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一、确定电视发展大计
这个时期电视工作的核心话题是新闻改革，“走自己的路”，提升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社会影响，办好《新闻联播》，新闻节目要增加数量，提高质量。
1976年11月，在合肥召开了电视新闻会议，总结了此前电视办新闻的经验教训，重点批判了“假慢长空”的新闻文风，明确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1]
在确立了改革开放国家大计之后，我国新闻界于1979年明确提出了新闻改革的诉求。[2]这一追求逐渐突出，目标也日益明确。在召开的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新闻界提供了改革初期工作的基本思路，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在启动改革的头几年里，电视新闻界关心的主要议题是重提“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坚持“走自己的路”方针。1979年8月18—27日，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在我国电视史上是第一次。来自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工作代表参会。会议讨论了丰富和改进电视节目内容，努力搞好自办节目，加强全国各电视台之间的协作、交流和节目交换，举行全国电视节目大联播等议题。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到会讲话。这是电视走向独立自主办节目的开端，且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针对节目内容的要求。
从1979年起，为解决节目播出问题，各电视台开始大量制作电视剧。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不以为然，他以“时任”为笔名，在《电视周报》上连续发表十篇文章，强调电视台是新闻宣传机关，不是“缩型影剧院”，提倡新闻、教育、文艺节目均衡发展和节目构成的适当比例。[3]
1980年6月16—2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会上讨论了节目交换、联播和评奖问题。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要求大家牢固树立电视是舆论工具，是新闻机构的观念，把新闻办成电视节目中极其重要的节目。[4]这再次证实了相关领导十分重视新闻节目，关注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1980年10月7—18日，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距1966年3月召开的第九次会议已有15年了。会议重新提出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坚持“走自己的路”方针。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到20世纪末建成完整、自成体系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网，各台成为全国、本地的新闻舆论中心。[5]这一目标无疑在十来年之后就提前达成了。
1981年4月13—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主持会议，各省区市广播局、电视台代表8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电视台办新闻的经验，强调必须把电视新闻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奋斗目标，“在‘走自己的路’方针指引下，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比如两三年内），把《新闻联播》节目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对国内、国际的重要事件及时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使它成为电视观众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支持”。
会议还做出了两项规定：一、各省级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二、各地电视台，都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后一项成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下来，延续至今。[6]集体记者的提法是1964年首先在确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地方台的关系时被提出来，这次是同样做法在电视新闻上的延伸。[7]会后，《新闻联播》中的地方新闻大幅度增加，并逐步引人注目，成为新闻改革的排头兵。
1982年11月5—11日，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视台台长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电视新闻改革问题，要求在两三年内把《新闻联播》办成一个自成体系、比较完整、能够准确及时地对国内外重要事件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通过办好《新闻联播》，使中央电视台成为全国新闻舆论中心之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要成为当地群众获得新闻的重要来源。会议再一次强调，电视台是新闻宣传机关，应当把办好新闻性节目作为电视台的首要任务。[8]
（一）电视体制确定
1982年5月4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成立广播电视部，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命吴冷西为广播电视部部长。
关于各台的权属关系，在1980年5月4日国务院批转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加强地方广播事业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明确规定了中央到地方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权属关系：省级广播事业局受该省政府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双重领导，以同级政府领导为主；地市州盟县旗广播事业局受该级政府和上一级广播事业局双重领导，也以同级政府领导为主。
（二）确定改革方向
198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广播电视工作，为广播电视工作规定了根本性质和任务：“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要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手段。[9]
1983年3月31日—4月10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上次会议相隔近两年半。会议是为落实十二大精神而召开的，[10]也是广播电视部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大型重要会议，也是行业最高层级会议名称中第一次含有“电视”字样的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制定了改革广播电视工作和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会议对事业发展方针和技术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最大的突破是确定实行中央、省、地区、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适当加快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步伐；在技术上采用包括以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等。会议还提出要从改革宣传入手，“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来带动和促进整个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提出了建立新闻中心、培养全能记者等一系列计划。[11]这次会议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会后，广播电视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央于同年10月26日批转，并以中共中央第37号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通知重申了1981年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广播电视工作根本性质和任务的指示；要求广播电视事业要有大的发展，质量要有大的提高；要改进各类节目的内容，增加节目的数量；采用先进技术，加速全国覆盖，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在20世纪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3年9月8—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厅、上海广播局联合召开的电视新闻讨论会在庐山举行，到会的31家电视台和新闻研究单位的代表，联系实际情况对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口播新闻的改革进行了讨论。[12]
二、事业建设
1978年，全国有35家电视台，电视机的普及率为千分之三，电视观众不足8，000万。1979年年底，电视台增至38家，全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485万台。1980年年底，全国电视台仍为38家，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为902万台，电视人口覆盖率为45%。比较而言，当年全国广播电台有106家，广播人口覆盖率为53%。1982年年底，全国电视台增至47家，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迅速增长为2，761万台，全国57.3%的人口能看到一套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到1983年年底，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不包括台湾地区）已建立起52家电视台，共办有60套电视节目，全国人口覆盖率已接近60%。全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已达3，600万台（见表4-1）。[13]
表4-1 电视统计数字
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迅速增加，进入了城乡居民家庭；看电视逐渐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据有关部门1983上半年在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抽样调查，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数量是：北京黑白电视机为85台，彩色电视机为1.7台；天津黑白电视机为77台，彩色电视机为3.1台；上海黑白电视机为84台，彩色电视机为1.2台。[14]1982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在北京地区对2，430人进行调查，“经常看电视”的占到92.3%。[15]
（一）新开播台
1978年5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正式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确立了国家电视台的重要地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题写了台名。[16]
随后，各省级电视台也在1978—1980年间仿效中央台从以省会命名改为以省（区市）名命名；省会台则改称市台，以省会名命名。如1978年7月1日，哈尔滨电视台改名为黑龙江电视台；1978年7月12日，成都电视台改名为四川电视台；1978年8月1日，太原电视台改名为山西电视台；1978年9月2日，武汉电视台改名为湖北电视台；1978年10月1日，长春电视台改名为吉林电视台；同一天兰州电视台改名为甘肃电视台。[17]
1978年5月1日，西藏自治区广播事业局开始试播黑白电视节目，每周五晚播放一次电影和其他节目。1979年9月，该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1982年1月正式播出。1979年5月16日，北京市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播放范围为北京市区及郊区各县。至此，全国当时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建立了电视台（不包括台湾地区）。[18]
在电视频道建设上，此时新开办电视台除了西藏自治区、北京的最后两家省级台，其他的主要分为两类：市级台和省台的第二、三频道；很多省级台将其中一个频道专用来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如1979年4月2日，天津电视台开始用5频道和12频道播出两套节目，5频道每天播出自办节目，12频道每星期一至星期六全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1982年，辽宁电视台使用10频道每周播出6次，5频道每天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并于当年实现彩色播出，和使用电子摄录设备制作节目。[19]到了1983年，全国电视台的数量已经达到52家。
广东电视台的频道数量最多。其第一台使用两个频道播出，其中，8频道全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二台的14频道为彩色电视，1983年8月22日试播，9月30日正式播出，发射功率达到30千瓦。三个频道全天共播出26小时40分。广东省最早的地方台是海南电视台，于1983年5月1日开播。
还有些电视台的第二频道被设为专用台。如1982年6月1日，新疆电视台实行维吾尔语、汉语分频道播出，各办一套节目，成为国内第一家专用频道开办少数民族语言节目的省级电视台。[20]
（二）组织机制
1.中央台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机构调整。
成立总编室。这是一个组织宣传活动的职能机构。其工作职责包括：制订宣传计划，审定各部门选题，审批节目的录制计划，编排每周节目播出表，指挥日常节目播出，制定节目技术标准，磁带和影片资料的借阅与保管，观众来信的处理等。总编室的成立，使电视新闻宣传管理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21]
增设节目部。1979年6月，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体育组成立，1980年，又扩充为体育部，有了专门的体育报道机构。《体育之窗》节目也改为每周一辑，还增加了国外体育节目内容；拍摄手段也由胶片过渡到了录像。[22]
1979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一分为四，增加了专题部、军事部、国际部。
专题部，其部分人员是从新闻部抽调出来的记者、编辑。他们酝酿开办一个具有时政、政论性的专题栏目——《观察与思考》。[23]
专题一部，是由原来的社教部人员组成，下设《文化生活》组、科技卫生组、少儿组。科技卫生组有《科技与生活》《卫生与健康》和《为您服务》3个栏目。后来专题一部又改名为文教部，比较明确地把节目内容限定在知识性和服务性的范围之内。
专题二部，是由从新闻部分离出来的纪录片制作人员组成。
国际部，是从原社教部分离出去的《国际知识》（后来的《世界各地》）栏目划归过来的。[24]
军事部，1979年12月31日，根据解放军三总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转发总政治部、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关于恢复军事宣传机构实现双重领导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的决定，“将中央电视台军事组改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师级单位，列入军队编制，实现双重领导”。在对越作战结束后，叶剑英元帅指出：应由现役军人从事军事报道。[25]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已经拥有了一支250多人的队伍，他们有的来自广播、电影机构，也有复员军人和各地大学新闻系、电视系、中文系的毕业生。从1975年开始，有“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电视台。[26]
2.上海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电视台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从机制入手，改在了根本处，为新闻采编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条件。
上海电视台在本市广播事业局核定的人员编制和财务预算的前提下，自行吸收、聘用各方面人才，自行核算财务收支。该台在1979年和1980年相继成立人事科（后改为组织科）、财务科，使人事、财务管理相对独立。
1980年6月1日，上海市广播事业局所属的电视教育办公室划归上海电视台领导，后在此基础上改建为社教部。翌年，上海电视台建制，设五部一室：新闻部、文教部、电教部、技术部、管理部和台办公室。[27]
在机构改革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增加人员数量、提高队伍素质，如社会招聘，争取大学生的分配名额，送在职员工到学校深造，鼓励员工带职学习。这几种做法被概括为招、争、送、留四大举措。[28]在人事自主的前提下，该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率先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1980年11月27日，与上海电台联合公开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从报名应聘的4，000多人中共招收31人，其中7人来到电视台。1983年8月5日，上海电视台再次向社会公开招聘播音员、主持人、编辑、记者、导演等工种，由于不需要单位证明，共有8，000多人报名，最终录用记者、编辑、导演共37人，男女播音员各1人，后于1988年3月又公开招聘主持人5名。[29]
同时，上海电视台还向社会延伸触角。1980年年初，上海电视台面向全市各区、县、局机关及社会聘请了第一批600名通讯员，建立了新闻通讯网，目的是配合新闻节目改版、创办口播新闻。当年6月1日节目开播，这些通讯员的稿件成为节目内容的主要来源。
该台还调整了摄影和文字编导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海电视台摄影记者数量远远多于文字采编人员，比例是4∶1；经过上述两次招聘，加上个别考核吸收，文字采编和摄影记者的人数渐渐接近。到1985年前后，新闻部已基本形成采编为主的格局，扭转了以往重画面轻文字、重摄影轻采编的倾向，新闻节目质量有了明显提高。[30]
这时候采编人员开始分为几类：1.采访记者，出现在1980年，和摄影记者结成相对固定的对子，负责采访和撰写文字稿件，有的还兼剪辑画面。开始，合作是以摄影记者为主，3—4年以后，文字记者成为主导。2.责任编辑，开始是从工作时间较长又有文字基础的摄影记者中选拔，负责加工摄影记者交来的文字稿和画面。随着摄影记者人数增加，并按行业分工，每个责任编辑负责—个行业的数名摄影记者作品的加工。到1984年成立了新闻中心，每天的安排播出也要由一个编辑总把控，这个岗位也被称为责任编辑，后一直沿用。3.通联编辑。1980年建立通讯网后，成立了编通科，有2—3名编辑。他们主要处理通讯员来稿和主持通联工作，还要负责编辑处理与外单位的交换新闻。4.栏目编辑，也叫专栏编辑（署名责任编辑）。上海电视台这个时期开办有多个栏目，一些栏目里还办有小栏目；栏目编辑服务于某个栏目，其任务是事先策划栏目内容，组织落实节目源，撰写串连词，负责安排主持人录像，后期编辑合成。5.长片编导。在摄制专题片、纪录片时，身兼记者和编辑两职。前期负责选题、采访、撰写文字稿；在拍摄现场，要和摄影记者密切合作拍摄；后期负责剪辑画面，制作特技，配字幕，配乐和最后合成。这种分工更为合理，职责清楚，有利操作。
在编辑部之外，还设立了一些新的岗位：1.录像带管理员。建台最初十余年，除新闻节目有胶片资料外，其他节目都是直播，没有影像资料。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了录像设备，最早是由节目科安排一人兼管录像带；1979年，设立了专职管理员。2.资料员。上海电视台以前与广播电台共用资料室，没有自己的资料机构。1979年5月建立了小型资料室，根据电视特点，资料员在收集文字资料的同时，注意图片、照片、画册等图像资料的搜集。资料员曾到新华总社国际部、摄影部，翻拍了200余张世界各地各类内容的彩色照片，供口播新闻等节目使用，为电视报道提供了影像资料库，丰富荧屏画面。[31]
搞电视不可能没有影像资料。保存影像资料可以丰富荧屏、提高节目可视性；同时避免每个片子都要自己拍摄所有镜头，从而降低成本、缩短制作周期；还可以提高节目的权威性，使报道有更丰富的背景说明。分门别类、系统地保存节目资料，易于查找和使用，这也是国际上各国电视台的通用做法。上海电视台在这方面觉悟较早，管理得力。但国内其他电视台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3.地方台
此时，各地方台还都处在“微调”之时。河南台有了一个较大动作。1983年11月，河南台成立了广播电视新闻中心。它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并直接组织河南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工作，统一指挥驻各地、市的广播电视记者。该新闻中心把广播电视新闻集中起来，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指导思想、统一宣传口径、统一报道计划、统一组织力量、统一编排播出。如此一来，广播电视一齐上，新闻、评论同步行，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一组织方法有利于不断提高新闻、评论的质量，还使广播电视新闻有了一支专门的编采队伍。新闻中心在改革广播电视组织形式，培养一专多能的编辑、记者，发挥电子媒体威力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32]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贵州电视台从1983年起先后建立了8个地方电视记者站，还建立了有12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33]
从1958年5月1日成立第一家电视台到1983年，我国电视事业走过了25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电视工作者队伍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1958到1960年左右为初建阶段，那时的电视工作者寥寥无几，北京电视台和少数几个地方电视台加在一起，不过几百人；1970年前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北京市和西藏外）先后建立起电视台，至此，电视队伍初步形成；到1983年，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已经拥有了一支包括编、采、导、摄、美、译、播以及工程技术等各工种在内六千多人的电视制作专业队伍。[34]
（三）四级办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四级办广电，四级混合覆盖”是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方针上的重大调整。这个设想最初是由广播电视部总工程师何大中提出的，后经广播电视部领导多次研究，逐步形成意见，最后在该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得中央批准。[35]
四级办电视——凡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和县都可以办电视台，这些自办电视台除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节目外，还可以自办节目。这一方针影响深远：动员社会力量办电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打破了过去集中体制；也与当时在国内全面推开的改革发展形势相吻合。
当时中央采取的改革措施有许多与这一方针不谋而合。比如：在扩大地方自主权，特别是实行财政包干以后，地方投资广播电视事业的可能性增大；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看电视的要求更高；在经济发达地区，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农村、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激发了中等城市办电视的积极性。
在这之前，全国只有少数省辖市办有电视台，在这之后，就如打开了闸门，全国迅速出现了几十家市级电视台，并且逐年递增。这使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大量人才被培养出来，节目制作能力逐渐增强，市场需求扩大，另外，覆盖率提高，广大农村群众能够更快看到电视，这有利于电视宣传收到更大的效果。[36]但是由于对这种新变化缺乏思想准备，缺乏应对经验，特别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因而出现了一些混乱。[37]
三、技术进步
电视要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面貌。
（一）地方台办彩色电视节目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播出彩色节目录像是各电视台急需完成的技术更新。
1977年7月20日，北京电视台另一座彩色电视中心安装调试完毕。25日，第二套节目用8频道向北京地区正式播出彩色节目。至此，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都实现了彩色播出，完成了由黑白向彩色的过渡。[38]
各地方电视台也在积极开办彩色电视。刚开始，它们都是先上彩色发射机，有的最初利用彩色转播车代替彩电中心，更简陋的是把彩色录像机和彩色发射机串联起来，不经过中心，直接把信号输送给发射机。节目主要是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彩色节目，随后它们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彩电中心。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的三四年时间内，全国各地电视台基本实现了彩色电视节目播出。[39]
1977年，石家庄电视台、长春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实现了彩色电视节目的播出；1979年，湖南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新疆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也播出了彩色节目，西藏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1980年，甘肃电视台、宁夏电视台、江西电视台也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81年，黑龙江电视台、重庆电视台试播自办彩色电视节目；1982年，辽宁电视台实现彩色发射。[40]
最初的彩色节目是由彩色胶片洗印出来的。1977年前后，保定胶片厂开始供应16毫米的彩色胶片，虽然洗印出来的影片图像色彩不够理想，但除此之外便无其他彩色胶片。上海电视台的新闻片就是从此时由黑白转为彩色的。后来，多数地方台播放彩色电视节目，主要是通过彩色录像实现的。[41]
1979年，上海电视台从美国购进了1台过时的洗片机，扩建了污水处理系统，打算建成华东地区电视胶片洗印中心，帮助尚未掌握彩色胶片冲洗技术的其他省市电视台冲洗胶片。同时购进的还有6台摄影机，包括联邦德国的阿莱16毫米摄影机2台，法国爱克莱16毫米摄影机l台，瑞士鲍来克司摄影机3台以及三脚架等一批配套设备。[42]
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正式播出，洗印车间已具有两套彩色胶片洗印生产线。1981年，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最先进的高温快速彩色胶片洗印生产线，这阶段也是中央电视台洗印业务的黄金时期。[43]
1982年8月，国家标准局发布由广播电视部制定的“彩色电视广播标准”，正式确定我国彩色电视制式采用逐行倒相正交平衡调幅制（PALD，Phase Alteration Line）。
（二）节目录像播出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电视节目除用胶片拍摄外，其他全部是直播，鲜有录像片。用录像机保留节目以备重复播出，这是当时电视发展的要求。电视人在开始时依然想自力更生——靠国产录像设备实现节目播出，但后来证明这样很难满足电视迅速发展以及与国际同行衔接的要求，只好依靠进口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开播后，随之我国也开始了部分节目的录像播出。[44]因此，在我国，录像机的使用是与彩色电视播出同步开始的。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陆续从国外成批引进电视录像设备，录像播出才逐渐普及。
1979年，中央电视台去美国采访，用的仍然是16毫米摄影机，录像要靠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帮助完成。1979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引进了更多新设备，促进了节目播出和制作方式的变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摄像机几乎取代了摄影机，电视节目采取单机摄录及后期加工的制作方式。[45]从1980年7月开始，中央电视台节目全部实现了直播转为录像播出，并进而转为用计算机控制的自动播出。[46]
1964年夏天，上海电视台进口了两台日本产的摄像机，它们有云台和变焦功能，被用于演播室和电视转播。197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分配给上海电视台两台VO—2860P彩色录像机，也被用于剧场或体育场馆演出、竞赛等大型节目的录制。这一年，上海电视台进口了l英寸便携式小型摄录像机，并开始少量引进3/4英寸录像机系列。1981年9月17日，上海电视台又购进两台SONY牌1英寸录像机；同年12月5日，再从安培公司购进了6台录像机，还有相关的电子编辑器、时间校正器、彩色监视器等。上海电视台成批引进国外制作设备，更新原有设备，逐步淘汰了落后的摄影方法，改变了只在演播室录制节目的状况。
为了更好地报道1983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1983年7月，上海电视台向日本池上公司订购了一辆彩电录像转播车，车上配有4个讯道的摄像机，以及特技、控制设备，车顶上有9米升降台。这些设备的添置，大大丰富了上海电视台体育和各种文艺节目的表现手段，使节目制作上了一个台阶。[47]
1980年9月1日，吉林电视台的两个频道实现了录像播出。1982年，辽宁电视台实现彩色发射，并开始用电子摄录设备制作节目。[48]
（三）使用摄录设备
1.电子摄录机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少数实力雄厚的电视台开始引进、使用进口电子摄录机（ENG，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进行采访。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也开始使用电子摄录机设备进行新闻采访和电视剧制作。当时还有部分电视台摄影机、摄像机并用，开始向录像化过渡。[49]
197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两台仅有的电子新闻摄录机采制声像合一的新闻素材。采访和制作逐步向电子录像方式过渡。最初的电子摄录机设备是摄录分离式，由日立的摄像机和索尼的背包式录像机组成一套。[50]
1979年12月初，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途经上海，上海电视台首次使用电子新闻摄录机拍摄了新闻并及时播出。1981年，上海电视台新闻部又配备了两台电子摄录机用于新闻采访拍摄。[51]
从这时开始，中国电视台使用电子新闻采集设备和电子编辑机采制新闻。技术设备的改善大大简化了电视新闻采制操作，缩短了制作周期，提高了新闻时效；同时方便了同期声采录，丰富了表现形式。这有助于电视新闻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电视新闻与国外同行经历了同样的历程，但中国的路走得更曲折、更艰辛。
全面采用新技术还经历了一个滞后过程。首先，以上海台为例，由于不少摄影记者已经习惯使用摄影机采访，改用摄像机，还要再拖一个录像包，明显感到抢镜头时不够灵活。其次，台里仓库中积存有大量国产彩色胶片，在其他省台都迅速放弃胶片摄影改用电子摄像后，上海电视台仍在沿用胶片摄影。经过两年多的胶片摄影和电子摄像合用的过渡阶段，到1984年7月14日，最后一批胶片拍摄的电视新闻播出后，这种方式才正式退出新闻报道的历史舞台。为提高时效，自1983年开始，上海电视台新闻部建立了夜间通宵值班制度。每晚由编辑、摄影（像）记者和灯光各一人轮值，遇到突发事件立即出动，赶赴现场采访和拍摄。[52]这是设备改善后建立的新机制。
2.其他设备
随着与国外交流的扩大，一些其他先进设备也陆续进入我国。1979年，中央电视台赴美工作小组带回了一项新技术——提词器。它用在新闻播报中，使播音员可以抬起头来与观众（镜头）交流。[53]
1980年，中央电视台留用了在北京参加展览的两辆日本电视转播车。这两辆转播车车内设备小型、轻便、功能简易。之后多年内，中央电视台用它制作了大量中、小型文艺节目和新闻节目，它还担任过首届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电视直播的主车。
1981年，中央电视台从日本引进了小型箱式外出制作设备（EFP，Electronic Field Production）。这一设备拥有监视单元、切换单元、摄像机控制单元以及三讯道便携式摄像机和四路视频切换台，箱体之间用电缆连接，是一整套拍摄和编辑系统，用于台外现场拍摄和编辑。由于设备小型紧凑可随身携带，为外出制作节目提供了方便。1982年春节联欢晚会直播的视频系统即采用了两个小型EFP切换台构成的六讯道系统，完成在当时称为大制作的直播节目。[54]
1982年9月，广东电视台设置了两台电子采访车，配备了由文字记者、技术员、灯光员和司机等组成的电子采访队。[55]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省级以上电视台基本实现了彩色化和录像化播出。
（四）北京台建彩电中心
早在1972年，在积极筹备试播彩色电视节目的同时，北京电视台就决定兴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电视中心，以满足发展彩色电视的需要。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兴建一座系统完整、功能齐全、设施先进并有适当发展余地的国家级电视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73年，新台工程建设处成立，开始选址和总体规划，几经周折，最后选定复兴门外的蔡公庄。同时，北京电视台、中央广播事业局设计院和广播科学研究所三方共同合作，于1976年开始新台的方案设计。1981年5月到10月，中央电视台章之俭等五人赴日本NHK，为彩电中心做联合设计。[56]
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把建设彩电中心列为国家“六五”计划的重点工程。1983年5月30日，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主体工程（方楼）破土动工；1984年3月，制作楼（圆楼）开工；1986年年末，技术部门开始安装设备；1987年基本建成。该电视中心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占地10公顷，由播出区、制作区、生活区三大部分组成，播出系统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该电视中心还广泛采用现代化电子采编设备，主楼的播出中心设计能力是4套节目。[57]
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在广播大楼院内建设电视台后的第二次建新台。第一次是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修建的，这一次国家财政仍然不宽裕，但每一次国家都是全力投入，力保工程早日完成，可见对电视事业的重视。这也说明了电视台的基本权属，奠定了电视台国有资产、公共财产的基本性质。
四、解决覆盖
1981年1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广播事业局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仲勋同志：从去年以来，我去过西藏、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广东、湖南、江西、湖北、上海、浙江、山东、上海、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西、辽宁20个省区市，这些省区市多数中等城市看不清中央电视台节目，我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但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极大影响政治宣传效果，影响人民对电视机的购买。请你抓一下这件事，看究竟如何解决才合理”[58]。这说明当时电视覆盖问题非常严重。覆盖，一方面是观众要能看到与看好；另一方面是解决电视台的节目回传问题。
（一）微波覆盖
这个时期，国内覆盖由最初的以发射机为主逐渐向以微波为主转变。微波线路此时已经覆盖全国的主要城市。1978年1月2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关于青海、宁夏、江西、福建四省自治区微波干线正式投入使用的通知。
虽然覆盖已经普及，但只有天津、上海、广州等少数城市可通过微波线路向北京回传节目。如1978年2月24日18时30分，北京电视台试转上海电视台节目，并获得成功。当天上海电视台安排的节目有：《“交大”制成水下切割机》《塑料大棚种蔬菜》《木偶戏“三打白骨精”排练演出》等新闻片；音乐节目《小提琴独奏》；木偶神话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尝试转播上海电视台节目。[59]
而其他大多数城市都只能单向接收节目。这时要解决的重点是线路的双向使用。1977年7月2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函请邮电部协助开通向北京传送节目的微波通道，以便全国各地电视台的节目能及时回传北京，由北京电视台播出或经其编选后在全国播出。一年后，1978年7月，河北、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六个省级台开始向北京回传节目。1980年10月20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微波干线可以收录绝大部分省级电视台定时回传的新闻。各省上午发生的重大事件，下午便可以传到北京，晚上《新闻联播》即可播出，比寄送录像带提前了一到两周时间。[60]
1981年4月，为动员全国电视台共同办好《新闻联播》，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青岛特别召开了会议，之后，各地加快了微波新闻网的建设，《新闻联播》中地方新闻数量大幅增长，并逐步引人注目。[61]
1981年8月1日，福建电视台首次利用微波线路向中央电视台回传新闻，成功传送的是福州部队当天上午在福州举行的陆海空三军阅兵典礼实况。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该新闻。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考核官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福建电视台将黄植诚归来后在福建省的全部活动，通过北京—福州微波线路前后3次向中央电视台共传送了5条新闻，这些新闻大都通过当晚的《新闻联播》被传播出去。[62]
1981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地方电视台作为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同时，各地积极修建广播电视专用微波线路，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开始通过微波线路定期互传新闻。[63]
广播电视专用微波线路的建设也取得了新进展。一些省、自治区开始投资建设传送节目的专用微波线路，到1982年年底达10，330公里，1983年年底增加到14，000多公里，大大提高了覆盖率。例如，1983年，江苏全省建成15个微波站，线路全长720公里，改善了南京至镇江和苏北沿线地区的电视收看条件。但是，很多地方尚未实施微波线路建设，如当时苏南地区和苏北不少远离微波线路的地区，仍然缺乏稳定的电视信号源。[64]
微波线路建设的发展、“硬件”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1982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通过微波传送，已可传送到除西藏、新疆以外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地区）。与此同时，全国20多个省级电视台可以通过微波线路向北京回传新闻。电视新闻的时效大大提高，中国电视新闻网初步形成。[65]
（二）转播台
国内覆盖虽逐渐转向以微波为主，但也兼用其他的覆盖方法。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发射机覆盖的效果也在不断改善，转播发射建设速度也在加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国家财政还有困难，但各地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投资有所增加，兴建了不少广播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如1977年5月1日，四川龙泉山电视中心发射台彩色发射机开播，从此，四川电视台由仅能覆盖成都地区过渡到向全省播送节目。[66]
197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设计室设计的混凝土电视塔在武汉龟山落成。该塔高220米，是当时全国最高的电视塔，塔楼上还设有旋转餐厅。
1981年12月25日，全国海拔最高的电视转播台——云南省大理苍山电视骨干转播台建成。它使滇西8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能及时看到中央电视台和省台的电视节目。
为了增强电视发射功能，完善传输网络，扩大上海电视台的覆盖面，1983年1月1日，上海电视台5频道启用了40千瓦电视发射机，发射功率比以前增加3倍。通过差转和微波传送，上海电视台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北至江苏连云港，西到浙江、安徽部分地区，南达江西东北部，东到舟山群岛和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人口超过1亿。[67]
根据1979年年底统计数据，全国有电视台38家，1千瓦以上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转播台238家，小功率（50瓦以下）电视差转台2，000多座。1980年年底，全国电视台仍为38家，电视发射台、转播台为2，469座，是上一年数量的十倍多。1982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电视台47家，电视发射台和电视转播台5，635座，其中1千瓦以上的328座。到1983年年底，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不包括台湾地区）已建立起52家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遍布全国各地。[68]
电视的人口覆盖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1982年达到57.3%；但除北京、上海能收看到3套电视节目外，其他地区一般只能收看1—2套电视节目。以湖南台为例，1983年以前，电视的覆盖是省台节目和中央电视台节目混合覆盖，即一周内有3天播送中央电视台节目，另外时间自办节目；节目采用差转传输方式播出，转播质量很差。所以，这时的转播效果仍不够理想，部分地区达不到“看好”的技术标准。[69]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省开始使用有线方法传输节目。如1981年6月1日，江苏电视台首次使用光缆传输系统（有线）传送电视节目。这套设备是南京邮电学院通信研究所研制的。
（三）卫星
中国幅员辽阔，在其他国家可以一举解决的覆盖方法，在我国都很难奏效。因此，更有效的覆盖方式很快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就是卫星。在制定这一重大决策之前，我国在卫星领域已经有了一系列准备。
1969年，中国试制第一套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成功接收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的电视节目卫星转播。[70]在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都派出技术人员协助美方通过卫星传送节目，同时学习了彩电转播和卫星传送的技术。其后，每逢重大国事活动，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向内、向外的实况转播或是电视新闻片的传送都是利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的国际卫星实施的节目传送。[71]
1972年，我国开始建设“北京一号”卫星通信地面接收站，1973年建成，1974年，又建成了“北京二号”站以及“上海站”。北京和上海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卫星的共同覆盖区，使用这三个地面站，便可与亚、非、欧、北美及大洋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电视节目交换。如“北京二号”站的通信容量为132路电话和一路双向彩电，其通过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与亚非国家地区沟通。
1974年2月，北京电视台副总工程师许中明作为我国电信代表团成员，赴日内瓦参加了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会议。回来后他撰写报告，提议用卫星广播系统来有效、高质量地解决广播电视全国覆盖的问题。他除一再提倡、建议，还试制成功广播卫星接收机，广泛邀请各界人士和领导前来观看，通过主管领导的报告，他得到邓小平同志支持卫星广播系统的批示。[72]
同仁共识、领导支持，客观环境也为这项事业提供了条件。1977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卫星组织，开始通过更多国际间的合作，开展卫星电视广播业务。中国在12吉赫这一广播频段分到了3个卫星轨道位置、35个波束、55个频道，可以保证中央电视台3套节目和各省、自治区l套电视节目的播出。[73]
1977年10月7—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南京召开了卫星广播网规划座谈会，国防科委、总参通信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和部分省区广播事业局以及各部所属有关厂、所等26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我国广播电视应采用卫星覆盖的建议，讨论研究、制定了中国卫星广播网规划，并确定广播卫星使用12吉赫频段。
发展卫星广播的规划经中央批准，决定第一期先引进，第二期由自己的产品接替，但之后在与外国的谈判过程中，由于国内经济调整该规划被推迟执行。[74]
国家领导不约而同地从电视教育角度支持了卫星覆盖战略。
197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谈到从美国购买通信卫星时说，“原来确定的方针不变，以彩色电视广播为主，覆盖全国为准，普及电化教育，加速培养人才”。他还指出：地面站两千多个县可以先建一部分，一批一批地建设。彩色电视机一定要搞上去，先把所有的大学和重点中学搞起来。优秀的老师讲课，统一组织收听，如李政道的讲学，就可以通过电视组织全国更广泛的范围来收看、收听。他关注的是利用卫星+广播电视来普及教育，在广大的国土上取得最大的教育效益。这无疑是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考虑，而卫星就是实现它的有效手段。[75]
1982年5月，国家计委党组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六五”计划时引用中央领导关于发射广播卫星的话：购置和发射广播卫星，电视教育可以共用。地面站国内自己搞，有关地区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广播卫星搞起来了，可以扩大覆盖面积，大大发展广播电视教育，还可以举办农业科学等各种讲座。这是为教育、为广播办一件大事。[76]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范围出现了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卫星电视广播，如1980年创办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Cable News Network）。与此同时，虽然我国财政还有困难，但是中央还是决定发射广播卫星。[77]
1983年4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对事业发展方针和技术政策进行较大调整，采用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
1983年6月，广电部科技委员会制定《广播电视技术政策》，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广播电视的技术建设要采用卫星广播、微波传送和其他科技成果，立足国产，力图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83年9月，以卢克勤顾问为团长的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于1日至16日访问加拿大，重点考察卫星广播情况。[78]
1983年12月21日，中国广播卫星公司成立。该公司以广播电视部为主，专门从事广播卫星技术引进工作。
1986年7月1日，上海电视台卫星地面接收站建成，可以接收电视节目。[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