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闻节目评价
一、新闻节目比例
北京电视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电视节目逐步趋向稳定。
1960年1月1日，北京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从以前的每周6次增加到每周8次，除每天都有节目外，星期日早上增加一次播出。而且从这一天开始，北京电视台试行固定节目表，设置了少年儿童、体育爱好者、电视新闻、祖国各地、故事影片等10多个节目。[185]下面是1960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节目时间表（见表2-3）。
表2-3 1960年北京电视台节目时间表
从这张表可见，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从下午六点半开播。前22分钟播出的是科教文卫类的节目，多为知识性、对象性内容，随后是一档5分钟口播配图片的新闻节目。之后是半小时的小型文艺节目，然后是10分钟的主要新闻节目——共有两个栏目，隔日轮流播出。紧接着是20分钟的时事专题节目，主要以生产建设为主，表现出当时国家对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注。之后，是一个半小时左右（节目表上为100分钟）的娱乐节目，这应该是当天的核心内容。最后是一档口播新闻。
节目表中新闻节目有三档、四个节目。它们分别是18：55的5分钟《图片报道》、19：30的10分钟《电视新闻》《国际新闻》，还有节目结束前、安排在当日最后的5分钟《简明新闻》。算起来，在每天短短3个多小时的播出中，三档新闻节目每天播出的时间总计达到20分钟，占到10%。[186]
除去这几档“纯新闻”节目外，19：40到20：00是20分钟的专题节目，它的内容主要是工农商业生产，还有一些各地风貌和人物等较软性题材。加上这个时段，每天的新闻播出量就达到了40分钟，占到每天总时长的20%。
另外，在18：33播出的文教类栏目中的《体育爱好者》，和每周一次的大型纪录片也都可以算是广义的新闻节目，平均到每天大约也有近20分钟，在总时长中就接近30%。这说明在当时的电视台工作指导思想中，新闻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余两个较大的时间段，一个是19：00到19：30半小时的音乐舞蹈等展示其他门类文艺形式的娱乐节目，包括少量小型电视剧。从20：00到21：40的大段时间里是故事片和剧场演出、体育比赛等主打的娱乐节目。减去纪录片时间，娱乐节目每天总共占1小时53分钟（113′），占总时长（200′）的56%。从每天占到约两个小时的比例来看，当时的电视节目还是以娱乐为主。
剩余时间就是“新书介绍、卫生节目、集邮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儿童节目、文教节目、学校生活、科技节目”等知识性、对象性的社教节目，它们约占总时长的11%。新闻教育这类严肃性节目占到总时长的40%，这在当时综合台的节目比例中很高了，因为新闻教育节目在美国商业电视台综合频道中长期占不到10%，我国的这个比例更接近BBC、NHK等公共媒体。
用这张节目时间表与1958年6月1日第一次实验广播的节目表对比，可以看出，节目格局完全一样。这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电视台加工制作的力量、组织没有太大变化，分工也没有变化；变化较大的是将社教、新闻、专题节目单独出来、固定下来了。
从这张节目表上还可以看出来当时新闻节目组织的不纯熟、概念模糊。这从新闻节目的栏目设立上可以看得出来。如《图片报道》是照片+解说的形式，《电视新闻》是自制国内新闻片，《国际新闻》是国外提供的新闻片，《简明新闻》为口播形式。这种划分是以节目形式或来源为标准的，是从制作、加工角度出发分类的结果。
但比较来看，我国的电视节目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已经初步丰富起来，有了多种固定类型节目，且对各种内容、形式有了较全面的照顾，逐步走向正轨。而且也大致形成了后来节目的各个类型，以后多年没有太多的改变。
据北京电视台统计，开办初期，电影占播出时间的75%，转播剧院演出占15%，自办节目仅占10%。到1959年年底，统计结果表明，故事影片占时50%，剧院转播占时30%，剩下的20%，一部分是纪录影片和新闻简报，以及一部分科学教育影片；另一小部分是现代题材的小型文艺节目。[187]其实从上面对节目表的分析中已经看到，新闻教育节目的比例不止于此。当然，当年的节目表因为操作中的各种意外、变动，有一些计划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的，但新闻教育节目的比例起码在20世纪60年代后要更高一些。
从当年的新闻播出统计来看，也可知播出量不算太小。1962年，洗印车间全年洗印各种胶片约100万英尺。全台当年播出电视新闻片854条，平均每一天达到2.33条；从节目表来看，一周三期新闻节目的话，每次为5.45条，当时应该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188]后来数年里，基本保持上述水平，没有太大变化。[189]这一年的854条电视新闻片中，本台自拍为596条，每次3.81条，占69.8%；地方台提供244条，每次1.55条[190]，占28.6%（见表2-4）。
表2-4 1962年北京电视台播出新闻来源统计表
二、对新闻的认识
在创办电视台的第一年就有4个新闻节目，说明早期电视人对新闻的重视，实际工作都是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当年人们的只言片语中也能看到，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这种认识。
1958年12月，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罗东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样是党的宣传机关和新闻机关。过去有人认为电视台只不过播送电影、戏剧等文艺节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经常跟大家说：“电视……要用形象完成报纸的任务。要图文并茂，又要时效迅速，报道面广，要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新闻舆论中心之一。使广大观众坐在家里就能看到各地新闻，及时了解国家大事。”[191]这些见解很有远见卓识。作为电视台第一负责人，他经常强调新闻在电视中的重要性，他在日常工作中亲自主抓新闻节目，亲自看稿、改稿、签发稿件。
罗东后来回忆说：“当时人们对电视有各种说法，什么电视是个‘大剧场’‘大影院’，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剧场、影院的作用电视当然能够发挥，娱乐性的节目在电视台的节目中应该占据一定的比例，甚至是相当大的比例，可电视台终究是党的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布新闻应是它的天职。再说，电视是广播的延伸和发展，它有广播所不具备的优越性，既然广播新闻可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电视新闻更应该受到观众的欢迎。”[192]
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后来也回忆说：“在建台以后，新闻节目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办好《电视新闻》这个节目，我们花费的力气最多。”关于开办《电视新闻》的指导思想，他说：“这在创办前夕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新闻节目要‘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193]
老新闻部主任夏之平说：“电视台终究是隶属于广播事业局这个新闻机关的传播媒体，电视台的领导和编播部门的骨干几乎全部是新闻工作出身，尤其是直接掌管电视的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和电视台的第一把手罗东同志，对新闻在电视中的重要性都有明确的认识，对建立电视自己的新闻节目都有极其迫切的愿望。因此，即使当时人力物力有限，但在电视发展日程中，建立自己的新闻节目一直被放在优先的位置上。”[194]
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有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办《每日译报》，并主编《华美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等报刊。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947年2月，他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副总编辑，并分管语言广播工作，曾任广播管理部副部长。1949年春天，担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兼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委员会委员。[195]从他的经历上来看，他首先是一个新闻人，其次是资格很深的广播人。
台长罗东经历也与梅益有相似之处，他也是新闻方面的行家里手。早在1945年8月就到晋察冀边区机关报工作，后于1949年4月起任武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其后又担任《南方日报》副总编。曾撰写过四五十篇社论，反响良好。他既有新闻工作经验，又有广播工作经验。担任电视台领导工作后，罗东言简意赅地把北京电视台的工作定位在根据电视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功能上。他强调时事新闻在电视中的重要性。他懂业务，爱干部。工作上，他亲自看稿、改稿、签发稿件。[196]作为当时电视台的第一把手，他为了尝试电视评论节目形式，甚至两次亲自出图像播出评论。
三、新闻的题材、形式
从1958年到1966年，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形式逐渐齐全。各种体裁形式，如消息、专题、评论、谈话等都有，它们共同完成了电视初创期的报道任务。
（一）内容形式单一
当时电视新闻报道传播的阻碍并不是节目的多寡、成熟与否，而是和当时国内的其他新闻媒体一样，只讲单一的宣传、“灌输”，不讲信息、服务功能；电视新闻报道与其他媒体一样，题材相当狭窄。
从前面的统计可以看到，电视新闻的视点主要放在国家建设成就和英雄模范事迹两大类上，几乎都是宣传教育性题材。突发性新闻、负面报道几乎不存在，像邢台地震这样的灾害新闻不仅数量极少，并且都要做成“抢险救灾”式宣传报道。对于这一点，北京电视台曾做过检讨，指出：电视新闻片使人感觉枯燥，千篇一律，八股化。……由于狭隘的宣传思想和内容的束缚，电视新闻从整体上缺乏生气和活力，充斥太多高亢空洞的口号和大同小异的画面，给人留下呆板、单调的印象。[197]
这个时期的新闻片，在样式和风格上，基本承袭了纪录片的模式，电视特点并不明显。它们是配合宣传及时迅速、规格不拘、篇幅自由，但新闻内容大多缺乏生活气息。统一的宣传计划，造成各媒体、不同台的新闻面貌雷同、选材狭窄、形式单一。这从根本上拉开了观众与新闻的距离，这应该是新闻报道很难形成收视热点的重要原因。
当时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广播电视宣传要“实事求是”（他在审批开办普什图语广播时，特别写进这一点），要真实自然。1958年，周恩来在审查纪录片《祖国颂》时说道：“纪录片要真实反映客观历史现实情况，才能对人民起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时代的历史特点，不能离开历史，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周恩来还强调“要注意效果”。1946年，他提出广播宣传要生动具体。1948年11月，他在关于对国民党军广播的报告批语上说：“广播要解说得出，听得进，要有煽动性。”1969年，他在审阅中共九大的电视片时说，“要提高质量，要严肃，要活泼，要扎实，反对粗制滥造”。[198]这些对新闻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无法实现。
（二）技术设备限制
在电视新闻质量、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还存在设备、人才、财力等物质条件的限制。据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朱羽君回忆说：“那时的技术条件很难做到有声音，除非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极重大的题材，才有条件提供录音设备，而一般情况只有手摇的发条机器，片比很小，……抓、抢、偷拍等方式，长镜头、同期声等，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不可能提到日程上来。”[199]所以当时很多内容、形式上的问题，是出于技术、设备、财力条件有限等现实原因。而且由于技术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电视还并不具备一个真正新闻媒体的条件。它大多时候只是电影的新播放方式，自己独特的新闻采编技术还没有发挥出来。
形式呆板、篇幅长，本身有题材的限制、影响，也有因操作者对电视新闻规律尚不熟悉这一发展中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员少，“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超过常人可以的负荷”，每人都超负荷工作，记者们没有工夫去分清电视新闻记者与摄影记者的区别、新闻工作与一般宣传工作的区别。[200]没有时间思考、反思、研究、认识，长期如此也会影响效率，特别是传播效益，会形成同一水平循环。人们应该有休息的时间，有思考的时间，有调整、提高的时间。
（三）接收覆盖率低
电视在社会上影响小，除了有内容、形式的问题外，本身覆盖率低、电视机普及率低、接收不到等问题，也是造成观众没有收视条件和收视习惯的重要原因，因此节目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也没有多少影响。在电视开播的最初一两年，北京仅有数百台苏联红宝石牌电视机供机关、医院、学校等部门集体使用。[201]1960年，全国仅有电视机12，000台，主要分布在几个大城市。1961年，据估计，北京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达到一万台左右，其中很多是机关、企业、学校等机构所有，并在这些单位的公共场所放映，观众主要是集体收看。[202]
从以下例子也能看出当时电视机可怜的普及率。1959年7月，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邓在军，因看不到自己制作的节目的电视播出效果，便到其爱人工作单位的首长——总后勤部饶正锡副部长家里去看他家那台从苏联带回、全总后唯一的一台电视机。
1993年9月，赵忠祥随主持人代表团访问美国，在CBS与丹·拉瑟座谈时说到其早年的“冷遇”：“我18岁（1960年）参加电视播音工作，工作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认识我，或向我打个招呼，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我的外祖母，从小把我带大，但直到她去世，我都很难向她讲清她的孙子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很难进入平民百姓家中。”[203]
设备状况限制了电视的媒体作用，普及程度影响其作用发挥范围。少数的观众也还没有养成把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习惯，电视新闻不是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在他们心中电视只是“小电影”。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电视新闻数量少、篇幅长，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当时北京台的新闻节目确实都是倾全台力量，而且台领导提出要“把扩大题材范围，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节目质量作为全台的中心任务”。从而对各种形式都有尝试。[204]这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工作者，而且还获得了最初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新闻的采制方式
（一）倡导真实自然
周恩来总理曾言传身教，引导记者实现他所倡导的“真实、自然”的报道风格。他亲自指导过记者抓拍重要时刻。
1959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外宾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重要的友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都来参加国庆典礼。新影记者舒世俊抢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检阅、招手和外宾谈话等镜头；她尤其对胡志明、金日成和毛主席在一起谈笑风生的镜头感到非常满意。当坦克和飞机经过天安门时，突然总理叫她去拍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谈话的镜头，她想已经拍过他们在一起谈笑的镜头了，但这次抢拍的却是他们严肃地谈话。毛主席边说边做手势，赫鲁晓夫听着，她断断续续地听到毛主席讲：“……我们不需要指挥棒，不需要教师爷，……”
当时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访问后直飞北京来参加我国国庆，在当晚的国宴上大骂中国是“好斗的公鸡”，趾高气扬地要求在大连建苏联军事基地，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坚决反对。从此，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总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让她拍摄这组镜头的。总理后来对她说：“抢镜头不能一味强调气氛好，情绪的好坏要根据政治内容来取舍，你拍的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严肃的谈话场面，就是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这组镜头已成为历史见证，是在周恩来提示下拍摄的。[205]
1963年，周总理再次接见英国记者格林，对拍摄记者讲：格林是英国著名记者，很有头脑，不但能自己采访，也能写、能编、会拍照。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锅饭好吃，不费劲，没有失业的紧迫感害了你们，另外分工太细也束缚了你们的手脚。我们记者习惯于人家摆好再拍，稍有变动就慌了手脚。”[206]总理在这里讲的就是新闻界当时非常通行的做法——摆拍。
关于这一点，1964年北京台新闻部组织编辑记者展开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学习、讨论中也做过检讨。这次学习总结了电视新闻开办以来所出现的虚假报道，以及有损新闻真实性的拍摄方法等教训。讨论涉及新闻图片摄影、纪实影视以及纪实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对于“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造成的虚假报道给国家信誉和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做出明确规定：严禁扮演、摆拍，避免补拍、重演，减少组织加工拍摄，提倡“挑、等、抢”的拍摄方法。[207]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积极参与讨论，其作用在以后的大批作品中显现出来。
从实例中可以看到，当时电视台对摆拍的限制还是很严格的。1961年，刚到电视台工作的朱羽君一次去采访颐和园后湖钓鱼活动。她待了大半天，拍了一些画面，了解了相关情况，最后想拍一组鱼儿上钩、钓者高兴的镜头，但是等了好久都没有结果。于是她就找到一位老同志，要求他用已钓上来的鱼做一遍这组动作，老同志马上答应了。拍了两次，朱羽君很满意。谁知编出来后，时任文教组组长的王化南在审片时一眼看出来钓鱼的“装模作样”，便质问她“搞什么名堂”。朱羽君后来又去补拍了一次。她说：“这一教训我记忆很深，不能偷懒，不能脱离现实场景弄虚作假。”[208]
（二）不得已的摆拍
而朱羽君的另一次经历更是说明了摆拍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仅仅是思想观念问题那么简单。1961年春天，朱羽君拍摄她的第一条电视新闻片，选定的题目是《农业哨兵——平谷县气象站》，地点在离平谷县城不远的地方。当时给她的胶片仅有200英尺、总长6分钟，要拍出2—3分钟的新闻。她按新闻操作程序，先采访、写稿，再观察环境，然后写了拍摄提纲和详细的分镜头脚本。由于片比太小（2：1），所以她每拍一个镜头都要对方演习一下，生怕出错。被采访者也十分乐意配合，尽力满足所有要求。他们关心的是能否看到，因为当时整个平谷县还没有一台电视机。在物质条件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只能用摆拍或事先提示安排，才能完成拍摄任务”。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这次摆拍却很顺利地通过了审片播出，说明它还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
“抓取”的美要有财力、物力的实力支撑，而在没有实力时，往往会采取不那么实在的方法去实现。
（三）重视画面倾向
其实，摆拍“也与那时对电视新闻的模糊观念有关”。“对电影中唯美的倾向和蒙太奇技巧的讲究、解说词的华丽，是当时盛行的评价标准，所以大家的智慧也朝这一方向使劲。”[209]当大家都沉浸在唯美画面的氛围中时，摆拍成为必然选择。因为现实中的画面总没有人为布置的场景那样“完美”。
画面美的另一种追求来自戴维宇在实践中遵循的一套理念。戴维宇在电影厂工作8年后调到电视台（1962年），被安排拍摄一个介绍模范教师的片子。拍完后影调灰白，若以电影厂的标准报废无疑，可电视台并不在意。因播出技术差，灰白一些反倒清楚；加上那时因没有设备，电视连最简单的技巧也做不了，全靠“硬接”。如此一来，镜头组接就成了感官上最主要因素。这条片子给了他启示，“在新的环境下应把功夫下在蒙太奇语言上”，“只能从画面和镜头组接上磨炼技巧”。于是他所拍的片子都尽力做到清晰、简洁、流畅，讲究画面语言，并逐渐积累心得。戴维宇的努力与世界电影的发展“殊途同归”，“几年以后国际电影界出现了无技巧剪接的理论，正和我的探索不谋而合，他们是为了标新，我是迫于条件”[210]。
这种过分重视画面的倾向从这一个阶段的编辑、记者人数比例上，也能反映出来。北京电视台的主要新闻工作者都来自电影厂，“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往往更侧重电影，更重视艺术表现，而新闻素质则相对欠缺。导致电视新闻很长时间与纪录影片没有什么差别”[211]。
上海电视台建台初期情况也是如此，记者中多数来自电影厂。上海台当时在人员配备上，新闻组只有编辑1人，摄影记者4人（其中3人原是电影厂的摄影师）；1966年前后，编辑增加为2人，而摄影记者也增加为8人，比例没变。在摄影记者中，大部分只擅长摄影，不善于新闻报道。“这种文字和摄影力量的比例失调，造成长期以来新闻组的人员构成不合理和新闻素质较差，更加错误的是当时在业务思想上，重摄影轻采编，重画面轻文字占了主导地位。”因过分讲究画面构图，现场摆拍大行其道。“有的人甚至认为新闻摄影离开了组织拍摄便寸步难行，助长了弄虚作假的风气，严重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212]表现在新闻选题上，不正确地处理新闻价值和画面形象的关系，甚至会托词某条新闻没有画面而不去报道。
在摄影人员占多数的集体中，当然容易形成画面至上的氛围。这也与指导思想不明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执着画面，或者说是“玩形式”误区的源头，是对新媒体的功能尚不了解，也是对身处发展变化中的人们容易出现的经验主义的偏差。
电视早期偏重形象误区的另一表现是对口播新闻的相对排斥，为此口播新闻节目不仅断断续续播出，还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停播。从此可见，早期电视人头脑中，对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对它如何行使职能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在那个年代，对于什么是新闻在很多人头脑中也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虽然他们曾经在初期抱怨过人们不把电视当成新闻媒体。
五、新闻的时效
从现有的各种材料上都反映出来，早期的电视新闻人对新闻时效非常重视。时任广播事业局和电视台的领导对电视新闻的时效有较高的要求。这从当时一些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
初期在对摄影胶片的选择上就是“为了争取新闻时效”而决定采用黑白反转片。因为“反转片可以在30分钟内就洗出正片，加以编辑、配音后很快即可供播出使用”。可以保证“在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天便播出当天新闻”。[213]所以，在面临缺乏人才、反转片稀少且更为昂贵、洗印工艺更加复杂等众多难题下，还是确定了“新闻时效性”这一选择。
在新闻播出的初期，就出现了一些在当时条件下时效性较强的报道。如在试播期间，1958年7月1日16：00举行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北京电视台记者从十三陵拍完典礼仪式后，赶回台里洗印制作，于当天晚上22：00播出。又如1958年11月11日，广播员在《简明新闻》播送之前说：“各位观众，本台刚才收到莫斯科电视台寄给我们的今年十月革命节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和游行的电视新闻片。这部片子将在《简明新闻》之后播送。”这成为我国电视新闻中第一篇“刚刚收到的新闻”。时间算起来是十月革命节（7日）后的第四天，当时算是很快的了。[214]
1961年，电视节目压缩，每周二、四、六播出电视新闻，一、三、五播出国际新闻。但北京电视台新闻部领导始终要求编辑、记者尽可能地及时报道，特别是一些时政新闻，拍摄、剪辑都有专人分工负责，力求迅速、及时、准确。这种做法后来形成了传统。[215]
对一些重大政治任务或操作方便的题材突出时效要求，就更不在话下了。像众所周知的第一条图片新闻“东风小汽车”、早期的图像新闻“《红旗》杂志创刊”也都是当日新闻。1958年国庆节的纪录片，1959年劳动节、国庆节的电视纪录片，用底片、正片洗印工艺制作，仍然做到当天摄制、当晚播出。同时，第二天早晨印制出拷贝，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寄送。电影界的人们对这样的时效表示赞赏。[216]
当然，中国电视初创时期，大量新闻时效差，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1.使用胶片拍摄，后期制作要经过洗底片、配光、剪辑、印片、做拷贝等多道工序，又都是手工操作，周期长，这是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制作方法当时是世界性问题，是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又加上中国底子薄、设备差等因素。因此，当时电视新闻不是每条都能保证高时效。
2.当时我国与外国、国内各地没有别的节目传输方式，电视台之间靠邮寄交换节目。地方台有的还要将底片寄到北京洗印、制作拷贝后再发回去，早已成了旧闻。因此，在电视中出现夏天播出穿棉袄的新闻镜头。[217]这是由于地理阻隔、路上耽搁影响的时效。这种操作程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作者的观念。
3.表现在新闻的编排播出安排上。由于新闻往往按照《新闻简报》的模式，讲究配成同主题的拼盘，如前面是工农业生产，后面是文教体育，四五条新闻凑成10分钟左右的一集，这种形式上的追求使人们不怎么考虑时效的要求。[218]这又是早期形式大于内容的认识误区的一种表现。
4.和当时其他媒体一样，不注重信息沟通功能，只重视宣传功能。因此对很多内容根据宣传的需要进行发布。有宣传需要的新闻可以做得很快，而反之时效就差，有的干脆谈不上时效。如很多典型报道好像没有时效要求，记者受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就缺乏时效观念了。
5.电视主要被受众看作娱乐媒介，不被看作新闻媒介。如当时电视台临时变动电影或戏剧的内容，观众往往意见很大。而新闻节目的改动则没有什么反响。
六、电影的影响
首先，当时电视与电影的创作手法基本相同。电视片当时用的是16毫米的胶片，虽与35毫米的电影片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论是新闻节目、专题纪录片还是部分需要保留的文艺节目，都要拍摄胶片。节目制作都是走电影制作的工艺路线，即先完成影片的拍摄、冲印、剪辑等前期工作，再进行后期配音和效果处理。可以说完全依赖于电影的技术手段。如果需要有现场声音，只能使用高档的同步录音机录音，后期制作时再进行合成。由于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只能很少应用同期声。虽然后来电视台也购置了一批声画同步的摄影机，但始终未能脱离电影制作的工艺。[219]相同的加工制作过程必然会受到电影的影响。
其次，我国的第一批电视新闻一线从业人员大都来自电影行业，他们将电影经验带入新的媒体，造成简单的媒体形式搬家——电视片在业务上继承电影片的做法。“中国的电视新闻片继承了电影端庄、严谨、规范、干净的优点，也传染上了纪录影片面面俱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弊病”[220]，继承了电影的唯美影像追求，甚至为了“艺术效果”，不惜使用补拍、摆拍，甚至是导演的手法。
回顾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史可以知道，从它诞生之日起，电视新闻就打上了“新闻电影”的印记，承袭了电影的全部“基因”。几十年来，电视新闻在艰苦的探索中虽然逐渐具有个性与特色，但受电影的诸多影响，仍然一代传一代地在电视新闻中隐约可见。[221]
有人曾经深刻地反思过那些年电视新闻走过的弯路。在1957年以后，政治气候的变化，导致摄制观念发生蜕变，有些从战争中走来的人“失去了忠实记录、再现战场硝烟的那种气魄”，开始采用摆拍、导演、补拍等手法制作新闻电影，而且常用不衰。“生活进程、人物活动、运动状态全在摄制者的主观意图和摄影机角度的调遣下有‘秩序’地发生、发展着。”他们认为这样做“省时省力成功率高”。诸如“大跃进”的各类“卫星”、农田水利建设的千军万马、麻袋填满糠草喜送丰收粮的船队、可看不卖的琳琅满目的货物、以貌取人而张冠李戴的真事假人、突击布置的劳模家庭、将案犯押回作案现场进行又一次“当场抓获”等司空见惯的镜头。因为这类新闻事件的细节失真，即使那些原本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也变成了疑窦丛生的“故事”，使当时的很多“新闻片”完全丧失了其基本功能——记录真实生活；且会贻害无穷——不仅带来投机取巧的采制风气而且让后世子孙误以为那就是当时的真相。倒行逆施的结果是，“新闻电影终于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被人们冷落了”[222]。
客观上来说，电影早于电视诞生几十年，在影像传播领域多有开创、建树，其经验本来应该学习。电视也是影像媒体，在发展初期还没有认清自己的特点时，先将相近媒体的经验直接搬运过来，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有了一定的实践积累后，应该对自己的特点有所认识，像胡乔木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要求的那样：走出自己的路来。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电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健康、自然的发展，一直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难以自立。
小结
在这个时期的节目中，新闻在播出节目的比例中占到近30%，加上社会教育性节目占比达到40%，这对于当时的综合频道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高的比例，甚至高于北京电视台自己的估计。
从当时电视人的追求来看，那些出身新闻业的领导人都将形象的新闻媒体作为自己的电视理想，他们在不断完善并实现这一理想。
虽然形式、栏目较多样，但是当时的电视新闻题材、风格还是较为狭窄与单一，这除了大家的观念问题及媒介功能定义狭隘，经验的缺乏以及财力、物力的限制，甚至过于繁重的任务压力都是影响因素。此外，接收数量少，影响范围小，缺乏与社会的了解与互动也是原因之一。
大家都说摆拍是电影带给电视新闻的顽疾，而不知道此时物质条件的限制也是促成问题的内因。而且在电视新闻操作中也曾有过针对这一问题的斗争。在经验不足的电视中，电影团队对画面追求的趣味、风气迅速占据了大家的视野，左右了电视制作理念，形成了一些与新闻理念相悖的诉求。
为人们所一直诟病的早期电视新闻时效，也是由于当时技术和物质条件的多重牵制，再加上观念的落后，这些众多因素共同构成当时的现实，要还原当时的条件看这个问题。即使是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早期新闻也力所能及地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业绩，这不应该被忽视。
当时电影片拍摄的方法确实有缺乏同期声、制作烦琐等先天的局限，还有习惯摆拍的不良传统。电视学习电影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幼年的电视还没有成熟到能走出自己道路的地步。
1958—1966年间，电视在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已经逐渐成熟、壮大，成为主流媒体。中国电视也通过艰苦创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国外媒体在硬件设施上逐渐完善，机构逐步健全，人员得到充实，经费有所增加。但我国的总体条件还比较简陋，每天也只有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播出时间，且全是最初步的直播方式。电视的覆盖范围仍旧很小，仅限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大部分国民不能收看电视节目。同时，节目内容、形态都不够丰富。
但不管怎么样，在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我国已经开始了创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尝试、积累。而且我国电视早期与世界各国发展同期比较，对新闻节目更为重视，更加强调电视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地位，利用一切形式进行舆论宣传、引导，包括娱乐功能。这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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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计算过程：1米＝3.28084英尺。1万英尺/3.28084＝3048000毫米/18毫米=169333格/24＝7056秒＝118分钟＝约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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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
[163] 周金华.散落在电视新闻长河中的明珠：写在《往事如歌》一书之后［J］.电视研究，1999（8）.
[164]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
[165]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4.
[166]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292.
[167]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9.
[168]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82，483.
[16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5，41，44.
[170]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171]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41.
[172]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255.
[173]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256.
[174]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0；于广华.中央电视台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175] 孟启予.毛主席为北京电视台题字［J］.电视研究，1993.
[176]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196-198；徐光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130.
[177]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3-34.
[178]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
[179] 孟启予.三十年前的老电视工作者挥毫抒怀［J］.电视研究，1988（5）.
[180]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0.
[18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4.
[182]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0.
[183]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115.
[184]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4.
[185]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8；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8.
[186] 注：每日播出从18：30到21：50，约3小时20分钟，即200分钟。
[187]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4，16.
[188] 计算方法：365/7天=52.14周×3次=156.42次（新闻播出）；854条/156.42次≈5.45条/次。
[18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80.
[190] 计算方法：596条/156.42次≈3.81条/次，244条/156.42次≈1.55条/次。
[19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4.
[192]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19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194]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
[195] 赵水福.世纪心语：中国老广播电视工作者感悟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9.
[196]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116.
[197]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5.
[1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播电视编辑部.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三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3.
[19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0.
[200]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201]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14.
[202]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3.
[203] 王晞建.岁月拾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0；赵忠祥.岁月随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102.
[204]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77.
[205]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3.
[206]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6.
[207]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8.
[208]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6.
[209]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5，310.
[210]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46.
[211] 罗东.难忘的试播期［J］.电视研究，1998（5）.
[212] 周济，林罗华.辉煌与奋进：新闻卷 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4.
[213]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
[214] 夏之平.建台第一年的电视新闻［J］.电视研究，1998（7）.
[215]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8.
[216]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8.
[217] 洪民生.信息文化·审美：努力提高电视节目的品位［J］.电视研究，1989（1）.
[218] 周济，林罗华.辉煌与奋进：新闻卷（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4.
[219] 王枫.充分发挥电视的特长把更多的好节目奉献给观众［J］.电视研究，1986（3）.
[220]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
[221] 黄匡宇.电视新闻失实的误区探源［J］.电视研究，1989（3）.
[222] 黄匡宇.电视新闻失实的误区探源［J］.电视研究，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