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闻改革
在这一时期，新闻界强调新闻工作要尊重新闻规律，具体到业务层面，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实效性原则，扩大新闻报道面、增加新闻信息量。电视新闻创制群体的主体意识萌发，对所属行业的功能、特性、使命、从业规范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思考。
一、增办新闻
（一）新闻数量增多
随着电视机的日益普及，电视新闻以其形象生动的特点成为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首要选择。各地电视台在加强国际合作和记者站建设的基础上，加之台内自采新闻大量增加，新闻来源持续扩大，电视新闻的生产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新闻数量增长，首要的指标是播出时间的增加。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数据，全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时长从1988年的20605小时增长到1992年的42393小时，四年间增长了106%，翻了一番多。
新闻数量的增长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新闻条数的增加。电视新闻的观众极其广泛，为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更多样的信息，就要压缩每一条电视新闻的长度，以增加信息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播出新闻的数量大幅度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每年只播出三四千条国内新闻；到80年代末增加到两万条左右；国际新闻也增加了近一倍。90年代初，国内国际新闻的年播出量达到4万条左右。
中央电视台在这个阶段极大地扩展了新闻来源。1984年开始增加了港澳台新闻，加之同年与亚太广播联盟B区和A区的新闻交换，境外、国外新闻日渐丰富。在国内，地市电视台向中央电视台提供的新闻逐年增加，报纸也主动为电视新闻供稿；本台记者采录的新闻日渐增多，这为电视新闻提高信息量，扩大报道面，增加播出时间提供了有力的保证。[53]
地方台的新闻数量也大幅增加。如山西电视台是自办地方新闻较早的省级台之一，开办初期，每周只有3次新闻节目。1979年开始，逐步由五六次到日播，后来还开办了晚间新闻。播出新闻数量，从1979年的710多条到1989年的5400多条；年播出总时长，由1979年的40多小时达到1989年的130多小时。该台10年间还采制播出了新闻性专题片240多部，每年平均20多部。[54]
（二）新闻栏目增加
这一时期电视新闻栏目日渐增多，但栏目设置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不够稳定。
中央电视台在精办《新闻联播》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了《午间新闻》（1984年）、《晚间新闻》（1985年）、《经济新闻》（1987年）等栏目。1991年7月5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9：00—9：10开始直播《早间新闻》，这个时段曾在1986年开办过《新闻简讯》栏目，后停办。至此，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新闻播出次数已达9次，计3小时零5分，早、中、晚三个时段皆有了新闻节目，空档基本填补完毕。
中央电视台增加新闻节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地方电台也纷纷效仿，相继推出一批新闻栏目。如广东台的《文明之花》《立此存照》，太原台的《新闻30分钟》、湖南台的《焦点》、上海台的新闻杂志节目《新闻透视》中的《纵与横》等。1988年1月1日起，福建电视台把星期五晚上19：35播出的《福建新闻》改名为《新闻半小时》，每次30分钟，内设《焦点透视》《追踪报道》《改革探讨》《新闻反馈》《花边新闻》等小栏目；[55]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1989年后，一些国际性新闻评论专栏也重新出现，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世界》、上海台的《国际瞭望》、广东台的《国际纵横》等。这些栏目对新近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进行综合报道，对事件的背景及前因后果进行分析和评介。[56]
随着经济改革成为国家生活主题，观众对经济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电视新闻传播格局中。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大量经济新闻栏目。1989年12月18日21点，中央电视台在对《综合经济信息》改版的基础上，在第二套节目中新开办了电视经济栏目《经济半小时》。1991年，中央电视台与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合作，共同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栏目。
这一时期体育新闻也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分散到集中，最终出现了专门栏目的发展过程。1989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体育新闻》栏目，每周一至六的21：55至22：00播出，每次5分钟。《体育新闻》栏目对我国电视体育新闻节目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北京您早》
1991年7月30日，北京电视台创办了《北京您早》栏目。在开始时只是一档15分钟的新闻栏目，后来延长为一个小时。其中有《北京早新闻》和《国内外大事》，以及展示身边变化的《古都新事》等新闻版块，还有服务性的《您早信箱》《求医问药》等。《北京您早》以其知识性、信息性和娱乐服务性以及丰富变幻的小栏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关注，是国内最早的一档早间电视新闻杂志节目。
1992年节目改版，下设子栏目改为四个：《人海撷英》《唱我心曲》《生活指南》《社会大观》。[57]《人海撷英》是人物访谈，采访对象为北京的各路英豪；《唱我心曲》是一档音乐电视节目，经常播放当时流行的主旋律歌曲；《生活指南》是北京生活、出行的实际服务内容；《社会大观》则是专题报道，关注新闻话题、社会热点，述评结合，深度参差不齐。《社会大观》后来曾改名为《点点工作室》，由多名主持人轮流主持。元元在该节目的主持中逐渐脱颖而出，一度把节目改名为《元元说话》，再后来独立创办了受到北京市民喜爱、在全国也很有影响的《第七日》节目。
2.新闻容量增加
1980年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后，各电视台已经意识到“短”和“快”是电子媒体的优势，新闻出现篇幅变短、容量变大的持续努力；但总体上依然存在报道面窄，信息量少、单条新闻太长的情况。1983年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后，这种缩短篇幅、增加信息量、拓宽报道面的态势继续得到强力推进。
1990年起中国记协连续开展三届“全国优秀现场短新闻评选”，这说明全国媒体短新闻意识都在受到推崇和强化。
中央电视台当时基本做到除少数要闻外，一般新闻在一分钟左右，还有许多口播新闻为一句话新闻。时长30分钟的《新闻联播》，每次大体能播出35条，信息容量变大。
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新闻采集、制作、播出等环节多管齐下，电视新闻信息总量明显扩大，显示出电视新闻媒体信息意识在增强。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仍处于起步期，种类还比较单一，题材选择和报道角度上仍主要强调宣传价值。
二、改善报道
这一时期中国电视新闻体系完成了最初的自身建设，建立起自己的新闻采集网络，逐步改变对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的依赖。它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与报刊、广播媒体三足鼎立，并最终成为第一媒体的过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信息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为适应观众求知欲增强的需求，电视不仅要及时传播国内外大事，还要以深度报道、言论来影响和指导舆论；并要在新闻呈现方式上力求适应电视的传播特性，发挥出电视形象性的优势。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电视传播机构逐步加强了自行采集制作新闻的能力，强化了新闻报道中对新、短、快、活、强等的要求。
（一）提高时效
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节目中，自采新闻多了，现场感强了，更加强调时效性；在电视新闻采录、编辑、传送、播出的各个环节都充分体现出争分夺秒的时效观念，各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当天新闻和刚刚发生新闻的比例都大大提高。
1988年11月6日，云南澜沧、耿马相继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云南电视台准确及时地发布了地震消息，并多次派记者深入灾区采访，在电视台播放了近200条录像和口播新闻。反映这一事件的新闻专题《神兵天降八千三》（记者：许建华、谭湘江等），获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专题特等奖。[58]由于地震发生突然，记者火速赶往现场抓拍、抢拍，这部片子的不少画面摇晃得厉害，构图也不甚讲究，不少画面还是用VHS家用摄像机拍摄，有偏色现象，现场音响也不很清晰。但正是这些画面和音响，以极强的时效性反映出救灾现场的情况，深深感动了观众。
1990年4月26日，青海省塘河发生大地震，青海省电视台在震后10分钟就紧急动员，不到4小时，记者就赶到震区，24小时内即向全国发出了第一组报道。[59]
（二）内容贴近受众
随着新闻改革的推进，在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针对性、可信性、反映群众呼声的同时，新闻内容逐渐丰富。这一时期的新闻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更加贴近受众，开始强调服务性与参与性。
1988年四五月间，浙江省一些地方出现抢购食盐现象。当大多数人对此事还不明就里时，浙江电视台记者施泉明和周冬梅发出了《浙江盐业生产面临危机》的新闻，指出食盐供应紧张的原因在于原盐税价不合理，抑制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三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就调整了原盐收购价格。这条新闻以它的预见性荣获1988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89年6月1日中午，河北电视台记者董克勤采拍完省会儿童欢度“六一”的新闻片，驱车返回单位途中，看到街上影院赫然高挂的“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条幅下，影视预告牌上却是渲染恐怖、凶杀、武打、色情的内容，且醒目地注有“儿童不宜”字样。一些孩子头顶烈日徘徊在售票窗口前。这一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思索，他毅然掉头，扛着摄像机跑遍了市内各大影剧院，一条荣获1989年度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一等奖的电视片《儿童节不见儿童片》就这样诞生了。[60]
（三）形式更为生动
电视新闻以摄录真实性为基础，电视新闻的魅力更多在于图像的生动形象，对事实的画面表现最有说服力，所以抓细节、抓特写是电视编导用以增加电视新闻感染力的最佳手段之一。
特写用来表现细节，在视觉形象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能深入观众心灵，引起联想，发挥“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妙用。1989年《葛洲坝工地大江截流》的新闻中，一位卡车司机趁翻斗御石入江的间歇，从口袋里掏出半个馒头连咬几口，又驾车离去，汇入往来如织的车流中。又如《警民奋力拦惊马》的新闻，惊马被降服后，记者采访一位参与拦马的警察，人们发现这位警察光着一只脚。这两个细节的运用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它留给人们深刻久远的记忆，诱发人们更多的联想，其作用远远大于长篇的说教。[61]
为了发挥电视的特长，这一时期的新闻，凡是能用形象表现的内容均尽可能用形象表现。字幕的使用更加积极主动，图像资料也更加生动活泼、运用自如。电视变得更加具有观赏性。
即兴采访的运用，突破了传统构图、造型和光线处理的模式，消除了电视和观众之间的隔阂。《长岛新潮》在表现妇女主任邹凤玲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时，摄像机跟随她从室外跑到室内，从渔村跑到海边。由于是抓拍的场面，采访对象没有应付拍摄的紧张情绪，摄像机代替了记者的眼睛，同时也代替了观众的眼睛。没有布灯造型的人工痕迹，没有组织加工的画面，观众目光随着镜头的运动而运动，多角度、多侧面地看到了活生生的人和事。这种即兴拍摄自然而然地把观众引入了现场。[62]
更多同期声的使用增加了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发挥了电视的优势和特长。这个阶段，各台在新闻采编中，都更加注意增加现场采访、现场报道，将现场的情景、气氛直接传达给观众，从而使观众增强身临其境的感觉。
1988年3月10日，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张丽珠培育的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手术室里诞生。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医院现场拍摄了剖宫产镜头。并进行了同期采访。记者：“恭喜您得了一个女孩，您准备给这个孩子起什么名字呢？”母亲：“按照我们当地风俗，名字起两个，乳名叫雍龙，学名叫郑萌珠。”记者还采访了张丽珠教授，她说：“我们这个试管婴儿成功，可以带动很多的研究……”画面加上两位新闻人物的同期声，使坐在电视屏幕前的观众耳闻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63]这就是电视新闻《我国大陆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的内容。
同时期，通篇使用同期录音的《微循环专家——修瑞娟》，无技巧编辑的《农家春节》等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些充满生机的电视片中，自然光代替灯光、现场音响代替配乐、同期讲话代替解说词，电视新闻的现场性、生动性、真实性在这些形式的运用中大大提高。
（四）专题片
随着电视新闻设备更新、制作技术提高，集电视新闻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电视新闻专题报道也得到电视人不断的探索创新。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有影响力的专题报道。
20世纪80年代晚期，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批专题片：《道凤阳》《改革——时代的大潮》《祖国在我心中》《中国龙》《不能消失的颜色》等。
1988年，国防科工委记者站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指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的新闻报道和系列专题节目《祖国不会忘记》（主创人员：朱乐民、骆嘉玺、刘江海等）的制作，在当年的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中获新闻专题特别奖。
1991年夏，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记者站全部随部队赴灾区，与中央电视台记者和地方电视台记者通力合作，全方位报道了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与洪水抗争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历程。军事部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统一使用所拍素材编辑的新闻专题《1991年中国抗洪曲》（记者：陈荻芳、李安东、周安银等），在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中获特等奖。
三、现场直播报道
（一）现场直播
1.国庆庆典直播
1989年10月1日晚，“国庆40周年首都群众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央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胡恩担任总导演。晚会强调节奏明快、增强现场感，体现建国4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的主题。
晚会直播系统由两辆转播车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套EFP现场制作系统组成。三讯道整体作为一号车的一路信号输入，共设17台摄像机、5位主持人。信号由彩电大楼的传送中心播出。
这次直播改变过去那种口号多、过分强调政治内容的做法，突出现场的欢乐气氛，详尽地介绍了国庆礼花的品种与特点，受到观众的赞誉。在增强现场感的前提下，保留了采访礼花施放人员、介绍礼花品种的录像片插播。《万花争艳》等四首歌曲的插播采用了抠像技术，使演播者与广场联欢的场面融为一体。辽宁、上海、四川、广东、陕西五家电视台提供的当地节目通过微波传到北京，分段切入直播过程中。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次直播任务圆满完成。
2.新闻直播
新闻现场直播在这一时期主要用于两个领域：重要会议和重大体育赛事。如对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播，对亚运会、奥运会的大规模直播。
此外，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对一些日常重要新闻也开始了直播尝试，对直播手段的运用日渐成熟。1990年4月7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枚长征三号（CZ-3）运载火箭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境外卫星，象征着长征火箭成功地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行列。中央电视台由军事部牵头，与四川电视台合作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卫星发射实况。《“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记者：杨宪文、汪恒、邹克勤等）获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一等奖。[64]
（二）现场报道
随着便携采访设备的普及，现场报道这种更能体现电子媒介即时传播优势的报道形式在这一时期受到热捧。注重现场采访、展现现场感成为不少电视台新闻报道的重要追求。在具体操作中，现场报道以记者或节目主持人贯穿新闻事件始终，不用另外配音和解说，现场的画面和现场的音响有机结合，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
1988年12月至1989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辟了《大家谈》小栏目，这个栏目中播出的新闻全都采用现场报道，大量采用同期声；使用两个标准问题“这十年里面最开心的事和最不开心的事”提问，让民众走上荧屏，谈论改革十年的成绩与不足。[65]在这个节目里，大家开心的事情各不相同：有的是上了大学，有的是平反了、结婚了；但不开心的事情却是高度一致，很多人都谈到了物价上涨对生活带来了影响。这样的报道看后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真实可信，同时也发挥出“民意调查”的作用。
地方台也纷纷在新闻节目当中使用这种报道形式。1989年，贵州电视台开辟了一档评述性的栏目《透视镜》，以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为题材，通过现场采访、现场评述等方式，对它们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安徽电视台的《社会之窗》、广东电视台的《社会聚焦》等栏目也改变了过去坐而论道的方式，坚持现场采访，由记者担任主持人，自己采访、自己评述，并注意多让当事人或目击者现身、当面交流，传播出社会基层最真实的影像。
四、连续系列报道
连续报道是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由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多个独立报道组成的事件动态报道。这种报道形式符合电视随时序不断播出的传播特点。这一时期，随着电视新闻的发展，连续报道的运用愈加成熟。
（一）报道
一则连续报道由少则三五条，多则几十条构成，通过跟踪介绍事情的进展，引起观众较多的关注。
1988年上海电视台关于沪杭列车重大事故的报道，是一个连续报道的范例。这一年的3月24日14点30分，上海境内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中日旅客伤亡127人的恶性事故。上海电视台接到事故电话后，马上派两批记者赶赴现场，抢拍了事故列车叠架的场景，于当晚20点24分以插播方式做了报道。此后10天，电视记者30多人连续采访拍摄，报道了清理现场、调查原因、抢救伤员、安置旅客、善后处理等全过程。先后播出现场录像新闻20条，供给中央电视台10条。许多新闻直接传送到日本、英国等，为多家电视台采用。[66]
（二）栏目
1989年9月10日—11月7日，为庆祝建国40周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系列报道栏目《弹指一挥间》。报道前后57天，共播出180条新闻，时长500分钟。以大量事实生动、系统、具体地展现了40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做出形象的展示。同时，结合国情、民情，讲成绩也讲差距，讲数字也讲精神。节目受到全国上下的好评，获得了1989年度全国优秀电视新闻特别奖。[67]
随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黄金时段的19：55至20：00开辟了《神州风采》专栏，每天5分钟，讲述中国的人和事；既有风光、名川大山，又有情趣、风采人物；一事一报，持续不断。
1990年1月1日至3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推出了系列报道《看今朝》，历时61天，共播出94篇报道；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林、电力、石油、轻纺等30多个行业取得的成就。
1990年3月17至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七届人大和政协三次会议期间播出了《来自重点工程的报道》，每天一集，涉及能源、交通、水电、农业等16个大型项目。[68]
1991年3月20日起，国家民委系统和电视台合作，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联合推出了系列报道《祖国大家庭》。节目主要讲述我国各个民族的特点、贡献，同时注重报道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组节目历时56天，每天一个民族；各民族不分大小，借用国家人口普查公布的顺序安排播出次序；每次长度都在4分钟左右，总长度达260分钟。栏目也是与地方台联合的佳作，其目的就是提高各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增加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栏目播出后，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各级领导和广大电视观众的热情称赞和关注。[69]
五、深度报道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各种新事物、新问题以及新观念让人应接不暇。这一时期，深度报道形式被媒体广泛接受，作品大量涌现，影响力也逐步扩大，其所承载的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1988年的全国好新闻评选首次设立了“深度报道奖”，确立了深度报道的重要地位。
（一）《观察思考》
1988年7月，中央电视台决定，从各部门抽调人员，重建评论组；将《社会瞭望》栏目与《观察与思考》栏目合并，改名为《观察思考》，于10月重新播出。该栏目每周播出一次，固定在星期日黄金时间的19：49至20：09播出，时长20分钟。栏目方针被进一步明确：融新闻性、社会性、评论性于一体，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反映和分析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
栏题少了一字的新栏目组变化很大。十几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招至麾下。他们来自新闻部、社教部、总编室等多个部门，电视台几年摸爬滚打的实践，使他们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加上年轻人素有的激情，新栏目带着浑身活力又“出山”了。
1988下半年，抢购风席卷全国。抢购，这个由当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日用品大幅涨价催生的恶魔以难以估量的力量破坏、侵扰着经济的正常运行。刚组建的《观察思考》节目组十几人分成四个小组，分头采访，拍出四集系列节目《物价大震荡》。这个系列试图以“磅礴的气势、理性的分析、抒情诗般的语言”打响节目恢复后的第一炮。在亢奋之中，全组迎来了该系列节目的首播。但是，当他们兴致勃勃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时，节目却并没有播出——被“枪毙”了。这沉重的打击对全组来说几乎是难以承受的。他们不得不对节目几经修改，最后虽总算播出，但面目已别于初时。这对于满腔热情的青年人，是一种磨炼和考验。[70]
开播的第一个节目《物价大震荡》虽经大删大改，但它及时反映出当时农副产品涨价带给社会的巨大影响，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随后一批有分量的节目相继推出，如《从一家工厂停产所想到的》《公款消费剖析》《忧与求》《演员走穴的背后》《购物热引起的思索》《困谷中的抉择》等。[71]栏目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或群众关心的事件、问题或人物的调查、介绍、分析、评述，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二）地方台栏目
1988年元旦，福建电视台开办了《新闻半小时》。该栏目内容以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探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主。它大胆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并旗帜鲜明地发表短小精悍的评论。《新闻半小时》辟有《改革探讨》《社会看台》《焦点新闻》《警报台》《追踪报道》《新闻反馈》等小栏目，具有新闻杂志型节目特点。节目开办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1988年福建省观众评选的“十佳专栏”中名列榜首。[72]该栏目的主要创办人是后来曾任凤凰台副台长的程鹤麟。
1989年4月，山东电视台开办了评述性专题节目《社会话题》，每两周一次，每次20分钟。内容反映群众普遍关心或社会生活中有争议性的问题，追求以小见大、由浅入深，说透问题，给人启迪。
1989年9月17日，广东电视台新闻部开办了评述性新闻专栏《社会聚焦》，对新闻事件做深度报道，对具有重大意义、群众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新闻题材进行剖析。节目实事求是、勇揭矛盾、敢讲真话，播出过反映干部以权谋私现象的《权力等于房子吗》，对市场进行分析的《话说市场疲软》，探讨社会问题的《小学生午餐何处吃》等，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关注与议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报道在全国全面开花，成为电视台的必备新闻报道样式。电视深度报道因其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对一些影响巨大、价值重大的新闻事件和话题进行追踪深挖，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电视深度报道从向报纸借鉴到探索出符合电视特性的新方向，报道的社会功能更加突出，各地的深度报道栏目一波一波如潮水般推进、成长起来。
六、新闻节目主持人
从1980年开始，电视节目中就出现了主持人的身影。《观察与思考》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经批准正式推出主持人的节目。在这个节目播出之日的1980年7月12日，荧屏上首次出现了“主持人”这一身份称谓。该栏目设置的主持人是新闻节目主持人，是在中国电视各类节目里率先出现主持人的节目类型。
《观察与思考》栏目在诞生伊始就由记者出镜担任主持人；从演播室到现场，从主持串联到采访，他们都拿得起、放得下。[73]该栏目主持人一开始就采用无稿播出，自然地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日常语言。主持人衣着朴素、态度平易，节目开始有问候、节目结束道感谢，与观众拉近了距离，表现出与观众平等的态度。
这一做法缘于当时新闻节目改进报道理念与方法，为了更好贴近受众，增强现场感与传播效果，注重现场采访、注重与观众交流的结果。新闻节目中出现主持人日渐成为潮流，一般是由记者出镜任主持，自己采访、自己评述，播讲方式更为多样、更为亲切；节目中展示出与新闻当事人或目击者的直接交流，传递出事实现场的语音与影像。
1988年9月，为进一步满足广播电视业界对主持人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社教部、《中国电视报》联合主办了“如意杯”节目主持人选拔活动。
《经济半小时》栏目1989年开播以来，采用两位主持人对话串场的演播方式，播报信息快捷利索，娓娓而谈不落俗套，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开创出一种亲切自然的播出风格。虽然在开始阶段主持人不熟悉这样的工作方式，经常出现词不达意、表达不流畅的问题，但仍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他们来信说：栏目“采编人员好像是我们身边的邻居，主持人好像和我们拉家常一样。”[74]
1990年1月1日到3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推出了50期的系列报道《看今朝》。节目采用单一固定主持人形式，即主持人全程参与新闻事件的采编播工作。如在其最后一集“访祥云国货商场”中，主持人李瑞英以记者身份到现场采访，访问几个不同身份的人，所提问题紧扣主题。主持人参与新闻事件的采编播全过程，是当年认为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最理想状态，所以这个节目被认为是“使得电视新闻主持人的发展迈入新的阶段”的尝试。但是后来证明这是很难持续的工作方式，后来也就没有更多的实践了。
1992年为期16天的第25届奥运报道中，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个主持人团队，由在巴塞罗那“前线”的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与留在“大后方”的宁辛、沙桐共同组成。关键时刻，体育部副主任马国力也曾亲自上阵，主持《清晨奥运报道》和晚间《奥运沙龙》节目；同时，又请来京城体育新闻界颇有名气的《中国体育》杂志记者张武斌。马国力与张武斌二位，一位是掌控节目的主编级主持，一位是具有丰富体育报道经验的行家。他们的出现开阔了主持人选拔的思路，为中国出现“真正的主持人”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宁辛、沙桐两位播音员出身的年轻主持人，也动脑、动笔参与稿件内容组织，在现场直播的报道中显示出即兴主持表达的能力。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增强了电视体育报道的可视性，在电视与其他媒介的竞争中显示出自身优势。这次奥运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培养和启用名副其实的主持人的做法对后来的体育及所有节目都带来长期影响。[75]
地方电视新闻节目中设置主持人的也日渐增多。四川电视台1988年开办的杂志型社会新闻节目《从观众中来》，也设了节目主持人，为观众提供一个具体的交流对象和节目标志。福建电视台1988年开播的《新闻半小时》、安徽电视台的《社会之窗》等也都有专人主持。不少新闻节目主持人都很快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新闻在多个方面都有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但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整体架构。电视新闻栏目日渐增多，但栏目设置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稳定程度不高；栏目形式单一，多为纵向型的动态新闻式组合；虽然出现了主持人角色，但多数节目播出还在倚仗播音员。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已经不再单纯关注于打造“新、短、快、活”的报道品质，而在更广泛的专题报道、系列连续报道及深度报道、主持人形式上进行了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