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评论
一、专题系列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新闻联播》外，中国电视的各类新闻栏目也纷纷涌现。电视新闻的体裁和编播方式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近似报纸中通讯、特写、述评、评论之类体裁的专题报道、新闻评论，以及近乎报纸专版、专辑、集纳之类的新闻专栏。这些专题节目一改单调、枯燥的说教方式，纠正了简单化、概念化的做法，努力寓思想性于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和娱乐性之中，在表现形式上也开始注意发挥电视的特长，将形象、声音、文字、色彩有机结合，力求丰富多彩、突出不同栏目的个性。这时，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的各种专题栏目数量大增，涉及众多领域。
（一）专题栏目
电视新闻专题内容翔实、风格各异，容易展现电视的特点，因而是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看家体裁。在中国电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专题片、纪录片摄制的能手、高人。
1977年9月，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电视片《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12月中旬，又拍摄了电视片《周总理的办公室》。两部片子表现出人们对两位领袖的崇敬、怀念之情，在国内外皆获得好评。[200]
1977年10月1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为革命站柜台——介绍北京市百货大楼劳动模范张秉贵》，[201]这是当年典型的英模报道。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曾经是社会“窗口行业”改善面貌的重点、难点，重新提倡职业道德在当时确实有着很强的社会针对性。这个人物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可，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在1979年年底成立后，1980年春节（2月16日）开播了《人民子弟兵》节目。当时这是一个对部队官兵进行针对性宣传的专题栏目。播出的第一部专题片是刘效礼编导的《干枝梅颂》，片子讲述的是内蒙古守备一师老干部们的生活。该片获1980年度全国电视片一等奖。[202]
1981年4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创办了《专题报道》专栏。[203]
198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后是盛大的阅兵式。中央电视台派出9名记者到现场采拍。他们使用《丝绸之路》用过的带摄影平台和摄影座椅的日产中巴车拍摄；前后方人员密切配合，边拍摄、边冲洗制作，在演习结束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早于报纸、电影，中央电视台于9月26日晚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8分钟新闻，联播后又播出了27分钟的专题片《光荣啊！人民解放军》。片子在播前审查时受到亲临中央电视台审看的杨尚昆、杨得志等中央军委领导的一致赞扬：“拍得很真实，很有气势，也有情节，比在现场看要好得多。”
（二）系列专题
这一时期电视专题节目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涌现出了几个大型电视系列片。例如，1980年5月1日播出的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摄的18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中央电视台1983年8月播出的与日方合拍的25集系列片《话说长江》。[204]
最早制作的大型系列专题片都是与外国合作完成的。在中外电视交流史上，与外国电视台共同制作节目成就了重要的一章。
1.《丝绸之路》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这是我国电视台首次与外国合作拍片。
同年8月8日—10月21日，中日联合摄制组共21人（中方11人，日方10人）分三路在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进行前期拍摄。摄制组由东向西探古访今，国内行程达几万公里，拍摄素材有45万英尺（约合120多小时）。随后，中央电视台就此编出18集、每集长度40—50分钟不等的节目，以《丝绸之路》之名于1980年5月1日开始在黄金时间播出第一集《古都长安》，之后每周播出一集。全片介绍了从公元2世纪到14世纪我国通向欧洲及西亚的陆路交通要道，这是一条丝绸之路，也是对外交通的命脉。该片结构上以时间、路线为线索，以声音配画面为主要视听手段。
日本版的《丝绸之路》共14集，每集50分钟，在固定时间播出。节目播出后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出现了空前的“丝绸之路热”。在我国，由于当时缺乏制作、播出此类“大片”的经验，播放《丝绸之路》系列片，虽然选择了黄金时间，但没有相对固定的播出时段和节目时长，播出后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反响逊于日本。
另外，由于双方的拍摄观念存在很大差别，导致很多镜头都是各拍各的。当时我方还是将“宣传西部建设成就”作为指导思想，在拍摄中，当日方一导演想要拍摄雨中渭桥人群熙熙攘攘的“渭城朝雨”场景时，我方认为这乱哄哄的有碍观瞻，不同意拍摄。三天后，桥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暂时中断了交通，但被邀前来拍片的日方人员已了无兴致。在拍摄采摘哈密瓜的镜头时，日方拍摄的是衣衫不整的当地农民，我方拍摄的是从文工团请来的女演员。[205]
我国电视在诞生后的20多年里，一直是以摄制单集电视片为主，两集以上的选题寥寥无几，如此大型的系列纪录片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荧屏上。该片以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彩、完整系统，摄影、编辑的高度艺术性，吸引了众多观众。我国电视工作者分工摄制的两集《到楼兰去》在日本荣获电视片大奖。[206]《丝绸之路》给我国电视工作者摄制大型电视片树立了信心。
2.《话说长江》
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企划签订合拍电视纪录片《长江》的协议，从1981年开始拍摄。中央电视台原是“协拍”身份。片子拍完后，后期编辑遇到困难，由戴维宇出来收拾残局，陈汉元承担了《话说长江》近一半解说词的创作。[207]
1983年8月7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25集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当天播出的是第一集《源远流长》。该系列片每集20分钟、每周日播出一集，持续播出达半年多。该片突破纪录片原有模式，采用章回评书体，设男女主持人，他们以第一人称、与观众对话的形式出面“话说”，导出内容。
该片解说词的知识性与文学性并重，内容涵盖了长江沿岸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名人典故、诗词歌赋、风俗人情、新旧变化等，奇观荟萃、胜景博览、意趣盎然。播出形式缩短了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增加了自然亲切的气氛。播出时，长度规范、定点播出、便于收看。中央电视台还注意加强了播出前和播出中的宣传、评介工作。
《话说长江》播出期间，“长江热”持续不衰。观众们以浓厚的兴趣连续收看。大量观众来信纷纷涌向电视台，有赞扬、有评论，有的索要解说词，有的批评缺点、差误。辽宁省委的李金星来信说：“《话说长江》对我来讲，比电视连续剧还有吸引力。看了这一回，恨不能立刻看下一回。那里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无所不包，真是一部活的教科书。”[208]在为同名专题音乐会征集主题歌词时，短短13天里，来自国内四面八方的稿件达到5，000多份，来稿者从14岁的小学生到90岁高龄的老人都有，反映出广大观众对长江、对电视片的高度热情。
这部系列片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地电视机构播出。随后《话说长江解说词集》和根据电视片内容扩写的《话说长江》两本书，以及《话说长江歌曲集》《长江画册》等专著陆续出版。日本方面制作的同题材电视片命名为《扬子江》。
这已是中央电视台第三次拍摄长江题材了。1963年，北京电视台首次拍摄了纪录片《长江行》；1980年，记者马靖华拍了四集系列片《万里长江》。[209]
上述两部电视系列片巨制都为合作拍摄。中国电视人曾在1975年“内部观摩”过美国著名制作者贾维斯夫人的纪录片《卢浮宫》《克里姆林宫》《故宫》（人称“三宫”）。当时他们被其深厚的内涵及优美灵动的表现形式所深深折服，早就有了拍摄自己的优秀纪录片的冲动。[210]而合拍片对中国纪录片成长的影响则比观摩来得更大。在合作中，一言一行都有比照，中国电视人近距离观看了别人的工作、组织方式，他们更快地学习到了先进的制作理念与操作方法。
二、评论类节目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新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继续深入，电视新闻数量猛增，电视新闻评论逐步受到更多重视。电视评论当时有多种类型：一种是在新闻节目中就某一事件发表议论，一般是在该新闻前后加上简短的评语；另一种是开办评论性专栏。[211]
（一）电视评论
因国际新闻报道数量增加，且它们一般都较为简短和零散，为了提供更多的资料和分析材料，使观众对国际事件有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1980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创办了《国际评论》栏目，每周播出一次，节目中插入背景资料和图片，对国际热点发表意见。节目持续播出有一年多时间。[212]这是在1959年北京电视台《国际评论》之后的再次起步。
1982年8月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本台评论《历史岂容篡改》，就日本文部省一些人企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批驳。这是当年电视评论的代表作。
上海电视台当时制作的节目中也出现了几则有影响的评论：一是1982年播出的《青春的选择》，对当时青年人身上出现的失去信仰、沉湎享乐的倾向做了批评，并以英雄典型进行引导，文字稿结合画面，有叙述也有议论；二是《瓶塞大王》，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买小商品难和修配难等问题，以豫园商场一家专门供应各种类型瓶塞的专卖店为例，夹叙夹议，表扬其便民服务的精神，该片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栏目中播出。这类上海电视台最早的评论片，都是用胶片摄影，表现方式仍是画面加解说，但它们标志着有电视特点的述评片问世。[213]
摄像机的应用，给了电视评论片以进一步推动。在评论片中，批评性评论占到一定比例。上海电视台当时播出的《坚决整治乱占马路现象》一片是配合公安部门的整治行动摄制的，画面表现出马路被侵占的严重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交通事故，震撼人心。《大学生如此糟蹋粮食》一片用画面展示出华东师范大学学生食堂里满桌被丢弃的白花花的大米饭，节目播出后华师大党委连夜开会，研究整改，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学生堕落成杀人犯》是在1982年一名大学生因杀人被判死刑的法庭宣判现场，记者采访旁听席上的团干部和青年，录下他们的谈话编成的小评论，该评论当晚和新闻片配合播出，这是一次有观众参与、采用访谈形式制作电视评论的尝试。[214]
（二）观察与思考
1979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一分为四，增加了专题部、军事部、国际部。从新闻部调过来的编辑、记者到专题部后，即酝酿开办一个有深度的专题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215]
1980年7月12日，《观察与思考》栏目开播，这是中央电视台主要针对国内题材的第一个新闻评论性专栏。其宗旨是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或群众关心的事件、问题或人物进行调查、介绍、分析和研究，说明其中道理以引起观众思考，起到引导和影响舆论的作用。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制、文化、教育及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此时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后，节目以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为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节目采用主持人主持形式，但不固定主持人。[216]
该栏目第一次推出的节目是《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节目由当时的专栏组长粟玉钊制作，节目中出镜记者是庞啸。节目在开办前就“记者出图像”问题征得了台、局领导批准。这一期节目迈出了“记者出图像”的第一步。记者庞啸原是播音员，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曾到北京电影学院专修过新闻摄影。这个节目的记者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亲自采访、评述，由多个记者任非固定主持人，节目对新闻主持人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
《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是一个关于经济生活的话题。此后，这个栏目推出了一系列产生很大影响的经济新闻探讨，如《包产到户之后》反映安徽滁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片子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性。《一个“不可思议”的企业》连播3集，介绍和评述了全国闻名的福建闽东电机厂的经验。《菜篮子里看改革》对武汉市的蔬菜和其他副食品市场的产销体制改革做了分析和评论。
此外，介绍和评述农村深化改革的《鸟是怎样飞起来的》、反映企业横向联合中出现问题的《鞋之不适，安能削足》等，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连播4集的《温州之路》，通过大量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纽扣市场的现场采访镜头，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温州在改革之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迅速走上富裕之路过程，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
除经济话题外，该栏目还集中对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和评述。相继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节目，如《似梦非梦》《漫话城市交通》《让青春更美好》《从政治诈骗犯到公民》《谁是失主》《师徒之间》《白天鹅之死说明了什么》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节目来自地方台，如《让青春更美好》来自上海电视台，《从政治诈骗犯到公民》来自陕西电视台。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冯大兴的下场》一片是对大学生走上杀人犯罪道路根源的思考，节目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在审判现场组织旁听者座谈，说明年轻人不重视思想政治学习和修养的危害，该节目后被很多高校当作入学教育的教材。[217]
这个栏目播出的一系列批评性节目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这个栏目深受欢迎的重要因素。这些节目在内容形式上基本都能做到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坦诚生动、发人深思。
1982年2月，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全国电视政治、经济性专题节目会议。会上印发了一份摘登37封观众来信的材料，其中有26封认为《观察与思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切中时弊、敢于批评。这之后，一些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开办了以批评性报道为特色的专题栏目。
1983年以后，由于部分主创人员陆续被抽调，选题内容又受到社会舆论环境压力增大的影响，评论类节目播出时断时续，最终停办。[218]
（三）电视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讲话节目有了新的发展，除了20世纪60年代已有先例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讲话外，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来到电视台发表讲话，还有一些针对新闻事件的谈话开始出现。这时的谈话节目没有设立专栏，以特别节目形式存在。
1977年3月，为了纪念周恩来80周年诞辰，北京电视台邀请时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李鹏做了题为《永远铭记周总理的亲切教诲》的电视讲话。1978年9月2日，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向电视观众发表讲话。
1983年3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6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录制的由中直团委、国家机关团委和北京市团委联合举办的“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报告会，这个节目在观众中反响强烈。[219]
1980年8月4日，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谈话栏目《交流》，其初衷是请中央高级干部如政府部长同观众见面，听取意见、回答问题，是一档特定的交流对话节目。但是在操作中它演变成了领导干部的电视演讲。栏目的第一期是《梁灵光答电视观众问》。[220]1983年，中央电视台把节目名称由《交流》改为《电视论坛》，其内容不再局限于高级干部的讲话，一些行业的人员和典型人物也在节目中发表讲话，由于多数领导讲话都是念稿子，导致节目不好看、不好听，节目的社会关注度并不高。
小结
经过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渐趋明确。与此同时，电视媒体迅速复兴，事业壮大，技术装备大幅改善，电视新闻在传送、拍摄、制作等各个环节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新闻节目受到重视，如在国际报道和体育新闻两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国内新闻也在提升新闻价值、正常反映动态和社情民意的方向上大步前行。
有人总结说，在1978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电视新闻片中普遍存在四个问题：“慢、假、长、老”。所谓慢，是指新闻片的拍摄、制作和播出都不及时；所谓假，是指虚假浮夸，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充斥；所谓长，是指主题不集中，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不知所云；所谓老，是指题材不新，老一套，在表现方式上也程式化。当然，这些问题在报纸、广播新闻中也同样存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改变，以上问题迅速发生改变。基于“从新闻改革入手来带动其他各种节目改革”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视机构普遍加强了新闻工作。
全国电视新闻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1.在题材上注意选择重大、新鲜、有价值的事实，扩大报道面，出现了过去没有或很少有的批评报道和社会新闻；2.新闻片的长度缩短、内容集中，增加了报道数量，丰富了报道内容，逐渐减少了说教；3.发挥电视声画并茂的优势，改进报道形式；4.采用卫星、微波等传输手段，提高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做到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重要的动态）大都能在当天播出；5.根据电视的特点，增加和改进新闻评论；6.加强同其他新闻单位的联系和自身记者、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拓宽新闻来源。由于这些改革，电视新闻在整体节目中、在各类媒介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提高。
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看，当时我国10多亿人口中，有20%以上的文盲，多数国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电视是最适合用于新闻传播的媒体，它没有文化程度的约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当时各种电视节目的改革也注意到要以普及为主要目的，力求做到普及与提高结合。各种节目都要求能和观众更为接近，把观众当作自己的朋友来改革表达方式，提高接收率。
这个时期，电视在民众中的地位也确实有了很大提升。中央电视台老记者戴维宇曾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电视开播初期，无论你拍了什么片子、花了多大力气，播出后都像扔进深谷的石块一样没有回响、毫无反应——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就像压根儿没播过一样。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深感孤寂的。而从这个时期起，情况有了根本改变：一部好节目的播出能使街道上人流骤减，甚至连小偷都暂停作案，公安局的犯罪率也随之下降。[221]这个时候新闻节目的收视率大大提高，电视逐渐变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关于当年确立的从新闻改革入手带动其他各类节目改革的方针，第一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新闻是最直接、最紧密地结合形势的，它最便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进取、不断创新、顽强奋斗、百折不挠的事迹、智慧和风格，因此，更便于实现教育和鼓舞的任务。第二，新闻能够及时给人们提供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最新信息，因此，它是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宣传形式。第三，新闻用事实说话，符合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这样的认识规律，因此，它是最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的宣传形式。[222]
这一时期的改变，为今后电视新闻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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