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电视事业
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步好转，电视台建设也逐渐恢复，迎来了中国电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这个阶段电视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有三个：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北京市外）普遍恢复、重建或建立电视台并正式开播；二是主要借助微波线路，在全国初步形成了电视网；三是彩色电视开播。
虽然十年动乱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各项事业都不能正常进行，但电视技术却在已有基础上大大进步了。这很大程度上是重回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交往增加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人不甘落后、艰苦努力的成果。虽然这时在技术领域，我国只是在外国后面远远跟随。
一、复台建台
1960年第一次办台高峰时，中国的电视台达到了18家。随后由于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当时匆匆建立的地方台于1962下半年大部分下马停办，仅保留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5家台。1963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另外保留哈尔滨、长春两家电视台和西安一家试验台，共3家。另外，太原、南京、武汉、合肥四家试验台举办电视教学，以保留人员和设备。直到1965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好转，情况才有所改变，如山西台于1965年7月，湖北台于1965年9月恢复正式播出。据统计，到1966年年底，全国电视台恢复到了12家。1969年3月，安徽电视台恢复播出，9月30日第一次转播了经武汉、黄山传送的北京电视台节目。[139]
从1965年到1971年，包括保留下来的、停办以后恢复的以及新建的这三部分，全国共有32家电视台。其中中央台1家，地方台31家；地方台中，省级台27家、省辖市级台4家。除西藏自治区和北京市外，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地区）都有了电视台。
这个时期创办的电视台没有了第一波发展中的急切与冲动，采用的大多是国产正规电视广播设备，人员也有所充实，因而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说明创办电视的条件到这时才真正成熟。它们形成了我国电视网的主干队伍。
很多台开播时最先自办、播出的是新闻节目。如1970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电视组以“呼和浩特电视台”做台标正式播出。播出的第一个新闻性节目是《内蒙古新闻》，以后陆续开办了《内蒙古各地》《电视评论》《一周要闻》《盟市报纸一周》等8个新闻性专栏。[140]
1973年12月，广播事业局在其制订的《全国电视发展四五规划（草案）——1974至1975年》中提道：当时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起了36家黑白电视台和99个电视转播台；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的彩色电视台已先后开始试播；14个省市自治区已建有微波干线；电视工业系统从元件、器件到整机，从发射设备、中心设备到电视接收机，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厂点。
到1976年年底，全国共有电视台39家，其中省市电视台36家；一千瓦以上的电视转播台144座，各地还建了很多小功率的电视差转站。通过微波线路、转播台和差转台，全国电视覆盖率达到36%，将近3亿人可以看到电视；其中，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湖北等地的电视覆盖率已超过50%。当年上半年统计，我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达到60多万台，其中近70%在城市，其中有不到2%的彩色电视机（约7，000台）。电视观众已增至数百万人。[141]
二、覆盖技术
（一）卫星电视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于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这颗卫星重183公斤，运行周期为114分钟，并以20.009兆赫频率发射《东方红》乐曲。这使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电视及时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这一重大科技成果。[142]
1969年，我国试制成功第一套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用来接收美国“阿波罗11”飞船首次登月的卫星实况转播，抛物面天线的直径有14米。试制项目被称为“814工程”。当时由于“禁运”，我国没有录像机，广播局赶着试制了屏幕摄影设备把收到的电视图像从屏幕上用16毫米影片拍摄下来。[143]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电视摄影队带来了全套新式彩电转播和卫星转发设备。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派出技术队伍协助美国电视技术人员通过卫星传送节目，同时学习、了解有关彩电转播和卫星传送的技术。这是通过卫星进行现场报道的方式首次应用于中国。此后，多国元首访华期间，北京电视台技术人员都协助对方通过卫星传送实况或电视新闻片。[144]
北京从1972年开始建设卫星地球一号站，1973年建成投产。1974年，北京卫星地球站二号站建成投产，通信容量为132条话路和一路双向彩电，通过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与亚非各国和地区开通直达线路。
1973年1月10—15日，北京电视台协助扎伊尔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蒙博托总统访华的实况。这是我国首次使用自己的卫星地面站和电视设备、由自己的技术人员通过卫星向国外传送电视节目。1974年10月4日，加蓬总统邦戈访华，北京电视台用上海制造的彩色电视车进行了电视卫星实况转播。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微笑着招手致意。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电视台用日本东芝2号车转播了在宴会厅举行的欢迎邦戈总统访华的宴会。转播组一天成功完成了两项重大转播任务。[145]
1973年4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访华来沪，上海台通过卫星向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从1972年起步到1983年，上海电视台卫星实况传送都是与国外的电视机构合作进行的，技术设备和主要技术人员都是对方的，中方处于协助地位，后来设备逐步齐全，才陆续变为以中方技术人员为主进行卫星直播。
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后，应国外电视机构要求，北京电视台通过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上空的通信卫星，向世界播发了丧事活动的彩色电视片。这是我国电视台首次通过卫星发送新闻片。[146]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月12日到20日，北京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国外连续播送关于悼念毛泽东主席的电视报道。
1974年2月，北京电视台副总工程师许中明作为我国电信代表团成员，赴日内瓦参加了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了解到国外卫星广播的发展情况，回来后撰写了专题报告，提议采用广播卫星技术传送广播电视节目以实现全国覆盖。他们组建了专题研究组，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和器件，只用6，000元，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广播卫星接收机，抛物面天线直径3米，用它收看了第一代的美、苏、日广播卫星节目，效果很好。这也是他设想的“利用别人的广播卫星来做我们的实验”，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广播卫星。1976年4月到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科学研究所首次研制成功广播电视卫星直接接收设备，并在昆明接收美国“应用技术卫星六号”的节目，接收图像清晰稳定、层次分明，音质良好。[147]
1976年10月7—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南京召开卫星广播规划座谈会。会上讨论研究了中国卫星广播规划，提出我国广播电视应采用卫星覆盖的建议，并确定广播卫星使用十二吉赫频段。
（二）有线电视
1964年，为召开国际性会议，中央广播事业局电视部在北京饭店安装了第一套共同天线电视实验系统，从此开始了有线电视的发展。
1972年北京民族饭店和天安门城楼先后安装了可连接十几台电视机的小型共同天线电视系统。1973年，电视电声研究所和武汉市无线电天线厂在北京饭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用天线电视系统。经过10年的实验，1974年，北京饭店开始正式启用可接收两个频道、连接140台彩色电视机的共用天线系统，至1976年发展成能接收12个频道、连接650台彩色电视机的系统。不过，当时因为接收器材价格昂贵，并不普及，只有少数宾馆、饭店安装。[148]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各大中城市高层建筑大批涌现，又兴建了大型油罐，还有高压输电线路、铁塔和大型起重设备等，这些对电视画面调幅波产生屏蔽或反射，城市中形成了大片电波阴影区和较强干扰区，电视机屏幕上常常出现重影和杂波，电视图像质量下降。[149]因此，有线电视的实用价值凸显出来。
1976年4月，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型企业有线电视中心，可以同时转播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和自办的两套节目。
三、播出技术
（一）录像机
录像技术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我国投入使用，逐渐普及。它走过了引进—自制—引进的曲折，最终还是以引进为主结局。
1965年6月，日本电波新闻社为北京电视台弄来了第一台黑白录像机。它成了“台宝”，平时舍不得用，1966年新年，才首次试用。
1968年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了一个发展全国电视广播的设想意见，邀请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四机部协同广播事业局试制磁带录像机。1969年年初，北京广播科研所、上海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等单位共同协作研制国产2英寸4磁头横向扫描黑白录像机，1970年年初生产出样机，并在上海814卫星地面站试用。1973年国庆节，我国又研制成功自己的彩色磁带录像机，并投入生产、使用。
但国产录像机在使用中因技术、质量问题，不能达到满意效果。如1975年，广播电视教育办公室向上海录音器材厂购得LX-3型2英寸黑白录像机2台，因质量问题，无法正式投入使用。
当时并非只有国产录像机不过关，一些花高价买来的外国产品也不能正常工作。如1973年3月4日，上海电视台进口了两台美国安培（AMPEX）公司生产的1英寸带VPR-7953型彩色录像机。1975年上海台还专门为它们修建了“稳压、恒温、恒湿、净化”的高标准录像机房。但两台录像机质量依然不稳定，无法制作和播放，只能试验性使用。[150]
从1972年起的两三年时间里，北京电视台从美、日、英、德等国进口了不少彩电设备，其中有一批彩色录像机。1973年彩色电视开播后，一些节目开始录像播出。从1974年起，北京电视台用新引进的录像机录制了部分京剧、曲艺等优秀传统节目。[151]
北京电视台导演莫宣在1975年年初接受了中央办公厅交办的紧急任务——立即录制李和曾主演的《斩黄袍》等四出折子戏。当时只准演样板戏，剧团只能秘密安排，临时把李和曾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李和曾在秋收时摔伤了腿，还拄着拐杖，他已有10年不吊嗓子了。那时电视台刚进口彩色录像机，技术员对其性能还不熟悉，不会剪接，每个节目都要一气呵成，不然就得从头再来。于是莫宣就先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录演唱，然后再集中录像，第一次创造了先期录音方法。戏一录完，中央办公厅马上派人把录像带拿走，用飞机送到湖南给毛主席看。后来，他们又给毛主席录制了一批传统节目。这批节目录制的艺术质量和技术质量都比较高，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152]
1975年，随着录像设备的增多，录像机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电视节目逐渐由直播改为录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基本上实现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录像化，减少了播出事故，提高了播出质量，减轻了节目直接播出时繁重的摄像工作任务。[153]
（二）录音播出
在“文革”中，录像机有了新功能。1966年，赵忠祥用录像机录播了《十六条》。当时，“文革”刚开始，大家怕在播出中万一出纰漏担责任，又因为这类内容当时播出次数多达几十次，所以动用了录像机。[154]
1969年的一天，陈伯达来到广播局，他指示：决不许播音中播错一个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实现了录音播出。电视台技术部门想出办法：一边放映16毫米胶片，一边用录音机播声音磁带。由于没有同步设备，电源又不稳定，录音时对得很准，播放时又不同步，每条片子都会出现几秒甚至10来秒的误差。放映机不能调整，只能靠负责音响的同志在录音机上做文章，有时快转一点儿，有时停一下机，操作时必须利用调音台总控瞬间关闭，避免杂音播出。录播“解放”了播音员，忙坏了技术员。后来技术部门把一种关键设备——双片同步器装到播出线上，使每天晚上的双片播出实现了同步。
从1969年下半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终于告别了新闻影片的直播。“四人帮”的干涉引起了播出技术的改变，这也是一种“坏事变好事”吧。直到这时，在直播了近10年之后，赵忠祥才能够看到自己播出的效果。[155]
1973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用胶片涂磁、双片道以及同步录音还音等方式，并更换了进口同步放映机，解决了声画同步问题，影片的声音质量有了较大改进。这时，在声音形式上，也一改新闻配乐的做法，代之真实的现场音响同期声，让观众能形声一体地感受新闻现场发生的真实景象。[156]而彻底解决声画同步问题是在摄录一体机（ENG）出现以后。
（三）字幕生产进步
字幕制作不仅涉及技术，也直接关系到报道的内容与形式。
“文革”期间对于字幕制作，北京电视台自己发明了设备，又进口了机器，丰富了字幕形式，也实现了自动化，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这一发展兼有技术发展与组织建设双重意义。
建台初期，新闻字幕由美工人员手工书写，播出时再与影像胶片用两台摄像机分头拍摄，“合成”后播出。当时北京电视台和外国交换电视片，还有一些送往地方电视台；但这些片子洗印制作后并没有字幕，不能形成完整的节目。1968年，北京电视台建立了字幕车间。身为摄影记者的朱宏边工作边筹备，因陋就简，用一台摄影机改装成拍字幕的专用工具，从而使一部部纪录片和专题片有了片头和片尾，使影片形成完整的状态，使加工进程逐步走向完善，并且很好地应对了交换节目不断增加使新闻字幕加工工作量不断加大的压力。
“文革”期间，节目中有很多毛主席语录，有时还有些较长的内容提要和解说，这都需要拍到胶片上，如果用翻拍机一块块出，显得很单调，缺乏艺术性。当时朱宏和谭爱民在郭玺和徐增祁的帮助下，土法上马，用自来水管、马达和长条玻璃自行研制成使长条字幕逐渐向上移动的设备，做到了起步稳，落幅准，为拍摄字幕又增添了一种新设备和新工艺。[157]
1969年，北京电视台从瑞士进口了一台小型字幕翻拍机。这台机器小巧灵活，能拍简单的动画和许多种字幕技巧，如“划”“转”“飞”等，使字幕形式多样起来。
1972年，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新设立了“字幕动画组”，负责字幕书写、美术创作及动画拍摄。当时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专题报道、纪录片等都要设计片头字幕，绘制片中的彩图和示意性动画等。如大型彩色电视纪录片《斯诺在中国》，其中斯诺在中国的行程路线图就是采用动画的形式绘制再用胶片拍摄而成的。这些生动形象的动画和插图，加强了电视片的感染力，提升了片子的艺术效果。[158]
1972年年底，北京电视台用4万多美元从日本进口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动画摄影机，及一台能做投影合成的放映机，并在1975年以后，又陆续调来三名美工和一名摄制人员，加强了字幕、动画队伍的力量。他们为各栏目和许多纪录片设计片头，书写字幕，拍摄动画，为了使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更加活泼、更富艺术性、更具说服力，他们耐心地一幅幅设计、一格格拍摄。各类节目也更多地使用了动画，丰富了电视新闻的屏幕表现力。
（四）其他技术发展
这一段时间，电视台中也有一些不那么重大但也相当关键的技术进步。
摄影照明灯具的改革。先是小型化，再是去掉电线，终于在“文革”时生产出国产电瓶灯。这都是周总理出国访问看到国外的先进灯具，派人买回来我国自己仿造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记者看到我国影视记者使用的电瓶灯体积小、亮度大，深感惊讶与赞赏。之后我国又对灯具做了除去红外线和紫外线的改造，以利于被拍者的健康。[159]
1968年1月，经过工作人员3年（1965年冬动工）的艰苦奋战，北京电视台月坛发射台终于建成。新的发射塔高185米，装设了6层蝙蝠翼发射天线，电视发射机功率由原来的5千瓦增加到10千瓦，有效发射半径达到60—80公里，提高了节目播出质量，扩大了节目覆盖范围。1974年12月26日，上海电视台正式启用当时国内最高（210米）的新建电视发射铁塔。[160]
四、编辑部
20世纪70年代，北京电视台调来刘佳和邢质斌做播音工作。“文革”后期还从各外语院校调来一批毕业生：盛亦来、陆金龙等在国际组，陆伟昌、刘正铸、周建国、马赤后、董石才、汪保国等放到各组作为懂外语的记者培养。1976年，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由“文革”前的200多人发展到了600多人。[161]
1973年6月13日，上海市广播事业局成立，上海电视台成为与上海电台并列的局属单位。由于筹建彩电中心需要，上海电视台调回一批技术和业务骨干，工作人员补充到176人，设置了政治新闻组、演播组、技术组、管理组以及一个参加彩电会战的工作班子。同年，由于电视播出次数增加和彩色电视试播，播音员增至3人。播音员和音乐编辑、录音员共同组成音响组，直接由台办公室统一调度。20世纪70年代后期，播音员又增至6人。这些播音员分别来自剧团、电台、市郊农场广播站，电视台曾为他们开办专业培训班，以便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的岗位。[162]
小结
1965年到1971年，除北京市和西藏自治区外，各个省区市都建立或恢复了自己的电视台，再次形成了全国性的规模。
我国在1970年发射了自己的卫星，1972年建成了第一座接收国际通信卫星信号的地面站，从1976年年初周总理逝世后才使用卫星向外发送新闻。直到1976年才研制出直接接收卫星节目的天线、设备，并在这一年确定了使用卫星覆盖全国的正确决策。
为了解决局部覆盖，提高收视质量，有线电视网络在这时也起步建设。它首先出现在大饭店和大企业中。
录像机的发明不仅方便了播出，而且使电视终于摆脱了电影制作方式，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制作方法。在这之前，除了演播室直播或外出实况转播是声像同步之外，录制节目要完全依赖电影技术。录像机使电视节目摆脱了电影制作工艺的局限，使电视媒体最终完善了自身功能。录像是电视发挥自身特性的关键技术。录像节目制作的高时效性——录完马上可以播放、不需要洗印过程，也使电视成为真正合格的新闻媒体。
当中央提出明确要求以后，多地群起攻关试制，但是自创制式并未成功。我国选择了适于我国多山条件、技术上较优的PAL制作为彩电制式。这样坚持客观科学论证的态度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后来大规模进口设备，确是将“巨大市场拱手让人”之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视在技术上有了较大改善，从彩色胶片、微波、卫星传送到彩电一一实现，而节目则一改之前快速发展的势头，谈不上什么进步。
在“四人帮”控制下，电视新闻中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新闻题材都很局限；表现手法更加单一，电视新闻形成一种“三段”模式：学语录、大批判、机器转。电视新闻偏离事实和观众需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72年10月收到一封从上海发出、署名“工农兵”的信，信中说：“作为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喉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重要工具，但是你们却没有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有好多地方是吃了败仗的。”“例如，从1966年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是那么几篇干巴巴的文章和那么几段听惯了的京戏，试问……怎么能占领无产阶级宣传阵地呢？只有傻瓜才会那样认为，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妄图推翻无产阶级的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你们这样以正确的面目，从‘左’的方面出发，从‘右’的方面夺取政权，其下场只有像林彪一样自取灭亡。”这封信虽然带有“文革”语言痕迹，但它对当时广播电视宣传的批评却是一针见血，反映了当时广大群众对广播及媒体的态度。[163]
周恩来总理也曾严厉批评过“文革”中的新闻节目。在党的九大召开当天，在审看开幕式的电视新闻时，周总理对片子质量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的电视节目粗糙，要严肃，要活泼，要扎实。”“编辑要动脑筋编好，质量要高一点。”周恩来同志平时审阅文件、报告和广播稿都非常认真，不仅把政治关，还改正错别字，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1971年4月13日凌晨，周总理审阅完中央台一次体育实况转播的稿件后，写了这样一个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都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从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周总理为了修改这篇稿件，花费了多少心血！[164]这些问题在以后的新闻中仍能看得到踪迹，说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人们对电视新闻规律的认识不但没有更清晰，反而愈加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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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杨伟光.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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