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闻节目
一、《新闻联播》
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简称《新闻联播》，采用播音员出镜播报形式。开始时该节目播出时长为20分钟，从19：00到19：20。因录像设备当时尚未在新闻节目中使用，所以仍是沿用电影胶片拍摄、演播室直播方式。《新闻联播》的出现标志着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电视新闻网的成立。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转为正式播出。此时节目仍只有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大都通过班机或火车运到北京，然后洗印、编录，快则三五天，慢则十天半个月才能与观众见面。虽然早在1974年微波中继通信就已经接通了全国20个省区市，但当时的微波线路大多只用来从北京向地方下传节目，还不能实现节目上传。[125]直到两年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新闻联播》的改革始于《国际新闻》。
（一）《国际新闻》
1977年10月26日，北京电视台国际组开办了《世界各地》节目，其前身为《世界知识》；这个节目每周播出一次，每次约15分钟，着重介绍各国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名胜古迹和地理风光等。首次播出的电视片是《伊朗的风光和艺术》。[126]
20世纪70年代末期，原新闻部国际组升格为国际部，下设外语组、出国片组和《国际新闻》组。《国际新闻》由过去的不定期播出转为每天播出，长度也有所增加。此外，还有新开办的栏目《世界各地》等。这时期出国片的数量也有明显增加。[127]
新闻改革首先要丰富报道内容。1979年1月，中央电视台在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总结中指出，国际新闻报道面窄、消息零碎、片面性大、时效性差、片源单调、“禁区”太多。中央电视台借思想解放之机，扩大了国际新闻的报道面，决定今后凡重大国际政治活动和国际会议（包括美国、苏联）、各国的群众活动、重大的科研活动和现代化设施以及各国的社会新闻、文化、生活、体育等领域的新闻，都可酌情做客观报道。[128]另外，《国际新闻》的片源基础普遍较好，它们不仅及时、重要，而且拍摄、制作质量高，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当时中国国内新闻的质量，本身具有极好的播出条件。
1979年9月1日，经过两年来往，中央电视台同美英合资的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UPITN）签订了互购电视新闻片的协定。这是我国签约的第二家电视新闻通讯社。此前合作的维斯新闻社（VISNEWS）中央电视台早在1960年就与其前身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社接触，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于1963年1月7日与其签订了交换电视片的试行合同，1967年2月14日合同期满，没有续签，交换终止。1971年6月28日，在中断关系四年多以后，北京电视台和维斯新闻社在伦敦又正式签订了互购电视新闻片的协议；此后，双方一直续签协议，保持交换关系。[129]维斯新闻社的新闻片消息可靠、制作上乘，但价格较贵，且由于是航寄，时间不能保证。此次与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签约是为了打破前者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签约内容为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每天从香港收录10分钟卫星新闻，航寄北京。维斯和合众独立两家新闻社在香港收录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并选择发行。由于航寄和译制的原因，《国际新闻》播放的常常是事件发生多日后的旧闻。
同样是从这一天（1979年9月1日）起，新华社也每天为中央电视台提供当天未见报的国际要闻，每天8条左右，约1000字。从此，中央电视台开始在《国际新闻》中增加一组最新国际要闻简讯，以口播形式、配部分新闻照片或背景材料播出。这使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有了较多最新的国际新闻，节目内容变得更丰富，时效大大提高。[130]
1980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与维斯新闻社和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商定，将两家的航寄录像带传送新闻改为卫星传送，中央电视台从北京直接收录这两家分别从伦敦和纽约通过太平洋和印度洋通信卫星传送的国际新闻。从这天起，中央电视台每日选用的国际新闻的时效大大提高，观众可以及时看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新闻。从此，电视开始成为人们最先获取国际新闻的渠道。技术进步为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当然国际新闻并不是按原样播出，而是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一阶段还是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的试验、开拓阶段。在国际新闻基础上曾诞生过《国际纵横》《国际瞭望》《今日世界》等国际时事杂志节目。[131]如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开办的《国际见闻》栏目，就是在维斯新闻社和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每周提供的新闻背景和软性新闻及各国电视机构不定期寄来的一些时效性不强的电视片中，选择观众感兴趣、又不适合在《国际新闻》中使用的片子播出。该栏目每周播出三次，每次15分钟。由于栏目内容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播出后颇受欢迎。后因片源不足，该栏目于1983年2月停播。
1980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国际新闻》挪入《新闻联播》中播出。这时的国际新闻一度十分抢眼，在《新闻联播》中经常占到一半时间，最多曾占到19分钟，占到近三分之二时间。后来其时间被控制在10分钟左右。
此后，世界上许多重大的突发性事件，诸如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1981年10月6日）、韩国一架波音747客机被苏联战斗机击落（1983年9月1日）、印度总理英·甘地遇刺（1984年10月31日）、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1984年7月28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泄漏（1984年12月3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1986年1月28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4月26日）等重大新闻，人们都是从电视上首先获知的。还有如1983年4月1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前夕，中央电视台记者庞啸和我国驻巴黎记者林希联合采访了密特朗，中央电视台于当月27日和法国电视一台（TF1）同时播出了这一节目。[132]
这一阶段，一些地方台也开始增加对国际新闻的报道。1981年春节，广东电视台率先开办《国际纵横》专栏，每周一期，最先打破了地方台不办国际新闻节目的局面。1983年10月15日，上海电视台开办《国际瞭望》节目，初期为每半月1期，从1984年3月10日第12期开始，改为每周1期，每次25分钟，设有《新闻综述》《一周（半月）要闻》《世界名城》《大洋彼岸》《大千世界》《世界一绝》《万花筒》《六十秒奇观》等小栏目，既反映国际时事，又介绍科技进步和社会生活。栏目超越一般动态性报道，尽可能向深度开拓，注重对相关事件的阐述与分析。为加强观众的参与性、普及国际知识、发现国际人才，《国际瞭望》还在1984年、1986年、1992年举办过3次国际知识竞赛，扩大了节目影响力。1985年，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上海职工评选上海10种“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国际瞭望》名列首位。[133]
国际新闻来源逐步拓展，极大地丰富了电视新闻的内容，同时也拓宽了国内新闻从业者的眼界和思路。国际新闻为中国电视新闻吹进了新风、提供了示范，引起中国新闻界的思索，推动了新闻变革。国际新闻先声夺人也大大提高了电视新闻的地位，扩大了电视的影响，带动了收视。
（二）改版
在国际新闻深孚众望的时候，国内新闻报道仍然形式单调、内容雷同、时效性差。这些缺点集中反映在全国电视台共同支持的《新闻联播》栏目中。[134]对此，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内容调整及形式改变。
1980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国际新闻》保留名称放入《新闻联播》栏目中。当年10月20日，中央电视台又开始通过微波干线收录各省、区、市电视台定期回传的新闻。1981年7月1日，作为4月青岛会议“力争把《新闻联播》办成观众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的反应，《新闻联播》做了较大改进，首先是增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国内新闻口播稿，此后，中央电视台的口播新闻包括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两部分；同时缩短每条新闻的长度，以增加新闻数量；编排上改变了过去把国内电视新闻片、口播国际新闻（新华社提供）和通过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录像截然分开的做法，各类稿件按其内容分别被编排到国内、国际新闻部分，再按其重要程度统一编排。从此，《新闻联播》形成国内电视新闻、通过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两大部分，形成了后来沿用多年的节目编排模式。栏目基本成形，并固定下来。这样的节目编排已经比将口播、图片、图像、国际各种形式内容割裂的栏目设置要成熟不少。
在调整内容的同时，《新闻联播》于1981年7月1日重新设计了版面，对《新闻联播》节目的标志和音乐、播音员的背景以及新闻提要的方式和气象预报的范围和图表等进行了改造；取消了新闻配乐，将影片、录像、字幕、口播等多种报道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口播新闻也尽可能配上照片、地图、幻灯片或字幕等形象资料，初步实现了新闻报道的电视化，就此奠定了其综合新闻形式的基础，开始突破新闻纪录影片的窠臼。[135]
这样，《新闻联播》成为包括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既有维斯新闻社、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的图像报道又有新华社提供的口播新闻的较为完整、多样的新闻节目。每次节目播出时间也由20分钟增加到30分钟。[136]
随着中央电视台口播新闻量的增加，各地方电视台也相继恢复或新开口播新闻节目，此类新闻在整个新闻节目中的比重明显增加。以1982年为例，中央电视台一共播出国内新闻11，000条，其中口播新闻2，600条，占23.6%；上海电视台当年共播出新闻5049条，其中口播新闻2，057条，占40%；湖北电视台播出新闻2，660条，其中口播新闻1，600条，占60%。口播新闻的播出形式均采用单人播报式。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82年9月1日至11日）期间，中央电视台曾采用双人播报大会政治报告摘要，这种形式平时并不采用。[137]口播新闻的采用，打破了一定要画面当家的“门户之见”，扩大了新闻来源、丰富了播报内容，使电视新闻能够更好地“汇天下精华”，增加了新闻权威性。
之后，中央电视台仍根据需要不断做出小的调整。如1982年6月18日，中央电视台决定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逐步增加反映农村情况的新闻。[138]
1982年11月5—11日，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视台台长会议，要求通过办好《新闻联播》，使中央电视台成为全国新闻舆论中心之一。
经过几年的努力，《新闻联播》在内容、时效、报道形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和进步。新闻数量的增长是其中代表。据统计，1981年在这个节目里播出的国内新闻片有4，186条，比上一年增加了516条，增长14%，每天达11.5条。1982年播出了6000条，比上一年增加了1，814条，增长了43%，平均每天达到16.7条，一条新闻的平均长度缩短。
新闻节目占每晚综合节目时间的六分之一。改版后的《新闻联播》成为全国最重要、最权威的电视新闻节目；作为“要闻总汇”的《新闻联播》，集中体现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水平，成为亿万观众获取国内外重要新闻的主要渠道。[139]
（三）经济新闻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电视屏幕上的经济新闻日益增多。1981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建设，广播、电视的新闻、评论应当把四个现代化的宣传作为中心内容，把经济宣传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140]此后，各电视台的经济新闻报道逐渐增加。
1981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共播出国内新闻片4，186条，其中经济新闻占一半左右。这实际并非太新的变化。早在北京电视台开播当年（1958年）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对能够见到的部分新闻题材进行统计，发现经济新闻报道平均占到41.1%—42.9%，在纪录片的题材中也占到40%—46.1%。1962年，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就开始按行业分工，设立了经济组；20世纪60年代的节目表中，19：40—20：00办有20分钟的时事专题节目，它主要以生产建设专题为主，表现出当时国家对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注；[141]在新闻题材上，无论试验期还是正式播出时，北京电视台都是以经济新闻为主，其次是时政类新闻。
当时有人提出这样的见解：我国的新闻结构不同于外国，外国较多的是社会新闻，占新闻总量的一半还要多，而我国较多的是经济新闻，这是中国新闻报道的特色。如此众多的经济新闻题材却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生产、财贸、商业活动等有关生产领域和宏观经济成就上，其中相当多的题材缺乏形象或画面单一，有的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说明当时的经济报道还沿袭着早年的报道方式，与全国人民一样，新闻人对真实的经济生活还处于不那么了解和不那么能应付自如的状态。如何找出经济报道的规律，把电视经济新闻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是一个新课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新闻开始向生活服务方向转变。在这期间，开辟经济新闻栏目是一个新的做法。
1981年10月3日，上海电视台开办了一个经济新闻栏目——《市场掠影》，在每周六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每次三四分钟，有五六条商品信息。栏目的宗旨是传播信息、沟通产销、引导消费、促进生产。它把经济报道范围从单纯报道生产拓展到也报道消费领域新闻，如《南京路上新开一家特色商店》《市场上平板玻璃供应紧张的原因》《何处有定做皮鞋》《多用家具谁家供应》。对一些商品的产销供应趋势，也及时做出分析和解答。这是国内开办最早的电视市场新闻栏目。[142]
1982年4月16日，广东电视台也开办了服务性很强的经济新闻栏目《市场漫步》。其经常采用现场报道的形式，以信息服务于大众生活。[143]此类经济新闻很快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反响，在全国电视系统也是一个突破，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和搞活市场形势的要求，深受产供销诸方和消费者的欢迎，很快成为热门节目。
在对经济发展所做的早期报道中也有过教训，如对“万元户”的报道。当时，中央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新闻媒介依循报道的老旧思路，大量报道了“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百万元户”，以及“电视机村”“洗衣机村”，突出“谁致富谁光荣”；但强调劳动致富不够，更不提集体富裕，甚至不少记者亲自参与“制造”此类新闻，纷纷扬扬、不亦乐乎，一时间形成了一股“万元户”热。这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情绪，认为农民都富了，只有自己穷，产生了分配不公的感觉。而实际上农村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很贫困，生活水平远比城市要低。[144]这种片面报道，引发一波全国性的思想动荡，助长了急于致富、不问手段的浮躁心理。新闻媒介难辞其咎。
二、体育新闻
（一）节目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体育新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1979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体育组，1980年又扩充为体育部，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强了对体育新闻报道的投入。电视体育节目的播出量不断增加，节目内容更为广泛，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1982年，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体育组，随后，其采编工作独立进行，体育报道的形式渐趋多样，内容日益丰富，提供报道的数量也逐步增多。
增设体育栏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及广东、北京、上海等电视台都相继开办了新的体育栏目，并经常转播国内外体育比赛实况。一时间，体育节目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所谓“一球牵动亿万心”。
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于1978年4月开办了《体育之窗》栏目，它主要介绍著名运动员、教练员的生活，并同时报道国内外体育比赛的相关消息，每周一期，每期约15分钟。之后，北京电视台又创办了《世界体育》（每周一期，每期约15分钟）、《体坛纵横》（每周一期，每期约50分钟），这两个栏目是对国外体育节目的缩编。[145]
广东电视台从1979年12月30日开始在每周日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体坛内外》专栏，长度约一小时，主要以播出国内体育比赛实况为主。该台在1981年年初做过一次观众调查，从5，000张调查表和近9万名观众的意见中发现，有52%的观众喜欢体育节目。《体坛内外》的收视率在该台所有节目中排第三位，仅次于故事片和电视剧。其后几年，该栏目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前六名之内。[146]
上海电视台的第一个体育专栏《体育大看台》创办于1982年4月18日，每周日播出，每期1小时。其中设有一些小栏目，如《体育简讯》报道一周来国内外重大体育活动；《体育见闻》介绍体坛人物和群众体育活动；《国际体育》播送国际精彩比赛录像剪辑以及体育知识等。此前，上海观众很少能看到高水平的国际体育比赛，《体育大看台》节目一经推出，社会反响热烈，获得了很高收视率，且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1984年5月，在对上海职工进行的电视收视调查中，该栏目收视率居第二位。同年，上海电视台又做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体育节目收视情况调查，在被调查的1981人中，每次都看《体育大看台》的占11%，经常收看的占43%。1985年三四月，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信息研究部进行的一次全市民意调查中，《体育大看台》被评为该市最受欢迎的“十大精神产品”之一。该栏目在1988年10月调整为以自行采编节目为主的杂志型栏目，每周一期，每期40分钟，1993年又改为每期30分钟。[147]
（二）体育新闻
此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每天都有1—2条国内、国际体育新闻。国内体育新闻除自采外，还有各地方电视台通过微波传送到北京的报道。
1983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自己采制的体育新闻都是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的，由于胶片的洗印加工周期比较长，所以在《新闻联播》中报道的当天体育新闻一般都是上午的比赛，下午和晚上的赛事消息则要到第二天才能播出。我国运动员在国外比赛的报道，由于当时的卫星技术和中央电视台财力的限制，只能由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把记者拍摄的胶片带回北京冲洗制作，播出往往要在三四天之后了。因此，此时自制的电视体育新闻的优势只在于它的形象化，而不是它的时效性。[148]
国际体育报道则不同。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国际通信卫星接收维斯新闻社和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的国际新闻，国际体育新闻一般通过这两家机构采集，在赛后的第二天就能同电视观众见面。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派出8名记者前往美国普莱西德湖，采访报道了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149]这是我国电视媒体第一次报道奥运会。
上海电视台体育组成立后，一些报道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并得到业界好评。如中国女子排球队在第九届女排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冠军后，于1982年10月1日19时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停留1小时后续飞北京。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和主持人利用这个短暂时间，采访了3名运动员，赶回电视台迅速制作新闻，在当晚21点30分的《夜间新闻》栏目将该新闻播出来。再如198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其间上海电视台播出的新闻《朱建华跳过2米38创世界纪录》，完整地记录了朱建华跃过横杆的历史性瞬间，该新闻获得了1983年度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一等奖。[150]
当时，电视对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世界篮球锦标赛、世界杯排球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羽毛球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均开始有了较为充分的报道。
虽然增加了新闻报道，但在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基本上还延续着20世纪60年代的制作模式。由于我国的体育赛事不是很多，因此体育新闻基本以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为主。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先后制作了《盲聋哑人运动会》《北京站的一次运动会》《公安运动会》《消防运动会》《幼儿园运动会》《大连农民足球队》《老年长跑队》等专题片在节目中播出。[151]
（三）现场直播
将卫星技术引入电视新闻报道，在中国始于体育节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的重大赛事的国际转播和国内转播就纷纷在荧屏亮相。
1.日益增多的直播节目
在有了较为丰富的国内转播经验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电视积极介入国际赛事的卫星转播之中。
1978年6月25日、26日和7月2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从阿根廷向国内转播了第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和决赛的三场实况，这是我国电视台第一次转播国际赛事。国际声像讯号通过大西洋卫星经转印度洋卫星再传到北京。中国电视观众第一次实时观看到高水平的国际足球比赛。比赛开始时间是当地25日下午3点，传到北京却是在第二天凌晨2点，但球迷们仍然兴奋喜悦，很多人都坚持熬夜收看。播出时，宋世雄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机房对着屏幕即时加配解说，向全国播出。[152]
1978年11月24日—12月25日，中央三台和中控室组成的广播电视记者组到泰国首都曼谷采访了12月4—22日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中央电视台派出了编辑、记者以及解说员宋世雄。中央电视台通过印度洋卫星现场转播了开幕式、闭幕式（包括足球决赛）和男篮、女排两场决赛的实况，还拍摄了新闻片。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出人员在国外现场直播。之前1966年11月中央电视台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通过广播报道过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974年9月，到伊朗报道过第七届亚运会；1976年4月，赴朝鲜平壤报道过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但都没有做过电视实况转播。[153]
此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现场直播越来越多，凡在北京举行的重要比赛，几乎都做了现场直播。如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开幕式和一些重要场次的决赛。[154]1981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杯足球赛决赛和闭幕式在上海举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上海电台联合向全国做了实况转播。这是中央两台和上海两台第一次合作向全国做实况转播。[155]
1981年9月27日，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联合直播了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实况。参加转播的工作人员（包括日本TBS的30多人）近200人，摄像机16台，各种车辆30多部。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投入力量最多的一次实况转播，除向北京地区播出外，还通过卫星传往日本。在这之后，北京国际马拉松成为一年一度的固定赛事。[156]
1981年9月24日、10月3日，应观众要求，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亚太区预选赛决赛——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两场比赛实况。接着又在10月18日、11月12日分别通过卫星转播了中国队对科威特队、中国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实况。[157]
1982年6月13日—7月11日，中央电视台通过“亚广联”购买了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权，派出4人报道组，包括编辑和解说员，借助香港电视台的力量，在香港通过卫星收录了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所有52场比赛。解说员根据电视画面在香港解说，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其中的24场比赛实况，并将每天赛事缩编成一小时的专题片，共制作了19个特辑，由内地民航班机带回北京播出，这是中央电视台自有电视实况转播以来难度较大的一次播出任务。借助香港力量的方法一直沿用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1982年11月19日—12月3日，中央三台派记者采访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中央电视台派出了8名记者，当时印度还只能播出黑白电视信号，卫星也只能传送转播开幕式和足球决赛等少数场次。所以除这两场外，记者每天要把拍摄的胶片交给中国民航机组带回北京，经过北京工作人员的洗印加工，编辑成4—8分钟的专题片播出，播出时已是赛事后3天了。[158]
1983年4月28日—5月9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了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全部决赛。
1983年7月6—8日，中、日、美三国女排在香港举行“世界超级女排赛”，这是中国女排重新组建后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了3场比赛的实况。
我国体育节目当时在电视中的地位虽还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突出，但已经提高了很多。仅1982年，中央电视台就转播了103场体育比赛实况，平均不到4天就有一场。同时，一些地方台也开始投入较大规模体育赛事的报道和直播。如1981年11月4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租用国际通信卫星转播了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四强复赛——沙特队与科威特队比赛的实况，并首次通过画面在北京进行解说。[159]
2.振兴中华
1981年3月7日，世界冰球C组锦标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观众席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第一次打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横幅，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这个口号很快就在全国叫响了。[160]
1981年3月20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实况转播了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女排球队双双获得预选赛冠军。电视转播刚刚结束，中国大地一片欢声笑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师生，高举五星红旗，兴高采烈地在校园内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61]
1981年11月，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队对苏联队、美国队、古巴队和日本队的多场比赛实况。11月16日，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决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赛事直播。当天晚上8点零5分比赛结束，中国女排为我国三大球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全国亿万观众通过电视看到这一结果，许多人饿着肚子看完比赛才去吃晚饭。很多人走上街头，热烈庆祝这一胜利。当女排凯旋时，中央电视台又在首都机场直播了欢迎仪式实况。[162]
1982年9月16日、19日、21日、25日、26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分别转播了在秘鲁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对美国队、古巴队、日本队、苏联队、秘鲁队比赛的实况。这次比赛中国女排继世界杯排球赛之后再次荣获世界冠军。
1981年，中国足球队参加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预选赛时，“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标语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传遍了全国。这一年，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失败，但是中国队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队长容志行，他不仅球艺高超，还具有振兴中国足球事业的远大理想和高尚的体育道德。[163]
（四）第五届全运会
1983年9月18日—10月1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举行全国运动会。运动会总共举行14天。中央电视台只派了两个人从事报道协调，对全运会的报道主要使用来自上海电视台的信号。上海电视台播出电视现场转播和录像70场次，其中传送给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和录播的共18场次，包括开幕式、男女篮球、男女排球、足球等10多场比赛的实况或录像。每天向全国播送的20分钟节目《第五届全运会专题报道》通过微波干线传送到北京。在此期间，上海电视台还采制播出了14条全运会重要活动和打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的电视新闻。上海电视台还向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10多家省、市电视台提供了数次整场比赛的录像或录像剪辑，向香港无线电视台每天提供6小时的录像素材。
上海电视台参加这次报道的编辑、记者、摄像、技术人员、节目主持人共150余人，组成转播录像和新闻专题采访两套班子，同时集中了全台比较先进的设备，包括转播车4辆、电子摄像机（ENG）12套、编辑机5套。[164]
为了迎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1983年1月14日，上海电视台向日本池上公司订购了一辆彩色电视转播车，该车功能较齐全，配备较完善。车上配有4个讯道的摄像机，10路输入的特技切换台，录像机2台，9米高的升降台可装备自动遥控摄像机及小微波。车内配有特技及控制设备。车后装有避震摄像机5台，并自备发电系统，可在行进间进行实况直播。该车1983年7月被引进后，一直担负着重大的国内外实况节目的直播任务，后来还做过改造升级。另外，上海电视台还增加了两辆小录像车：一辆是北京电视设备厂用JVC设备组装的面包车，一辆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用SONY设备组装的面包车。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上海电视台的上述录像、转播车全部投入使用。[165]
体育报道要求高水平的摄录设备，而体育新闻引领了整个新闻报道的变化。频繁的体育赛事报道培养、锻炼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新闻报道、转播人才。
三、不同题材的报道
（一）会议报道
全国性党政会议在中国是重要新闻的代名词，对会议的报道是新闻媒体重中之重的任务。其报道时间、规模是国家权力对媒体地位、作用的评价标准，也是媒体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一种“待遇”。在这段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些多年都行之有效的报道模式。
1.党代会
这个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后来国家发展的一些基本方针、路线，在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当时相应的电视新闻报道尚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仍主要沿袭之前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形式。
1977年7月22日，北京电视台在两套节目中同时播出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和电视新闻片。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全会的电视纪录片连续播出三天。
1977年8月20—29日，北京电视台报道了党的十一大召开。在大会召开的当晚20点北京电视台播出新闻片，24日晚播出纪录片，也连播了三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电视台在大会结束的次日即23日20点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了全会公报，中央电视台采用的是插播的方式播出的这一新闻片，长度约5分钟。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又在《新闻联播》中播出这一新闻。这次会议提出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中国的电视新闻业也由此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2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电视新闻；1982年8月6日，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全国除内蒙古、新疆、西藏外，其他各地电视台同时转播。[166]这是使用电视媒介首发新闻的征兆、预演。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9月1日的大会开幕式到下午5点30分才结束，晚上7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播出了关于大会的报道，并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首先得知了这一重大会议新闻。从这次大会开始，总书记胡耀邦明确规定：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由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播出的20点提前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19点。《新闻联播》从此成为首发重大时政新闻的窗口，中央电视台获得了重要新闻的首播权。在这之前，对重大新闻中央电视台必须等到晚上8点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同时播出。这一改变标志着中央电视台从早期作为广播、报纸的补充变成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这对于电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十二大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9月10日晚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了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新闻。中央电视台在9月11日、12日两天，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了十二大闭幕及召开一中全会的新闻。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2点首先播出十二大闭幕的消息，并在当晚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和次晨的《报纸摘要》中播出会议的录音新闻。这一举动对电视新闻业产生了一种时效竞争压力。[167]
2.两会报道
1978年2月25日—3月5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派记者拍摄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电视新闻。2月26日、3月5日，该台通过卫星向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等地发送了第五届人大开幕和闭幕的电视新闻。
1979年6月14日—7月4日，中央电视台派出报道组连续报道了五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的消息及电视新闻片。
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共同组成报道组，采访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两个专栏，每天播出有关报道和小组讨论会的发言，增加了会议报道的实质内容和数量。
1982年11月26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午11点第一次播出大会开幕简讯，晚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播出了大会开幕的录音新闻。中央电视台在26日当晚播出大会开幕的新闻。会议期间，《新闻联播》报道了会议进行情况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同时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专题新闻》专栏。中央电视台还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了4次新闻——开幕式、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和闭幕式。[168]有关领导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广播电视要提高节目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加强节目的制作和传送手段，提高技术质量和人口覆盖率。”
国家级重大会议是中国新闻界最重要的新闻资源。媒体在其中的地位并非由个人好恶决定，而是中国社会对其综合评价的集中反映，也标示出其社会权威程度，所以这个领域成为媒体竞争的主要阵地之一。
1983年春，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由电视台现场直播第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因条件不成熟未获批准，后仍采用录像剪辑播出。
（二）重大事件
1.实况转播
这一时期的实况直播、转播仍然集中在一些预定的大型活动上，并以时政性会议转播为主。
如1977年9月9日15点，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转播了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的实况，晚上，播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文艺演出。1980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了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实况，18日、19日重播。
1981年7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活动。如1978年12月22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上海电视台传送的“宝山钢铁总厂开工典礼”实况，时长约1小时30分，同时通过微波线路向全国播出。1979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了曾任驻中国大使、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从越南出走后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169]
2.事件报道
1977年12月13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北京市恢复举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新闻片。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10余年来国家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广泛、择优录取的考试。同一时期，全国各地也进行了同类考试，超过1500万人加入了这一重要人生机会的竞争。[170]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派出98人投入采访工作，之后播出了新闻片并用卫星向国外传送。对于这个大会，北京电视台从1977年9月就开始了集中宣传。
1978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闻：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常委扩大会上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中央电视台请到几位当事人回忆讲话，以“寒凝大地发春华——赞天安门广场反‘四人帮’的斗争”为题播出，节目中穿插使用了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171]1979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里播出了反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扬眉剑出鞘》，运用大量珍贵的照片、讲话录音和影像资料反映出“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不畏强暴、同“四人帮”所做的坚决斗争。[172]这个节目与纪念周总理的节目一样，让人有一种冲破坚冰、伸张民意的感觉，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大会隆重举行”的新闻；1979年8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电视新闻。
1979年年底，中国的农村大地孕育着一场革命。当时刘效礼领命去安徽凤阳拍摄反映农村大包干对军属影响的片子。到当地后的所见所闻深深打动了他。他没有请示便自行拍摄了一部赞扬大包干的专题片《说凤阳》，片长30分钟。片中运用了两个物件，一个是祖辈相传的要饭篮子，一个是装满粮食的寿棺，来进行穷富的对比和说明时代的变迁。由于当时对大包干中央还没有表态，只能做不能说，面对领导的质疑，刘效礼的回答是：“老百姓高兴！”片子经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亲自审查后播出，反响非常强烈。老画家黄永玉写信道：“过去电视是粉饰农村，……这部片子表现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农民生活。”之后不久，中央做出决定，肯定了大包干，并向全国推广。这是电视对大包干的第一个报道。该片获得了1981年度全国电视片一等奖。[173]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合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长消息，合龙现场壮观的景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1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以特别新闻的形式报道了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并播出专题报道《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
1983年4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记者刘长乐、邵山、王求三人到福州采访驾机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陆军航空队少校李大维，成为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单位之一。2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福建电视台通过微波传送的该事件电视新闻。
3.两案庭审
1980年9月26—29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任命黄火青检察长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院长兼任特别法庭庭长。会议决定特别法庭分开审判。[174]
198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拟定了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宣传报道计划：（1）拍摄人大常委会发布有关审理“两案”的决定，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2）拍摄审判“两案”的动态新闻，及时在《新闻联播》播出；（3）录制审判“两案”的全部实况，作为资料保存；（4）选用部分实况录像作为专题播出，每个被告选用1—3次；在审理“两案”期间，电视节目增设《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专题报道》专栏，有关审判的专题都在这个栏目播出；（5）如国外要求用卫星传送节目，可同意传送。
1980年10月，为了充分报道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中央电视台组成了录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军事法庭审判的两个电视报道组，共约40人，专门负责录制“两案”审判情况。这支队伍由陈汉元任总领队，张正道和马超曾任副领队，很快他们进入工作状态。正式审判前的预审在秦城监狱进行。他们目睹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预审的电视片当晚在电视中播出，观众反响强烈。[175]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我国历史上，这种公开审判是第一次。当日，两案审讯的报道第一次在《新闻联播》播出，全国亿万观众目睹了庭审过程。中央电视台自当晚19点30分起，连续播出有关审判的电视新闻报道，并增设《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专题报道》栏目。在一个多月的审判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及时对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同时通过卫星向国外转播。
“两案”庭审期间，电视新闻报道时效强、声画并茂，真实展现了法庭上的气氛和场面，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报道期间，电视收视率空前高涨，国内外观众反响强烈，再次形成了“电视热”。在公共场合的电视机前，常常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多者一处聚集竟达数百人，形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局面。[176]
（三）随访报道
我国领导人的国务出访活动越来越多，这为电视新闻报道提供了很多机会。很多新技术的使用始于新闻报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
1977年5月11日，北京电视台草拟《关于要求改变华国锋活动的电视片播出次数的请示》，要求改变华国锋与毛主席同等待遇，由每天两次、连播三天改为两天，次数不变。此文件经广播事业局上报中央宣传口。可见此类报道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媒体并不能自己决定报道方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电视台开始对此类报道有了自己的意见，并能够通过上报备案，来改变报道状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1978年5月5—10日，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访问朝鲜，中央电视台从5日起陆续播出记者拍摄的电视新闻，并通过卫星将新闻传送到国外。1978年8月15日—9月1日，华国锋主席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使用国际通信卫星传送出访活动新闻报道。[177]
1978年10月22—29日，中央电视台记者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当天该记者即用卫星传回新闻。1978年11月21日、25日、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随访记者采制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电视片。[178]
1979年1月28日—2月5日，中央电视台派出两个报道组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其中一组录像，一组摄制一部1小时的电影纪录片。这是中美隔绝30年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美。代表团在美8天，一共访问了5座城市，中央电视台进行了10次卫星传送。1月30日起，中央电视台在两套节目中每天各播放一次通过卫星传回的此行的新闻。邓小平参观了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宇航中心以及精密仪器厂、农场等对我国建设有借鉴作用的工农业项目。他参观非常认真，问得仔细、听得清楚。关于访问的纪录片的制作和卫星传送电视新闻也都很成功。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通过卫星把当天活动的新闻从大洋彼岸传回国内的案例。该节目的收视率很高，可见受到观众欢迎。[179]
1979年1月的一个上午，随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先期到达的电视报道小组来到白宫采访卡特总统。采访者是当年37岁的赵忠祥，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采访美国总统。采访前，赵忠祥与卡特坐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长长的办公桌的一端”，卡特“温和地笑着”与赵忠祥随意交谈，之后才进入正式采访。结束后，赵忠祥要将前一段非正式对话编进电视片，但应邀前来协助摄像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人员不肯，中国报道小组吃了个“哑巴亏”。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播出了这次采访的录像。[180]
为配合这次访问，1月29日、30日，2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科学与技术》专栏中分三次连续播放了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这是事件发生近十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该纪录片。这次访问还达成了美国向中国出口通信卫星技术和设备的协议。[181]
1983年5月1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随胡耀邦总书记出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每天通过卫星传回电视新闻报道。1983年11月23—3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随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每天通过卫星将新闻传回中国，《新闻联播》随即播出该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在访问过程中做的现场报道《胡耀邦总书记瞻仰周总理诗碑》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182]
虽然应用的技术先进，到达率很高，但此类报道一直沿用固定套路，程式化严重，观众很难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新鲜的感受，所以反响甚微。
（四）连续报道
随着电视新闻报道量的大幅度增加，在这个时期，对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只要其持续一段时间，电视台都会进行连续多日的报道，基本改变了对有时间延续性的事件只做一次性报道的做法。
在初期比较突出的有，上海电视台对中央做出建设宝山钢铁总厂决定的报道。1978年下半年，该台抽调记者摄制了一条新闻纪录片《宝钢开工以前》，于12月28日播出，该纪录片对宝钢的建设规模、生产能力、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各路建设大军进入工地的场景等都做了报道。在宝钢正式开工以后，上海电视台新闻部规定每周必须有一次宝钢建设的报道，并指派记者邹志民常驻宝钢工地。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新闻有《宝钢一号高炉奠基》《炼钢厂开始打桩》《原材料码头动工兴建》等。
1985年9月15日，宝钢一期工程建成，上海电视台从9月14—21日，在电视新闻中做了连续8天的报道。这组报道播出时，电视台每天还配发1—2条资料片，15日配发的资料片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宝钢建设现场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宝钢建设》，8天内共播出资料片12条。这组报道同时被发送到中央电视台，于是《新闻联播》从15日起连续7天播出了这组报道及部分资料片。[183]
该报道持续数年，报道的时间长、次数多，很有代表性。
（五）负面报道
在改进文风和加强时效性的同时，新闻报道的题材范围逐渐扩大，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灾害性和批评性新闻上了荧屏。负面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人为灾难、社会问题等广义层面上现存事实的报道，其中一般没有具体的批评对象；而批评报道则是直接针对人为导致失误的部分，一般都有具体的责任人。
在我国电视新闻史上，改革开放之前的近20年中，除了邢台地震、唐山地震等个别无法掩饰的自然灾害，以及严厉打击犯罪的报道偶尔暴露出一些负面消息外，基本不存在负面报道，更不用说批评报道了。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完全干净的，都会存在各种灾难、事故与社会问题，这些内容恰恰又是受众最为关心的，有些还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安危。能不能及时获得有关灾难、问题的信息，标志着人们社会知情权的有无，因此负面报道是衡量新闻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当时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不久，负面报道开始陆续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从内容分类看，很多负面新闻都属于“社会新闻”。
1979年7月4日，上海电机厂发生火灾，上海电视台记者朱黔生拍回的片子经逐级审查，于一星期后播出，名为《上海电机厂发生严重火灾事故》，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电视新闻不播事故消息的禁区。当时，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采写了一条《上海电视台播出灾害性新闻》的专讯。香港《大公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184]
1979年8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它的第一条批评性新闻《北京有些单位在马路旁边乱堆物品，破坏首都市容和公共卫生》。此后，该台的批评性报道逐渐增多。
这时期批评报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9月12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的著名报道《王府井百货大楼停车场见闻》，它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用车特权。片子解说词不多，但纪实性很强，批评较尖锐。新闻一播出，顿时舆论哗然，各界、各地的信件、电话纷至沓来，几天之内，中央电视台就收到近千封观众来信，该新闻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应观众要求，这条消息于9月16日在《为您服务》中重播。在全社会反“特权”的声浪中，这条批评报道满足了社会需求，开电视舆论监督的先河。
该报道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新闻采制于当年的5月1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张长明和北京广播学院教师王纪言在百货大楼用长镜头抓拍到干部子女乘公家轿车来王府井购物、游玩的情景。他们一共待了7个小时，拍了200尺胶片（约4分钟）。上镜头的有10多辆车，其中还有红旗牌轿车，他们特地拍了牌照号码的特写镜头。张长明和王纪言是大学同学，他们刚毕业。张长明在采访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时听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反对干部特殊化”的内容，他认为，这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这个选题是张长明和老记者戴维宇聊天时灵机一动产生的。拍好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朱继锋表示支持，副主任章壮沂为解说词磨去了一些棱角。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意播出。4个月后节目播出，张长明又一次到百货大楼察看，停车场空空如也。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吉普车，但小轿车一时竟绝了迹。[185]当时的被批评者对媒体曝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敏感，也还没有一套系统的“紧急应对”的干预措施。
1980年3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不准搞特权”的要求。后来批评报道开始增多，到1980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每月播出20条左右批评报道。电视新闻的吸引力就此增强。[186]
1980年1月4日，上海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出了一条1分37秒的新闻片《一只老鼠作祟，损失1，200万元》。这条新闻的作者赵书敬采拍的初衷是按照惯例做“开门红”或坚持节日生产的报道。他在元旦一清早赶到上海石化总厂，却被告知“今天不能拍片了”。在他打听下得知：一只老鼠凌晨时钻到发电厂的总电闸里，引起短路，全厂断电停产。他马上去找总厂领导，并打电话到电视台。那天值班的是上海电视台新闻科副科长龚学平，他建议先把事故现场拍下来。赵书敬通过反复解释、交涉，终使厂方同意拍摄事故现场。在发电厂事故现场，摄制组拍到了那只被烧死的老鼠、满地的碎玻璃片和烧黑了的电路板，并采访了工人。由于需要层层审批，新闻推迟了4天才播出，但这在当时已经是时效最强的负面报道了。[187]新闻播出后，广播电台和报纸纷纷转播转载，它成为上海滩具有轰动性的社会新闻。1月16日，上海台又播出新闻片《上海石化总厂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在这一段时间里，“老鼠事件”成了当地的热门话题。该报道对上海及全国新闻界冲破禁区、积极报道负面新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0年春节前夕，403次列车在株洲发生重大火灾，中央电视台记者闻讯赶到现场，却遭到了铁路方面负责人的阻拦。他们的理由是：拍这个是暴露阴暗面，会给社会主义抹黑。随后记者联系湖南省省长以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铁道部的相关人士，在他们的一致支持下，记者才得以进入现场，完成《403次列车在株洲发生火灾》一片的拍摄。这条新闻在中央电视台被及时播出，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赞扬。
以上的负面新闻都早于作为改革开放后批评报道的标志性作品——“渤海二号”事件报道（1979年11月25日发生，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刊登），都属于中国新闻负面报道的“破冰”之作。此后，各地的负面报道纷纷涌现，而且当时的这些报道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反而都促进了问题的快速解决，也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这是一个积极、健康的发展趋势。
1980年10月，湖南电视台拍摄了一条名为《要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的新闻片，批评某县的一些小学危房多、环境差，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片子拍成后，他们先拿到县委、地委放映，请有关部门审查，并核对事实，在当地党委和主管部门都认为事实准确以后才正式播出，取得了良好的批评效果。[188]
1980年10月29日晚6点15分，北京火车站发生爆炸，中央电视台记者赶到现场拍摄了事件相关画面。事后查明，这是犯罪分子用自制土炸药制造的事件。中央电视台在31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这条新闻，以事实澄清了社会上的流言。[189]
1981年春天，乌鲁木齐冰雪融化，水溢市街。新疆电视台记者拍摄了市区和平街污水汪洋、道路泥泞的画面，并制作成新闻播出，立刻引起市委和该街道办事处的重视。春天电视台批评完，秋天政府就修好了一条柏油马路，大大改善了这个街道的卫生状况。
1981年7月，重庆出现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正在建设、尚未开播的重庆电视台立即组织人员抢拍了山城人民抗洪救灾的电视片。
1982年11月，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三千名居民为什么买米难》，批评了有些单位相互扯皮、推诿的不良作风。播出后，这个拖了半年多的问题得到解决。
1983年7月，无锡电视台将本市熙春街菜场缺斤短两的情况拍成新闻播出，引起菜场领导和职工的震惊，菜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堵塞漏洞。两个月后，记者又来到菜场，当场为几十位顾客复秤，未发现缺斤短两，于是又报道了这个菜场改正缺点的情况。[190]
1983年7月，陕西安康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陕西电视台先后派出5批记者赶往现场，抢拍灾情。他们向中央电视台和陕西电视台提供了30条抗洪救灾新闻。
1983年，中央电视台记者陪同卫生部领导到北京医学院察看学生宿舍时，看到学生将吃剩的饭菜摆满桌面，纸屑、果皮扔得满地皆是，记者拍下并制作了《崔月犁、白介夫检查学生宿舍卫生》的批评性新闻，播出后在全国高校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很多地方台也做了一些很尖锐的批评报道。如浙江省杭州市工商局一名干部乘拆迁之机敲国家竹杠，致使城建工程迟迟不能开工。浙江电视台记者冲破“阻碍”，播发了11次批评报道，电视台收到数以百计的电话、信件、电报，许多新闻单位也纷纷刊发新闻和评论，支持浙江电视台的报道，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福建电视台对厦门市的严重污染问题做了批评报道，湖北电视台对野蛮施工给予了批评报道，这些报道都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191]
这些早期的负面新闻针对的大多是一些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不道德行为的个别现象，较少挖掘问题背后的核心、症结。比如前面提到的学生宿舍事件，由于报道并没有对相应的社会氛围、条件、心理做深入分析，虽然在高校也促使宿舍卫生检查评比制度产生，但对学生生活习惯的影响仍很微弱，仅仅流于表面处理而很少产生实质性影响。
当时，大家对批评报道还不那么了解，利益冲突还没有那么明显，只要事实核对清楚，一些单位的领导还能较坦然地接受媒体批评，致使报道能够见诸媒体，而且还能迅速解决问题。但是从这些新闻的操作过程看，人为因素的作用较大，没有形成相应的固定程序与法律保护，领导足够开明是报道成功的唯一保证。这很快形成巨大的弹性空间，致使一些灾害报道、批评报道至今都不能有一个畅通的表达途径。
除了随机的批评报道外，有的电视台还设立了专门栏目，使批评常规化。1983年2月，广东电视台开办了《立此存照》栏目，这个栏目曝光一些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不文明、不道德、不守纪律的人和事，激发人们共同鞭挞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不良风气，深受观众好评。此外，北京电视台的《观众之声》、山东电视台的《街头见闻》、上海电视台的《观众中来》等，都属于这类栏目。[192]
（六）社会新闻
1949年之后的媒体很长时间都对社会新闻讳莫如深。1978年冬天，湖南电视台编辑人员亲自出马，密切配合记者采访播出了第一条社会新闻——《长沙人民希望坐好公共汽车》，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以此为契机，湖南电视台的社会新闻越拍越多，成为新闻中的重要品类，也是观众最乐于收看的内容。[193]这个时期，湖南电视台采制的社会新闻有三个方面的选题：第一，讴歌良好社会风气。如1980年6月，该台一位记者到农村采访，发现所住人家四代和睦相处，50岁的儿媳妇细心照顾90岁的婆婆，年轻的侄儿、侄女把独居的70岁伯父接到家里奉养。记者经过对全村此类事例的调查，拍摄了一组《这样的家庭谁不夸》的社会新闻专辑，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后来，该台记者又连续报道了《一个情操高尚的姑娘》《后母爱子胜亲娘》《姑娘爱上了残废军人》《孝敬公婆的贤媳妇》等反映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新闻。第二，针砭时弊。湖南电视台报道了《长沙街头车祸多》《菜价高于米价》《长沙环境污染严重》《救救湘江》等针对社会问题的新闻；同时也报道了轰动一时的案件《衡阳“2·21”案件始末》《盗宝案件侦破前后》等。第三，奇闻、趣闻。该台报道了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社会奇闻，如《一个身体多部位能识字的女孩》《一岁多的小孩识字一千多个》等。这些不同内容、不同角度的社会新闻播出后，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也为社会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1981年4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湖南电视台相关人员介绍了他们组织社会新闻的体会。[194]
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也较早地播出了社会新闻。1979年前后的《上海电机厂发生火灾》《陈燕飞勇救溺水者》《大学生堕落成杀人犯》《一残废青年义务为群众修表》等新闻，都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195]
（七）战争报道
1978—1979年5月，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将20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驱赶到我境内，并挑起边境的军事冲突。
中央电视台派新闻部军事组记者到边境采访，真实记录了越军迫害华侨和华裔、打死打伤我边民300多人的罪行。1978年5月25日，《新闻联播》报道了越南当局驱赶大批华侨回国的新闻；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中越边境紧张局势加剧；8月25日，越南当局在友谊关口制造流血事件，驱赶我难侨，中央电视台记者马赤后、王有才冒着危险抢拍了大量镜头，中央电视台据此制作的新闻片于27日播出。[196]
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地区自卫还击作战命令》。16日，中共中央召集党政军副部级以上干部报告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为保卫边疆作战的报告。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战斗打响，中央电视台当晚口播了“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播出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消息，并播出了军事记者拍摄的专题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及时向中外观众报道中越边境事件真相。[197]
在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记者们与部队指战员一起，冲到了前沿。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军事组组长周居方带队，9名记者兵分两路，分赴广西和云南前线，随军采访。9名记者和战士一同摸爬滚打，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大量新闻素材，不断通过空军值班飞机送回北京。其中，中央电视台记者周兴广战争初期在中越边界采访。在战争中他第一个被派往前线，进入对方腹地，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由于通信线路不时被对方破坏，加上设施落后，他曾有7天时间不能同北京联络。他与战争年代我军的战地记者一样，“有一种信念，宁肯牺牲不做俘虏”，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视死如归。他当时“什么也不顾，边走边拍”，拍摄了大量战地画面。记者们摄取的珍贵图像资料，被编成10集新闻系列报道，以《自卫还击》为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先后审看了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战后回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每位战地电视记者记功授奖。[198]
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昆明电视台也派记者拍摄了有关前线的资料片，有些提供给了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也有3名记者赴前线采访，均荣立三等功。
战争初期的1979年3月17—25日，联邦德国电视二台记者夏拉图一行4人来我国拍摄中越边界冲突电视片，制作了题为《第三次印支战争——中国抗击越南》的新闻，介绍了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始末与背景。[199]
1979年5月，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越南，就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形势进行了谈判，中央电视台派记者韩金度、杨宪文随团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