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一、体制规范与转变
（一）强调广播电视的政治属性
鉴于改革开放对媒体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几年里，对于电视事业的建设，国家领导人有不少的指示，对电视的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阶段，党和国家领导对广播电视工作，一再重申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喉舌工具性质，强调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提出了电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任务。
1983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种说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2]
1985年，中央批准转发了《关于严禁发表违反中央外交政策的文章的请示》等几个文件，其中对媒体的性质再次重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1987年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强调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指出：“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绝不能借口‘新闻自由’‘文责自负’和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任意发表错误的和有害的东西，更不允许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反党的政治主张。”[3]
1985年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发布，对广播电视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要坚决贯彻党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自觉服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在节目上，要改变内容和形式上单调、死板和生硬的状况，做到战斗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统一，做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国际新闻应尽量选用通信卫星传播的资料，并努力开辟其他来源。除了对节目质量提出要求外，《纪要》还对事业建设提出意见：要增设频道，增加节目和播出时间，要尽快使全国各地都能收看到电视节目，当时就是要积极研究租用外国通信卫星来做过渡。[4]
1985年11月11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电影、电视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它们的企业经营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5]
1983年中央提出反对精神污染，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新闻工作者对这一决策理解不深、政策界限不清，出现节目比较单调乏味、制作者不知所措，甚至对一些社会变化重新持有“左”的观点的问题。[6]
这一时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有违世序良俗的低级庸俗广电作品。如1987年7月28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通报批评北京音像公司违章出版录音带《洞房蜜语》，决定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4.95万元，并处以10万元罚款。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人员分别受到了行政处分。
（二）反对有偿新闻
自从广播电视放开广告经营，一向经费捉襟见肘的电视台便开始探索从日常报道中找到更多财源。从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领取小礼品，到采访对象提供经费，再到利用媒体的影响与报道对象进行交换，将一些经济资讯类节目办成“二类广告”向报道对象收费等，各种赚钱门路不一而足。几年间，经济收益已经大大超出了广告收入范围，不少电台、电视台搞起了有偿资讯甚至是有偿新闻，虽然收入大增，但严重影响了其声誉。这时国内媒体界展开了一场新闻是否具有商品属性的大讨论。
1985年2月21日，广播电视部发出《关于必须把新闻报道和广告严格分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一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有偿新闻”和有偿服务的“信息节目”，以传播信息为名，实为捞钱，这是对新闻改革的一种误解，是不正之风。《通知》要求全国各广播电视厅、局立即检查和纠正这种做法。
1985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播电视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报刊、书刊、电台、电视台经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中央和地方报刊、电台、电视台不得在新闻栏目或其他节目中以新闻形式刊播或插播广告。节目进行中，不得中断节目播出广告。[7]
1987年2月5日，广播电视部总编室召开了广告与新闻、专题等节目关系研讨会，提出要防止广播电视节目的商业化。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小台不能遵守宣传纪律，屡屡发生盗播滥播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电视剧的违纪现象。[8]
（三）体制机构
1.机构体制
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广电工作会议将广电体制改革作为主要任务。会上首先明确了领导体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视厅（局）的事业管理受同级人民政府和广播电视部的双重领导，其宣传工作受同级党委和广播电视部双重指导，皆以当地同级领导为主。这决定了中国各级电视台的隶属关系，“都是国家办的，是各级党和政府的舆论机关”。由此独特的既统一又独立的全国性电视网络布局形成。[9]
当时各地广电机构名称不一，广播电视部做出规定：大中城市和地、县级广电机构称“局”，而省、自治区机构称“厅”。到1984年年底，全国各省市都按此建立了广播电视厅（局），还建立了2050个地区、省辖市和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处）。
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相关议案，决定将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初期，广播电视部电影电视合并领导小组决定，省级以下电影系统的隶属关系暂时不变，只是在国家一级做出调整。[10]
之前，1985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艾知生为广播电视部部长，免去吴冷西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职务。这一年，杨伟光、沈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杨任副台长，沈任台长助理。1987年7月16日，王枫同志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11]
1985年11月，中国记协电影电视记者协会在北京成立。
2.台内机构调整
随着电视媒体的日益壮大，为了配合节目制作需要，很多电视台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个时期的机构动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理顺业务程序，增加、完善操作功能；另一个是开办专业服务公司，既为节目服务也承担一定的创收任务。
经广播电视部批准，1984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作为全台“宣传”决策机构的编委会，负责对节目进行全面规划；同时明确了总编室作为其执行机构的职能和地位。这是在中央电视台考察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等的管理模式后确立的管理机制，希望从节目管理入手，带动管理水平的逐渐提高。[12]
此外，在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下，1984年，中央领导多次指示中央电视台加强经济宣传，为改革开放服务。这年12月，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经济部。上级明确规定经济部的工作宗旨是：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
1986年，中央电视台将1978年专为教育电视成立的电教部改名为“社教部”，不久又与专题部合并。[13]
上海电视台也进行了内部机构调整。1984年3月1日，下设机构变为7部、2室、1组，即：新闻部、文艺部、电视剧部、社教部、对外部、技术部、管理部，党委办公室、总编办公室，党委纪律检查组。同时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也被划归该台领导。1986年6月2日，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编委会。
1985年1月，上海电视台又相继成立了9家经营公司，为电视台提供各类服务的同时承担一定的创收任务。它们中有上海电视台技术公司、制作公司、咨询信息服务公司、贸易服务公司，以及上海正大综艺电视制作有限公司、沈传薪——四川音乐制作有限公司两家中外合资、合作公司等。它们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三产”企业。[14]
业务调整之后，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台里，出现了最初的功能单纯化分离，大多是始自影视剧制作部门。如1987年2月14日，原江苏省文化厅所属南京电影制片厂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所属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组建了“江苏影视制作中心”，隶属于省广播电视厅。两个月后，4月25日，原河北电影制片厂、河北省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厅所属电视剧制作中心合并，成立了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1987年5月2日，上海也组建了电视剧制作中心。同一天，上海广电部门对所属频道进行了重大调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按节目类别分别设立了“新闻教育台”“文艺台”和“经济台”。而电视台则分为以播出新闻、文艺类节目为主、使用8频道播出的“上海电视一台”和以播出经济、体育、社教节目为主，使用20频道播出的“上海电视二台”。由于当时频道数量、节目制作能力有限，电视还不能达到像广播一样的细分程度。实行这种专业分工的目的是“倡导内部竞争”，“把商业经营的某些做法引入电视管理”。[15]
（四）法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的法制建设快速进步，新闻立法提上日程，广播电视立法工作也在加紧探讨。
1986年1月，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成立部法规领导小组，并在部政策研究室设立了法规处。稍后，中央电视台等一些部属单位也成立了法制领导小组和法规起草小组。与此相适应，上海、广西、四川、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也成立了法制处，还有一些省份成立了法制工作小组，配备了专职的法制工作人员。
1985年12月22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吉林省广播电视管理暂行规定》。这是全国省级政府第一部内容比较充实的关于广播电视的法规性管理文件。此后，广西、江西、山东、山西、新疆等广播电视厅（局）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这些法规、规章的颁布与实施，加强了广播电视系统依法管理的水平。[16]
1986年8月17—22日，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在吉林省通化市召开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影电视法制工作座谈会，讨论了《电视节目版权规章》《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中外合拍（协拍）电影电视片管理细则》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七五”期间立法计划》。
1987年8月13日，广播电影电视部第一次法制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讨论了《录音录像管理条例》《有线电视管理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电视片暂行规定》等5个条例和规章。
这个时期，一些立法开始涉及音像内容的制作、播出管理。
1986年9月1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录音录像版权保护暂行条例》《录音录像出版工作暂行条例》。
1987年2月9日，江西省广播电视厅党组讨论通过了《江西省广播电视厅广播电视节目审查制度》。该制度分为总则和审查范围、职责及程序、审查要求三个部分，共10条。
1987年4月15日，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发布《关于加强电视剧制作管理的规定》。
1987年6月16—2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国音像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是研究和部署加强音像管理，整顿音像出版和音像市场工作。
1987年9月8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
这一时期的立法还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广电设施使用、保护和对有线电视管理的，属于设施、技术性法规，其中少数也涉及内容管理。如：1986年1月11日，广播电视部颁发了《分米波电视广播覆盖网规划》。1987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布《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1987年5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转发了《北京市郊区电视转播台管理暂行规定》。1987年6月10日，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发布《上海市闭路电视管理暂行规定》。1987年8月1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重新颁布《广东省电视共用天线管理规定》。1987年9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厅、省旅游局联合颁发了《加强江苏省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管理的办法》。1987年12月15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并开始实施《吉林省广播电视保护办法》。
还有一些台率先制订了职业道德规范。如：1985年7月20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公布了《新闻记者道德规范条例》。1987年5月27日，上海电视台召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二、事业建设
（一）增办播出机构
在这个阶段，中国电视史上出现了办台的第二次大跃进。
1.国家、省级台
首先是实力雄厚的国家、省级台纷纷开办第二、三频道，很多是为了将自办节目与中央电视台节目各自独立。随着国家教育电视台上星，各台的新开频道中大多有一套教育节目，其他为具有某种专业倾向的节目频道。
1984年9月3日，天津电视台开设17频道，主要播放中学课程及少儿节目。1985年1月1日，河北电视台10频道开播，播出自办节目，不再与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混用同一频道。[17]
1986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第三套节目，用15频道向北京地区试播，使用超高频（U频段）播出。在新台主楼顶的天线高度达140米，机房安置在23层。[18]5月，上海电视台26频道开始试播，7月1日正式播出，替代20频道播出教育节目，成为电视教育的专用频道。12月，天津电视文艺台开播，每晚播送文艺节目2至3小时，是全国地方台中第一家文艺性的电视台。[19]
1987年2月1日，四川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开播。5月1日，辽宁电视台第二套节目试播以经济宣传为主的综合节目，每天两小时。7月，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电视频道正式播出。10月1日，江苏电视台38频道试播文艺节目，至此，该台每天累计播出时间由1983年年底的13小时增加到了30小时。12月20日，浙江电视台二台文艺台开始试播。
湖南省电视台1983年每天平均播出只有18小时，其中自办节目平均每天3小时。到1987年增加到3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24小时30分，自办节目增加到9小时30分，增加了3倍多。其中包括1987年7月1日正式播出的电视文艺台，这是全国第三家文艺台。
这一段时间新开播的很多是教育台和文艺台，这是最早的基础功能划分的结果。
其次有的台在没有增加频道时，先增加了播出时间。1984年1月1日新年伊始，江苏电视台自办节目由每周5次猛增到每周14次。甘肃电视台在1984年自办节目每周3次，到1987年，增加到每周7次。
浙江电视台从1985年始，全天开设三档电视新闻节目。市级电视台除杭州电视台每天设有《杭州新闻》之外，嘉兴、宁波、温州等台也都增加每周电视新闻的播出次数。
随着接收设备的普及，过去一直并不突出的接收外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1985年9月2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些地方普遍收看香港电视，不少群众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侵蚀和影响。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努力把我们自己的电视办好。鉴于珠江三角洲一带为粤语地区，相关部门决定尽快安排一个电视频道，主要用粤语播出。播出节目以国内节目为主，同时适当选播一些内容基本健康的香港或外国的电视节目。书记处会议原则上同意《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收看电视问题的报告》。从中可见当时主要是以“疏”的方式面对问题，这样便出现了方言频道。1987年7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撤除收看香港电视的共用天线。[20]
2.市县台
自十一次广电工作会议确定四级办台方针，允许市县办电视后，地方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各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逐年递增。到1986年的近三年中，我国批准市级办台176个，县级办台137个；在当时已开办的201个新台中，市级台约占总数的70%，县级台占30%。县一级当时受到人财物力条件的限制，只有极少数具备条件，所以省辖市就成为新办电视台的重点。
例如：深圳电视台原来只是个差转台，只负责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的节目。经过1983年一年的筹建，它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基建、安装设备、调集干部和专业人员、制定节目方针等任务，于1984年元旦试播。当年即播出新闻1392条，被中央电视台和广东台采用71条，自制专题节目37个、电视剧5部，电视小品两个。[21]
在1983到1987的四年间，各省的省会城市电视台有较大增幅。例如，1984年1月1日武汉电视台正式播出。5月1日，西安电视台用10频道试播节目。太原电视台也于当年年底开播。1985年3月16日，乌鲁木齐建立了市电视台，至此，新疆15个地州市首府都建立了电视台。1987年1月1日，重建的成都电视台在15频道正式开播。这年10月，甘肃省第一家市办电视台——兰州台正式播出。[22]
同时，地市和县级台也在持续增加。如山东省同期先后新建了11座市地电视台和10座县级电视台，全省的电视台从两座增加到23座，连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集资建起了差转台，人口覆盖率从50%增加到75%。江苏电视台这期间由6座发展到19座：省级1座，市级11座，县级7座，每个省辖市都建有了电视台。同期，安徽省开办了8座省辖市台、1座地区台和6座县级台，加省台共有电视台16座。江西建立了电视台9座，除省台外，还有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萍乡市和赣州、宜春地区以及婺源县电视台，节目达到16套。
这几年间，广西批准建成了桂林、梧州、南宁、柳州4座电视台。云南省先后建立了昆明、大理、楚雄3座地（州、市）级电视台和玉溪、个旧两座县级市电视台。贵州省于1984年12月后逐步建成了黔南州台、安顺台、贵阳台、遵义台及清镇县和都匀县台。[23]
这时，地方上的发展重点已经从广播全面转向了电视。分析起来，各地纷纷办台可能的心态有多种：“发展是硬道理”已逐渐深入人心，各地都急于争上建设项目；抓住时机很重要——害怕政策一变想办也办不成了，这是常常出现的“机不可失”的追风心态。当然，当时电视在全世界都处于大发展阶段，办电视、上电视很风光，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一些地方领导自我欣赏、炫耀的舞台。另外，办电视可以有广告收入，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扩容之前，对于百姓来讲，能够收看到电视的人多了，可选择的节目也多了，但频道并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台都是在一个已开播频道上“插播”自己的节目。观众来信说，在可以收到的一个频道上，往往“看不到一套完整的节目”：中央台、省台、地区台的节目轮番上阵、层层截流，电视报上的预告“宣告作废”。所以增加频道受到欢迎。但随着频道层级的增加，新闻也实实在在地多起来，一个住在县城的人可以从中央台一直看到自己县里的四级新闻，全都看完一晚上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电视是一个重装备、高消耗的事业，运营费用很高。在一些当时经济条件较差的省份，如陕西，有一部分电视台、差转台曾因经费不足而不能正常播出。山东省在建其10座县级电视台时都花费了大笔投资，但建成后由于经费和节目源有限，多数每周只能播出十几分钟的自办节目，并没发挥太大的作用。再如河南省这期间建成了9个省辖市台和1个地区台，但除洛阳、郑州市台每天固定播出1次外，其他各台由于人力、设备的限制，每周只能定期播出l至2次新闻和专题节目，一般播出时间为10—20分钟，县级台仅有邓县1个，该台条件差，不能定期播出节目。所以有人提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应严格控制县级办台，县一级的建设重点应放在转播台和差转台上。这在后来证实是正确的主张。
针对这样的状况，1984年3月28日广播电视部颁发了《关于市县建立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暂行规定》，对市县建台方针、条件、宣传要求和申报批准做了具体规定，要求“市县电视台以转播或录放中央和本省的电视节目为主，有条件的可以插播本地的新闻性、知识性和服务性节目，暂不自办文艺节目”。[24]
3.教育台
由于国家大力支持教育电视发展，在新办台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育台。1985年10月1日，经有关部门批准，我国第一家高校台——武汉华中工学院电视台成立并开始播出。该台由学院自筹资金建立，专门播出电视教学节目。[25]1986年10月，黑龙江省方正县建成该省第一座县级电视教育台。
1985年10月，上海电视台使用邮电部第一研究所生产的1套6米天线卫星接收设备，接收国家教委的第一套和第二套电视节目。1986年7月1日，中国卫星电视教育频道开始试播。[26]
4.中央电视台三套节目分工
中央电视台这时已经办有三套节目，经过宏观考虑、总体布局，本着充分发挥各频道特色、提高总体节目效益的宗旨，对频道进行了重新定位：
第一套节目是以新闻为主体的综合节目。主要任务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宣传改革。当时每天播出三次新闻，其调整目标是增加新闻播出次数，并使节目形式多样化：要有长有短、有综合有专题、有速报有分析解释；以改革新闻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此外，注意文艺、体育、少儿、社教等各类节目的恰当配置，精选、精编、精办一些高质量的节目，以少胜多，以精取胜。
第二套节目是以经济信息为主体的综合节目。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传播国内外经济信息和商业行情，沟通城乡和国内外产销渠道，当好企业和消费者的参谋。当时的经济节目是一个40分钟的栏目，改进方向要增加经济内容的分量，提高节目质量。此外，还要播一些欣赏性、娱乐性节目和国内外文艺团体演出、体育比赛等的实况。
第三套节目于1986年初试办，当时只对北京地区播出，是以文艺节目为主，并选播第一、二套中已播过、质量较高的节目，每天播出3小时。这套节目考虑增加社教类内容。[27]
这其实是频道达到一定数量后，开始进行的最初的频道专业化分工。
（二）经营转变
在第11次全国广电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对广电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过去单纯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经费来源多渠道，通过提供服务、节目收费、制播广告等方式创收，弥补经费不足。
1984年5月7日，田纪云副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当台领导提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他表示支持，同时提出广播电视部可以把电视台作为试点单位，要求将改革方案速报国务院。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方案，在办好电视节目、提高节目质量的前提下，扩大中央电视台的自主权，经费包干三年不变。[28]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经营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的国内外交流、购销业务。
在经营方面，一向被认为是最有经济头脑的上海人一直走在前面。1979年，上海电视台率先开办了电视广告，开始有了自筹经费。1980年建立了二级会计单位，实行“经费包干，独立核算”的财务体制。1985年1月，上海电视台分别与所属5个部门签订了形式不同的承包合同：新闻、文艺、社教三个节目部是以节目制作质量、数量为主要内容；技术部是以更好为节目服务、提高播出质量为中心内容；广告业务科的则是以广告创收金额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为中心内容。这种承包后逐步推广至其他部门。其方法是将经费与所承担的业务开支挂钩，对相应单位进行计划、管理。同时，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上海台还相继成立了经营公司、技术公司、制作公司等9家三产企业，[29]提升了经营能力。
以上海台新闻部为例，承包主要是明确职责。在经济上，除定编人员的工资外，奖金和新增人员的工资以及其他杂项开支都要由部门搞多种经营自筹。按规定，记者不允许搞创收，但可以抽人专搞经营，于是他们成立了“上海电视台经营公司”和“录音录像服务中心”，从事广告片、加工片的摄制和录像服务；该收入将按3%左右提成，作为部里的奖励和福利基金，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30]
（三）人员机制
随着各地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快速增加，全国电视新闻编辑记者队伍也快速壮大，从1981年的300多人发展到1985年的1200人左右，增加了三倍。1985年全国的电视编辑记者共提供了10万多条消息及专题新闻，人均近百条。如果单按拍摄数量计算，记者人均达近200条。这个工作量，比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要大得多。[31]
1.增加数量，提高素质
1984年5月14日，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在吉林视察时谈到电视新闻工作。他说，要搞兼业记者，搞时政的记者难道其他重要新闻就不搞了？摄像记者也要能写口播稿、文字稿。记者一定要一专多能，知识面要宽，还可以发动其他人给你们拍新闻。这一讲话涉及培养全能记者、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新闻制作的重要问题，很有先见之明。[32]
1985年7月4日，胡耀邦在同广播电视部领导谈话时讲到，要把领导班子健全起来。要下决心裁减一批人，这样才能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要推行责任制。要改善每天的节目，经常指导各省市的广播电视工作。他对广电班子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33]
根据当时的实践经验计算，一个台每天办一次15分钟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该有记者、编辑、照明、录音、播音、美工、技术等各种专业人员至少50人，否则不能保证质量。播出次数多和边远地区的台，人员还要更多。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为例，1985年每天平均办大约一小时新闻节目（其中一半内容由地方台提供），编制为170多人，仍感人员严重不足。[34]
面对电视新闻急剧增长的大发展态势，当时的电视新闻工作人员数量、专业素养都不乐观。据1986年统计，全国省级电视台新闻部有编辑记者11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530多人，约占50%，而同时其他新闻机构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0%左右。所以当时在新闻选题、采访、调研等方面，电视与其他新闻单位相比，有很大差距。“没有高水平的电视记者和编辑队伍，就很难搞出高质量的新闻。”尽管水平还不够高，但这是一支十分活跃、朝气蓬勃的队伍，大家艰苦奋斗，积极努力，为发展电视新闻事业积极做贡献。[35]
人员构成情况在不同级别电视台之间还有不同。1986年6月统计，江苏电视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为69.6%，徐州电视台则只占48.3%。因此，地市级电视台无论是在人员数量、质量上，还是在其他物质条件方面，都无法与大台相比。
上海电视台1958年创建时，人员来自电影厂、电台和文艺机构。“文革”中，又进来了大批复员军人和回城知青，具有新闻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不多。1978年在改革初期，随着对新闻认识的提高，现实情况要求对新闻部门的人员队伍进行调整更新。他们在1982年至1984年三年间，面向社会招聘两次，新闻部招聘了12名编辑记者，队伍得到了充实。他们还积极争取大学生分配名额，仅1983、1984两年就招收复旦大学11个毕业生。这些学生受过专业训练，有理论知识，能很快适应工作。1984年还选送了5名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到学校去学习深造。[36]通过这样的系统招收、培训，上海台整体提高了新闻采编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调动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上海电视台新闻部率先探索。他们从1980年开始对员工进行“评记功分”式的分配改革，即将各职位的工作设定定额，超过者给予奖励。这样一来，打破了“大锅饭”的模式，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原来新闻部一年只制作播出新闻230多条，到1985年他们提出每天办五次新闻：9：30、14：00、18：30、20：00、22：00各一次，时长总数达115分钟；另外每天还要播出一个专题或专栏。人的数量没变，还是110人，但新闻节目的数量增长却很惊人。1985年新闻部员工提出实行全面承包：包人、包成本、包任务，以完成节目播出。[37]
中央电视台自成立以来的30年间，从1958年建台初期的45人、办一个频道每周播两次、每次两小时节目发展到1983年的990人、1985年的1500人，到1988年，共有2351人（含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每天有3个频道播出4套节目，日播出量累计为30小时（其中自办节目为5小时）。1983—1987年平均年递增约200人，是历年编制幅度增长最大、增速最快的，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占到50%左右。[38]
另如1984年元旦开始试播的深圳电视台，1985年办有两套节目，一套转播广东台和中央电视台节目，一套为自办节目。后者每周二、四、日播出三次，每次三个半小时，其中新闻节目10分钟左右（普通话、广州话各一次），还有专题、文艺、天气预报、广告等节目。当时全台218人，除原有少数外，大部分来自广州、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台，分属新闻、专题、编播、电视剧、技术、行政等部门。其中新闻节目采制人员占三分之一强，技术人员占三分之一弱。[39]
以上可见，当时的电视新闻工作队伍人员少、任务重，同时又经验少、专业基础差，成为电视发展过程中的短板。
2.记者站、通讯员团队的组建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有些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政府机构开始拥有电子摄录设备，为本单位的闭路电视系统制作节目。上海电视台新闻部吸收了80个单位掌握摄录技术的110名人员为通讯员，于1986年8月召开了首次电视新闻通讯员会议，建立了通讯员队伍。当年，这些通讯员被采用的新闻片达723条，占新闻片总播出量的17%，1987年达到了905条。通联工作的重点，也从处理口播文字新闻稿，逐步向处理电视新闻片过渡。
很多省级台都在本省范围内设立了记者站，以增加节目来源、更快捷地得到各地的新闻信息。如江西电视台在全省的8个地市建立了记者站，并建有驻省军区记者站，从1987年起，还发展了以各地市电视台为单位的集体记者。
安徽电视台自1982年起在省内各地市聘请了通讯员，1987年又建立了5个记者站。之后来稿数量急剧增加，播出新闻逐年上升：1985年为2850条，1986年为5234条，1987年增至5684条，同时还播出新闻专题137个。合肥、蚌埠、安庆、马鞍山等市电视台在人员、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全年播出的新闻条数也在1000—2000多条。安徽电视台当时每日播出《安徽新闻》，每次15分钟；每周一次《安徽要闻》，每次10分钟；《华东见闻》两周一次，每次10分钟。[40]
（四）观众调查
这个时期，各类调查增加，并逐步常规化，为电视事业提供了客观的反馈观察。
1.中央电视台
1986年4月5日到7月15日，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委托国家统计局咨询服务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进行了“中央电视台电视观众调查”。对除台湾和西藏外的25个省市区首府和3个直辖市进行了调查。调查员根据抽样访问到户，1262个样本回答了问卷中的问题，调查表收回率达100%。调查结果为：城市居民看电视的达到99.8%，经常看、天天看的为83.5%，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天天看。[41]这样大规模、大范围、科学、有计划的全国观众调查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1986年6月，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组与系统工程部合作，利用计算机开展了日常节目收视率调查。样本选择方法是在《电视周报》（《中国电视报》的前身）上发布信息，招聘被调查者；从北京观众中选择确定了570个调查点，组织调查对象义务做收看记录，他们把自己看过的节目每日在《电视周报》节目单上勾划出来，一周后寄回电视台；调查组再将数据录入，统计出收视率，每周或半月公布一次。用计算机统计反馈信息，将收视率调查制度化、常规化，这为节目决策和提高质量、改进工作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这种收视率调查方式坚持了半年时间。[42]这是中央电视台最早的日常收视率调查。
除这两次外，这一年中央电视台还进行了电视新闻抽样调查。这三次调查在该台历史上是一个大突破。
中央电视台在对调查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定性分析。1986年还搞过两次农村典型调查。调查发现由于农村改革形势发展很快，农民不仅需要娱乐，而且迫切要求文化、科学知识。根据这个情况，中央电视台增加了农业专栏。
1987年，中央电视台又在全国19个县铺开调查网，采用分层抽样法，在近1000万人口中抽出4000人，再按等比例随机抽样，选出550人；用有偿提供方法，请其每日做收看记录。这些观众基本都能按要求做记录，保证了基础资料的可靠性。中央电视台根据这些数据，及时把各栏目收视率公布出来，受到全台的重视和欢迎。
1987至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一般采用委托调查的方式。1987年又委托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全国抽取1200个调查样本，采用邮寄卡片的形式，卡片上标有节目时间及所在频道，调查对象将自己的收视情况记录在卡片上，每周回寄给调查所，该所汇总后将收视率结果提供给电视台。1988年，收视率调查工作委托给了国家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方法与1987年的类似。[43]
2.上海电视台
1984年，上海电视台举行了多次综合调查。年初即深入工厂、街道等召开观众座谈会，通过工会组织发出“城市职工收看电视节目调查表”，再从上海市统计局、人口办公室等了解有关全市总体的数据。由此获知上海市民拥有电视机超过200万台，市区电视机普及率为88%，郊区为15%，同时还了解到市民观看电视的时间、观众的文化层次和喜爱的节目等，为上海电视台开辟白天节目、调整栏目档次提供了依据。
1985年4月26日，上海市民评选本市10种“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揭晓，上海电视台的《国际瞭望》《体育大看台》节目入选。[44]这是公开的调查。
1985年上海电视台群工科的收视调查分析发现，调查对象中年龄为13—44岁的占85%，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占13%，初高中达80%；受试者平均每天看电视达两个小时，其中娱乐节目收视者达70%以上，其次为新闻和生活服务类节目。调查结论是要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通俗性。[45]
1986年年初，上海电视台决定当年投资5.5万元建立本市区电视收视率调查网，委托该市城乡调查队负责实施。7月1日起调查队在市区选择了50个居委会的1000个家庭作为样本单位，要求他们采用记收视日记办法，将每天节目按时间段和各个频道，填写收视情况。每20户请一名调查员负责发放、收集调查表，并指导填写。周一收回表格，周二上报城乡调查队，周四向上海台发出统计报表。以户为单位，统计各时间段和节目的收看百分比；每季度再选1周侧重分析各节目观众个人的情况。
上海电视台通过每周的收视率调查，了解到该台新闻节目的收视率为10.6%，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是13.04%，观众对新闻节目的平均喜爱率达到62.71%。
抽样调查对节目有了科学、客观的评价，在电视一台与二台以及各个节目组中形成了竞争压力，为改善节目引入了活力。各节目组纷纷给自己定出收视率的“合格线”和“警戒线”，开始改变“节目播出就是完成任务”的观念，也不再仅凭“自我感觉或领导赞美”作为节目的评价依据。这有助于克服“拍脑门”决策和“大锅饭”的平庸。
3.全国推开
我国一直实行电视无偿服务的方式，对电视节目的检测、评价长期是“对上负责与上面负责结合”，缺少受众的意见、评价表达渠道。而对上负责很多时候都是人为评价，不能为节目的进步提供科学的、持续的改善动力。抽样调查改变了这一弊端，观众的意见、评价成为电视台确定节目设置、编辑方针、节目内容及形式的主要依据，有益于对节目播出规律的探索。随着电视节目质量高低逐步与电视人的收入挂钩，这对从根本上提高节目质量、效益，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有极大的持续性推动作用。这在当时电视事业大干快上，电视台普遍底子薄、经费缺、制作力量不足，同时又节目多、战线长、质量难保的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
使用调查方法，从服务对象处获得评价，不仅是电视节目改进的动力，也是管理科学化的进步。
1987年5月10日，首届全国电视台观众调研工作会议在无锡召开。会议由中央电视台、上海、江苏、浙江、无锡等广播电视厅（局）、台联合主办。会上，广播电影电视部向全国电视台推广了上海收视率抽样的调查方法。[46]
同时，很多省市都开展了方式接近的受众调查。
1984年9月15日，广东电视台召开观众收视调查汇报会，首次公布由省计算中心统计的调查结果：全省有电视观众2500多万人，电视机约250万部，观众每天看电视近3小时。被评为最受欢迎的5个栏目是：《电视剧坛》《万紫千红》《百花园》《一周荧屏》《体坛内外》，没有新闻节目。
湖南省电视台的调查结果则相反。该台1986年对3220名观众调查统计显示，在该台的3个新闻节目中，喜欢看《湖南新闻联播》的占63.9%，收看《晚间新闻》的占69.3%，收看《一周要闻》的占41.1%，电视新闻在各类节目中收视率最高。[47]
1987年9月，四川省开展了首次广播、电视、音像受众抽样调查，完成了1000份问卷的调查任务。
一些调查也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如1987年杭州市城调队11月9日到22日两周的市区调查显示，中央电视台第一套周一到周六19点以前的83个日间节目的平均收视率为0.72%，有50个节目的收视率为0。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48]
1986年，浙江新闻界对该省城乡受众展开调查，了解受众的重大消息首要来源。调查了当年的四大突发事件：1月28日的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4月15日的美国空袭利比亚、4月26日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5月3日的王锡爵从台湾架机回到广州。对于“你是首先从哪里知道这四条新闻的”的回答中，从电视知道的占52%，从广播知道的为26%，报纸只有百分之十几。由此可见当年广播电视的影响力之大。
1988年春，江苏广播电视新闻研究所（筹）联合省社会科学院等4家单位，就群众获悉上一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大”新闻的情况对南京市区和郊县进行了抽样调查，在800个样本中回收有效问卷792份。结果显示：76.8%的人通过广播、63.1%的人通过电视了解该新闻。[49]这一结果再次说明广播、电视已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最有效途径。
1986年，辽宁电视台先后对机关干部、部队官兵、科研人员、工人、村民、政协委员召开调查座谈会，同时对这部分观众也发放了调查问卷，对“您喜欢看哪一类新闻”这个问题，人们的兴趣首先集中在国际新闻、突发事件上；其次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闻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消息；最后是人物新闻。人们对那些千篇一律的经济新闻、会议新闻都不大感兴趣，有些观众甚至很反感。当问到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三个台中，“哪个台新闻节目您是必看的”时，多数人对《新闻联播》《沈阳新闻》的回答是基本都看，而很少看《辽宁新闻》。至于缘由大家都直言不讳：我们看新闻，一是想知道国际国内大事；二是想知道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至于大连、鞍山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不大。”[50]
无独有偶，1986年年初，徐州电视台抽样调查了1400名观众，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江苏电视台的《江苏新闻》、徐州电视台的《徐州新闻》的收视率分别为79%、16%和53%。据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新闻传播研究室1985年5、6月间对南京观众的抽样调查，中央、江苏、南京三家电视台的新闻收视率分别为63.6%、28.3%、41.9%。[51]这种重远、重近的现象并非偶然，从中透视出省台的尴尬。
这种“新式”的调查给媒体带来了可以清晰感知的定量效果的惊喜，此外，传统的调查方法依然有效，很多台都在用新的热情使用老的调查方法。
1985年10月，浙江电视台为调查电视收看情况，发展了140名“电视之友”，初步建成一个遍及全省各县的电视反馈网。杭州电视台则建立了监听员队伍，以帮助改进电视宣传工作。[52]
为了取得对于电视的具体意见，1986年12月，新华社记者访问了北京通县梨园乡的两个“电视村”，农民反映：《新闻联播》“外事往来多了点，领导人宴请这个，会见那个，用不着啥都上电视”“应增加点社会新闻”。“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不可不要，但不要套话、空话、大话。要真话、实话。”这些实实在在的语言讲的是真情实感，呼应他们的要求才会有媒体生存的空间。
在当年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调查中，观众们对于收视目的的回答，在最多可选三项的前提下，选择如下表（见表5-1）。从中看到农村与城市观众的选择差异主要体现在“了解时事”的排序上；而城乡观众对娱乐的要求都一样很高，总和是三项中最高的。
表5-1 中央电视台调查城乡观众对于收视目的回答对比（单位%）
1987年下半年，由中央电视台牵头，组成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进行了“首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截至当年7月，中国电视观众人数已达6亿，约占总人口的56%；1978年时，这个数字还只是8000万，平均年递增6100万。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近1.2亿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总户数的47.8%；而在1978年这个比例还只是2%。观众中26%的人认为电视台在“反映人民群众呼声”方面做得不够。[53]
1987年9月至11月，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有关省、地（州、市）、县的党委宣传部和广播电视厅（局），对不发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进行了调查。联合调查组共填写整理了400多张典型调查表，查阅整理各类资料上千份，最后形成各类调查研究报告17个。
这几年大家异常热心从事的大规模调查，初步摸清了各类“家底”，对相关的数据都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从中看到的观众原汁原味的意见和对节目的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也非常宝贵。这个阶段，这样的调查工作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三、技术进步
（一）覆盖面扩大
在基本解决了城市覆盖之后，电视的目标即开始转向农村。1986年11月，电子工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普及电视工作，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户户人人都能看到电视的奋斗目标。[54]
1.微波建设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传送和转播质量，各省陆续建成了微波干线和广播电视专用线路；依靠微波解决覆盖问题，改善接收质量，结束了各地用转播方法长期接收不好中央、省电视台节目的历史。这是一个大规模建设和连通微波网络的时代。
1982年4月，我国第一条跨海微波线路——福厦线投入运行，线路全长305公里。[55]
到1987年，广东省共建成了以粤东、粤西、粤北以及南至三亚的微波线路，总长度达1653.7公里。湖南省投资1.5亿元，建成了994.1公里的微波干线，开通了湘北、湘西、湘南的广电专用线路，使全省13个地州市中10个通了微波。河北省的广电专用微波线路1268公里全线开通，使河北电视台和电台的一、二套节目直接传送到北戴河，使暑期度假的领导和游客可以看好电视。吉林省拥有了40座微波站，电路总长达到1452公里；解决了省台节目靠转播台，播出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山东省共兴建了9条微波干线，建微波站35个，线路总长2100多公里；全省15个市、地和少数县可通过微波传送，收看到高品质节目。1986年5月8日，山东电视台在全国首次运用远程传播系统向中央电视台传送节目获得成功。[56]
有些省，如安徽因经费所限微波专线建设起步较晚。1986年9月25日建成皖东方向一条线，1987年11月建成合肥至淮北市的第二条干线，全线279公里，投资293万元。经费问题通过省里贷款、省厅自筹和沿线集资3个途径解决。
虽然各省的进展不等，但建设的热情高昂，进展较快。除省级干线外，一些地县还兴办了微波支线。如安徽宿县地区广播电视局在宿县微波站开口，建成了至灵璧、泗县的微波支线，使这两个县看到了省电视节目。[57]
1987年8月10日，中南5省（区）在湖南省南岳电视转播台举行该区域广播电视微波联网会议。会议研究加快微波联网工作，以实现5省（区）广播电视节目的互传或联播及省厅间的公务电话联络。
20世纪70年代末《新闻联播》初创时期，节目中地方新闻占60%，均由地方电视台拍成胶片通过飞机或火车运送到北京再加工，有时候一则麦田管理的新闻，播出时麦子已经收割了。而当时向各地发送中央电视台节目租用的邮电部微波线路，花了双向的钱，却只用了由北京下行的线路。联播节目组提出地方台把新闻通过微波回传，以解决新闻时效问题。可是从1982年开始的回传试验却遇到困难，因为省台一般离微波站很远，发送节目必需的矫正器常常只有一两台，为传一条两三分钟的新闻，必须拆下电视台的设备搬到山上的微波站，传完再拆回。直到1985年的5月1日，《新闻联播》播出了当天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开幕的消息，才宣告各省市陆续开通微波回传，新闻的时效才真正提高了。
1986年1月8日，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微波线路召开每周一次的全国各电视台新闻负责人电话会议，用以传达宣传精神、总结上周发稿情况，并由各地方台通报选题，统一协调电视新闻报道。[58]
2.卫星电视
1956年，我国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提出积极发展卫星科技。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这是一颗低轨有源卫星，可以向地面发送信号。之后不久，通信部门迫切希望用卫星改变国家通信技术落后的状况。1970年6月，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和空间技术研究院分别组织队伍，开展了通信卫星的相关研究。[59]
（1）通信卫星
1984年1月29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由于发动机未能二次点火，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首发失败。但对卫星进行的部分试验证明其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我国发射了第二颗“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近8天后的16日18时27分，成功定点在东经125度赤道上空。这是我国的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主体为圆柱形，高3.6米、直径2.1米，质量为441千克。卫星上配置了2个C波段转发器，使用全球波束的喇叭天线，可以进行全天候包括电话、电视和广播等的各项通信试验。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和运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17日，试验通信卫星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传送到不通微波线路的乌鲁木齐。18日上午10点，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北京通过这颗卫星与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通了话。当晚8点30分，新疆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由这颗卫星传来的中央电视台当天的《新闻联播》。20日，开始进行了15路广播和1路彩色电视的传输试验。由此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开始使用自有卫星。
广播科学研究所于当年5月完成了对这颗卫星广播电视传输指标的测试工作。乌鲁木齐和拉萨市先后在当年5月1日和10月1日开始正式转播当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使两座城市比原来寄录像带播出提早了4到7天，大大提高了新闻时效。至此，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当天同时收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颗卫星的实际工作寿命大大超过了设计标准。
1984年，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拉萨、广州等地开始修建卫星地面站。当年9月13日，西藏地面站建成。26日，拉萨市民第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当天的节目；10月1日，第一次看到当天的国庆阅兵游行盛况。[60]
1986年2月1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一颗“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日，卫星准确定位于东经103°赤道上空。和试验卫星相比，这颗卫星采用覆盖国内领土的窄波束抛物面天线，增强了波束的等效辐射功率，信号强度明显提高，传输质量得到改善，接收的电视图像质量很好，通信容量也大大增加；星上有2路转发器，每路输出功率为8W，工作于C波段，还有1000路电话传输能力。其传输质量超过了当时租用的国际通信卫星，地面接收天线直径从10米下降为3米，卫星设计寿命为3年。[61]
（2）租借卫星
租星转播在这个时期也开始使用。1983年12月21日，中国广播卫星公司成立。该公司以广播电视部为主，专门从事广播卫星技术引进工作。
198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广播电视部领导谈话，他提出要下决心租卫星。[62]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中国的通信卫星网建设进程决定分几步来走：边研制，边租用、购买国际卫星组织的转发器。
1985年8月1日，我国为传送电视节目而租用的国际通信卫星转发器开始启用。起初租用的是位于东经57°印度洋上空卫星的一个东半球波束全转发器和另一转发器的部分频段。1986年又改租位于东经66°的国际通信卫星。中央电视台用该卫星传送其第一套节目，突破了单纯依靠微波线路传送的局限，使得不通微波线路的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可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当天的节目。[63]
使用通信卫星传输节目，中央电视台能及时将重大新闻事件和体育比赛从国外到国内任意传送，还使23个省、市电视台可向北京回传节目。
1987年1月16日，中国广播卫星公司同意贵州省从1988年1月起租1个卫星转发器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为此，贵州省广播电视厅于2月14日召开建立卫星上行站技术协调论证会。之前在1985年，贵州全省建成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14座，1986年底增至120座，1987年年底达到了295座。[64]
（3）地面站
卫星电视地面站的建设此时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广播电视系统，社会上有关单位也建设了一批不供转播的单收站。1985年9月《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向各地赠送53个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到9月12日晚，已有45个开通，并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当年10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卫星电视地面站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发展卫星电视转播，力争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有大发展。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赠送给新疆5套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成套设备，分别建在伊犁、阿勒泰、喀什、和田和乌鲁木齐5个地、州、市首府；9月全部建成开通。西藏地区随后也建成了地面站，利用卫星传送电视成功，使中央电视台节目真正实现了全国覆盖。
1986年7月8日起，新疆电视台利用中央电视台晚间卫星转播结束后的空档，通过乌鲁木齐的卫星地面站向中央电视台回传当日新闻。同时，全国和亚太地区的卫星地面站，都可以直接收到新疆电视台的维语《新闻联播》和用汉语、维语播送的《新疆新闻》，以及每周1次的哈语电视节目。通过卫星传送省级台节目，这在全国是第一家。[65]到1987年年底，新疆全区已建地面站156座。
1985年11月10日，河南省商丘地区自筹资金建成一座地面站。1986年1月，安徽省第一座卫星地面接收站——安庆市卫星地面接收站建成，图像清晰，效果良好。1986年7月1日，上海电视台卫星地面站建成，开始接收电视节目。
1986年7月8日，国内卫星通信网开通，开通典礼在北京沙河中央地球卫星站举行。北京、拉萨等5个城市联网可覆盖我国全部版图。[66]
到1987年年底，湖南全省建成卫星地面接收站121座，其中广电系统64座。全省多数地市能收看到3套以上电视节目，多数县城能收看到两套以上节目。云南全省建成地面站505座，其中广电系统276座，系统外229座，县县都有了地面站。
全国拨款或自筹建设的卫星地面站，1985年上半年还只有300多个，到年底达到1600来个；到1986年上半年，已经有了3000来个。有的卫星地面站接收国外节目后，随即播放，难以有效限制，形成新的问题。[67]
3.有线电视
（1）线路发展
有线电视这时已经从同轴电缆发展到光纤技术。1984年12月，吉林省广播电视研究所和电子工业部23所共同研制了一套广播电视光缆传输系统，它可以双向传送彩色电视和立体声广播。
1985年4月10日，上海电视台的广播电视光纤传输试验第一期工程架设完成，全长1.21公里。1986年12月，从南昌电信大楼200微波站到江西电视台的电视光纤传送线路建成使用，这是江西省的第一条光纤线路。1987年1月26日，广西电视台四频道发射机正式采用光纤传送电视信号播出。[68]
（2）闭路系统
这个时期闭路电视系统已经从饭店、企业向居民社区延伸。
1986年2月16日，广电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召开的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管理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1987年9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厅、省旅游局联合颁发了加强江苏省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的管理方法。
1987年1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北大地两个小区的有线电视试播成功，为北京近郊电视事业发展创出一条新路。
这个阶段，湖南大中型企业开始发展有线电视，多分布在岳阳、湘潭、株洲等地。到1987年，已有岳阳化工总厂等多家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线电视台，他们的设备较先进。有线电视用户达到近6万户，电视工作人员142人。
据估计当时全国有数千个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开办了闭路电视，有400家旅馆饭店也已开办，所放内容参差不齐，有些格调不高。这使主管部门感到如不及时制定章法，会造成消极后果。[69]
4.发射台
地面发射台、差转站仍然是电视覆盖的有效手段。
如上海电视台为了扩大覆盖面，1983年1月1日在其5频道启用了40千瓦电视发射机，发射功率比以前增加3倍。1985年12月2日，上海电视台与江苏省无锡、常州、南京、扬州、南通等7城市电视台取得协议，通过上海—北京微波线路，开口转播上海电视台节目。以后，浙江杭州、宁波、舟山等城市电视台也建立了微波、差转台，转播上海台的节目。这样，上海电视台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在周边地区的收看人口超过了1亿。[70]
卫星地面站和转播台的迅速增长，加上微波专线的建设，各地的电视覆盖率大幅提高。中央、省区市各级电视台这时已达近70座，这些台的人口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中央电视台节目通过卫星、微波、差转等手段传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区市。地方如安徽通过多种手段应用，其电视人口覆盖率由1985年的70%提高到1987年的78%。[71]
（二）新技术应用
各台在增加频道和播出时间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着摄、录、播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
1.播出设备
1984年，为准备国庆35周年庆典和晚会的电视直播，中央电视台从日本日立、池上公司分别引进了一辆6讯道和一辆4讯道的转播车。这两辆转播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完成了大量大、中型文体类节目的直播和制作。
1984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向赵紫阳总理赠送了一辆电视转播车。1985年5月30日，这辆转播车的交接仪式举行。国务院办公厅将此车交中央电视台使用。该车主要用于中央电视台的中、小型文艺，特别是专场节目的制作。1987年，中央电视台又从第一届北京国际电视设备展览会上留购了德国公司一套4讯道箱式现场制作设备（EFP，Electronic Field Production），1989年将其装配在改造后的转播车内，完成了大量直播和录像制作。
上海电视台从1981年开始成批引进国外电视设备。1984—1986年改建了播控中心，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率先建成了多功能网络型的制作、播出、传送中心系统。他们还购买了提示器，解决了新闻播音问题。[72]
1984年3月，中央电视台制作楼（圆楼）开工。1986年末技术部门开始安装设备，1987年基本建成。1987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首次在彩电中心最大的演播室向全国现场直播《春节联欢晚会》。
当时国际上的电视设备发展已处于一个新的水平，体积日趋缩小，质量、可靠性和稳定性日趋提高，数字技术日益增多。我国电视台所用设备也已有了相当进步，不少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质量优异。设备出故障的概率少，但一旦出现故障，处理也比较困难。[73]
在没有录像设备之前，我国的许多电视节目，包括大型综合性晚会和电视剧，都是采取直播方式播出。我国引进录像设备较晚，但发展很快。在进口设备的同时，中国科研人员也自己研制了录像设备。
1986年6月15日，广电部广播科研所研制的l英寸录像机录放磁头在北京通过部级鉴定。1987年4月14日，航天部八二四厂试制的3/4英寸盒式录像磁带通过部级鉴定。这些成果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但是它们最终都并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对于电视台来说，录像设备的引入，极大增强了电视节目的制作能力。它可以精雕细刻地加工、处理各类素材，还可以同各种资料进行汇编，丰富电视的表现力。本来录播和直播相辅相成地发展，会非常理想，但是，在大量引进录像设备后，电视台出现了越来越依赖录制播出的倾向，直播方式逐渐减少，并被慢慢取代。这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还是走了相当长时间的弯路。[74]
2.栏目化播出
1984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的第一套节目开始了全天播出模式，并试行电视节目栏目化。这意味着除特殊情况外，所有节目制作都须与栏目时间表要求一致，节目不得任意超长或缩短，这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节目播出的安全，也逐渐解决了长期以来电视节目播出不准时、观众意见大的问题。栏目化播出是中央电视台实行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对在北京地区播出的八频道节目开始试行计算机程序控制播出，使用的是该台于1984年引进的两套日本电器公司（NEC，Nippon Electric Company，Limited）生产的计算机自动节目播出系统（Automatic Program System，APS），这无疑是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手段的一次革命。一直到1993年，中央电视台实现了全台所有栏目的零秒准时播出。1985年，中央电视台全部节目都实行了栏目化播出。
计算机除用于播出管理外，还被用于促进节目制作的规范化。节目带要按播出要求规范录制，画面、声音信号质量都有了具体规定；从1982年起节目增加了技审环节，在播前对节目技术质量进行监督。这些变化有效保证了节目的播出质量。中央电视台对节目的播出、制作技术实现了正规化管理。[75]
3.改变操作流程
电视新闻采制任务重，时效要求高，对新闻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需要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此时，机构、机制调整为节目制播服务的理念越来越明确，为此，出现了对内部操作流程的调整。
继1983年11月河南台率先成立广播电视新闻中心后，上海台也在1984年2月成立了电视新闻中心。该中心采取“一条龙”运作办法，将编辑、播出安排在一个楼上，以办公室为中心，周围是工作间，有一个70平方米的演播室、两个录制室、编辑间和导控室，配备了四套编辑设备。这种格局方便了新闻的及时制作播出，避免了编辑记者在各处来回奔跑的麻烦和耽搁。这一编播制作自主性的改进不但大大提高了效率、扩大了容量，而且能使一些突发新闻及时穿插播出。采摄电视新闻的记者还常年坚持24小时值班，抢拍出许多突发事件新闻。[76]
1984年3月，因上海电视台播出环节自动化，撤销播出科，播音员分别调入各节目部。从此时始，播音员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向专职化方向发展。
1985年，中央电视台总结了前几年的节目生产制作管理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各部门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对于新闻部这样时效要求高、相对独立的单位，采取采、编、技各种人员和基本设备组合成“一条龙”生产线，由新闻部统一领导，相对独立地进行节目制作。[77]
1986年10月，山东省广播电视厅新闻中心成立，将原来独立作战的广播、电视台的两个新闻部及有关部门合并；下设总编室、经济部、政文部、采通部四个处级单位，实行广播电视新闻合一编制，由以厅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由于编辑记者共同努力，积极扩大信息来源，努力提高节目质量，1987年共播出广播新闻24300多条，电视新闻片11500多条，中央电视台选用播发新闻片达571条，质量、数量都大大提高。这是对广播电视新闻体制进行的新的探索。
为保证节目思想内容健康，艺术水平较高和技术标准符合播出要求，中央电视台从最初采取的几位领导集体审片，逐渐发展到逐级审查、分级负责的方法：各节目组实行责任编辑制（或值班编辑），一般节目稿件由部主任终审，重要节目稿件由台长或送上级有关部门审阅；并完善了对政治内容、艺术水平和技术制作的审查标准，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审片制度。[78]
4.采访设备
在电视开办的初期，除了各类直播是声像同步之外，其他的节目都是靠用胶片制作，即在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冲印、剪辑等工作后，再进行后期配音处理，只有很少量节目使用同期声。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录像机，到80年代初已逐步形成电子采、录、编、播的配套系统，大部分节目摆脱了电影工艺的局限。
从1984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全部为电子摄录设备所取代，技术上的变革为新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体育新闻，记者可以更快地把比赛结果报告给观众，甚至可以把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直播出去，从而使电视体育新闻的影响越来越大。[79]
上海电视台在1979年将进口的第一台录像机、摄像机都交给新闻部使用。自1981年到1984年胶片摄影和电子摄录交叉使用，到1984年7月14日停用了胶片。在1984年年初，该台引进了8套3/4英寸低带背包机采访设备、10台台式机，以及相关的电子编辑设备和彩色监视器等，构成了整套的摄录编播系列。1984年下半年，该台又换用了3/4英寸的高带录像机，提高了画质。1984年年底至1985年，新闻采访设备又由摄录分体机向一体机过渡。1988年，记者在采访中用上了BETACAM（贝特卡）[80]一体机，增强了拍摄的机动灵活性，图像质量也进一步提高。
从采访条件看，除摄录设备外，电视台还开始配备机动车辆和通信设备。如上海电视台新闻部当时有5部小轿车供采访使用，极大改善了采访的交通条件。为了保证联络畅通，上海电视台还为部主任和主要记者家里安装了电话。此外，新闻部还装备了5台传呼机，遇有突发新闻，可与大家尽快取得联系。[81]
广东两个电视台都配备了比较先进的新闻采访设备和交通、通信工具，遇有突发性事件，可以通行无阻。
5.其他新技术
这个时期，很多新技术进入了电视制作领域，极大地改变了电视制作的方法。
为了实现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的特技要求，1983年中央电视台从美国购进了一台数字特技设备，为此在1984年建成了一个特技机房，配备了一台高级视频切换台和高质量录像机。这套特技设备可以对图像做旋转、变形、拖影、显示运动轨迹等处理，实现马赛克等多种效果，还可以在图像的任何部位插入文字、字幕，使电视片后期加工手段大大丰富起来。
1984年，中央电视台首批台式计算机投入新闻节目制作。1985年，新闻中心开通了接收新华社系统的网络。之前采用新华社稿件需要有人专门取送，这时可以通过一台与新华社联网的电脑收传稿件，供记者、编辑调阅选用。还有一台用作字幕机的计算机，改变了过去新闻字幕要用摄像机把美工写出的字迹拍摄下来，再叠加到画面中的做法。计算机使新闻节目的时效和画面都有所改善。[82]
1987年，中央电视台将计算机应用于英语新闻稿件的编辑、存储和查询。由于设备上的限制，当时只是将几台微机和一个共享磁盘简单地连接，形成一个网络环境，编辑可以在微机上编辑稿件，需要时存在共享磁盘上，供其他人使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还在新闻中心建立了远程新闻采集网络，建立起多文种计算机编辑系统。[83]
四、对外合作交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电视台的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中外业界来往变得非常频繁。我国广播电视界同世界众多国家的相关部门机构进行了互访，并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些合作中有会议交流、节目交换、技术交流方面的，也有互转对方广播电视节目和到对方境内拍摄采访的。
（一）对外交流
1984上半年，我国同世界上3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和买卖节目的关系。到当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同69个国家地区的86个电视机构恢复或建立了业务联系，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业务合作协定。
与我国电视机构互访的国家有西欧的法国、瑞士、瑞典、挪威、希腊、卢森堡；东欧的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几内亚、塞内加尔、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亚太地区的印度、菲律宾、伊朗、澳大利亚；美洲的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等。[84]
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是1986年12月11—26日，苏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首次来华采访。1987年5月7—22日，应广播电影电视部邀请，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副主席弗·依·波波夫一行4人到我国访问。这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广播电视业务合作关系中断20多年来，苏联广播电视机构领导人的最初来访。
我国与其中一些国家还有更为深入的交流合作。1984年1月18—23日，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和法国国家视听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电视周”和“中国电视唱片展览”。其间每天下午2点半到晚8点半在该中心免费放映有现场翻译的《鲁迅》《新岸》《小不点儿》《群芳荟萃》《蹉跎岁月》《夏天的经历》《上海屋檐下》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中国电视剧（片），吸引了数千观众到场观看。中央电视台派代表团参加了该活动。当月24日，为纪念中法建交20周年，胡耀邦总书记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26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法国传送了讲话录像。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应两国电台之请向中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85]第二年，1985年4月24—29日，根据中法文化交流计划和广播电视部的指示，山东省广播电视厅在济南举办了“法国电视周”。1987年10月5—11日，天津电视台也举办了法国电视节目展播周，期间播出了10余部法国电视片，共190分钟。
德国当时与中国的交往主要在技术支持方面。1984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赠送了一辆电视转播车。1987年，中央电视台又从第一届北京国际电视设备展览会上，留购了一套德国公司的4讯道电子现场制作设备EFP，后将其装配在改造后的转播车内。1987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向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套“德语教学”节目演播室设备。
除了与各国的双边交往外，我国还主办、参与国际会议，扩大与各国的多边沟通。首先是在亚洲范围内的交往。1985年5月15—19日，亚广联第38届理事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自1973年10月恢复我国正式会员资格10多年来，我广电机构首次担任“亚广联”会议的东道主。1987年10月8—9日，“亚广联”第24届全体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另外我国广电部专家还参加了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CCIR）广播、电视研究组的相关会议并担任了领导工作。[86]
（二）外媒采访
这个时期，来华采访的国外媒体增多，采访、播出的量大、层级更高。
1986年9月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就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中国海峡两岸统一问题等发表了意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9月8日播出了这次采访录像。[8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于1987年6月下旬开始，先后派了十多个摄影队到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甘肃、江苏、陕西、广东、西藏、内蒙古、宁夏、湖北等16个省市自治区采访，共拍摄、播出了90多个专题节目，总时长达20个小时。
1987年9月25日至10月初NBC又在北京通过卫星向美国公众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今日》栏目现场直播专辑。为搞好这次大规模的电视报道，该公司派出了100多名工作人员，带来30吨重的包括转播车、卫星地面站等各类大型设备。卫星传送中心分别设在天安门广场、故宫和长城。NBC几乎所有的著名新闻和专题节目主持人都云集北京，他们把这一周的新闻播出中心设在了北京。NBC新闻部负责人认为：“这是世界广播电视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创举。”
节目以《变化中的中国》为题，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较客观地报道了我国多方面的变化。他们每天向美国国内传送播出三个半小时的节目，引起了美国观众了解中国的兴趣，受到舆论界的普遍重视。这样一家世界著名大台以如此高密度、大纵深地报道中国事务，实属罕见，被国外新闻界公认是“中国对美国宣传的极为成功之举”。中央电视台同有关地方台接待、协助了该公司在华的摄制和卫星传送。[88]
（三）节目合作
此时，我国节目在外国的落地也有了新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外国电视台与我国电视台合作，向本国传送介绍中国的节目。
1.建立对外宣传机构
1984年，中央电视台率先将国际部改为对外部，各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建立起对外宣传机构。1986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与美国纽约苹果台签订协议，向该台提供《中国纪实》节目。同月，中央电视台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增加对外宣传网点，并与加拿大国泰台签订协议，委托该台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19频道播出中国节目。[89]
同时，地方台的对外合作也迅速增加。
1985年8月12、13、1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分别与黑龙江电视台、吉林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和大连电视台合作，联合举办特别节目，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四市的新市容景象传送到东京，在《早晨热线节目》中播出。[90]
1987年6月1—3日，日本广播协会（NHK）大阪支局在上海举办了以《你好，上海》为题的卫星实况直播，在上海电视台的大力协助下取得圆满成功。
1987年6月10日，法国电视台四台到上海电视台选购了《上海监狱》等8部专题片，这是我国首次向法国出口电视节目。
1987年7月1日，吉林电视台和法国地方台——电视三台签署了建立友好台关系的协议书，双方同意定期交换节目，互派记者到对方省区采访。
1987年7月20—23日，日本广播协会与天津电视台合作，在天津市解放桥、食品街、南开大学三地，通过卫星向日本现场直播了三次，将富有天津特色的景物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建设成就介绍给日本观众。
2.合拍节目
1985年5月7日，继《丝绸之路》成功合作之后，中日合拍电视纪录片《黄河》的协定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中日电视界的又一次节目合作。
1985年6月20—29日，靳羽西与中央电视台商谈联合制作《世界各地》节目，达成协议。
1986年11月26日22点10分，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在8频道试验播出。内容有新闻、专题、文艺、体育，还有电影、电视剧等，播出为一个小时左右。1987年2月1日起对全国播送。[91]
当时中央电视台对外宣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交换或贸易方式对外输送节目；二是同国外有关电视机构联合拍摄或协助拍摄电视节目；三是开办英语节目，针对来华的外国人不断增加的情况和应对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外语的需要。[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