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事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一、事业建设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政策出台后，电视台、频道、节目数量都持续大幅度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从业人员数量的急速扩张；在这一阶段，行业的全面发展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现实急切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体制、人员管理的改革。
（一）增办播出机构
在这个阶段，中国电视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在“四级办”方针的指引下，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县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和可能兴办电视台。这些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和省台的节目外，还可以播出自办的节目，覆盖本市县。
对比1984年和1992年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情况可见：电视台、广播台及其相对应的转播台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见表6-1）。电视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超越了广播，国内的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表6-1 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情况：1984年与1992年比较
1.国家、省级台
1988年开始，除中央电视台以外，省级卫视也开始大批上星播出。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四川等省、自治区的电视节目可以通过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分时段传送。
实力雄厚的省级台纷纷开办第二、三频道，很多是为了给自办节目提供独立播出空间。随着国家教育电视台的上星，各地的新开频道中多数又有了一套教育节目。
2.市县台
我国城市台的发展与整个电视事业同步推进。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中央和部分省相继建立电视台之际，少数省辖市也有了自己的电视台。80年代末，吉林台、齐齐哈尔台都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据“城市电视台节目交流中心”提供的162家成员台建台时间表，1960年时全国有3家城市台，到1978年增至23家，1983年年底达到45家（包括地、州、盟台）。“四级办”政策确定之后，许多城市都将本市电视台的发展列入年度目标。随着电视机在城市的普及，以及贯彻“四级办”方针，到1990上半年，城市电视台猛增到271家。这种发展速度是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地方实力增强，财政状况好转，地方政府对城市电视台增加了投入，城市台的事业经费随之增加。根据对153家城市台的统计，1988年超过四成收到的财政拨款达到11—30万元，还有近三成达到了31—50万元。[1]（见表6-2）
表6-2 1988年国内153家地方台财政拨款额度统计
很多城市电视台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创办起来的。如1988年1月10日，广州电视台举行试播开播仪式。1988年1月2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以下简称“广电部”）批准成立广西柳州地区电视台和漓江地区电视台。同日，广电部还批准了成立甘肃张掖、酒泉两个地区电视台，呼号分别为“张掖电视台”和“酒泉电视台”。[2]
当时的大多数城市台已在摄、制、播、传等业务和传输系统方面初具规模。城市台不但是中央和省台的合作伙伴，又成为前二者的竞争对手。城市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距离民众更近，这是中央台和省台所不及的。
3.企业台
“四级办电视”的口子一开，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大单位也不甘落后。它们着力建设有线电视企业台，至1989年年底，我国有线电视企业台超过了500个。[3]
企业有线电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发展的，比无线电视晚了20年。最早是少数大企业安装公用天线，解决接收覆盖问题，因此出现了第一代有线电视。以后经历了转播、播放录像、自办节目等三个阶段，短短几年有了大面积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初全国有数千家企业设立了有线电视台，线路入户达800多万；有500余家企业建立了正式的有线电视台，超过了当时全国无线电视台的总和。同期全国有1亿多台电视机、6亿多观众，其中约有1000多万台电视机和近5000万观众在收看有线电视。[4]
一开始企业有线台主要是转播中央、省市台的节目或是简单播放录像带，后来逐渐发展到能够自办节目，初步办成了有企业特色的新型媒介。
80年代初，我国电视技术落后，节目信号覆盖率低，难以发挥电视政令传达的作用。这一时期通过增办电视台，特别是地方台，有效提升了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央电视台和省台新闻的转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新闻的及时采集传播，也顺应了地方政府参与电视事业发展的需求。同时这也有助于形成地方公共事务讨论交流的平台。
（二）扩大新闻来源
随着电视台数量以及电视机保有量的增加，民众对电视节目内容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人们渴望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电视新闻成为最重要的节目。通过加强台际协作、建立记者站、增办新闻等多重手段，这一时期电视新闻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升；呈现出节目增多、形态多样、报道成熟的进步态势。在节目数量、质量提高的同时，编排布局方面也更趋合理。
1.国际协作
自1984年4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参加亚广联A区每周的定期新闻交换；到1986年3月，东京电视网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关于节目交流的议定书”，开始同中国进行每日新闻素材的交换。我国逐渐增加了和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了新闻来源。
1988年3月12日到18日，国际广播电视组织秘书长科德尔和国际太空卫星通信组织总经理库利洛夫应邀访问中央电视台。双方达成了交换电视新闻的协议。从此，中央电视台可直接收录苏联、东欧各国的电视新闻。
1990年2月23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向美国电缆电视新闻网（CNN）传送新闻节目。5月18日，中央电视台北京国际卫星电视地球站开通，该站是根据中央电视台为扩大国际节目交换的需要而建造的。[5]
对国际新闻放宽限制，使得中国观众能够通过电视及时了解世界的一些最新动态。
2.建立记者站
这一阶段，为进一步扩大新闻来源，中央电视台在国内、国外都陆续设立了记者站。
1992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建立了驻美国记者站。陆伟昌、王春全是第一任驻美国记者，陆伟昌任站长。到美国第一年，靠租借设备采访发回50多条新闻，到1995年年底，共采写了300多条新闻。这一年中央广电机构在国外共建有了19个记者站，其中广播记者站17个、电视记者站2个。[6]
1992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在1987年已经在各大军区建立了15个记者站的基础上，又在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设立了记者站。1994年12月，进一步在新疆军区、西藏军区，海军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和各大军区空军设立了记者分站。[7]由此丰富了军事新闻节目内容。
（三）体制机制改革
1988到1992年间，大量城市台、企业台开播，大量增办新闻节目，电视新闻事业取得了较快发展。蓬勃发展的局势使得从业人员数量也大幅攀升。为了保证良好有序的发展环境，组织体制和从业人员管理改革提上了日程。
1.经费机制改革
我国电视媒体作为国有事业单位，长期依靠国家投资拨款生存，电视的传播活动不具有商业性质。供给制的体制和机关化的管理方法，使得电视台缺乏经济运营观念和经验；习惯于重视宣传、轻视管理，只抓节目、不考虑经济效益。
1983年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广电经费管理体制的改革，将过去单纯由国家财政拨款办台改为经费来源多渠道，通过提供服务、节目收费、制播广告等方式创收，弥补经费不足。这是电视台从非营利性机构向有限商营的事业机构转变的尝试。自此，电视媒体从纯粹的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组织。[8]1988年至1992年，电视业在经济变革的推动下萌发了经营转变，媒体的管理与生产机制更为灵活，更加接近和面向市场。
随着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节目播出量增长较快，运营经费开支也大幅上升。1985年全国广电业的经费总支出为17.8亿元，1989年已超过3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达56.2%。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播出时长由1983年的5233小时增加到1990年的11310小时，每年增长幅度达到8.68%。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仅节目直接支出部分就占到全台事业经费的40—50%。[9]电视媒体需要快速转型成为既强调公共服务、又开展商业经营获取利润的新型事业单位。
中央电视台自1979年实行“预算包干”“差额补助，结余留用”制度以后，经济上开始有了筹措部门经费的自主权力。1987至1990年，中央电视台曾一度回到全额拨款制；从1990年开始，又开始了三轮财政包干时期。[10]电视台财源结构由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向多元化筹措，使电视传播机构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财务管理制度改革带来的收益，可以用于缓解发展经费的紧张，有利于更新设备和提高节目质量。
上海电视台的改革力度最大。1987年6月，上海电视台开始实行分台制，即按频道划分节目类别，播出内容各有侧重。1988、1989两年，总台对分台试行节目、财务（包括收与支）、人员等全面承包。[11]实行经费承包后，各分台必须对内部条件、社会环境、节目构成、人员结构、经济势态等情况都做出客观分析，随时做出相应决策。
还有一些地方电视台也采用了分台承包制，引进竞争，促进电视业各方面的深度发展。这种“分而治之”的机制改变，对各级干部的各类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电视传播主体从非营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开始向有限经营的事业机构转变，电视节目的商业性开始显现。但各级电视台的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还不大，国家财政拨款在收入来源中还占有重要地位。在财政预算包干改革方案下，大部分电视台还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
在创收大潮中，广告成为收入主力。当时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的“榜上有名”广告专栏，从1988年的2分钟到1990年的3分50秒，1991年增加到了8分钟。[12]从中可见逐年递增的速度。在各地电视台，广告播出时间愈来愈长已成普遍现象。有的台一个广告时段长达20分钟左右，超过了一些固定栏目。
2.机构调整
1988年开始，为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健全管理，广电部及全国各电视台纷纷展开了机构改革。
广电部通过“定职能”“定编制”“定机构”的“三定”宗旨，将其下属部门确定为办公厅、总编室、政策法规司、教育司、地方宣传管理司等11个职能厅室司局，共有工作人员560人。这使得管理上的“政事分开”有了组织保证，有利于电视事业的产业化经营。[13]
随着电视媒体的快速发展，很多电视台也进行了台内机构调整，以适应发展，提高生产与经营能力。1987年上海广播电视局推行“五台三中心体制”。各职能部门分别负责新闻、文艺、经济、体育、社教、电视剧制作等。
1989年8月2日，为适应新闻工作特点，中央电视台设立了新闻中心，章壮沂任中心主任。评论组从总编室划归新闻中心，建立起采编播“一条龙”操作体制。中心下设六部一组：新闻采访部、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部、新闻制作部、体育部、军事部和评论组。重大宣传任务由新闻中心统一组织，各部分工负责，相互支持。[14]1988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地方节目组成立。它统一管理地方台寄送的专题、文艺类节目，改变了过去多头管理的状况。
到1992年，中央电视台从宣传部门和技术部门的简单划分逐渐过渡、分化出新闻、电视剧制作、社教、对外宣传、技术制作、技术播送、技术管理和动力等8个中心。全国各级电视台的机构一般都参照中央电视台的设置，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虽然会有机构设置数量上的不同，但其结构却都大同小异。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大多数的电视台都建立了新闻中心或类似的机构。[15]
3.人员机制
随着经营体制的变革，一方面媒体事业单位的属性逐渐弱化，另一方面节目量增加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大幅增长，队伍快速壮大。这就要求有能更适应现实发展的人员聘用管理机制出现。部分地方台率先转变经营方式，实行聘任及工作量化制度。
1988年1月1日起，山西电视台新闻部开始实行聘任制度，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都由其上一级聘任。如新闻部主任由台长聘任，新闻部副主任、组长由主任聘任，记者、编辑、播音、技术制作由组长聘任。在新闻部内，建立起了责任制和考核制度。比如，在太原地区采访的记者，每月指标是15条新闻；到市外基层采访，每月指标是10条新闻；个别采访条件差的地区为7条。同时规定两个人一起出去采访一条新闻，每人只算半条；会议新闻也只算半条。编辑的指标是每月编40条新闻。记者超额一条奖励3元，缺额一条扣月工资的1/10或1/15；编辑超额一条奖励1.5元，缺额一条扣当月工资的1/40。鉴于当时的交通、通讯以及设备条件，这个定额指标是相当高的。据时任记者高丽萍回忆，她当时是拿话筒出镜采访的记者，每次出去都是两人，每月要拍30条，才算完成任务。1989年，她的定额是192条，实际完成250条，超额58条，奖金174元。在山西台新闻部，执行制度不打折扣，成绩突出的表扬、奖励兑现。据了解，月奖励最高的是一位编辑，月拿奖金100多元。[16]
在发展过程中人员岗位分工的精细化也逐步实现了，确立了如“导播”等一些专业岗位及相应的管理制度。
4.法制建设
早在1986年，广电部就开始起草《广播电视法（草案）》，到1990年年底已修改至第五稿，仍然没能出台。如此，电视媒体的各项工作依然主要依靠行政主管部门的条例和行政指令指挥管理。
对有线电视的管理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加强。
1984年，广电部地方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有线电视宣传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进行管理。[17]1987年广电部完成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初稿，1989年将修订稿呈报国务院。1990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俗称2号令），由广电部发布施行。广电部于1991年4月又发布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俗称5号令）。
1990年8月29日，广电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了《卫星地面站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俗称1号令）。明确规定除了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涉外宾馆（或公寓）及其他业务工作需要的单位可申请接收外国卫星节目外，其他人或单位一概不准接收。申请者必须证明接收目的、内容、方位、方式和收视对象的范围，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报批，并由审批机关报广电部、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备案。其中第9条特别严禁将所接收的外国卫星节目在国内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及录像放映点播放。[18]
1991年9月，中宣部与广电部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有线电视台宣传管理的通知》。1992年2月又发布了《关于有线电视台、站电视节目管理的暂行规定》（俗称250号文件）。
以上文件中都有专门针对有线电视台站播放节目的管理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1）有线电视台站要完整接收、传送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和其他重要节目。
（2）有线电视台站要建立审片制度及播放管理制度，对所播放节目经过相应审查。已公开发行的录像制品包括海外影视剧，必须经广电部或省级广电管理部门审查，并贴有“有线电视节目准播证”才可播放。
（3）境外影视剧经由广电部地方管理司审查后，由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集中引进，通过省级供片机构向有线电视台站提供。
（4）有线电视台站应以转播中央台和省市台节目为主，自办节目为辅；有线电视台每周自办新闻节目不得少于30分钟。播出境外影视剧等节目每周不得超过影视剧、录像制品总播出量的三分之一。
（5）不得转播由卫星接收的外国及台、港、澳电视节目。[19]
各地方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也制订了相关的规章条例。如1988年2月，《湖南省电视共用天线管理规定》和《湖南省电视共用天线系统技术标准》颁布实施。1988年6月1日，广西广播电视厅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闭路电视管理暂行规定》。同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厅颁发了《关于大型企业有线广播电视台的暂行规定》。1990年3月17日，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向全省各市广播局发出《关于不得收录境外电视节目在各种有线电视中播出的通知》。[20]
（四）观众调查
为了解受众状况、验证前期改革的成果、确定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媒体纷纷开展媒体受众调查，并逐步将这项工作常规化，为事业建设提供了客观的反馈机制。
1987年5月召开的全国电视受众调查工作经验交流会倡议在全国各省市对观众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这个倡议受到了广电部领导的重视，广电部把这次会议纪要作为部颁文件下发到各省广播电视厅、局，希望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把它做好。[21]
1.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调查
1986年，中央电视台在北京地区开展了首次收视率调查工作。1987年至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采用委托调查的方式进行。
1988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在彩电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的部分结果。调查表明：我国约有1.2亿台电视机，6亿电视观众。[22]这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当时的电视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
1988年的收视率调查工作委托给了国家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1988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次收视率调查招标活动，目的是通过竞争，择优录用，进一步提高收视率调查的质量。中标者仍为国家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该中心承担了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工作。
1991年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网开始创建，采用以点带面、稳定发展的策略。北京网上半年首先建立，总结经验后又向全国其他省份铺开。[23]
1992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地方电视台开展了第二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截至当年6月底，全国电视观众总数为8.06亿，与1987年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相比，增加了2.16亿，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1.3%。全国共有电视台586座，节目644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达到26432小时，全年制作电视节目共14.8万小时。全国共有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3.2万座，微波站1119个，微波线路长4.9万多公里，卫星电视地面站3.9万座。[24]
2.地方台收视率调查
地方台也积极开展了受众调查工作。
1988年福建电视台建立了全省受众调查网。电视台根据收视率调整了播出时间，把冬春季的播出时间提前一小时，收到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调查结果为办好节目提供了决策依据。
1989年，辽宁电视台开始在每周宣传例会上讨论收视率调查情况，并按调查结果调整节目。个别栏目因收视长期达不到10%即被砍掉，收视效果得到提升。[25]
1989年对南京观众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央、江苏和南京三台的收视率分别为61%、16%和23%；喜爱率分别为：53%、13%和20%。[26]
收视率直接显示出各个节目在不同观众心目中的好恶，推动了电视节目的变动和更新，给荧屏带来了新气象。从1988年至1992年五年间，是我国电视观众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其标志就是在延续观众来信管理等传统方法的同时，开始把抽样调查技术运用到观众调研工作中，使观众反馈信息得以科学量化。其结果为改进节目提供了参考，增强了节目制作人员的观众意识，为电视节目建设提供了客观的反馈监督指导手段。
二、技术进步
传播技术发展是电视媒体发展的基础保障。1988年至1992年的五年间，我国电视技术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在采编计算机网络的建设普及、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大规模应用；这为电视信息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开始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立体传播格局。
（一）覆盖面扩大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的用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几年来一直在持续贯彻落实。1988年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进一步提出，要逐步完善以卫星为主的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系统。具体要求是，中央电视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传输，逐步做到以卫星为主，微波为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传输，逐步做到以卫星为主，微波、短波为辅；省级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主要利用专用微波线路。地广人稀和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不宜建设微波线路的省、自治区，可以通过卫星传送本省、自治区的广播电视节目。
中央电视台通过国家微波干线和卫星技术，发展成为拥有全国观众的综合性电视机构。各省、自治区电视台主要通过本省区的专用微波线路、小功率电视转播台、差转台等扩大覆盖，信息传送范围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
1.微波线路
广电微波线路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突飞猛进。各省的微波线路（支线）与邮电部的国家微波干线结合，形成了全国性微波传输网络。各省区的电视广播节目主要依靠微波线路传送到各市县，同时也主要通过微波将各地重大活动报道节目回传到省会、北京。
1988年11月24日，吉林省从长春经九台、德惠、农安到前郭县王府的微波线路建成，共5个站186.7公里。1990年8月9日，四川省广播电视专用微波干线成都到西昌段正式开通。
到1989年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已建成微波站1401座，微波线路总长达45388公里。
2.卫星电视
通过卫星转播广播电视节目、组成覆盖全国的网络，在这五年间初具规模。这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技术建设的一大飞跃。通过卫星传送节目，电视覆盖率从1982年的57.3%增长到1990年的79.4%，这对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可观的速度。[27]这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发展。
（1）自制卫星
1988年3月7日，中国发射了一颗通信卫星，当月22日在东经87.5度的轨道上定点成功。这颗新卫星的定点精度和稳定精度都有提高，且工作寿命长、通信容量大、辐射功率强。4月17日，这颗卫星正式开始向全国传送两套中央电视台的综合节目和一套教育电视节目。专家预言：中国租星时代即将结束。[28]
1988年11月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传送的第一套、第二套节目，从租用的“国际通信卫星”转移到我国自己制造和发射的第二颗“实用通信卫星”上，大大提高了转播质量和发射效果。[29]
在1988年12月22日和1990年2月4日我国又分别成功发射了两颗自行研制的“东方红2号甲”实用通信卫星。这两颗卫星的在轨服务使得我国卫星通信和电视转播跨入一个新阶段。卫星上的转发器增加到4个。除中央电视台两套节目外，1989年2月新疆电视台节目通过该卫星传送；之后，新疆又与云南、贵州的电视节目合用该卫星转发器时分传送节目。1989年11月西藏电视节目上星。1990年年初，四川与西藏电视节目合用一个转发器上星。这解决了长期困扰地处边疆的省、自治区的电视覆盖问题，保证了我国电视节目的大范围传送，也极大改变了这些边远地区收视难、通信难的状况，同时也在我国对外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信息安全提供了保障。[30]
（2）租星
在自行研制的两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投入使用的同时，为了更好地扩大节目覆盖、加强对外宣传，我国继续通过租用卫星向海外转播电视节目。
1991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送上了位于东经96度5分的俄罗斯静止卫星，节目覆盖了大片国家和地区。[31]1991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由中国中信集团（CITIC GROUP）和美国通用电气（GE）共同拥有的亚洲卫星公司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的亚洲地区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亚洲一号”转播节目；可覆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新闻联播》通过国际卫星走向了世界。[32]
1992年10月1日，以台、港、澳和侨胞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中文国际频道通过卫星向海外播出。
我国自行研制的两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后，全国各地的卫星地面接收站迅速发展起来。如为接收、传送好中央电视台节目，天津市五县三区广播电视局（站）各增建一座卫星地面站，1988年11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1988年，上海电视台在本台院内5号楼顶上架设了1副6米天线及卫星接收设备，接收机为东芝DX型机器，在电子部第十四研究所和上海有关单位的配合下，该设备于10月1日以前安装结束，经测试符合厂方规定的技术指标；1989年10月1日起，正式用于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第二套及教育电视节目；筹建有线电视台时，1992年又在电视台大院内2号楼顶加层扩建时安装了2副6米卫星接收天线，分别接收亚洲一号卫星和太平洋国际通信卫星（179E）的信号。[33]
到1988年，全国地面站总数达到8233座，超过原计划发展的两倍。同时各省、自治区积极建设本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的专用微波线路，发展小功率电视转播台；借助卫星设备接收节目、扩大覆盖范围。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卫星传送为主，微波、地面收转和差转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网络。
1990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北京国际卫星电视地球站开通。该站是根据中央电视台为扩大国际节目交换的需要而建造的。[34]
3.有线电视
我国的有线电视事业始于1964年，为保障当时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国际会议，安装了第一套有线电视系统，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远离城镇的工厂企业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到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也为了方便企业内部的信息传播，纷纷安装了共用天线系统。到80年代末期，全国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线电视台已发展到500家左右。[35]
在此后短短几年中，我国有线电视技术日趋成熟，很快从原为提高电视收看质量而建立的共用天线系统发展成为有线电视广播系统。同时，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系统也发展很快。湖北沙市是第一个获得广电部批准的有线广播电视台。从1988年起，有线电视开始向农村发展，速度之快超过预料。到当年8月底已经有48个县办起了有线电视台，到1989年年底，有线电视用户达到了近800万。[36]
有线电视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一种有效的传送和覆盖技术手段，其事业迅速发展的背后是经济收益的推动。根据规定，有线电视台可以向用户收取线路建设费和维护费，实行有偿服务。有线台稳定的收入，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动力。
卫星节目传送与有线电视网的结合，扩大了中央和省级两级电视节目的覆盖面，大大丰富了有线电视台的节目内容，观众可以接收到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电视节目；同时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递信息方面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受到各级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技术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省台通过卫星传送，进入全国平台，打破了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垄断，形成了新的分级垄断传播格局，使得中国电视传播机构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统一开放竞争环境。各省级电视媒体处于地方保护之下，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打破。
（二）新技术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行业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既有国外引进的，也有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一些技术逐步由广播电视业内走向了民用。
1.计算机网络
采编现代化的提出始于1985年，虽然那时广电系统拥有计算机的数量不少，但是在应用方面却迟迟没有取得较大进展。多数单位只是把计算机当成打字机，并没有用计算机科学高效地投入节目采编工作。中央电视台首开计算机应用先河，采编计算机网络逐步在业内普及。
（1）中央电视台
1988年1月15日，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建成开播。彩电中心采用了计算机控制的局域网络，将播出系统、节目制作系统、业务管理系统等大部分操作系统和设备连接在一起，使庞大复杂的系统更有效运转。在彩电中心的播出系统中，有由计算机控制、可以播出4套节目的播出中心，还有由多个演播室和磁带编辑室组成的新闻中心和外事中心。播出系统中的视频、音频信号进出交换枢纽与传输终端的总控制机房，与通向全国的微波干线和卫星广播上行站相连接，可以向全国传送电视节目。这个现代化传输系统开通后，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传送质量大为提高。[37]
迁入彩电中心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有了自己的计算机OMNINET网络。3月15日，中央电视台系统工程组开发的“节目信息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同日，中央电视台接收新华社中文稿传输系统投入运行，及时配合了全国七届人大的宣传报道工作。采编人员通过此计算机系统可以实时调阅新华社英文、法文通稿及国外环球电视新闻网、路透社等的新闻稿件。
（2）地方台
青岛台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开展采编工作，每天开机16小时，处理稿件十几万字，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新闻播出时长比以前增加了75%，没有增加一个工作人员。青岛台编辑人员说，这个系统与手工编辑相比，有五大优点：一是资料检索和屏幕分块操作，为编审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背景材料；二是后期处理系统和查询统计功能，把新闻管理工作纳入了科学管理轨道；三是总编辑可以随时掌握新闻生产的全过程，实现了对生产的实时控制；四是各环节的工作效益大大提高，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竞争力；五是学起来方便。[38]
计算机采编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电子信息管理功能方便了资料存储和调用，远距离传输素材意味着又建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新闻交流网络。增强了电视新闻作为电子媒介的时效优势，标志着我国电视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录制设备
1988年5月10日，广电部广播科学研究所研制的广播电视用18毫米硒砷摄像管通过了部级技术鉴定。这种摄像管的研制成功为我国自主生产电视摄像设备提供了基础。
1989年，为筹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中央电视台领导通过谈判，同时引进了日本索尼和松下两家公司制造的1/2英寸摄录一体化设备和后期编辑设备。为避免同一部门出现两种规格的节目磁带，台领导决定新闻部门和电视剧中心以使用松下设备为主，其他部门以使用索尼设备为主。[39]
1990年9月13日，日本协力团援助北京电视台的第一批物资运抵北京，共计有摄像机30部、监视器30台、小型转播车1辆，采访车6辆，价值约4亿日元。
3.播出设备
为了适应逐步增长的节目数量和扩大了的覆盖范围，电视媒体播出工作从硬件设备到表现方式都有了较大发展。
1989年2月10日，上海电视台开始使用移动字幕增加播出的新闻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荧屏字幕除特殊需要（如电视剧片名）外，全部采用电脑打字输出。[40]
1990年9月13日，湖南电视台新建的电视发射塔在亚运会开幕前正式启用。发射塔总高为210米，与原发射塔相比，覆盖面扩大了10倍，可同时容纳7个电视频道和6套调频广播节目。[41]
1991年12月19日，《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开始使用新闻提示器，再不用低头看稿件，增强了与观众的交流感。[42]
三、对外合作交流
在1989年之前，我国电视事业的对外交流一直延续着改革开放提供的良好机遇，与各国机构、台网不断延伸着越来越多的交往。但在1989年之后，我国的对外宣传一度进入冰冻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逐渐恢复。为了重启与世界的联系与沟通，成立不久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0年1月召开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外宣传力量。之后，对外宣传逐步复苏，对外交流再次快速增加。
（一）对外交流
1.中央电视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内与国外人民群众相互了解的愿望愈加强烈。中央电视台曾经密集接待国外来访同行，共同商谈业务合作事宜。
1988年1月中央电视台与加拿大温哥华国泰电视台、多伦多中文电视台签订了供片协议。1988年6月与美国纽约苹果电视台签订了供片协议。从此，中央电视台对北美中文电视台的供片关系全部转为商业形式。
1988年1月，匈牙利电视台台长拜赖茨基·久洛等2人访华；同月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蒂施一行访华。2月24—26日，联邦德国电视二台台长斯图尔特等2人访华。3月5日，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托恩访华。3月15—25日，科威特电视台台长萨利姆·法赫德一行3人访华。3月28日—4月12日，朝鲜广播电视委员会委员长朱贤钰一行4人访华。4月26日—5月10日，波兰广播电视委员会协调局局长维日科夫斯基、波兰电台一台、二台台长等一行4人访华。6月12—19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台长扬·里什珂等2人访华。
国外同行的到访，不仅了解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成就，而且同中央电视台就电视业务合作、电视节目交换等进行协商会谈。在国外同行来访的同时，我国广电机构相关负责人也走出国门，学习世界的先进经验。
1988年3月24日—4月5日，为当年9月转播第24届汉城奥运会的广告业务，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等访问日本。3月28—31日，中央电视台社教部冯存礼赴泰国参加“亚太地区教育电视研讨会”。4月21日—5月6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率团赴法国参加戛纳电视节。6月13—27日，以广电部副部长聂大江为团长的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应苏联电视广播委员会的邀请访问苏联，考察了苏联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体制和节目改革，就发展双边合作进行了多次业务会谈，并签订了1989中苏广播电视双边合作议定书。9月7—28日，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一行5人，应美国新闻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管理业务。
1991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成立了对外中心，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和制作力量。同月，中央电视台将第一套节目送上了俄罗斯同步卫星，使电视对外宣传前进了一步。
1992年5月15日至18日，中央电视台对外中心在河北省白洋淀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开拓对外宣传新局面的问题。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对外宣传，仍在沿用向对象国发送录像带和租用外国电视频道时段播出中国节目的做法。这种方法的宣传效果一直不甚理想，影响面不大。经过四天的热烈讨论，对外中心主任徐雄雄提出中央电视台对外宣传工作要上新台阶、有大发展，必须一手抓“天上”、一手抓“地下”的对外宣传新思路，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便是中央电视台从“天上、地下”两个方面开展对外宣传发展战略的由来。台长杨伟光也指出：“为了实现中国电视走向世界、覆盖全球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就要了解世界卫星电视发展的总趋势，并根据我国的情况，制定实现‘天上、地下’发展战略的实施步骤。”[43]
所谓“天上”，就是通过卫星传送节目，让中国电视节目覆盖全球；所谓“地下”，就是要建立销售节目录像带的世界网络，把中国电视节目以磁带形式传送到世界各大城市，打入国际录像市场。这样，全世界亿万家庭都能买到、看到中国电视节目，从而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
综观世界卫星电视发展，中央电视台制订了对外宣传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根据国外有近5000万华人华侨的情况，建设一个中文频道；通过卫星把电视信号传送到全球，让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和懂中文的外国人能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第二步：建设一个英语频道，让西方主流社会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第三步：发展多语种对外频道，利用数字压缩技术，在一个转发器上传送五套节目；它们分别是：综合频道、多语种新闻频道、英语频道、电视剧频道以及体育与音乐频道。所谓多语种，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大语种。
2.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开播
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于1992年10月1日正式推出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这是一套面向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及关心中国的世界友人并兼顾中国内地（大陆）观众的综合性节目。这套节目采用两种制式（NTSC制、PAL制）、通过两颗卫星（亚洲一号、ST-14号）发射，覆盖亚洲、澳洲、东欧、中东、北非、北美以及我国港澳台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播出时间达15小时以上。
第四套节目以新闻为骨干，在同步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新闻联播》、第二套节目的《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以及安排播出《英语新闻》《每日新闻》的同时，自开播之日即创办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该栏目长度为10分钟，侧重报道有关台、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新闻。这个节目播出后，引起海内外关注。据了解，台湾有120万个家庭、港澳有20多万个家庭可以收看到这套节目。[44]
第四套的新闻从创办初期就注意学习海外电视新闻报道的长处，从传播观念上革新，由居高临下的说教式转变为平等的传播、服务式。观念变化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在内容上，注意选择海内外关心、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闻，摒弃那些生产进度、表扬稿式的新闻。对会议和领导人会见类报道，也按新闻价值处理，通过精编增加新闻背景。在形式上，多使用现场采访，增强现场感，提高可信性。后期编辑时，注意多使用图表、字幕，让观众更好理解新闻内容。在编排上，注意海内外舆论交叉组合，实现立体报道。在播出形式上，一开始就实行主持人播报导语的串联式，主持人播报亲切、快节奏。由于实行以上措施，第四套新闻以亲切、清新的面貌出现在屏幕上，很快引起了观众注意。
第四套的新闻在北美播出一周后，陆续收到观众的电话、信件。《华声通讯》发表文章说：“通过中央卫星新闻的改进，可以看出中国新闻界改革的步伐。”美国旧金山华声台来信说，由于新闻节目质量提高，华声台收视率提高，广告也增加了。[45]
3.地方台
这一时期，地方电视台的对外传播也有所发展。与国外电视台合作的固定栏目定时在国外播出的逐渐增多。1984年，中央电视台将国际部改为对外部后，各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建立起对外宣传机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专门负责制作适合对外传播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节目，直接或通过中央电视台向海外交换、播发。
1987年，上海电视台成立了国际部，积极组织电视节目出口。仅1988年，该台出口的各类电视节目就达到330小时。它还同时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界保持经常的业务往来；举办了日本、南斯拉夫电视节目展播周，组织了“上海—奥地利文化”等电视对话节目，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
1988年5月2至8日，上海电视台和日本读卖电视台合作举办了《上海—日本读卖电视周》。一批中日电视节目在上海电视台和日本读卖电视台互换播出。1988年5月3日，上海电视台开始定期向台湾中视、华视和台视三家电视台寄送《上海电视》月刊。
1988年，江苏电视台成功举办了“中国江苏电视艺术节”，联邦德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的电视同行前来参加。山东电视台的对外报道节目形成了一整套录产销体系，向国外电视台赠送了《蓬莱仙境》《黄海明珠》等一批介绍山东自然风光和建设成就的专题片。同时它与省外办联合举办了“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目展播”活动，与法国电视三台布列塔尼分台及日本山口放送建立了业务关系。1992年12月27日，北京电视台首次在美国的休斯敦播出节目，后发展至六个海外播出点。
4.国际电视节
这个时期，国内开始兴办的国际电视节庆活动也促成了更多的交流。
1988年10月22至29日，“88上海国际电视节”隆重举行。电视节期间，接待中外来宾1300人，播出译制片60小时；节目交易成交100万美元，计约1000小时节目；设备展览成交额260万美元，合700万元人民币。
1990年2月26日—3月4日，四川电视台在成都举办了以“和平、友好、合作”为宗旨的“1990年中国四川国际友好电视周”。来自美国、加拿大等14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22个电视机构和单位带来了110多部（集）风格、体裁各异的电视节目。[46]
（二）外媒采访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出现了越来越多外事采访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外国元首的采访。
1989年2月26日下午6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访华期间，到中央电视台接受了独家采访。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接待外国元首。节目通过卫星传送至全世界。[47]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此期间，卫星传送任务急剧增加，电视台一楼所有机房，包括楼道，都被海外电视记者用来作为传送工作间，搭起布景、摆好道具，用来直播新闻。苏联国家电视台占用了三楼好几间机房，移动卫星车也开到中央电视台方楼东侧。日本五家电视台组成日本报道团，租用了三楼两个演播室及一大片机房，用作节目编辑、制作和传送。这样大规模高密度的卫星传送创造了历史纪录，也考验了中央电视台整个传输系统的设备、考验了技术队伍。[48]
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我国媒体在国际新闻界的地位和知名度，也为今后采访外国元首和领导人积累了经验。
（三）节目合作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媒体对外交往的深化，内容合作、节目交流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合作过程中，电视人逐渐学习到国际化的业务观念，不少作品在国际获奖。
1988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新建的彩电中心收录国际新闻并进行亚广联A区新闻交换。日本NHK、美国NBC、马来西亚APM等各接收单位反映传送质量很好。
1988年3月12至18日，国际广播电视组织秘书长科德尔和国际太空卫星通信组织总经理库利洛夫应邀访问中央电视台，双方达成了交换电视新闻的协议。
1990年5月5日，应蒙古人民共和国电视台和蒙古驻华大使馆的要求，中央电视台首次通过苏联东欧的Intersputnik卫星传送了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奥其尔巴特访问中国的电视新闻。
1989年中，因故一度被中断的海外业务关系很快得到恢复，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合作者。中央电视台在与美洲一些华语电视台恢复供片关系的同时，又和美国洛杉矶熊猫电视台、北美卫星电视台等新建了供片关系，并增加了在海外电视台播放英语节目的新项目。在美国旧金山，支持彩虹电视台开办了英语中国电视节目，在当地播出。在欧洲，利用“同一世界频道”的卫星，向西欧十多个国家播出。此外，中央电视台还及时采制了新闻杂志节目《中国报道》，其中的《今日中国》部分制作了英语版和法语版，分别在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和法国向当地观众播出。
1990年3月19日，中国电视有限公司在美国洛杉矶注册成立，徐创成任公司总裁。[49]
1992年因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部对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简称“亚广联”）新闻交换工作的突出贡献，获得亚广联新闻大奖——艾伯特基金奖。[50]
（四）合作节目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台，这一时期都与国外媒体合拍了不少节目。
198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大演播室成功播出了“北京—巴黎世界青年大聚会”双向传送节目。法国、中国、苏联、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科特迪瓦和突尼斯9个参加国，分别在各自国家的电视台邀请本国100名青年参与对话，讨论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
1988年4月始，上海电视台与国外多家电视台合作，制作播出了双向同时传送节目。这种节目是两国双方的电视画面同时出现，并能相互对话的节目形式。（见表6-3）[51]
表6-3 上海电视台1988年部分卫星电视实况节目传送一览表
1988年10月13日，上海电视二台与加拿大魁北克广播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加电视之桥——青年卫星对话》节目，通过卫星线路传送，取得成功。
1988年2月20日，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黄河》开播。这是由中央电视台和NHK在《丝绸之路》之后的再次合作拍摄的。中央电视台共编成30集系列片、每集30分钟播出。[52]
1988年6月13日，由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主持和拍摄的《黑龙江省》专题片，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这部专题片共4集，曾作为美国《看东方》节目的特别节目在美国播出。
1988年6月19日，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南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美国发行以及出租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像带。
1989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和国际关系的好转，我国的对海外传播很快有了新的起色，中央台和地方台纷纷建立新栏目、寻求新合作。
1991年，大型系列电视片《望长城》经过3年的拍摄制作，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该片以新颖的手法、全新的视角表现古老的长城，赢得观众喜爱。该片是与日本东京放送（TBS）联合摄制的，日方片名为《万里长城》。
1991年8月，山西成立了向美国斯科拉电视台提供节目、报道中国的专业电视台——中国黄河电视台。斯科拉电视台是一家以知识阶层为服务对象的非营利性电视机构，其任务是向各大、中学校和研究、教学单位播放世界各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电视新闻及专题片。黄河台在斯科拉台设有演播室，开始时每周播出一小时节目，有《中国新闻》《经济报道》《科技纵横》《文化长廊》《炎黄子孙》等20多个栏目以及语言教学节目。
到1992年我国逐步形成了通过卫星传送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为常态传播，结合各台与海外的交流合作，建立起了一整套立体多元的对外传播网络。中国电视媒体的节目传送到世界各大城市，走进亿万家庭，使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