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纪录片

第四节 纪录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的增强,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冲破了人为的禁锢,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电视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开拓,拍摄了一批内容丰富、风格样式不断创新的电视纪录片,丰富了电视媒体。其代表作如《话说长江》《周总理的办公室》《让历史告诉未来》《西藏的诱惑》《热土》《望长城》《祖国不会忘记》等。[108]这一时期,有两部电视纪录片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政论纪录片《河殇》以其思想的尖锐性引发了全国大讨论;纪实风格纪录片《望长城》则以脱离说教,寄情于物、充满了人文关怀的风格获得广泛好评。

一、《河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以全新的姿态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大解放,制度的调整和经济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对国门之外世界的了解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则开始思考这种落后的来由与根源。这时各种相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批涌入,为这些思考提供了武器。其中的一些人士与电视人合作,意欲通过电视这种具广泛传播力的文化形式追索国家民族落后的原因,探讨发展的方向。在这个背景下,政论纪录片《河殇》开始创制。

《河殇》的导演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导演夏骏。解说词由时任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王鲁湘两人任总撰稿,撰稿人还有:张钢、谢选骏、远志明。顾问是学者金观涛和厉以宁,总监制是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夏骏曾参与过纪录片《黄河》的拍摄制作,他利用该片制作后的“边角余料”及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后期加配解说词的方式创作了这部作品。

1988年6月16日,自制电视系列片《河殇》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109]该系列片探讨的话题十分广泛,从黄河的自然地理变迁到当代的治理工程,从传统价值观对知识分子的评判到当代知识分子遭遇的灾难,从传统文化带来的荣耀到对其科学理性缺失的反思,还有近代中国风云诡谲的政治历史现实。

该片分为六集:《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第一集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文明衰落,其根源在于滞后的传统。第二集从地理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人固守黄土、畏惧海洋、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的落后心态,提出迈向海洋文明的必要性。第三集着重从文化方面,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灵光”能够被西方接纳,为什么中国却将西方先进的东西拒之门外?进而阐述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逆境。第四、五两集分别从经济、政治的角度肯定了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指出这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片子最后呼吁以一种彻底不妥协的精神,摆脱传统、挣脱束缚,由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落后、封闭和保守的“黄色文明”变为代表西方富于生命力的海洋“蓝色文明”,实现中国真正的彻底改革。[110]

该片总长度不过4个来小时,其中99%的镜头是观众已经在其他节目中看到过的,许多镜头取自当时刚播不久的系列片《黄河》。片中大胆的设问、奇特的联想、鲜明的对比、新鲜的说法无不透露出对历史和社会犀利的剖析、沉重的忧患,也表达出热诚的希冀、强烈的追求。这在当年的电视系列片中是一部不同以往的政论片,其中对各种新鲜观点通过电视画面重新组接、阐释。《河殇》剧组顾问金观涛在看过节目之后感慨道,它“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和内心震动”。由于反响强烈,当年8月15日起,中央电视台又重播了该系列片,总共进行了两轮重播。[111]

片中对中华农耕文明前所未有的批评,在社会上、在世界华人圈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观点分歧严重。据记载:片子首播时,年届八旬的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在湖南岳阳视察,看到了《河殇》。他经过反复观看和思索,于9月27日下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欢送他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对《河殇》的批评。9月28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他这一批评。在9月30日上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王震指出:“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当天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他在分析了片子宣扬“全盘西化”的本质后尖锐指出:“在批‘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右的倾向,反革命还有人在。意识形态要为现行政策的贯彻服务,我们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112]

不少海外华侨、华人也持类似观点。王震同志的呼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从1988年10月8日起《河殇》的发行被限制,中国海关禁止《河殇》的录像带出口。它在之后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受到了批判。[113]

《河殇》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政论式纪录片,其非常规化的制作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大胆的探索。除去观点受到严厉批评以外,《河殇》在声画处理上,既有到位的画面意象表现,也有非常严重的声画分离。如:画面用空镜表现景观,声音则是通篇论说。很多时候解说词显得过满、过密,内容承载了过多派别的现代理论,对多数没有相关准备的观众来说感觉不好理解、信息过载,甚至形成“一直在念解说词”的印象。内容表达上,缺乏平和的讨论和沟通,容易让人产生强加于人和说教味重的感觉。内容上对各种西方理论进行了不假思索的搬用,没有从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入手讨论中国问题。后来证明,片中一些理论、事实的引用存在错漏,这些都给电视政论纪录片的制作带来了经验与教训。

《河殇》给后来同类型纪录片的制作实践带来诸多思考。即政论纪录片传播“思想力”的核心是要充分尊重所对应的事实,对所阐述的理论要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阐释过程要能发挥电视特长且态度平和、通俗易懂。唯有符合历史发展和认识规律,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二、《望长城》

1988年12月2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合作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日方片名为《万里长城》)[114]。中央电视台团队中,总编导为刘效礼(新闻部地方组编辑),编导为崔屹平(电视报社副主任)、程宏(总编室节目组长),另外还有40多名成员。他们历经三个春秋,拍摄了2000多盘、近700小时的素材,最后编成了总长度为626分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115]

1991年11月18日北京时间晚8点,这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同时播出,并在中、日两国均创下同类片子的最高收视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业界的一致好评。浙江大学的孙家鸣给摄制组的信中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感受:“我们一直在纳闷,如此让人动情的纪录片,怎么会拍得这般信手拈来、散散漫漫,却又处处勾人魂魄、让我们的情感随之起伏。”[116]

该片的制作有很多先人一步的探索,对中国电视纪录片及电视新闻的发展带来深入和持久的影响。

(一)确定主题和内容

摄制组为了突破已有大型风光纪录片的模式,于1989年初冬,全体人员在八达岭脚下的康庄经过5天畅所欲言的讨论,最后达成共识,确定片子内容围绕长城的军事功能、民风民俗、种族融合、生态平衡四个方面制作。作者们在采摄过程中,继续不断加深对主题的认识、理解,不断顺藤摸瓜、延展扩充内容。在为什么修长城、怎样修长城,长城的变迁、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长城对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长城与当今自然生态及人口迁徙变化的关系等十分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展开了恢宏壮丽的巨幅画卷。

《望长城》的叙事结构以“长城”为贯穿全片的主线,将沿线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和人文景观串联起来。其主题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有趣展示和深层反思,从中体现出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并上升到对人类发展与生命延续的思考。

播出时其具体部集内容为:第一部《万里长城万里长》,从历史角度出发,对长城的真实长度和确切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功能进行考证。第二部《长城两边是故乡》,关注长城两边普通人家的生存状态。第三部《千年干戈化玉帛》,从过去利用长城抵御外族入侵,到现在的多民族团结,体现出融洽的主题。第四部《烽烟散尽说沧桑》,集中描绘了长城附近的自然人文景观。这四部的线索大致可归纳为:考察长城—关注人—关注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关注人与自然的共存发展。[117]每部又分为上中下三集。每部原定100分钟,但制成后播出的完成片为每部156分钟。

(二)以现场对话评论为主的解说

在确定内容的同时,在片子的制作上,也同时确定了“求真务实,刻意创新”的原则。

总编导刘效礼,是当时电视界知名的解说词创作高手。可是,这部耗时三年之久的大型巨作,却并没设撰稿,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解说词。片中那些活泼生动、别具一格、饶有趣味的解说,“其绝大部分是由主持人、编辑、记者和诸多专家、群众在‘邂逅’现场‘信口’”而成的,是摄制组放手发挥编辑、记者和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深入采访中,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依据生活的本来面貌,“无所拘束”地“随机”创作出来的。[118]

以专家访谈为例,在片中,十几位专家几十次为各种相关的重要历史、学术话题发表谈话,构成节目的重要内容。如罗哲文谈长城的长度,戚继光监修的东段明长城的特点;刘谦谈辽东长城的起点,长城关口军事据守与经济文化交流之双重价值;孙燕民谈秦长城西端的准确位置等。这些谈话,不拘形式、机动灵活、言出有据,权威性很高,是破解长城历史之谜的精彩章节,颇有扣人心弦的功效。其效果远胜于一般的解说词式表达。

(三)主角——长城人

《望长城》长达600多分钟,除了文物古迹之外,占据镜头最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长城内外,那些质朴无华的老农、村妇、手艺人、教师、民间艺术工作者毫无矫饰地在电视上和观众见面。他们饱经沧桑的面容、坎坷艰辛的身世、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人生的悲欢离合与真情实感都牵动了观众的心。

观众为站在土堆上不识长城,死了丈夫、带着孩子的妇女流露出同情和爱怜;为那位又矮、又老、又穷的王向荣母亲身上流露出来的善良、淳朴和纯真洒下感动的泪水;还有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家,男主人原是天津一位汉族妈妈的儿子,流落到草原上生根、成家、养育了一群儿女。当他们牵儿携女背着大包小包,乘坐火车观看两边的景色、误把树木当高草,推推搡搡出没在拥挤的车站里,观众马上认可了《望长城》的真实、亲切和自然。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观众不也是在这样的挤挤碰碰中,面对检票员匆匆忙忙、毫无表情的脸色,度过各自行旅生涯的?至于长城内外家乡欢度节假日的民风民俗,乡间操办婚丧红白喜事的场面……这些浓郁的民俗风情怎能不吸引住所有的观众?

观众很容易对那些和自己一样的父老兄妹上了电视,产生出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再加上观众对日常电视里那些枯燥无味、空泛说教的宣传不满意,对电视里英俊小生、粉面美人的镜头太多有意见,故而对《望长城》强调真人真事,甚至透出的土里土气感到分外过瘾。他们说《望长城》是一部真实、自然、使人耳目一新、令人兴奋的好片子。[119]

长城文化的核心是人。作者十分明确地把视线焦点对准与长城有关的人,让众多专家、百姓出镜,对历史和生活畅所欲言。这些人,不是名家,不是英模,他们的身份、年龄、性格、处境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祖辈和自身,都有长城打下的烙印,都有长城留给他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和充实的篇幅,表现泥土气息浓重的乡下人,表现他们的人伦幸福和种种烦恼。

(四)记录过程、延伸过程

片子采取实景跟拍记录式摄制,重视记录“过程”中有趣的故事、人物,重视拍摄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演变过程。

比如它记录在陕西一户农家过中秋的情景,将厨房中自制月饼的全过程展示给观众;一道道工序地交代,大大的锅、旺旺的火、浓浓的蒸气,大人孩子的欢声笑语、热闹的场景,汇成了农家中秋的节日氛围。大月饼做好后,全家人在院子里、月亮下,按老规矩拜月、祭祖先。吃完月饼,主持人在和老汉的交谈中,得知他年轻时曾作为农民腰鼓队员到北京参加过民间艺术会演,于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到堆满灰尘的杂物堆中找出绘有阴阳太极图的腰鼓,老汉打了起来,主持人也跟着学起来……[120]

另外如对长城的东端在哪里,一个画面、几句解说就可以告诉人们,但片子却偏要让摄像沿着长城向东寻找——他要的不是结论,而是寻找的过程。又如,为了实地看看山海关悬壁长城如何运料上山又是如何施工的,摄制人员便亲历艰险,攀登峰巅高城。拍摄者边攀边拍,其间用无线电话联络,一边爬一边对话。机位摇摇晃晃,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地势的险要,令人胆战心惊,观众不由得为拍摄者捏了把汗,让人们从拍摄的艰难中领略那修建之不易。

这种完整记录生活场景和过程的方式,让观众在观看中也体验到纯朴的乡情,了解了民间的传统习俗,从而更好地理解片中的主题。

(五)坚决使用同期声

《望长城》在声音的使用上有很大的突破。总编导刘效礼一开始就下了死命令:“一切声音必须在现场完成,并达到播出要求,不准后期造假。”[121]录制方式彻底改变的标志就是“开放录音机关”,让各种声音与画面同步采录,尤其是确保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现场对话的完整录音。因而才有了许多宝贵的意外收获。这是追求和达到最大限度的朴实、自然、返璞归真的有效途径。

在拍摄过程中,录音师始终和摄像师同步纪录,所有的拍摄都有同期采访和现场音响;所有拍摄意图、主题思想都通过被摄主体自然表达出来。于是,在《望长城》中,鸡鸣犬吠、街市嘈杂,人们的叨叨絮语,纷呈耳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六)抓拍与长镜头

《望长城》总摄影韩金度时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记者,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抓拍、抢拍、偷拍突发性人物、突发性事件”。从播出效果看,抓拍的人物和事件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如在临洮寻找秦长城西端起点时,向一位坡下的行人问路,那老汉没有回答,一声不吭、翻墙爬坡直奔镜头而来,走近后直接说:“长城就在脚下!”整个过程都被摄影师徐海婴跟拍记录下来,一个镜头达两分多钟:有推、跟、摇拉、升降多种运动,可以说是“推得及时,跟得平稳,拉得到位,降得自然,把西北汉子那种热情、豪放的性格以及生活在长城脚下的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122],观众也跟着吃了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

《望长城》一片中使用了很多这样的长镜头。最长的两个镜头达到5分10秒和3分40秒。如此长的镜头在以往的纪实性电视片中是没有过的。长镜头给人以很强的目睹感,配合上现场的各类声音,使片子的纪实性和接近感异常突出。

《望长城》中还多次出现摄制组遭遇危险、困难的镜头。如热气球放飞失控,车队沙海迷踪,虽都绝处逢生,但也足见求真求实付出的代价。此类拍摄,画面构图常常不够规范,却反而使缺陷成为一种美——这是来自生活的真实。在《烽烟散尽说沧桑》一集中,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夫人与摄制组一同驱车罗布泊,寻找彭加木的墓碑。在途中,摄像机出现故障,拍摄下来的画面,色彩还原不正常,偏红色。若按常规,这应算废片,但编导考虑到画面一次性的特点,为了让画面保持连续性,大胆地使用上,产生了良好效果。因为这些“问题”画面具有强烈的纪实性,独具魅力。

电视画面具有连续性和一次性的特点,所以,在事件的发展中,尽管条件恶劣,拍摄难度大,照度不够、机位摇晃,画面构图不规则以及偏色等不利因素,但由于再现了真实生活的原始形态,画面反而更有深度、有力度,使人领略到真实的力量。

(七)使用主持人

《望长城》编导希望能更大限度地发挥电视的优势,特别是发挥主持人的优势。而当时受到更多重视、中国电视又最缺乏的也是主持人。该片的摄制分为A、B两个组,各负责两部的拍摄。其独特的拍摄方式要求主持人必须全程在场,所以同时需要两个主持人。经过多次筛选之后,当时正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的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节目主持人李培红被确定下来。男主持人则决定启用焦建成。当时他刚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出演过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中的司务长。[123]但李培红很快因病退出,换上已65岁的作家、电影演员黄宗英。

前两部的主持是焦建成。他皮肤黝黑、矫健质朴,虽名不见经传,但他以其平实、自然的风格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赞誉。在片中他和老乡谈话投机、亲切融洽,其主持风格也与雄浑壮阔的自然环境相协调。除上述中秋做客的片段之外,他还在山西府谷寻找王向荣的一个段落中有着精彩的表现。这一段由偶然赞扬卖瓜人唱卖开始,继而是锄地人唱“爬山调”、放羊倌唱“五哥放羊”、张改花唱“摇三摆”。一个又一个受访人、唱歌人,或幽默大方、或羞涩腼腆,却都异口同声地赞扬王向荣。摄制组从府谷城寻到山村,又寻到榆林,两次到家不见人。面对讷于言辞的王妻、耳聋眼花的王母,主持人便从最牵动她们的话题——王向荣唠起,迅速消除了与她们之间的距离,出现了陶醉于儿子歌声和做面人风俗的老母亲的动人画面。直到找见王向荣,听到他那动人的谈话和清唱,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可爱的人、优美的歌、浓烈的情,紧紧围绕“走西口”这一中心,逐渐释疑展示、感人至深。其间“一种对真实生活的震撼,对普通人真情实感的震撼便油然而生。这一片段可称得上中国电视史上的经典。”[124]

人们高度评价主持人焦建成的出色表现。他有形体和语言表演功底,却尽力抛开和避免表演,努力把自己还原为普通人,最大限度地生活化。他的言语、行动以至一颦一笑都那么自然得体、坦诚而亲切。这来自他优秀的素质和内在气质,给人以大雅若俗的美感。他的才能每每在“邂逅”“即兴”式采访中放出光彩。他和孙燕民的交谈,和市场买卖人的交谈,和点烽火战士的交谈,在杨老汉家里过中秋,在裕固人家中试服装,与父母的会面,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考中学生”和“追访王向荣”两段,则可以称为非戏之戏,美不胜收,是现场采访、节目主持的典范。他的机敏、灵活、幽默和质朴、坦诚,使采访双方的心地、性情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看后令人赞叹感动,难以忘怀。

由于主持人的参与和激发,片中的生活情节和心理活动都变得活跃,流露出浓浓的人情和心绪,“它们虽看不见,却是形象中能感应观众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持人像一支振动生活的鼓槌,使画面和声音都具有光和韵律”。[125]

在《望长城》后两部担任主持的黄宗英,一头银发,高雅亮丽的衣装透出她大文化人的气质。由于她是著名的演员和作家,观众对她熟悉且敬佩,便有了过高的期望。人们后来总结道:《望长城》后几集较弱,其原因之一在于“主持人的年龄和气质与环境不协调,名演员的声望也使群众望而生畏,与群众交流不起来”。主持人应是熟悉生活,能很快和群众交朋友,有组织情节的能力。陌生的面孔,有时更具有沟通的便利。“要将主持人选择作为整体构思的组成部分,与所拍摄的内容和谐”[126],便成为经验之谈。

《望长城》极富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内涵。用主编导刘效礼的话来说,如果说长江、黄河是祖国母亲的血脉,那么长城则是祖国母亲的骨骼,是它,撑起了一个民族巨人的身躯。拍长城是以长城为经线,纬之以长城两边中华民族创造出的长城文化及长城文明。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乡情浓郁的窑洞皮影戏,而且在塞北听到了江南丝竹,不仅观赏到热情奔放的武威腰鼓,而且听到了高亢激越的“爬山调”。那司马祠前司马迁后人极富民间文学色彩的“摆古”;祁连山下裕固族山乡一代代人走西口、闯关东的故事;宁夏平原人们为盛殓抵挡番兵英勇战死的王铁廉将军而沿用至今的红棺材;黄河岸边二骡抬轿的迎亲队伍;嘉峪关下魏晋墓里色彩瑰丽的壁画;西部疆域意外发掘出来的西夏坐佛彩塑。在这里,民俗、民风、民情、民族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构成斑斓多彩、厚重和谐的民族文化的整体,令人想到生命与文化的源远流长。而在浓郁的民俗、民风、民情的影像后面,又始终有一种高亢的排云而上的韵味与精神,那便是编摄者在系列片中倾注的对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浓浓的挚爱与真情。[127]

长达600多分钟的大型电视系列片《望长城》,堪称一部黄钟大吕式的鸿篇巨制。它以一种沉甸甸的古朴气息,朴实无华的纪实风格,感觉全新的声像效果,睿智深邃的文化意识,展示了古今千年、东西万里的长城景观,将长城内外的历史、文化、军事、宗教、商旅、山川、民俗会集一处,力图透视中华民族的繁衍、沧桑、荣辱兴衰,使人们从饱经历史风雨的古老长城中去获取富有新意的感受和领悟。

《望长城》的创作者们遵循真实性原则,在现场采拍、同期声运用、全面调动综合表现元素等方面做出了大胆、有益的尝试,该片朴素、真切的纪实风格如扑面而来的清风使人精神振奋。《望长城》是中国第一部纪实风格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在制作模式与制作技巧上可谓是我国纪录片成功转型的典范,是电视纪录片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和里程碑。

小结

1988年到1992年是我国社会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电视新闻节目不断开拓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五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后电视新闻传播的基本趋向。

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显著。虽然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传播格局有很多的不完善,但中国电视已经开始克服自然阻隔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在全国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四级架构,微波、卫星、有线电视网等技术使得电视传播基本覆盖了全国。这对于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的中国电视来说是了不起的建设成就。

新闻改革以满足政治需求起步,逐渐向市场化试行。从政治定位上看,电视新闻一贯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89风波”之后宣传报道的方向转为“以正面宣传为主”,但也伴随着舆论监督类节目的持续发展。从法制建设进程来看,新闻立法开始了漫长而又未果的探索,媒介管理转而依靠不断增多的行政条例、文件。从市场定位上看,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体制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电视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遇。电视媒介的经营进程不断推进,逐渐突破体制的阈限,以广告为支点开始探索产业化运作的路径,但政府仍是主导中国电视格局的核心力量。电视新闻的主要目标在满足政府的宣传需求之外,增加了应对市场的需求。为此,新闻节目在不断追求本身价值提升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形式的多样和对新技术的接纳与应用。

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一方面在观念上仍较多地受宣传逻辑的影响,一方面也有强烈的改革要求,电视新闻的主体意识开始成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电视界与国外沟通增加,在新技术以及受众调查的助力下,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及形态、形式比以往更加丰富,制作理念更加贴近百姓。

时政新闻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变得日渐开放与透明,从宣讲说教走向开放与平等对话,促进了社会协商,加强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经济建设逐渐成为人民生活的重点,报道内容更丰富、活跃,甚至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进程,这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密切了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也增强了电视新闻媒体自身的影响。体育新闻借助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大好契机,迅速提升自身素质,在报道质量和数量上都实现了对国际水平的追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整个媒介系统竞争加剧。电视新闻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对传统的节目模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系列新型节目和节目内容、形式的探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栏目建设、主持人制等实践为未来电视节目的栏目化乃至频道化打下了基础。电视新闻继续“短平快”的追求,同时开始向报道的深度与广度开拓,出现了最早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如《望长城》这样社会反响巨大,并对后期节目产生深远影响的节目探索层出不穷,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

1988至1992年是政治动荡与经济改革深化的大忙阶段。在急剧的碰撞激荡当中,中国电视度过了它30岁的生日。在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新闻业逐步回归到服务祖国建设、宣传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且奠定了今后电视新闻传播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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