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交流节目
1985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邓力群视察广播电视部时说，总的印象，广播电视在全国基本形成了一个网。我们要集中力量供给人民高质量的、能够吸引和教育人民的精神产品。……要两条腿走路，高档、中档、低档的技术手段一起上，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其间，他们特别指出联系群众的问题：电视、广播要加强和群众的联系，给青年群众做生活指导，为他们排忧解难，建立直接的对话。[236]
几年之中，全国涌现出一批为社会服务、与群众交流的新闻节目，为人民排忧解难、代言心声，受到民众的欢迎。使电视节目更接近群众，也是新闻节目不断拓宽报道领域、改善节目形式、扩大信息量追求中的核心部分。
一、电视讲话
中央电视台《电视论坛》是以讲话为主要形式的栏目，它的前身是1980年4月创办的《交流》专栏。《交流》早期以采访领导干部为主，请政府部长同观众见面，听取意见、回答问题。其第一次节目是《梁灵光同志答电视观众问》（梁灵光时任轻工业部部长）。1983年《交流》栏目改为《电视论坛》，内容不再局限于领导讲话，有一些普通人也出现在栏目中。虽改为《电视论坛》，但节目并没有论辩性，基本上都是报告会。该栏目在开办五年之后，由于栏目调整而停办。
1985年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马胜利的“生意经”》《马胜利的“治厂经”》两集，引起社会关注。随后，1985年7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曲啸长达两小时的讲话录像《心底无私天地宽》，社会反响强烈。播出当晚和第二天，节目组和观众联系组不断接到电话和信件，有的要求重播，有的要求购买录像带，有的表示感谢。反馈热潮来势之猛，使节目组无法招架。曲啸的讲话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应观众要求，当月30日又在一套节目里重播，共连播了4次。中央电视台总共收到3000多封来信，156次电话，21封电报；曲啸本人收到近2000封信。一些观众收看多次，观众普遍反映，曲啸的讲话情理交融、真切感人、催人泪下、促人奋进，使某些“对人生感到迷茫”的青年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受到了鼓舞。[237]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前，其他媒体曾对曲啸有过报道，但都没引起太大的反响。而有些领导人的电视讲话，一字不漏地念稿子，让人没兴趣听下去。这说明观众喜欢精彩的讲话节目。
此后，中央电视台人检讨：以前在报道中偏重活动影像，强调镜头及其组接技巧，对声音重视不够。他们认识到：讲话节目由本人现身说法，讲他们自己的生活、思想，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不同于传统上那些经过雕琢的典型报告。即使把曲啸的讲话内容改作专题片或纪录片甚至是电视剧，也无法用图像说清曲啸的认识、判断和思考，不能收到如此明显的社会效果。因此，要充分估计到此类节目在电视中的特殊作用。[238]这期节目是这个栏目的最高潮。
这期间走入栏目的还有王桂荣、辛福强、张海迪等人，为该栏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热潮。此外，1985年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中播出了解放军前线英雄模范报告团的演讲——《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会》，再次引起观众的巨大反响。在此之前，由地处祖国边疆、在反对越南侵略斗争中处于特殊地位的云南省电视台，就曾实况转播了昆明市、云南省军区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汇报团报告大会，历时3小时04分；还做了录像播出。此外，1985年，湖南省广播电视一起上，对曲啸、英模报告团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报道。[239]
除去英模讲话以外，这个时期电视中还增加了高层领导的讲话节目。
1986年《电视论坛》栏目播出了《八市长谈改革》。市长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40]1987年7月11日，世界50亿人口日，国家总理应邀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
山西电视台也适时邀请该省党政领导在电视上直接发表讲话，介绍形势，解答问题，增进群众对情况的全面了解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在电视上组织公开讨论，请各方面的观众发表不同意见。
1987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对党代会的报道中，北京电视台在《市长与观众》节目中播出领导讲话，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重大决定及时告诉市民。仅这一年，北京电视台在该节目中就播出了20多次领导同志的电视讲话和答记者问，如：韩伯平副市长谈整顿液化石油气；孙孚凌副市长谈物价；封明为副市长谈整顿市场管理秩序。市委书记陈希同在新年献辞中向市民介绍市政府的工作，回答了一些问题，受到观众欢迎。[241]
二、观众参与、交流
（一）征求民众意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群众多年压抑的政治热情得到了释放，他们积极问政，参与公共事务的议论。而此时的领导阶层还较好地保持着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存着较强的公仆意识。在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的改革领域，展开了自发的对政治运行方式的公开讨论探索。
1984年1月7日，北京电视台在建台五周年前夕，以“假如您来办北京电视台”为题，公开征集观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活动引起广大市民的关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到来信2000余封。[242]
1985年10月，陕西省邀请国内和省内的部分经济工作者及大批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该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电视台抓住这个时机，在研讨会期间开办了《为陕西建设献计献策》专栏。一方面把会上的讨论意见告诉全省观众，另一方面请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在12天时间里，有2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在电视上发表了意见，有30多位来自各条战线的群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农民群众从数百里以外自费专程赶到省城西安，找电视台要求上电视说几句心里话。有的残疾人还撑着拐棍找上门来，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
12天时间里，陕西台新闻部收到相关信件800多封。有的信长达万言，有的则是写在烟盒或其他旧纸头上。对这些信件，除节目大量摘播外，都一一转到了会上。专家的见解固然精辟，群众的意见也不乏独到之处，尤其是他们振兴陕西的一股子热情，使领导和专家们大受鼓舞。一时间，会内会外、全省上下，形成了共同商讨如何振兴陕西大计的热烈气氛。
对这一节目，省里各方面领导大加赞赏，广大群众的褒扬更加动情。专栏开办期间，广大民众焕发出来的高昂政治热情和他们要求参与、要求舆论公开的强烈呼声，震撼了编辑、记者以及各级领导。节目结束后，大家仍久久不能平静，进一步寻求新闻改革的途径，大量采用现场采访，请更多的群众在屏幕上发言。[243]
从这几个热门节目可以看出，民众当时对改革前景充满了期待，对参政、议政有高度的热情，对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有强烈的需求，对前途充满信心，对政府十分信任。他们把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视为一体，在面对巨大变化时积极进行心理调适，对个人发展重新摸索、探求，积极为社会进步做贡献。虽然有人认为那时存在信仰、信任危机，但这一切都能说明当时的百姓对政府和未来持有非常强的信心，政府与民众上下还比较同心同德。
同时也可见，适应观众需要的节目才能迅速走红。适应需求是普及、推广节目的真正法宝，找到需求才可能获得到当下的社会红利。
（二）创办沟通节目
在这几年间，各地电视台纷纷办起了《观众之声》栏目，让观众直接发表意见、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交流节目。民众的声音此时有了固定的表达途径。
1984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节目中开辟了《观众之声》专栏，后来又独立出来办成固定栏目。栏目着眼于反映观众的意见、要求、呼声，批评各种不良倾向。这个节目开办以后，每天要收到几十封观众来信，还要接待不少的观众来访。上海电视台也在这个月创办了具有社会性、服务性、交流性的新闻栏目《观众中来》。
浙江电视台从1985年始，在增设新闻节目的同时，开办了《观众中来》节目，成为电视与群众之间的桥梁。
1987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开设了《观众信箱》小栏目；4月15日又开设了《观众论坛》小栏目，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言天下事的论坛和发表意见的窗口。这是《新闻联播》的又一次改革。
河北电视台也在新闻节目中开办了《观众来信》《观众中来》等不定期的小栏目，编发群众来信，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赢得了观众的赞誉。河北电视台针对其主要观众在农村这一特点，明确提出了“服务农村兼顾城市”这一办节目方针。[244]
这时很多地方台开始出现观众点播节目。这缘于节目源的匮乏和希望接近媒体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内容一般是为亲人朋友的生日、喜庆点播歌曲、传达祝福。这类节目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既满足了观众的需要，也得到了一定的收益，又构成了节目，一举多得。如1984年1月1日，当江苏电视台的自办节目由每周5次增加到14次后，便增设了星期日观众点播节目。
三、协商对话
经济改革触动了多年不变的社会生活格局，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大幅变动，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各方面领导与群众上媒体见面交流，在节目中直接展现他们的沟通成为一时之选。
广播电台率先开设了这类节目。1986年10月5日，广州广播一台开办了《公仆与市民》节目，该市领导通过节目定期与市民交流，解答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245]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这方面更为出色。1987年4月26日，天津市政府召开了市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市人大代表的一些议案和意见。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于次日播出了这次会议的录音剪辑，将市领导会议的决策过程公开化。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应听众要求先后重播十次。此后，天津市领导接连召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及政府办公会，天津电台、电视台都予以录音、录像播出，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的对话节目。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曾向几位中央领导汇报，引起了重视。
十三大之后，天津电台、电视台正式开办了《社会对话》和《公仆与公民》节目。播出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市政府领导同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话的录音、录像剪辑，它再次成为全市人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又一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又如1987年9月天津开始实施猪肉定量供应，人们议论纷纷；就这个问题，记者先向二商局负责人询问原因，又请主管市长介绍决策过程，接着又到市民中采访意见和要求，播出后反响很好。这两个节目，成为该台收听、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1987年5月6日至9日，沈阳电视台围绕当时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请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企业职工代表在当地媒体中率先进行对话，题目是《职工与领导对话——谈改革、谈物价问题》。节目连续4天以专题报道形式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收视率超过一般节目。
1987年5月初，陕西台在《新闻》节目之后，开办了《对话与交流》栏目。栏头是两只从两个方向伸出来、在屏幕上握到一起的手。第一期节目先请了一位省委常委与一些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的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就对话方法本身进行交流；之后又选择了一些民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如物价、市场、蔬菜、住房、彩电等问题，请省有关领导与群众直接在节目中面对面交流。他们的对话有时互相答疑，有时互诉苦衷，有时又一同商量解决办法。双方敞开胸怀、没有拘束，说出了心里话。播出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许多观众来信称赞节目是为改革鸣锣开道、是民主的窗口，它将促进领导决策的民主化、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利于深化改革。
1987年内，陕西台《对话与交流》节目一共播出了20多期。在观众热情的鼓励下，电视台又开设了一档《观众与屏幕》栏目，架起一座与观众沟通的桥梁。人们在节目中畅谈对电视节目的意见、要求与建议，增进了电视台与观众之间的了解与沟通。专题部、文艺部，甚至一些对外节目，也都采用了对话的节目方式。节目越办越活，观众也越发喜欢收看。
黑龙江台于1987年7月8日增设了《公仆与民众》栏目。首次播出的是“关于物价问题的对话”。在这次节目中，请来了副省长刘仲黎和有关的二十几位厅局长，与社会各界代表直接对话。双方以平等的态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各方的情况反映，也有职能部门的问题调查，有诚恳认真的解释、疏导，也有激烈的辩论、探讨，气氛十分活跃。节目播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群众来信称赞节目“反映了我们的心声，拆开了我们与领导之间的那堵墙。”此次节目之后，又播出了一期关于物价问题的新闻专题。十三大提出要把民主协商对话形成制度以后，更坚定了节目组办好栏目的信心。到1988年6月，该专栏共播出各种形式的对话20多次，内容都是针对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如科技、教育、交通、粮食生产等展开的。[246]
1987年，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党的十三大期间，中央电视台为了加强宣传的针对性，就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试办了一系列对话节目，内容涉及改革、物价、住房等，参加座谈的人各抒己见，在《电视论坛》中播出。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期节目，题目是：《改革反思与出路》《他们是不是资本家》《工人能先富起来吗？》《大家谈物价》《住房也要改革》。在节目中，领导和群众平等讨论，每个人都对话题各抒己见，节目最后也没有正式结论，只是在讨论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倾向。比如讨论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了时，有个中年知识分子说，虽然家庭收入多了一些，但生活却没有过去好过。但多数人认为，家庭收入增长的幅度比物价提高幅度大，生活改善了，只是还不够快。开始中央电视台对在节目中如此说法把握不大，便先将节目安排在非黄金时间播出。没想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要求重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看过后认为，节目宣传了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成绩，也谈到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和前景，很好。他指出，那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是可以讲的。这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将其安排在黄金时间重播。随后又由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主持、物价局长出面同观众对话，播出后反映很好。该栏目还曾组织北京市第一商业局系统职工参与关于服务态度的电视讨论，播出后成为北京市民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相互理解”成为社会的流行口号。这种对话因为涉及广大群众的街谈巷议，不回避热点、难点，有较强的针对性，容易入脑入耳，社会效果很好。据此，中央电视台决心要“承担起社会协商对话的重任，把办好对话节目作为当前电视宣传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247]
在十三大前后开办的类似节目还有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省长与农民》、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话和参与》、山西太原电视台的《市长与市民》。还有一些地、市、县的电台、电视台也举办了社会协商对话节目。这些节目都深受群众欢迎，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有的观众说：“这种节目既能促进人们关心改革，又能造成民主参政、议政的现代气氛。”[248]
十三大前后，电视中兴起了“对话”热潮。新闻节目的功能由“喉舌”向“纽带”与“桥梁”扩展。对话节目让电视人感到“这一步踏在了新闻改革的正确路子上”，感到很欣慰。他们体会到：我国正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子又很难辨别清楚，这就需要通过全社会的交流沟通来分析解答。协商对话的目的就是把领导的意图、群众的心声，通过节目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在党和政府同民众之间、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架起互相理解的桥梁。这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和现实矛盾的有效方法。而在这一领域，电视有着极大的优势。
小结
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电视新闻评选和经验交流会议上，业内同行们回顾了自1981年4月在青岛召开全国电视新闻座谈会以来电视新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这包括全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间逐年增加，中央电视台和部分地方电视台增设了午间新闻和晚间节目；电视新闻内容更为丰富、报道面扩大，现场报道、连续报道和批评报道都有了明显的增长。电视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舆论机关。电视拥有了上亿观众，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同年年底，《新闻联播》在调查中出现了双胜出：一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所有固定栏目中，《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最高，稳居榜首；二是在所有新闻媒体中，《新闻联播》成为观众获取新闻的第一渠道。[249]成绩是明显的。
在这五年中，除了上述成绩之外，中国电视新闻深入探讨了众多后来成为报道主力和发展方向的体裁、形式，大胆尝试了所有可以改革的领域，有欣喜、收获，也有教训与不足。可贵的是电视新闻人热烈的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和勇于、善于实践的刻苦努力。
虽然从改革开放开始，各级电视台就在从封闭、半封闭型的单纯宣传机关向开放型的新闻媒体转变，但这时距离实现这一转变还有相当的差距。在新闻形式方面的改革多于实质变革，仅触到了事物的表层。
概括起来，当时的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在开拓报道领域、深化报道内容等方面，进展仍不大；新闻提供的信息量少，报道题材面窄，内容还不够丰富；重大新闻事件、重大题材、重大典型的报道还不够突出和深入；报道内容比较肤浅，深度不够；新闻评论，特别是短小的评论数量少；有些新闻仍然没有突破老框框，缺乏新闻价值，工作报告式的新闻仍然较多，有生活实感和新鲜内容的仍然较少；在宣传报道中摆事实仍不充分，讲道理也不深入，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片面性、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假、大、空”现象仍时有发生，套话、空话、大话时常出现；领导活动报道多，一般化表现生产过程的经济报道大量存在，程式化的外事新闻、会议新闻数量不小，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屈指可数，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仍较少；时而出现有偿新闻、广告新闻，影响了新闻固有的价值，影响了社会效益。
当年的报道内容上，曾出现过较多新的偏差。如几年的改革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而媒体对新鲜事物却往往没有把握、无法判断，加上没有完整的报道授权，便一窝蜂地搞起“新闻猎奇”。为了说明改革成效，大肆报道农村的“万元户”“洗衣机村”“电视机县”“保险村”“万元户村”等，不一而足。当时有领导同志指出：这是一种新的“大跃进”苗头，浮夸、花架子又出现了；这些东西搞起来不得了，容易搞成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容易说假话。中央领导指示：要抓新，但要防止猎奇，不要出格。高层制止后，有些题材很快消失了。[250]
问题最多的恰恰是基层台。1986年4—5月广播电视部地方宣传局电视处对县办电视台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些地方小台虽为新办，但观念却很陈旧。虽然资金紧缺，但必办的却是“本地新闻”。节目中充斥着会议、领导报道；各部门领导干部当仁不让地扮演起屏幕主角，热衷于当“电视明星”——电视台成了他们的“喉舌”。基层台身近农村却没有将眼光放在农民身上。
在报道形式上，面孔严峻、形式单调的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新闻的采访形式和表现形式老一套，报道和播出形式呆板，播音员的播出方式没有亲切感。新闻时效性不够强，特别是一些非事件性新闻（如经济新闻）常常缺乏具体的时间概念；解说同图像两张皮的新闻相当普遍，许多新闻画面拍得一般化，会议新闻、生产新闻千篇一律，形成“公式”；新闻的可听性、可视性较差，不能做到令人喜闻乐见。
这期间的报道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改进。虽然几年间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历史留下的重负不可能短期之内解除，积习流弊还在发挥着相当的影响，经济新闻报道的数量较多，但同样存在着主题挖掘不深、形式雷同、单调枯燥、声画脱节等问题。报道中充斥着生产数字、一时一地的丰收、增产。与此同时还新涌现出很多的“剪彩”新闻，甚至有街边小店的开张也堂而皇之地登上荧屏。后来大家才逐渐明白，这只是有偿新闻而已。
有人对电视新闻的缺陷做了原因分析，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广播、报纸、电影的影响，没有真正按电视的宣传规律办事。受广播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写解说词时，不注意与图像、声音配合，只是写成了完整的文字稿；从画面开始念到画面结束，置画面于不顾。受报纸影响的主要表现是：追求文字华丽，爱用书面语言；不注意通俗口语和对象感、参与感、现场感。受新闻电影影响的主要表现是：重全面系统，不重视时效；重画面，不重视人物；重解说，不重视现场采访，搞成“新闻简报”，使新闻缺少生气。而电视要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就必须研究自己的传播规律，摆脱其他媒体的不良影响，按照电视的规律做新闻。此外，新闻体制改革的困难也依然存在，当时虽也提出过多次方案，但由于条件不成熟，皆未能实现。
还有一些当时的问题实际是出在新闻管理上。一些新鲜事物，如过去反对民众私自开矿、办厂，这时却鼓励农民劳动致富，因地制宜开矿、办小水电、办工厂；而对如何办又没有一定之规；当对报道没有明确的效果把握时，管理者便要求媒体：一些事情可以做，但新闻单位不能宣传，这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对控制乱发奖金、避免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等题目则又要求媒体大肆宣传。这样使得媒体可说、可探讨的空间收窄，报道变得人为化、功利化，不能根据媒体规律和社会认识发展需要来自行选择合理的行为。这没有引来理性、科学的媒体和社会行为，反而带来了长期难以根除的不计后果的一窝蜂跟风炒作的弊端。
很多人都认识到一些已有改革举措只是表面、微观的，真正的改革不仅要考虑单项改革，还要考虑整体改革；不仅要考虑短期改革，也要考虑中、长期改革。要从新闻体制入手，提高新闻的开放程度，来增强内部活力，抓住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在“三接近”和增强社会效益上下功夫。当时，杨伟光谈到进一步搞好新闻改革，提高电视新闻质量要做好四件事：1.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2.组织好社会协商对话的报道；3.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4.提高宣传水平，增强宣传效果。[251]这四条其实都是对新闻管理层面的希望，是对按电视规律办好新闻的期盼。
在这样的探索、尝试、变动、起伏之中，中国电视迎来了自己30周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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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杨伟光.加强理论研究 推动新闻改革［J］.电视研究，1986（4）.
[165] 杨伟光.发扬优良传统建设世界一流大台［J］.电视研究，1993，台庆专刊；《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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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赵凯.上海广播电视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82-484；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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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424-425.
[237] 马胜利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他于1984年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并扭亏为盈。曲啸原为营口教育学院教授，青年理想教育专家、演说家。
[238] 姜丽彬.观众调查和对策思考［J］.电视研究，1986（3）；中央电视台评论组.精神文明宣传的一种好形式：电视讲话节目［J］.电视研究，1986（2）.
[239]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70；《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在改革中前进［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86，595，739.
[240]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30-231；王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改革电视宣传工作［J］.电视研究，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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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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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王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改革电视宣传工作［J］.电视研究，1988（1）.
[246]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在改革中前进［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231，270，362，416，417，772-773.
[247] 王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改革电视宣传工作［J］.电视研究，1988（1）；郭镇之.中国电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31.
[248]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在改革中前进［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86，231；王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改革电视宣传工作［J］.电视研究，1988（1）.
[249] 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发展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58，170.
[250] 洪民生.在农村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J］.电视研究，1985（2）.
[251] 1987年度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揭晓［J］.电视研究，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