济条件差，到处都是困难。最早到台里工作的同志“大多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完全依靠艰苦奋斗，创造条件，才开创了电视事业。“他们如同维护着一个未足月就出生的婴儿，超负荷地开始起步”。一旦上了马，他们就力争早日摆脱对外的依赖，努力创造属于自己并超越他人的电视报道。
虽然每天只有20分钟的新闻节目，但台里仅有几十个人，所有节目又都要直播，“工作量之大、播出难度之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那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51]。新闻节目的正常播出都是在电视人极其艰苦的奋斗中维持的。
为了完成新闻报道任务，领导给记者规定了工作定额：每人每月要完成“两长八短”10个片子，其中两条为10分钟以上的长片，另8条是5分钟上下的短片。其中“两长”也称作电视通讯、电视专题，它们一般要单独多次播出。“八短”则在新闻时段播出。两者除长短有区别外，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统称电视片。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容易。那时，工作、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只要领导下达了任务，大家都不讲条件地努力完成。记者们要加班加点工作，白天黑夜地奔跑，节假日也没有什么休息。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基本上都能完成规定的数量。[152]
大家为了新闻纪录片的“时效”“及时”，经常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加工成片。常常是早已睁不开眼睛，还得坚持看样片。编辑时，画面对了又对、稿子改了又改，熬了一夜又一夜。为了制作播出片，他们都是不分昼夜竭力苦干，往往是24小时、48小时地“连轴转”，困得不行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儿。那个时候，24小时加班，什么待遇也没有，只有两毛五的夜餐费，只够吃一碗面条。[153]
当时负责农村报道的只有3个人，为保证每天新闻播出的需要，得开足马力连轴转。拍完一条新闻，马上回来送洗、编辑。处理完了，又得马上下去采访拍摄。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很多人为了工作，经常不回家，住在集体宿舍里。即使周末在家里也常常得抄稿子，自己忙不过来，还动员家人帮助抄写。[154]
记者们要身兼数职：白天外出采访、拍摄新闻片，肩扛笨重的摄影机，身背电瓶，衣服常被电瓶漏出的硫酸烧破；晚上回来还要洗片、剪接、写稿，一直到播出。播出时，还要在演播室兼任摄像师、导演，负责直播新闻、播出电视剧。有时还要转播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的实况。在外出拍摄室内新闻时，还要装上一卡车笨重的灯光设备。台里也没有专职的照明人员，只有一位老电工兼做照明工作，记者们还要帮助扛灯、拉线，因此，拍摄一条新闻，记者要付出很多的劳动。记者们完成了本职工作，还要到电影院租借电影片。
洗印只有三四个人，也要身兼数职：除洗印工作外，还要自购化学药品、胶片、洗印设备，并负责安装调试，以求迅速投产为编播服务。
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不仅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奋斗，甚至还有“空乏其身”的考验。1961年4月，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体育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张家成担任导演，在狭小的转播车里，他和其他电视工作者一起饿着肚子，10天转播了14场近40个小时的比赛，圆满实现了中国电视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直播史上零的突破。[155]
几位当时新闻部的工作人员在回忆中都提道：“那时新闻部办公室里，每天晚上都灯火通明。”夏之平主任以台为家，看稿子、批文件、开会谈话，直到深夜，办公室那盏灯夜夜长明。
几个剪接间更为忙碌，总是挤满了外出归来的记者，急于把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片。“尽管这些片子最终不会有多少人看到，可他们还是那么卖力，那么执着。”[156]“这样紧张的工作，当然又苦又累，每天下来都是头昏眼花，筋疲力尽。”[157]“身体虽然很疲倦，但精神极为喜悦。因为作为电视台的一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158]
（二）采访困难
电视新闻记者承担大量的采访任务。
1.采访艰苦
当时的新闻采访、拍摄也遇到很多“物质困难”。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拍片，不论多远，大部分时间要乘公共汽车。等来了车，往往因器材、行李多挤不上去，只好再等下一辆，有时需要连等几辆车。在一些没有公交车的地方就得靠两条腿步行。特别是下乡采访，记者、照明员要自己背十几斤、二十几斤重的摄影机、照明设备和胶卷。
到外地采访，由于照明员少，记者常常不得不一人下乡。他们凭着一副肩膀、两条腿，挤公交车、赶火车，甚至长途跋涉。到地方，找不到招待所，就住澡堂子。到农村，与老乡挤在一个炕头上，或者就在大队部办公桌上睡几宿。为了拍到一个好镜头，他们要翻越几个山头去寻找角度。病倒了，不能影响已经安排好的日程，打针吃药，还要坚持工作。
孔令铎和王连生到贵州拍《战乌江》，朱景和到福建拍《金溪女将》时，都曾在奔腾的大江里拍摄驾驭木排的船工与汹涌而来的波涛冒死奋战的场面，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59]为了拍好一个纪录片，为了拍到一个需要的镜头，他们可以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等上多日，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去寻找理想的角度，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拍一个个震撼的画面。战地采访更是时时面临生命威胁。
很多人积劳成疾，带病坚持工作。孔令铎来自新影，20世纪50年代曾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解放西藏时他随部队入藏，作为新影记者驻藏长达三年。他工作起来不顾身体，加上生活不规律，胃病越来越重，多次带着一身病出差，一回到北京就要到医务室打点滴。洗印组骨干张星云身体瘦弱，因连续加班，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晕倒在岗位上，险些危及生命。
消耗了身体，还要付出额外的经济支出。在外地生活，开支难免比在家里大，而按国家标准给的补贴又很少，他们不得不掏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来支撑工作。
2.遭到冷遇
物质条件已经如此艰难，但还存在一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难处。
由于当时知道电视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对它都非常陌生。电视记者到采访现场，遇到的常常是这样一些质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电视新闻是什么玩意儿？”因为不知道电视记者是干什么的，曾有记者拿着电视台的介绍信到一个研究所去采访，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分不清电视台和电讯局、电力局是什么关系。记者采访时，首先得向对方费力地解释一番：电视是什么，电视台是个什么单位。[160]随后，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明白，都要硬着头皮采访。有的记者已经干了好几年电视，亲友们见到他还要问他到底在干什么。
当时由于电视没有影响力，也得不到大家的了解和支持，所以电视台记者外出到基层采访，常遭冷遇。到县里采访，“找县委领导，不见。找公社书记，没空。请人陪同，没有。”记者只能靠自己：自己闯、自己摸、自己找。[161]
1960年秋末冬初，赵忠祥到四季青公社想要采访全国劳动模范李墨林，可人家不让见，说：“人民日报、新华社都采访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再者说北京电视台是干什么的？如果北京电视台来人也要见上一面，聊上半天，那还忙得过来吗？”
大家常常一肚子委屈地回来，第二天还得“忍辱负重”地继续经历几乎同样的境遇。即使在同行新闻记者队伍里，对突然出现的这个“异类”，人们也难以掩饰地“另眼相看”。电视记者勉强挤进了采访队伍，得到的反应常常是：“你们又来了！”那时，电视记者首先就要有不怕冷眼和困难的韧性。“电视这个‘小兄弟’要在新闻界争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啊！”[162]
下基层，要跋山涉水，靠两条腿走千村、串万户，还要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农村、工矿，要深入田间地头、车间矿井，和工人、农民一样，一身汗水、满手污泥；到部队，要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
老一代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就是凭着深入实际（而不是蜻蜓点水）、艰苦奋斗（而不是畏苦怕难）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拍到了那些堪称精品的专题片和纪录片。[163]
尽管当时的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可大家那种顽强拼搏的劲头非常感人。为了我国新生的电视事业，大家没有怨言。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国电视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服从分配
记者们开始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视，也谈不上自愿来干这一行。他们“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放弃已经熟悉与爱好的工作，带着一些忐忑不安，跨进电视台这座大门的”[164]。
老记者孔令铎说：“1958年，我从新影厂调到新建的电视台。从此，我放下了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拿起16毫米摄影机拍电视节目。我当时想法比较简单，就是热爱拍新闻和纪录片这两项工作。只要从事这两项工作，而且能多做些工作，无论在哪个单位都可以，尽管电视台的工作环境差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与新办的电视台比起来，新影当时的条件好得多，有经验丰富的导演、有千锤百炼的摄影师。而且那时新影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人人见，人人爱，一提起在新影工作真叫人羡慕”。[165]
还有一些人到台后分配工作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但也兢兢业业干了一生。如196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摄影专业毕业的楚华分配到电视台工作，正赶上天津制片厂的设备到台，其中有一批音频设备，老台长戴临风就让他去学录音，他服从组织决定，转向了音频工作。[16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并争取创造佳绩，这是那个时代几乎每个人的追求。他们都身体力行、埋头苦干，自愿成为电视新闻这架机器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三、团队合作
（一）团结拼搏
在建台最初的几年里，为了保证安全播出，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承担责任，不分什么主任和普通员工，也不分什么工种。当时设备都是自己制造，时不时出现故障，不是这台摄像机出现杂波，就是那台设备没有了图像。每次节目播出都是一场“危机四伏”的战斗，能够安全播出全靠大家齐心协力。
有一次，演播室的二号机坏了，赶紧拉过另一边的一号机顶上。地上到处是电缆。演播室里不少同志一声不响地跑过来帮着拉电缆，使一号机及时到位。这个节目尚未播完，下一个节目的演员已经陆续进入演播室，可是此时在墙边有一台摄像机正在出字幕，演员走过就会进入图像。罗东在导演室无论怎样打手势，他们也看不见。这时，场内其他同志发现了情况，立即把演员拉住，带他们绕过摄像机，避免了一次事故。[167]
播出对于大家来说，如同无声的命令。各有关工种都会尽早赶到演播室，一丝不苟地认真准备。如《国际知识》的播出由于有排练，一般都较顺利。但因该节目穿插的影片和图片资料多、环节复杂、节奏快，难免会出纰漏。难能可贵的是，各工种都能主动补台。编导切错了画面，摄像师随即把该出的照片再次提供出来，播音员机智地补上一句解说；有时，播音员忘了词，编导马上切出下一幅照片，这时，播音员定定神，趁机看一眼台本，补上漏掉的词，播出又照常进行下去。一处处失误就这样得以弥补，各工种在不断磨合中达到了默契。不讲名利、不讲价钱、不讲分内分外，讲的是团结协作、全局观念，讲的是办好节目、丰富屏幕。[168]
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对新闻部的人来说，既是欢庆的日子，也是辛苦的时候。重大节日能顺利完成任务，靠的就是全体成员同心协力。
在创作中，也需要这种团队精神。拍纪录片不仅需要责任感、苦干精神、艺术素养，而且必须善于与人合作，充分发挥摄制组中每个成员的智慧和积极性。记者们常常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反复看片、共同琢磨，挖空心思想点子，把纪录片的结构改了又改，镜头的组接方法变了又变，解说词修了又修，才能形成最终的作品。“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来形容他们的敬业精神，也并不为过。”[169]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一个目标，大家团结奋战，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倒这样的集体。“那种经过拼争赢得胜利的喜悦，同志之间那种精诚团结、相互支持的革命友谊，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精神报偿。”[170]艰苦和团结奋战使生活别有情趣。
（二）好的制度
电视节目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协调、配合、合作非常重要。在电视台早期的工作中，为了提高播出质量，减少差错，一直实行着一个很好的制度：每次参加播出的人员都要参加播前会、播后会，无论什么节目都要搞，节目结束后常常要开会到深夜。即使工作紧张、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
如15分钟的《国际知识》节目之后，便要召开当天全部节目的播后会。会议一般由播出监督苏实讲评播出情况、各工种的工作质量和相互配合情况，提出改进建议，经各工种负责人和节目编导讨论后付诸实施。这个会天天不断、年年不断，对于初创时期电视队伍优良作风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大转播任务，也都坚持播前会和播后会的制度。其做法是：每次出发前，由领班说明本次转播的任务、分工、所需物品及注意事项，大家分头准备；转播回来要开播后会，小结本次播出，及时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播前会、播后会形成了优良的传统。[171]这种做法，不仅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感情，强化了合作，还铸造出一支团结协作、特别能战斗、敢打会赢的优秀团队。
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视台新闻部还有一年一度的业务总结。这在后来的一些单位中，不过是“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可在这里，却是真正的业务大检阅，大家都很重视。实际操作很简单：每人选出一两条自认为本年度比较好的片子，集中放映，共同观看。把几十位记者、编辑的上百条片子，集中起来，看上几天，优劣中差就比较出来了。虽然不评等级，也没有“及第”、没有“落第”，“可每人心中都清楚，自己今年干得怎样。无论干得好，还是稍差一些，都不会甘于现状，都暗下决心，来年定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总结，不请专家、不设评委，不搞形式、不讲排场，却蕴藏着一股无形的动力，催促着每一个人不敢懈怠”[172]。
大家在这种总结中找到差距，有了赶超的目标。后来制作《周总理的办公室》《话说运河》的戴维宇谈道：在一年年的总结上，不断观摩童国平的影片，反复琢磨研究——童国平有这样的本事，能把《红旗》杂志的论文，演绎为形象化的纪录片，他的作品很有思想深度。戴维宇认为自己缺的正是这个，他着重学习这种在主题上深挖内容的功夫。在学习思考中，戴维宇“多少开了点窍，有些长进”。逐渐，他的作品“在总结会上，也能被大家认可，获得了那无形的鼓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内心感到莫大的欣慰”[173]。
从这些管理方法中，可以看到当年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充盈着一股清新、上进的风气，虽然没有优胜劣汰、收入差距等外在压力，但大家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这种好的风气也得到了适当的制度保障，使这种上进心被不断强化。
（三）领导扶持
电视台建立以后，中央高层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在北京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是中国电视最早的固定观众。据说毛泽东每天看电视。有时他错过了电视新闻节目，有关方面会通知电视台再播放一遍。其他领导人也有点播节目的情况。[174]有多位领导来台视察过。如1959年2月19日，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习仲勋等视察广播大楼，并听取了广播电视工作情况汇报。
毛泽东还应邀为电视台题词。1964年秋天，当时的北京电视台负责人孟启予托人转送给毛主席一封信，请主席为北京电视台题写台名。她在信中述说了题字的意义和同志们恳切的心愿。两个月后，在岁末的一个星期天，正在台里忙于当天播出事宜的孟启予，接到广播事业局办公室的电话，让她为一封从中南海送来的信件签字。她飞跑过去，看到“一个用红漆封好的牛皮纸大信封”，小心翼翼地启开，白宣纸上，毛主席亲笔写的“北京电视台”5个字映入眼帘。回台后，她便让美工播出组的负责人苏实赶紧复制下来准备元旦上屏幕。毛主席的亲笔题字随后成为台标，一直用到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为止。[175]
1966年3月20日—4月9日，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广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面向农村，面向世界”。面向农村，是全国各个战线的战略任务，广播工作要积极采取措施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强调广播宣传要面向农村，为6亿农民服务；要将有线和无线相结合，有步骤地把全国的广播网建设起来。
3月27日、28日，4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广播局和所属发射台视察工作。3月27日，他视察了广播大楼中央控制室、电视发射技术区，并了解大楼周围的警卫情况。3月28日、4月12日，他视察了491台、573台等发射台，对广播电视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并审查了发射台警卫方案。[176]
（四）领导作风
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良好风气与在任领导作风直接相关。他们都是一些实干家，是理想的直接实践者。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十分关心电视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在许多重要环节上都是亲自出马。如：让刚入职的记者到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研究电视新闻的起步问题；为了配合日内瓦会议，向全世界报道老挝、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他亲自部署，派记者去老挝、越南拍片，寄回来的片子编好后，画面和解说都经他审发；为了开辟电视新闻的内外交流，使中国的电视新闻走向世界，并丰富国际新闻内容，他亲自到英国参与第一次购买电视片的谈判；第26届世乒赛时，他与大家一起加班到深夜，审定对内对外的新闻片，他还亲自坐上剪辑台确定镜头的取舍。[177]
罗东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延安干部，电视台的首任台长。他是一个一工作就兴奋的人，每天半夜大家结束工作时，他的办公室都还亮着灯。在他身上“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高擎起一面无私奉献的精神大旗”。他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深深感染和带动了大家，全台形成了非常浓厚的工作氛围。[178]
电视新闻节目是在罗东的领导下创办起来的。他多次随记者到一线采访，并叮嘱记者，不要只注意拍摄画面而忽略深入采访内容。电视台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在他的领导下，甚至是由他亲自动手制定出来的。为了尝试电视评论节目形式，他曾两次亲自出镜。为了制作元旦贺岁片，他亲临一线，指挥摄制组成员，借广播大楼六层阅览室，请来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和留学生联欢，制作综艺式的贺年节目。
王元洪等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初到电视台时，看到的是身穿一件格子西服、打着领带、戴着金丝眼镜、脸上露出高兴神情的罗东台长。他说话带有江南口音，和蔼可亲，言谈举止间透出学者风范，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据当时承担洗印工作的佟庆德、吴玉珍回忆，建台初期，领导作风朴实，上下级关系亲密。台长罗东、孟启予都曾多次叩开洗印暗室的门，了解电视片制作的情况，对工作人员嘘寒问暖。周总理视察电视台时也亲自过问洗印工作的困难，关心环境保护等问题，并拨专款为电视台建造制片楼。[179]
邓在军1959年来台后，胡旭副台长是她的启蒙老师，教她调机、切换，给了她很多实际帮助。[180]
20世纪60年代初，电视台成立了新闻部，夏之平任部门主任。每天晚上，新闻部里人来人往，夏之平主任也和大家一起剪接片子，随编随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81]
当时电视台的领导，有事和群众商量，有问题帮助大家解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们对记者严格要求、纪律严明。年初年终，每次下乡前，都三令五申：“不准吃请，不准搞特殊化……”记者也处处自律，从不越雷池一步，自觉、模范地遵守纪律。从上到下形成了良好的集体氛围。[182]
（五）重视记者培训
电视技术含量高，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全新领域。当时的台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为了阅读技术资料，台长罗东来台后开始学习英语，还靠自学拿下了西班牙语。
罗东还非常重视干部培养。早在筹办北京电视台之初，他就认为，事业发展应同干部力量的成长相适应，培养和补充技术和编导的力量是当务之急。他提出要在一段时间做好干部和设备的储备，这是为了有准备地在十年内（1957—1967年）达到电视技术的世界水平。他要求调入电视台的所有干部都要接受业务学习半年至十个月，训练课程为摄影技术和美术常识（50%）、编导常识（20%）、新闻广播常识（20%）、电视原理（10%）。[183]
通过一段时间的播出，台领导深感业务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因此，不管工作多忙、多紧张，台里还是决心把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摄制人员都送到北京电影学院电视摄影短训班学习。在1961年春天，北京电视台针对从各个院校分配来的30多名学生，第一次开设了短训班，通过半年的学习，培养电视摄影记者，这个班的授课者是台里的老记者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后来，电视台还选送业务骨干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导演专业，这些同志后来大多成了电视台的业务骨干，为电视事业发展储备了人才。[184]
建台以后，北京电视台的人员不断增加，而组织机构也根据节目的发展和方针的调整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分工越来越专业，机构越来越完备。
在那个年代，干电视新闻就意味着要吃苦耐劳、要艰苦奋斗。所有电视新闻人都要身兼数职。繁重的任务加上艰苦的条件，加重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负担，使他们劳累；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困顿，反而更加积极，自觉承担起一切责任与义务，团结一致，勇敢拼搏，锻造出最好的团队。这个团队的领导人首先是最好的新闻人，是最负责的电视人，他们富有远见，建立了最早的规则，率先垂范，树立起职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