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事业的发展与挫折
全国的“大跃进”形势给电视发展加了温。1958年4月7—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口号，并指出了“广播大跃进”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办节目、办事业……”[3]。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到一个月，电视就开播了。
1958年12月15—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这是我国电视系统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上研究了电视事业的发展方针、规划、技术方案，以及电视台基本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决定从点到面，在全国各地建立电视台，吹响了“电视大跃进”的号角。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提出了电视事业的发展方针：在规模上，由小到大，技术上由低到高，发展上由点到面；在规划上，从1958年到1960年，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广东、陕西、辽宁、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先后建立起电视台或电视试验台。[4]
1959年2月23日—3月3日的第六次广播工作会议，虽然对1958年的浮夸宣传做了一些检讨，并一定程度上在1959年的报道中注意避免片面性，但在认识上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随着全国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断了纠‘左’的进程”。[5]1960年3月1—15日，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广播事业三年规划中，提出要力争高速度；规定1960年到1962年三年内，电视台由9个发展到50个左右，即所有省、自治区都建立电视台或试验台、转播台。[6]
1960年5月27日—6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作经验交流会，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150名代表参会。会议主要是贯彻第七次广播工作会议关于发展电视广播的方针，总结交流哈尔滨电视台和东北地区以及华东等地区建设电视台的经验，推广哈尔滨电视台土法上马的经验。这时，党和人民已经“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7]，但会议仍要求各地为之后五年大力发展电视广播积极做好准备工作。[8]
当时也有比较务实的意见。1958年，罗东在一篇《关于发展电视广播事业的建议》的文章中写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电视广播事业的建设方针可定为：一、以北京为电视广播技术基地。设备从无到有，因陋就简，保证工作和实验的最低需要；然后从小到大，从黑白到彩色，逐步求得改善和发展。二、以若干大城市为主，逐步建立小型电视中心。三、在保证最低限度发射设备后，迅速发展电视接收网。”[9]这一想法比较切合实际，操作成本也较低，且会有较高的社会效益，但并不合时宜。
一、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第一波——各地办台
（一）创办上海电视台
上海在中国，特别是在建设事业上往往是独占鳌头。1956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上海电台”）副台长陈浩天和一些工程技术干部，了解到国外电视发展的信息，酝酿在上海创建电视台。同年8月2日，他与上海电台台长苗力沉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申请筹建上海电视台；10月11日，编制出《一九五七年上海电视台设计任务书》草案；10月22日致函中央广播事业局，申报电视频率，并提出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电视发射设备。这比北京电视台1957年8月成立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启动得还早。
1957年年初，上海电视广播技术研究组在工程师何允、何正声的带领下，开始设计制造电视发射机及天线馈线设备。当年7月26日，苗力沉、陈浩天向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正式提出建台方案，并将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北京建造小型电视台的信息一并转告，据此建议在上海建造类似的小型电视台，这一建议得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的支持，纳入市政建设规划。
1958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创建上海电视台。同年4月，上海电视台筹建组成立，由赵庆辉任负责人，同时从上海电台技术部、服务部抽调了技术骨干9人，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广播器材厂、北京电视台学习有关电视技术方面的知识。同年8月，上海电视台又从上海电影系统调来了周峰等8位编播人员，又从上海电台文艺部抽调了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6位青年，先后派去北京电视台实习，为上海电视台开播做准备，同时，从上海电台其他部门又选调了音响、灯光、技术人员及总务、保卫、行政人员等9人。这批筹建组成员，成为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基本队伍。
上海电视台建台初期，隶属于上海电台，编制30人，开播时实际工作人员为34人。电视台副主任赵庆辉、周峰，下设3个组：编播组15人，技术组12人，行政组5人。上海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组建初期的人员来源一样，主要来自广播和电影界，前者主要是技术人员，后者主要是记者、编导。与北京相同的是上海也有著名的电影厂及广播电台，提供了相同的人才结构。
电视台选定市中心南京东路新永安大楼为台址，改建了电视演播室、导演室、音响控制室、中心机房、电视放映室、发射机房，并在楼顶安装了电视发射天线。在北京电视台开播5个月后，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图像发射功率为500瓦，伴音发射功率为250瓦。这是我国的第二座电视台，也是最早建立的地方电视台。
上海电视台的整套设备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建台初期只有3台国产黑白固定焦距摄像机，不久又在北京广播器材厂、上海客车修配厂等单位通力合作下改装成功一部转播车，车上装有播音室，图像、音频控制台和技术、配电系统及两套移动式微波设备，可以外出转播文艺、体育节目，转播节目约占全部播出节目的三分之一。
开播初期，拍电视新闻用的是—台从寄售商店花800元买来的老式16毫米鲍莱克斯摄影机，后来又从八—厂借来了一台同牌号旧机器。次年初，又从旧货店买来人送雅号“独眼龙”的更老式的美国菲尔姆16毫米摄影机。
上海电视台开播初期，第5频道播出一套黑白电视节目，每周三、周六晚播出，每次2—3小时。每次电视台先播新闻，一般安排是周三晚播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新影厂及北京电视台提供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体育简报》《国际新闻》等；周六晚播出本台记者采拍的电视新闻，通常由3—6条新闻片组成，长度约10分钟。试播时，全市只有苏联制造的“记录”牌黑白电视机（14寸）100台，绝大多数分布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只有极少数安装在社会知名人士家中。[10]
（二）其他地方办台
哈尔滨电视台以“土法上马”著称。该台用于电视广播的设备，均是由本台到北京接受过培训和实习的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试制安装的。用于电视播出的摄像机是由苏联造的旧式摄像管拼凑制成，这个管子还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想办法“弄”来的。他们用于电视广播的设备，都是这样由本台技术人员自己想办法，动手试制安装的。试验过程中他们遇到无数困难，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通过群策群力，终于排除障碍，试验成功。哈尔滨电视台于1958年12月20日开始试验播出，成为中国电视第一年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播出台。哈尔滨电视台台长由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林青兼任。[11]
天津电视台于1959年7月1日开始试播，1960年3月20日正式播出。建台时期仅有40多位工作人员。接着沈阳电视台于1959年9月27日开始试播，1960年4月23日正式播出。[12]
长春原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内建立电视台，但长春人想办法“土法上马”，只花了19万元，在5个月内建起了电视台，于1959年10月1日开始试播。当时长春电视试验台所有的播音、图片、字幕、影片、文艺演出，都是在一个约150平方米的演播室里完成的。该台还在有关单位的协作下，自己制成了装有变焦镜头的摄像机。经过半年多的试播，1960年5月1日长春电视台正式播出。[13]
广东得到了其他地方都不曾有的“待遇”，用另一种顺利的方式建立了电视台。1958年，广东广播电台在流花湖畔修建了播音馆，并在其中建设了电视中心。在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坚持下，广东拨款数十万元，将位于越秀山北麓、停建一年之久的国内第一座自立式电视塔建设完成。中央广播事业局支援了发射机、转播车、电视中心设备，帮助其培养了技术及业务干部。广东电视台于1959年9月30日开始试播，同年10月1日用转播车直播了广州市的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14]1960年7月1日正式播出。
1959—1960年上半年，抚顺、鞍山等地也陆续开办了电视试验台。还有一些地方暂时没有能力建电视台，先建立起电视转播台。如1959年11月，浙江广播电台成立了电视组，试验收转上海电视台的节目。
1960年是第一次办台高峰年，有多达11家电视台开始试播节目。当年5月1日这一天，成都电视台试验播出，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无锡电视台开始收转上海电视台节目。1960年5月25日，太原电视试验台开始试播；同年7月1日号西安电视试验台开始试验播出；7月16日，福建福州电视台自行组装的试验台开始播出；9月30日合肥电视台开播；10月1日，济南电视试验台、浙江电视台也开始试播自办节目。在这个月里，边远的新疆电视台也开始试播，新疆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派人到北京学习，为建立电视台准备业务和技术干部。1960年11月7日，武汉电视台开始试播节目。
到了1960年年底，中国的电视台达到了18家。全国所有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加起来总共29座。各电视台开播时，当地接收机多则几十上百架，少则数架而已。各地方电视台在播出的初期，设备简陋，人员甚少，条件很差，大多数地方台都是本着“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精神创办的。各台演播室的面积普遍很小。这些电视台使用的设备几乎是因陋就简的代用品或改装件，而且还经常缺这少那。到1962年年底全国省级台达到23家，各类台共达36座。[15]
二、改进设备，完善技术
电视是一种重装备的媒体，它的运行常态就是所用技术不停地升级换代。但是，电视发展早年，我国经济极度困窘，加之各台都是勉强、仓促上马，技术、设备缺口过大，需要后续补上早该拥有的设备、设施，因此需求和供给严重不对等。对于当时的电视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才能生存，不发展就是死亡。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大家都在咬紧牙关拼命奋斗。
在这期间，国家对电视的设备配置和技术改进投入的经费大多集中用在了北京电视台。所以，北京电视台在很长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全国电视节目制作的任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一再为电视投资、建设的难能可贵，显示出对电视的重视程度。
（一）北京电视台技术改善
新闻时效性对电视台的采访、加工、制作、播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要有完善的拍摄、洗印、制作设备，还要有方便快捷的传送、播出手段。因此北京电视台建台以后，就开始不断对电视技术设备进行完善。
1.建新楼
1960年3月，在北京复兴门广播大厦院内，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北京电视台新楼落成。这是在广播大楼后面新建的一座二层楼建筑。设备基本安装调试完毕后即投入试运行，5月1日正式启用。1961年，北京电视台从广播大楼西翼搬入。新楼拥有一大两小三个演播室（600平方米、150平方米和40平方米），黑白、彩色各一个电视中心机房，另外还有电影机房、导演控制室以及其他多个配套房间。新楼地下室建有一个大约60平方米的洗印车间。这标志着北京电视台从操作、设备上开始步入正轨。[16]北京电视台在那里播出了近30年。
2.装备演播室
由于我国照明器材与光源的落后，仅在新演播室中装配了一些零星的普通灯具，如家用日光灯、白炽灯。后来，随着我国电光源技术的发展，北京电视台借鉴电影照明技术，于一两年后在大演播室安装了18套各长5米的木制灯吊杆和大容量、大体积的电影聚光灯、回光灯等，还安装了一套60路的钢丝变压调光设备。这已是较大的进步了。但这些设备又存在笨重、占地面积大、操作费力，光效低且无法实现多场亮度预选等重大缺陷。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照明条件下，北京电视台维持着演播室的播出。[17]
音频设备也有了初步改善。演播室选用上海唱片厂生产的16路输入的调音台，还有几只德国进口的U87电容话筒以及一批635型国产录音机。音乐资料库及选乐工作间建起来了，配备了专用录音设备，补充了负责声音工作的人员，正式成立了音乐音响组。该组除了完成新闻节目的声音采录及大量的配乐工作外，还担负演播室和转播车等各类节目的声音录制任务。[18]
3.建洗印车间
新电视台建起来后，洗印组搬进了位于新楼地下室的洗印车间，还组建了自己的洗印队伍。此后，电视记者拍摄的新闻画面按照电影胶片的工艺流程制作，开始交由洗印车间制作，分工开始出现，工作有了正常秩序。
搬家没有多久，全国建起了20多座省级电视台，北京台洗印车间又担负起地方台影片的洗印任务。洗印科工作量逐渐加大，洗印设备明显不足，且较落后。由于车间设在地下室，狭小、潮湿，工作环境很差。这时周恩来总理来到洗印车间，了解了情况，他当即决定增建制片楼。9，800平方米的电影胶片制作楼于1963年落成，还增添了大批新的机器设备，并建有空调机房。洗印科于1965年5月搬进新楼。此后，许多重大的新闻片、专题片都是在这里制作出来的。[19]
4.解决同期声录音
北京电视台建台初期，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审看电视片时提出：“能不能让人们在电视片上听到老百姓自己说话的声音呢？”[20]这成为电视人当时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当时新闻片的声音要在图像完成后，用录音机对照图像内容对声音进行编制，制作不容易，要花费很长时间。由于图像、声音用不同设备播出，胶片和录音带的速度常常不一致，容易出现声画不同步、口型对不上的问题。为此，为新闻节目配乐就成了弥补的办法。配上乐后，可以避免同期声对不上口型的问题。
要解决声音问题，使用画面同时录音的技术是根本途径。1960年，北京电视台洗印制作了第一个光学有声拷贝，即6月5日，“周总理接见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电视谈话，于11月4日正式播出。对于这个同期录音的节目，技术人员洗印制作了声画合成的拷贝。由于电视台没有此类设备，只能偶尔为之。
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听说天津电影制片厂将要下马，北京电视台就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把该厂电视能用的设备调拨过来，获得同意。北京电视台接收了该厂一套英国GBK16毫米光学录音设备，并立即组织安装调试。台里组织了光学录音攻关班子。大家边翻阅资料边研究，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获得成功。加上原有机器，一套完整的16毫米有声影片制作设备就组成了。当时为了保证时效，新闻片还主要采用原先直接配音的方式。这套设备当时主要用于纪录片制作。
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第一部光学有声片是《为钢而战》。1963年年底制成一部长达85分钟的有声大型纪录片《新兴力量运动会》，在电视中播出。随后北京电视台制作生产了一批有声片，如《芦笛岩》《美丽侗乡》《阿哥追》等。有声片的后期是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完成的。
此后，北京电视台对声音的使用更为重视。台里开始组织部分作曲家为电视片创作音乐，使电视纪录片配乐达到一个新水平。录音人员为了制作纪录片，常常随记者到第一线采录音响。
但当时大部分电视片使用的音乐，还是从资料中查找、选配的。如电视片《收租院》的音乐是从故事片《苦菜花》、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十几部影片的音乐中精选出来的。[21]
在领导的支持下，北京电视台的技术条件逐步改善，订购了反转片，还买了几台新的原产自德国的AK-16手提摄影机。但拿到北京电视台后才发现，这种机器十分笨重，常出故障，到关键时刻常“卡壳”。
5.开通远程微波线路
除了电视台内设备的增加、完善外，电视节目的远程传送是更加重要的问题。这一阻碍电视发展的瓶颈在1964年有了突破。邮电部设计院从1958年起，投入60路微波工程勘察设计工作。1959年专门成立了“201”（60路微波）工程指挥部。经过4年奋战，北京到天津60路微波实验电路于1964年10月正式开通使用，可同时传送60路电话和1路黑白电视；电路质量稳定，技术指标全部达到要求。[22]天津成为第一个收看北京电视台节目的地区，北京电视台也不定期转播天津电视台的节目。
1965年2月10日上午，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天安门广场70万人“反对美帝挑衅、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大会”的实况，晚上播出了有关越南问题的新闻报道、时事解说及文艺节目。这些节目都通过微波线路向天津电视台同时转播。[23]
6.获得录像设备
录像技术最初发源于美国。1956年4月，美国安培公司制造出录像机，开始在电视行业使用。录像播映有很多优点：录后可以剪辑，有利于提高节目质量；相对胶片，没有了洗印过程，制作周期缩短，时效提高；录像可同时采录声音，创作中的特技潜力大；对播出来讲，录像节目可以避免现场节目可能的差错，效果相对可靠，还便于串联和掌握时间；录像播出操作简单，很少人就可完成；节目易于保留，既便于重播，又可以在电视台之间交换；演播人员还可以看到自己的播出状态，以利改进。所以，录像机很快就在各国电视台推广；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已经在使用录像技术。
1965年，日本电波新闻社为北京电视台弄来了一台2英寸黑白磁带录像机，并介绍日本东芝电气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水野俊之来华安装示范。这台机器只有录放功能，不能制作节目，只用于特殊的有保留价值节目的录像，平时很少使用。1966年新年，北京电视台首次试用黑白磁带录像机。用于播出的第一个录像节目是相声《女队长》。
但与摄影机比较，当时的录像设备相对笨重；镜头焦点短，微小景物拍摄受限制；某些后期编辑、修改余地缩小。而胶片摄影相对比较方便，后期编辑加工再创作余地大。而且胶片材质比录像带稳定，较易保存。因此，在影视界，胶片摄影若干年内没有完全被取代。[24]
（二）上海电视台改善设施
建台之后，上海电视台也一边播出一边改造设施。1959年，该台将新永安大楼5层的小剧场改建成了一个180平方米和一个60平方米的演播厅，还有导演控制室和音响控制室各1个。将其6层改建成电视中心机房和电影机房。电视节目制作和演播条件初步改善。
上海电视台为了扩大电视发射功率，从1960年9月中旬开始，自行设计并制造了7.5千瓦黑白电视发射机，最大输出功率可达9.8千瓦，于1961年夏天调试完成。该机是当时国内第一台功率较大的电视发射机，通过试验播出和半功率播出后，于1966年开始全功率播出，代替了开播时使用的500瓦发射机，扩大了电视覆盖范围，提高了收视质量。[25]
（三）开发彩电技术
在北京电视台开办前，刘少奇同志就主张应重点搞彩色电视。1959年10月19日，刘少奇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视察工作时再次指出下一步应该搞彩色电视，他还强调了广电事业人才培养的问题。[26]
在1955年国家派出的留苏研究生中，许中明被领导指定学习制造彩色电视。虽然那时我国连黑白电视都还没有。许中明考试成绩全优，但他一心为创建我国的彩色电视事业做贡献，主动放弃写论文拿学位，转而前往苏联当时研制彩色电视设备的研究所和工厂去实习，并于1958年年底提前回国。
中央广播事业局从1959年就组织广播科学研究所、北京广播器材厂，并和有关大专院校合作，开始了彩色电视的研制。北京电视台与一些地方广播事业局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研制工作。1960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对研制出的一套国产彩色电视设备进行了试验播出，获得成功，这是一台单一讯道的电子管设备，采用的是美国的NTSC制式，元器件都是国产的。
我国彩色电视研究工作从开始到试播，一共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当时除美国已正式播出彩色电视外，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国也都处于研发阶段。北京电视台播出彩色电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6个开始彩色电视试播的国家。
1961年5月9日，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北京电视台演播室观看河北梆子《杜十娘》，当晚还观看了北京电视台正在试验的彩色电视片。他看到的是彩色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当时研究者最担心的是彩色电视机太复杂、太贵，样机有一人高，一百多个旋钮，老百姓买不起也用不了，怎么普及？可是周总理没谈这个，他和在场的每个人握了手，问了名字、年龄，在哪里学的，还关心他们天天看着电视屏幕，伤不伤眼睛。周总理的真挚关怀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后来聂荣臻元帅等领导人也来看过，给了研究者很大的鼓舞。[27]
1960年年初，上海电视台也开始进行彩色电视试验。上海电视台确定由何允负责，抽调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去北京学习，并带回全套图纸。在闵行召开的一次市科技会议上成立了市301（彩色电视）工程组。市工业部门组织有关工厂企业，根据从北京带回的图纸进行配套试制。到1961年，部分彩色电视中心设备已试制出来，安装在新永安大楼上海电视台10楼。[28]
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计划实行调整，北京、上海的彩电试验都被迫下马。直到1970年，创办彩色电视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三、进入调整期
电视事业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正当电视界还在“大干快上”地“跃进”时，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广播事业迅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1962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部分地方台台长座谈会，讨论广播系统贯彻“八字”方针的调整意见，广播系统提出的调整方针是“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同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事业调整方针和精简工作的报告。
根据这一方针，广播电台大规模合并、停办，数量由135座减为81座，减少了近一半。全国电视台和电视试验台除保留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5座以外，其余一律停办。停办的有：齐齐哈尔、鞍山、抚顺、吉林、南京、浙江、济南、长沙、武汉、佳木斯、重庆、昆明电视试验台和苏州电视转播台等。其中武汉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为保护设备，每周放一次电影。[29]
1963年2月19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复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电视台调整问题的请示，同意把哈尔滨电视台、长春电视台和西安电视试验台作为试验台保留下来，加上上一年确定的5座，共有8座幸存下来。另外，太原、南京、武汉、合肥电视试验台撤销以后，可以保留少数技术人员，协同有关部门举办电视教学，不作为正式电视台。
教育电视台的出现帮一些地方电视台渡过了难关。1960年3月8日，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北京电视大学开学。这是我国电视教育事业的开始。几乎同时，上海电视台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于1960年4月6日开办了上海电视大学。一批被撤销的地方电视台也借新出现的电视教育维持了下来。如1963年10月，已下马的合肥电视台开办了安徽电视学校大专班。1964年10月，原来的太原电视台与太原市教育局联合开办了太原电视工读学校。南京、武汉的试验台撤销后，其机器设备、技术人员也都改做了电视教学。
直到1965年经济形势好转后，电视台才渐次恢复。1965年6月5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同意将哈尔滨电视台、长春电视台、西安电视试验台和太原电视教育台转为正式电视台。[3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电视台由于设备简陋和人员缺乏，开播不久就难以为继，又陆续停播。如福建电视台在创办一年之后，于1961年下马停办，直到1970才恢复播出。
除压缩电视台数量外，保留下来的电视台内部也开始着手压缩调整。1960年10月，北京电视台开始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数量占全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从这年的12月26日起，北京电视台调整节目时间，每晚播出时间仅为2—2.5小时，比过去减少约1小时。星期一只放映一部电影，全台集中精力办好周六和周日的节目。
与此同时，国家停止了进口电视机，国产电视机也被列入高级消费品，限制社会集团购买。电视机市场也开始大幅萎缩。
在“大跃进”高潮中创办事业的电视人，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创造热情，呕心沥血的苦干，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开办了几十家地方台，基本上遍布了东部、中部省份及少数西部地区。
电视事业与其他媒体比较，其技术含量和发展的投入都要高很多，成功办台只是事业建设的开始。最早开播的北京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都在建成后马上投入了第二轮建设，新台址的建设和设备更新甚至要更多的投入。而新的远距离传输——微波，和电视的升级换代——彩电，这些当时的高新技术也都为电视发展提出了新的科技课题。
在国家政策因应经济困难的调整中，开办的战线压缩了。在激情澎湃的年代里，人们初步见识了电视这种重装备、高科技事业的挑战与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