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题材的报道
一、时政新闻
这个时期，重大会议的报道率先采用直播，为新闻改革做出了表率。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1983年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广播电视部领导曾提出现场直播大会开幕式，未获得批准。电视台只做了录像剪辑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对开幕式作了连续报道。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电视台派记者采访，播出了20多个会议专题节目。
1985年3月27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广播电视部旧事重提，向会议宣传组提出现场直播大会开幕式的要求，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组织了专门报道班子，从当天下午14点55分开始，向国内外电视观众和听众现场直播了开幕式实况。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电视首次现场直播重要会议的开幕式。早在1959年4月18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就曾直播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实况，那是电视首次转播重大政治会议。
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对两会记者招待会进行现场录像播出，引起巨大反响。[135]
（一）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1987年3月25日—4月11日，全国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召开。这次两会在前一年形势变动的背景下，引得中外记者云集北京。开始媒体以为报道口径可能会有所收紧，但是中央提出要求：“大会宣传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更为民主开放的精神，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多种方式，抓紧一切时机向国内外各阶层人士正面阐述、说明、解释党的政策。”这显示了空前开放的姿态。
电视工作者们了解到会议宣传组安排了八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录像播出会议实况，改变以往记者招待会只发简单消息、回避尖锐问题的做法，以此作为报道的一次突破。这一设想得到广电部领导和大会宣传组的支持。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全部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录像剪辑，及时而详细地报道了中央领导直接回答国内外关心的问题。电视还在报道各小组讨论会时，使用了代表和委员们发言的同期声，一改过去只见代表张口，不闻其声的缺欠，提高了重大会议报道的开放程度。
节目播出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从国内电视界到外国报刊都对这种开放性报道给予较高评价。观众反映：“报道沟通了最高层同群众的联系”“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进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传播了数次记者招待会，……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136]这次报道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重要标志。
在这次两会期间，针对有人说“电视记者到人大会堂从来不敢提问题”的风凉话，中央电视台开始专门研究现场提问。在20多个问题中经讨论确定了几个后，当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几乎场场提问，从此也形成了传统。
这次报道也使有关领导更加重视电视的作用。这之后，在中央批准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请示》中，在叙述了电视报道记者招待会的成功经验之后，谈道：“广播电视是同人民群众对话的新闻渠道中最迅速、最广泛、最直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化工具，具有文字报道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不久，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处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问题，中央领导提出中央电视台要搞录像剪辑播出。这在国务院会议报道史上是第一次。[137]
（二）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政治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于新闻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党务政务活动的报道，”“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央电视台在总结人大会议报道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对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未能如愿；但报道口径明显放宽了。新闻报道一反过去严格保密的惯例，实现了从未有过的新闻公开，开创了党代会报道的四个“第一”：第一次现场直播开幕式实况；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用四部摄像机进行了实况直播，并通过国际卫星向全世界转播；第一次对党代会的全体会议从开始不断发出正在发生的消息的连续报道（包括字幕新闻）；第一次明确规定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原则上可以公开报道，不必再送审；第一次允许中央各新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大量发稿。这就为新闻单位放下了“怕出错”的包袱，为及时播出会议报道创造了重要条件。
大会期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和记者采访会11次，电视台每次都录像播出、迅速报道。特别是11月2日下午一中全会闭幕后，下午5点开始，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率领着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了招待中外记者的酒会，回答记者提问。在现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沈忱、周建国、于学忱、马赤后与台长助理沈纪出于新闻敏感，决定做好简短新闻报道与详细专题报道的两手准备。由于招待会场地较大，领导与记者的活动范围很广，便使用一部便携式摄像机跟拍，用两部固定机位拍摄全场气氛，将现场实况全部记录下来。酒会在6点结束。中央电视台采用边录、边编、边播的流水作业方式，将此新闻在19：00的《新闻联播》中做了简要报道，在19：35播放了一个长达57分钟的专题《赵紫阳等五位常委答中外记者问》。赵紫阳同志边走边谈，对答如流，表现出党的领导对改革和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节目中运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镜头来渲染气氛、烘托主题；片中的同期声，将五位领导与中外记者的提问、问答一一展现，使观众耳目一新。
节目播出后，在国内外受到热烈欢迎。应观众要求，节目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了几十次。外国电视机构有16家接收了这一新闻。但电视人还是遗憾：“这样的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该多好啊！”在10天会期中，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新闻67条，记者招待会专题新闻13个；再加直播、插播及字幕新闻等，总计播出25小时15分钟。维斯新闻社还向多国发了新闻。如此大量、集中、迅速的报道，是前所未有的。大会期间，《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从通常的30%多增加到42.7%。十三大会议和有关报道因此被誉为“开放型的会议，开放型的报道”[138]。这一年也成为重要会议电视报道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年。
十三大以后，电视中的“对话”“交流”节目越来越多。现场报道以及连续报道、系列报道日多，重大政治活动的录像播出已成常规，现场直播也不时采用，用字幕夹带播出的简明消息、快讯经常呈现于屏幕。电视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突出。[139]
在十三大北京召开期间，上海电视台派出采访组，每天发回有关的新闻片和专题片，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播出。这是上海台第一次派出记者直接参与全国性重大政治活动报道。此后，全国性的重大政治活动如“两会”等，上海台都派记者到首都参与报道。[140]
这一时期，地方台的新闻也力图改革会议报道。对于电视报道中会议很多、会议新闻慢慢形成的模式“台上台下，会标高挂，群众鼓掌，领导讲话”，观众没有兴趣。1986年10月，北京电视台向市委写了《关于减少会议报道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市委的批准。市委办公厅向各部委办、区县局转发了这个报告，说明大家对会议报道的问题都心知肚明，希望有所变化。但后来会议报道在电视新闻中仍然较多，其中原因也是复杂的。
198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开幕式实况，会议期间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也都录像播出。每天都大量播发了会议的新闻和专题报道。这些报道增强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扩大了会议的宣传效果。[141]
（三）时政新闻
其时，一些有关领导活动的时政新闻，也有了新的探索和发展。
1984年1月24日21点30分，中国总理访美国、加拿大后乘机回到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图像音响报道，电台用电视音响在播音室里做了现场实况报道。
1984年3月5—23日，李先念主席出访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和尼泊尔4国，是我国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后的第一次出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共派出7名记者随行采访。中央电视台报道组通过卫星及时向国内进行了报道。
1984年5月30日—6月16日，中国总理访问法国、比利时、欧洲共同体、瑞典、挪威、意大利。中央电视台通过国际通信卫星每天传回当天访问活动新闻。[142]
198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报道《胡耀邦同志重访长征路》，真实记录他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的情景。人们从中看到，在10天时间里，他沿着50年前红军走过的道路，行程2000多公里，视察了川西北高原和陇南山区10多个县。总书记在田边地头，和农民席地而坐拉家常，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会见基层干部，和他们交谈形势、商量工作。片中有一幅幅耀邦同志为老汉点烟、抱着农家孩子嘘寒问暖的画面。[143]
1986年，中央电视台与英国方面合作，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活动通过卫星进行直播，并为英国独立电视台（ITN）建了临时演播室。
198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向外界宣布了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都迅速报道。各国的目光一下子转向北京。很多国家对我国政策前景纷纷猜测。3月3日邓小平主任会见了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见时我国领导人指出：在我们中央个别人事变动后，不存在改变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为了更正确、全面地执行已经贯彻执行了8年的行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我们的既定政策不会变。接受报道任务的记者，预见到这个新闻的重要性，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现场抢拍到大量有说服力的素材，保证了准确、及时地把这一声音告诉世界。[144]
山西电视台有意识地增加公共事务的公开报道。该台新闻部选派了一两名能够完成重大报道任务的首席记者，常驻省六大班子和省军区，及时报道省委、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及省军区的重要活动，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使山西人民及时了解重大情况和重大决策。他们还适时邀请山西省党政领导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介绍形势、解答问题，增进群众对全面情况的了解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同时注意选择有代表性、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在电视上组织公开讨论，请各方面的观众发表不同意见。这是对时政新闻内容的实质性改革探索。[145]
二、负面新闻
（一）灾难新闻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负面新闻日见增多。我国对自然灾害的报道日益放开。
1.上海造漆厂火灾
1985年6月27日，当天下午在上海造漆厂发生了化学性恶性火灾。大火随时可能引发大爆炸，记者朱黔生、朱开元等紧急赶赴现场，和消防人员及其他抢险人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摄录下惊险的一幕。在拍摄中，记者感受到救火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把新闻主题确定在讴歌英雄之上。上海电视台头条新闻播出了这条消息，还配上了一条短评。这条消息又被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表扬，《人民日报》为此还发了一篇题为《做新时期的战地记者》的短评，表扬上海台记者为报道不惧牺牲的精神。[146]
1985年7月下旬，辽宁省辽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人民解放军驻辽宁各部队迅速奔赴灾区抗洪抢险。辽宁电视台及时传送灾情预报及防汛指挥部门的指令，播发抢险救灾的新闻、评论；从7月21日—9月6日的40多天里，共播出相关图像和口播新闻287条。中央电视台培养的第一批军队电视通讯员也随救灾部队赶到现场，拍摄了很多抢险救灾场面。军事部将这些素材汇编成《沈阳军区抗洪救灾立新功》的新闻。这条新闻有人物、有情节，现场感很强。[147]
2.大兴安岭火灾
1987年5月6—31日，我国东北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和驻沈阳军区记者站联合作战，和通讯员全部随部队行动，深入一线采访。5月8日起中央电视台新闻开始报道。5月10日，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组织两台（电台、电视台）记者20多名，也奔赴火灾前线采访。5月1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军事记者从灾区发来的第一条火灾现场情况的新闻片和通过卫星观察到的大火情况。之后，每天报道火情动态、扑火事迹、灭火战果、部队调动、生活、英雄集体、先进个人、善后处理、教训分析等新闻，记者在现场采访扑火部队，被采访人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显得真实感人。报道中适时穿插背景介绍，以及世界各地森林火灾发生情况和扑救办法，还有“大兴安岭火灾给人们的启示”“火灾给人们的思考”等新闻评论。整组报道有动态、有背景、有解释、有分析，吸引着亿万中外观众。[148]
在连续报道期间，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黑龙江省一些领导人阻止黑龙江台为中央电视台传送有关新闻，由于部队和辽宁台的支持，中央电视台及时报道了火情和军民扑火斗争的动人事迹。对这场火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前25天播出了60条新闻和多条评论；在一个多月内共播发100多条新闻。这些报道虽然每条都很短，但众多新闻形成整体，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创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之最，在我国电视新闻史上实属罕见。黑龙江省电台、电视台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共采写各种形式的报道453篇。[149]
1987年6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处理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问题，罢免了林业部部长。中央电视台对其进行了录像剪辑报道，这在对国务院会议报道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虽然有了一定数量的灾难报道，过去讳莫如深的重大灾难事故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上逐渐基本做到有闻必录。但这类新闻仍然延续着“不做灾难做救灾”的思路。不深入追究和挖掘事故的责任和根源，观众从新闻中便不能全面了解灾难，也很难对如何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以及恰当的避难带来深入的了解。这损失的是事实的真相和对真相的认识，是人类从灾难中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二）批评报道
从1979年中央电视台对“王府井小轿车”的报道之后，批评性报道日渐增多。在历年的好新闻评选中都有对此类的表彰，舆论监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这个时期的批评报道很多在关注百姓生活困难方面。这个时期各地主管部门还没有应对批评的经验，往往一个地方的问题一下就捅到中央电视台播出，也没有受到太多阻拦。
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由于电视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电视所反映的问题也形象、直观，所以，电视新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更容易引起社会的重视，也能促使问题尽快解决。在批评中，简单化的指控已被多侧面的分析所代替，有助于以理服人。
1.社会话题
1984年1月4日，就江西大学门前路面破烂不堪、污水横流而长期无人过问的问题，江西电视台连续播发了“江大门前路难行”和“这种局面何时了”两则报道。报道把现状展现在屏幕上，批评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引起社会关注。不久，该路段得到了治理，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江西电视台又陆续播出了《南昌街头迷信活动猖獗》《九江火车站买票难》《倒卖汽油票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等一些批评性报道，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50]
1984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组连续报道：《北京乘车难》，由10则单篇报道组成。它首先报道了两路公共汽车乘车难，和病人、产妇乘出租汽车难的情况；然后调查出乘车难的原因以及缓解矛盾的措施。采制中，记者没有事先写解说、设计镜头，也没有导演摆布，而是深入现场，抓拍真实、自然的镜头；采访当事人，用民众的语言来说明问题。报道一播出就接到北京观众的电话，以后，又陆续收到上海、广州等许多地方观众的来信表示支持。时任副总理李鹏为这个报道提出感谢中央电视台；胡耀邦同志看了后说：“这种报道不错，其他方面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连续报道一下。”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看了后，立即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他们认真对待所提问题，改进工作。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很快新开了四条新线路，在比较拥挤的线路上增加了车辆和车次，在一些线路上增设了母子班车。报道促使被批评线路的交通难问题有了明显改善，这些举措也被继续报道出来。[151]
1985年广东电视台的连续报道《广州市近两万名学生入学难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抓住近两万名学生因无校舍上不了学这一问题展开，报道了有关部门互相扯皮，致使建校拖了4个月毫无进展。又追踪报道有关部门大力合作、克服困难，在短短4个月内建成3栋楼房，将问题圆满解决，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类似这样的连续报道，在当时的一些批评新闻中被经常采用，结果一般都能令人满意。[152]
1985年湖南广播、电视媒体一起针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集中报道，连续播出了三个月。关于“农民跑运输难”的报道，在湖南全省震动很大，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直至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促进了问题的解决。1987年关于益阳市副食品公司白酒掺水事件的连续报道，随着事态的发展，媒体冲破阻力、层层深入，揭露事实真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益阳市副食品公司及其负责人分别受到处罚。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白酒加浆标准的条款也分别做了修改或废止。
1986年，江西电视台针对南昌市卷烟市场的混乱情况，先后5次播出了揭露烟霸违法行为的连续报道，以及13期“烟霸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的追踪报道，在全省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人大代表南昌视察组、省顾问委员会分别听取了省电视台关于这一报道的汇报，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就如何整顿南昌市卷烟市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措施，发挥出新闻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
中央电视台于1986年12月4日新闻节目头条播出《全国自然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长沙举行》，这条新闻是较早的对于环境问题的坦诚批评。它讲了从会上了解到的我国自然资源被破坏的情况，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条新闻的开头先用了一个会场全景，接着是主席台近景和听众镜头。随后，画面便转到会外，用画面展示出我国环境破坏的严重情况：水土流失，牲畜、森林、动植物数量大幅度减少，缺乏养分的粮食作物、退化沙化碱化的草原以及森林、沙漠，等等。一些野外实地镜头和部分资料图片丰富了会议的信息，使画面本身具有新闻价值。这一幕幕情景，激起了人们的共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批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些体裁配合、正负报道配合的实例。1986年《湖南新闻联播》报道了假药事件。该台专题部便采制了专题《假药追踪记》，详细报道卖假药的来龙去脉。1987年，电视新闻连续报道了“官府村”现象，专题则报道了《常宁县一些干部乱用公款建私房》；新闻从正面报道了《六省公安机关通力合作，被绑架小孩平安返家》，专题则从反面报道了《高墙内的母与子》。这种长短配合和正反结合的报道方式在社会上对所批评问题分析更深入，较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153]
1987年广东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新闻《广州三十万退休工人没有专门活动场所》。该片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得知，广州市的退休工人不仅没有一个专门管理机构，连一个活动场所也没有。广大退休工人生活单调，对此意见纷纷。记者萌发了要为退休工人提诉求的想法，并很快采拍了这条新闻。画面中那一组退休工人坐在江边、路旁打纸牌的镜头，形象、生动，足以说明主题。新闻播出后，立即引起了广州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市委领导批示市总工会和各区政府，要重视退休工人活动场所的问题，第二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一条一分多钟的电视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如此反响，收到这么好的社会效果，根本原因是它抓住了当时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154]
回顾这么多早年的批评报道，我们惊讶地看到，很多当年“圆满解决”了的问题后面依然存在，而且那么惊人地相似。深究内中原因，可见媒体对社会问题多停留在将其所反映的具体矛盾的迅速化解上，而对问题的根源却没有深入追究、挖掘，没有建立阻断其继续滋生的途径、土壤，建立起长效的管控机制、制度。正是这些没有挖掉的根源，遗养成了日益壮硕的老根，在这上面结出了更多的恶果。一个问题表面上解决了，但其根还在，就会继续发芽、长出新的问题……这是社会盛行短期治理行为的恶果。
当年的电视批评报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播发以后常常引来高层领导的关注，说明领导们都在和大众看一样的节目，并会对一些媒体反应予以相当的重视，会责令解决。
除了批评报道以外，广东电视台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提议下，于1983年2月4日在电视新闻中开办了《立此存照》这个批评栏目，该栏目播出后极受欢迎。1986年9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广州市党恩新街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四个月，当地居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报纸也做过报道，但一直无人过问。《立此存照》栏目以《屎水浸街四个月，六千多人受困扰》为题，报道了这一问题，并配发短评，引起了广州市和荔湾区两级政府的重视，副市长亲自过问，实地察看。管理者立即派人清疏。新闻播出后第四天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广州海珠区晓园新村72家购买商品房的住户，搬进新居后缺水缺电达半年之久，何时解决，遥遥无期。《立此存照》又批评了这一现象，受到重视，经过20多天努力，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55]
2.经济批评
随着改革深入，经济领域的利益纠葛开始涌现，新闻批评也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在当年的批评报道中，有相当数量的涉及经济领域，里面有消费者对消费权利的维护，也有对经济建设中新出现弊端的声讨。这些新闻批评具体、实际，往往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1985年上半年，上海电视台提供给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上海市破获一起倒卖拼装汽车大案》《上海市药品管理混乱》和《外地冒牌的名牌产品进入上海市场》等新闻，及时揭露了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中央电视台在采用时均配发了评论。《上海市药品管理混乱》引起了国务院医药管理总局的重视，为此向全国发文，直接推动了全国药物管理工作的展开。
山西电视台1985年播出的《山西运城地区违反农村信贷政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一片，反映出农村信贷工作因宏观失控和不正之风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的事实，揭露一些人乘改革之机损公肥私的罪恶行径，是一则重大题材的报道。该台5名记者为了了解农村信贷中的问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十几个县，行程一千多公里，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报道把抽象的信贷内容用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化枯燥的概念、数字为具体的形象：一些贷款户大量借贷久拖不还，却在盖楼房、购汽车、买家电，甚至乱投资，这些事实都给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报道促使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及时纠正错误倾向。它以较高的新闻价值、较强的报道深度和较大的社会影响，赢得普遍的好评，并赢得“全国优秀电视新闻特等奖”。[156]
1987年下半年，山西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区和单位不顾财力物力实际情况，竞相大兴土木、基建摊子越铺越大，造成投资膨胀，工程拖欠款严重。记者走访了太原市体改委，了解到正是那些为计划留下资金缺口、资金和材料都不落实、在施工中不断追加资金的“钓鱼”工程造成了拖欠施工款的问题。这类工程仅在太原地区在建的800余个项目中就超过了70%。看来，这个问题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性。于是记者确定了这条新闻的主题，做了《太原地区一些“钓鱼”工程造成基建投资规模膨胀、工程马拉松》的报道，及时配合了国务院要求各地清理在建项目的工作。山西省在清理中，共停建、缓建此类工程78个，压缩总投资2.54亿元。[157]
中央电视台于1987年2月1日正式开播的《综合经济信息》栏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多有批评，如《彩电为什么买不到》《猪肉为什么限量供应》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或是《福建晋江地区鞋厂产品质量低劣》《桃花牌电扇引出的教训》等消费品质量问题。《在诱人的广告背后》，使观众充分了解浙江永嘉骗人广告的真相，为全国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追回了损失。此外，《山西农村乱开小煤窑严重破坏国家煤炭资源》《运城地区建设农村信贷政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河南新郑县发现一座假化肥厂》《阿勒泰金矿遭到破坏》等经济批评报道播出后，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促进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158]
1987年，中央电视台在《综合经济信息》栏目播出的连续报道《首都海关空运进口货物积压严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时任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立即召开了经委办公会议，指示要尽快解决。报道还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地方开展了清仓查库工作，以减少国家损失。《北京沙子口货场哄抢西瓜》一片播出后，北京市有关部门惩办了主要肇事者，保护了农民的权益。这两则批评报道大胆揭露了相关管理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管理上的弊端，曾一时成为经济新闻中的焦点。经中央领导直接过问，被报道所批评的单位很快对有关问题和责任者进行了处理，同时也引起了各地有关部门的普遍重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就此指出：“今后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地搞下去，并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159]
1987年，辽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共同录制的新闻《一条马路隔断了两个厂的产销联系》，播出后也引起了较大反响。新闻反映了沈阳市只有一路之隔的两个工厂，互相需要对方产品却难以直接建立供求关系，产品购进要到千里之外，生动地揭示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经营体制的弊端，问题提得尖锐、表现典型。[160]
湖北电视台1987年播出的《中南轧钢厂六五〇工程浪费惊人》，批评的是：六五〇工程耗资三百多万元后长期闲置，造成巨大浪费。报道不仅对败家子作风提出了批评，而且找出了问题的根源：工程盲目上马，缺乏前期的科学论证，就此提出了“不讲科学是最大的浪费”这一观点，揭示了新建企业中带有的普遍问题。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看了新闻后，连夜召开会议，责成市经委尽快拿出救活该工程的方案，并提出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冶金部长看到新闻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这一现象，并拨专款指令武钢限期把工程搞活。武钢随后做出决定，把这一工程改革成现代化螺纹钢生产线。人们称赞：“一条新闻救活了一项大工程。”[161]
经济类批评是批评报道的一个新兴类别，它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并有力地发挥出对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这个时期批评性新闻广受重视，也体现在评奖中。在1987年的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时，获特等奖的15条新闻中有5条负面、批评报道：《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中央台）、《一条马路隔断了两个企业的产需联系》（中央台、辽宁台）、《太原市流动个体工商户超计划生育严重》（山西台）、《广州30万退休工人没有专门活动场所》（广东台）、《制止公款吃喝》（江苏台），另外一些得奖作品中也带有一定的批评内容。[162]有人曾统计过1986—1988三年的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获奖作品，发现批评性报道在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986年：10%、3.7%、8.5%；1987年：30%、23%、15.3%；1988年：60%、33.3%和33.3%。这组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在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
三、经济新闻
（一）经济频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报道在电视宣传中处于重要地位。1984年以来中央领导多次指示，中央电视台要加强电视经济宣传，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12月，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经济部。当时上级明确规定其工作宗旨是：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
为了对经济建设提供更具体的服务，中央领导多次指示中央电视台创办经济频道。1985年3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指示：“要办一个经济电视台，着重传播经济新闻、经济信息、商业行情和广告。”
1986年3月，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给中央写了《关于购买国际通信卫星转发器，开办国内教育电视节目和综合经济信息节目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今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开办一套经济信息节目，以适应四化建设需要。”[163]
1986年12月20—23日，广播电影电视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青岛召开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向全国传送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布置了加强经济宣传和节目传送问题。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70个城市电视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以传播综合经济信息为主要特点，并指出，“经济信息节目的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传播国内外经济信息和商业行情，沟通城乡和国内外产销渠道，当好企业和消费者的参谋，为四化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会上决定1987年中央电视台正式通过国际卫星向全国传送经济节目。
媒体这时对经济新闻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模式常常是将经济新闻等同于生产新闻，只关注哪个工厂提高了效益、产值增加了多少，这时，电视人认识到这个概念过窄、片面，甚至构不成新闻。这种节目观念导致观众不爱看经济新闻，而观众爱看的则报道得很少。1986年在石家庄会议上有人提出把生产过程放在经济新闻主体地位的观念应改变，要改变经济新闻的结构，即经济报道实际是个非常大的概念，包括经济政策、建设成就、物资流通、新闻人物、金融动向等方方面面，应该开阔视野、更新领域。“这类问题不解决，观念不改变，我们的新闻结构就很难改变，我们的新闻也就很难受观众的欢迎。”[164]
（二）中央电视台经济节目
1.创办专门栏目
1985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中开辟了《经济生活》专栏，这是中央电视台建台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栏目，其中还包括了原《科技与生活》栏目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宣传改革新举措，介绍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动态，维护消费者利益、传播经济行情信息、沟通产销渠道、提供各类服务。其中开设的小栏目有：《经济快讯》《市场巡礼》《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国内行情》《世界经济窗口》《港台信息》等。节目每周播出3次，每周二、四在第二套节目19：00播出，每周一晚上在一套节目播出，每次20分钟；主持人为张宏民、卢静等。这个节目一出台，就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播出的一些节目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好的影响。[165]
1985年8月中央电视台又开办了《消费者之友》栏目，进一步沟通消费者与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联系，反映消费者呼声，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一栏目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密切合作，发出了《福建晋江地区鞋厂产品质量低劣》《桃花牌电扇引出的教训》等较受观众欢迎的节目。
1986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开办了面向北京地区的第三套节目。1987年2月1日起，原来只对北京地区播出的第二套节目调整为以经济节目为主的频道，通过卫星面向全国传出。
2月1日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在《经济生活》栏目基础上扩充并改名的《综合经济信息》节目开播（1989年年底改版为《经济半小时》）。该栏目在二套每天播出，一周7期，并在首播的第二天重播。节目时长由20分钟增加到40分钟，其中有25分钟播出每天的固定小栏目《经济新闻》《市场信息》《金融动态》《东南西北》《广告》等；另外15分钟每天轮流播出《经济纵横》（周一）、《经济博览》（周二）、《世界经济窗口》（周三）、《科技与效益》（周四）、《企业家园地》（周五）、《信息发布会》（周六）、《消费者之友》（周日）、《周末热门话题》《外汇牌价》等栏目。该节目注重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宣传，其中包括物价政策、特区政策、外贸政策、企业承包政策、乡镇企业政策、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等；还通过其众多小栏目，传播了城乡人民生活等内容。这个节目因逐步办出了特色，收视率较高。
《综合经济信息》开播后得到各级经济主管部门、企业界和全国各地方电视台的大力支持，受到观众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欢迎。仅10个月，就发布经济新闻和信息6000多条。到1987年年底，全国已有120家省、市级以及相当多县电视台转播这一节目，到1988年4月初，达到了130家。前述《空运到京进口货物积压严重》和《北京沙子口货场哄抢西瓜》新闻都是在《综合经济信息》栏目播出的。该栏目中曾有不少节目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如《发展中的思考——我国涉外宾馆宏观控制》就获得1987年全国优秀电视专栏一等奖。[166]
由编导乔冠英等策划制作的《周末热门话题》栏目，内容贴近百姓生活现实，形式上较早采用主持人谈话的方式，既轻松又活泼，播出了《彩电为什么买不到》《猪肉为什么限量供应》《住房改革对谁有好处》等，通过议论百姓关心的问题，宣传、解释了政府的有关政策，反映了群众意见，社会影响较大。
对于经济报道的关注也可以在专业刊物上看出来。1985年新出刊的中央电视台《电视研究》杂志第一期即刊登了《关于宣传改革的几点意见》。其中基本都是关于经济报道的：其一，注重把握改革的目的：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家财力的增加。其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抓住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其三，突出宣传搞活城市经济的几个重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搞活流通。其四，宣传政企分开。其五，大力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六，宣传以整党的精神来搞好改革。其七，价格问题要特别慎重，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署进行。[167]这些也都是当年经济报道的重点内容。
2.经济建设成就
随着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转移，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很多大型工程报道。
这一时期对于卫星发射的报道频频现身荧屏，增加了国民对卫星事业发展的了解。1984年4月，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记者在现场选择了最好的角度，距离最近又最危险的地点，拍摄到较理想的镜头，制作出《我国通信卫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的新闻。[168]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的重大市政建设工程相继上马并陆续竣工，围绕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地铁一号线、内环线高架路、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等，从工程开工起，上海电视台组织了一系列的报道。1985年宝山钢铁总厂建成投产前夕，中央电视台急请上海电视台提供关于宝钢投产对国民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作用的电视评论，编辑记者用一昼夜制成一条10分钟评论片，送中央电视台在宝钢投产当天播出。
（三）各地经济台
上海电视台从1981年10月就开办了服务性很强的经济新闻栏目《市场掠影》，每次3分钟，播出五六条实用商品信息，每周六播出，播出后受到欢迎。1985年2月将其扩大为《经济之窗》栏目，每周一集20分钟，其中10分钟为经济新闻，设有《生意经》《市场漫步》《上海之最》《建议和呼声》等小栏目。节目中有对调价后自行车销售情况的反映，有对劣质蛋糕来源的调查等。1986年春节，围绕节日供应和价格问题，节目组邀请市民与叶公琦副市长进行电视对话，节目组播出后观众纷纷来信赞扬。[169]随着市场启动、社会经济活跃，民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大大增长，这也是后来开办更多节目直至办频道的内在动因。
1987年6月15日，上海电视台将社教部改建为电视二台，以经济宣传为中心进行节目安排，经济栏目全面铺开。开设有固定栏目《小菜场》《商情·交通·气象》《经济信息》《信息总汇》《今日农村》等。经济类节目每天播出时间达50分钟。其中《信息总汇》每天20分钟，除本市经济新闻外，还报道全国、全球信息。整个栏目的特点是短平快，信息容量大（该栏目初名《经济交流》，每天10分钟，半年后扩版改此名）。《商情》是《商情·交通·气象》节目中的一个专栏，内容为：预测和评述消费及生产资料的供求趋势，通报上海市场各类展销活动，沟通供求双方，播发股票、债券、外汇牌价以及开奖活动、中奖号码等。1993年2月起，该栏目被纳入《上海早晨》栏目的《生活百事》栏目中。
上海电视二台在1987年年中还举办了经济合同、机械制图、家用电冰箱、手编绒线服装款式等一系列讲座。该频道开设时间晚于中央电视台二套四个半月，但开局内容更为丰富。
同时，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形式多样的经济专题节目。贵州省电视台从1985年7月起新开辟综合经济信息节目《经济动态》，每周播出两次，每次15—20分钟，当年播出26次，提供各种经济信息643条。此外，该台还办有《致富之路》节目，不定期播出。[170]
1987年云南电视台组织力量摄制了《改革之窗》《一厂一策》《厂长书记谈改革》等系列节目，使全省17个地、州（市）和100多个县都上了电视，让大约近百位厂长书记在电视上亮相，介绍各自的改革经验。这应该算是用传统形式提供新内容服务，试图用典型引路，是一种比较保险的做法。
河南台对黄河大桥工程从开始到结束不断地分阶段进行报道。对国家重点工程持续地报道能鼓舞人心，比起之前那种小厂年产值增加多少一类的报道要好得多。这些报道在人们面前展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方方面面、多姿多彩的情景，给人们以启迪，激励人们坚持改革，实现四化。[171]
除开办专栏外，各地台还注意在节目中宣传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政策、法规、法令，宣传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经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信息，交流经营管理经验，开阔视野，开拓致富途径，促进城乡商品经济发展。如四川电视台播出的《四川化工机械厂实行三方面改革》，安徽电视台播出的《县委书记看望受挫专业户》等，很有各地各自的特点。
黑龙江电视台抓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当地当时农业生产中最突出的大农机与小地块之间的矛盾问题，编播了《黑龙江省在解决大农业机械与小块土地的矛盾中闯出一条新路》（1987年8月中央台播出），从全新的角度，围绕农村改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对改革粮食生产、推动农村第二步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湖北电视台的视角前卫，注意抓取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探讨新问题，有很强的新闻性。如《湖北省审计部门积极开展对厂长、经理离任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报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对厂长、经理离任时采取经济审计的做法和经验。这种做法既保护了优秀企业领导人，又制约了一些厂长和经理在承包经营中的短期行为，无疑对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发挥了推动作用。该台还于1987年11月对武汉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企业兼并”这一当时尚无先例的改革现象进行了报道。新闻中的兼并者和被兼并者都是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揭示出兼并是亏损企业求生存和盈利企业求发展的双赢选择这一道理。[172]
各地方台这一时期也发出了较多经济类新闻报道。在获奖的全国电视好新闻中可见一斑。如1986年获奖的中央台和武汉台联合制作的《菜篮子里看改革》深入浅出地讲解经济学知识，宣传改革精神；广东、湖北、河北三家电视台的新闻《广州东山酒家坚持薄利多销，顶住乱涨价歪风》《武汉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后产销两旺》、连续报道《来自河北保定农村的喜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城乡经济改革的现状与进展。
1987年的获奖新闻中，有反映农村土地承包新动态的：辽宁台《铁岭县新台子镇采取投标方法鼓励农民承包机动土地》；对国有企业领导展开监督管理的：湖北台《湖北审计部门对离任厂长经理实行离任审计》；对企业运营方法进行探讨的：河北台《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实行满负荷工作法》；等等。这些报道，反映了经济领域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173]
这些经济新闻直面改革中的重大课题和日常话题，探讨了当时社会急待明了的众多发展问题，对全国改革现实具有启发、指导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和温度计。加之其播出形式在真实性、感染力上更胜一筹，更有优越性，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接受和认同。
这一时期经济新闻所占比重已经很大，除去那些产生影响的优秀报道外，也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一般性报道。这些报道离不开工厂机器转，面面俱到，中心不突出，即使有一点新的内容，也被淹没在大量的一般化事实之中，缺少新闻价值。还有一些报道划不清和广告的界限，宣传色彩很浓，成为广告式有偿新闻。[174]
四、体育新闻
（一）中央电视台体育报道
从1984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全部为电子采录设备所取代，技术上的变革为体育新闻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体育记者可以更快地把比赛的结果报告给观众，甚至可以把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直播出去，从而使电视体育新闻的影响越来越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我国掀起了一阵体育热。由于卫星和国内微波技术的不断改善，许多比赛都可以进行现场直播。
1980到1984年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先后开办了三个周播体育栏目《体育之窗》（15分钟）、《世界体育》（15分钟）和《体坛纵横》（50分钟）。后两个栏目是对国外节目的缩编，《体育之窗》逐渐增加了赛事欣赏和深度报道的内容。1985年以后，《体育之窗》中逐渐多了一些边缘性内容，如跳出单纯赛事，把镜头延伸到运动员身边和运动队里，让观众能够看到一些在现场没有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型运动会开始之前的几个月内，该栏目就开始播出介绍运动会的历史、主办地、参赛队情况、中国队的准备等内容，帮助观众了解赛事，预热比赛报道。[175]
在这个时期，中央电视台在《世界体育》和《体坛纵横》两个栏目中播出了不少国外节目，尽管有些内容已是两三个月之前的事了，观众还是很喜欢，这是因为这些节目的选材角度比较新颖且制作精良。因此，体育记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制作方式，改变传统的单纯报道赛事的专题，以满足观众的观赏要求。
由于《新闻联播》的节目容量有限，除了重要消息外不少体育新闻都不得不被推到第二天，甚至更晚才能播出。1985年3月中央电视台开辟了《晚间新闻》，这就使体育新闻有了更多的播出机会，从此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的播出数量增加了很多：从1982年体育新闻播出总数只有300多条，到1986年已经超过了1000条。
1984年10月14日，第4届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举行。中央电视台20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转播，从上午9：30开始向北京地区做现场直播，同时通过卫星向日本传送，当晚向全国播出了比赛录像。
1985年3月29日，第3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瑞典哥德堡举行。中央电视台派出转播组，比赛期间，向全国观众进行了报道。[176]
1985年7月31日—8月11日，国际足联举办的16岁以下柯达杯少年足球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中央电视台联合上海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大连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了10场比赛。比赛通过太平洋卫星和印度洋卫星向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尼日利亚等国传送比赛实况和录像42场次，全世界有上亿观众通过电视看到了在中国的比赛，为亚运会转播锻炼了队伍。
1985年10月13日上午9：30，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了第5届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实况，除向北京转播外，还首次向全国转播，同时通过卫星向日本传送。
1985年11月，直播了在日本举行的第4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的战绩，第4次荣膺冠军。
1986年6月1日，根据观众的要求，虽然没有中国队参赛，中央电视台还是转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全部52场比赛实况，全部安排在比赛当天播出，其中直播19场、录像9场、录像剪辑24场。中央电视台派出6人报道组赴香港，使用香港电视台的信号进行现场解说、评论。一个月时间里，通过卫星传送了100多小时的节目，全部播出。这在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转播克服了距离远、环节多、通信联络困难等不利条件。[177]
1986年8月10—17日，中央电视台首次利用我国发射的通信卫星现场直播了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及3000米速度赛马实况。中央电视台派出20多人的报道组，通过卫星每晚播出从新疆传回的运动会专题节目。
1986年，转播了在捷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
（二）地方台体育报道
在这期间，一些地方台采用多种形式也开始了国内甚至是国外赛事的直播报道。
1984年6月28日，第7届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在法国巴斯市的公主公园体育场举行，天津电视台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从凌晨2点45分开始直接由法国转播比赛实况。这是天津电视台首次租用国际通信卫星转播国际比赛。
1985年1月26日，福建电视台第一次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利用微波干线向全国直播了日本日立女排和福建女排比赛的实况。
1985年5月，辽宁电视台首次租用国际通信卫星现场直播了辽宁足球队与精工足球队在香港的比赛实况和在辽宁的比赛实况。[178]
1985年8月21日，陕西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在西安举行的武术国际邀请赛。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比赛。
1986年6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上海电视台自行直播了两场中央电视台没有转播的比赛实况，即6月18日意大利对法国的八分之一决赛和6月23日阿根廷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转播都是从北京时间凌晨3时开始；上海台体育解说员在本台直播室边看画面边直接进行解说。这是上海台首次使用国际通信卫星转发的画面，直播在国外进行的重大体育比赛。
1987年3月29日，第6届全国运动会马拉松比赛在天津进行。天津电视台在没有电视转播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首次采用微波多点传送、现场直播与现场录像相结合的方法对这项大型比赛进行了报道。
1987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第6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期间，上海电视台每当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或亚洲纪录、上海运动员取得金牌的时刻，即采用“移动字幕新闻”形式插入正在播放的节目，最快的离事件发生只有两分钟。[179]
这期间对国内外大型运动会和体育赛事，上海电视台均由体育节目播音员赴现场或根据卫星直播解说。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的杨旭峰调入上海台，当年即为51场体育比赛进行了解说，由此上海台开始培养自己的节目主持人。
（三）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这是新中国运动员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1983年2月，中央电视台派谈判小组同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谈判报道权，面对120万美元的转播费要价据理力争，拒绝了外国赞助和其他附带条件，最终出资20万美元，直到1984年2月才把报道权买定。之后继续解决信号传送问题，由于其他各国都是上一届奥运会一结束就开始谈判下届的报道权和租用卫星线路，而我国当时谈定报道权时卫星线路已被其他国家全部租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好加入香港无线电视台同新西兰共同已租用的每天13小时的太平洋备份卫星线路，在总共22万美元租金中仅出资5.2万美元解决了传送问题，成为花钱最少的一家。由于香港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项目基本一致，这也没有问题。
在洛杉矶新闻电视中心租用工作间、设备以及解说员位置等问题上，也是选择和新西兰共用其花100多万美元租的一个工作间，条件是要由对方控制传送需要的节目，我方就不用再出钱。奥运会租用现场解说位置每天要1万美元，这笔费用又要几十万美元；后经过与两方多次商量决定，中央电视台组成三个报道小组：一组赴洛杉矶负责落实计划中的各种项目选择和传送，并负责新闻报道；一组赴香港负责为洛杉矶直播和香港编后传送的各节目加解说；一组在台里负责接收和播出，三点成一线统一指挥，分工负责。每天完成两小时专题报道、一次1—2小时的现场直播或录像播出，再加我国运动员破纪录和获金牌的所有新闻报道。
为了节省费用同其他台合作或者“借光”的办法，钱是省了，但给报道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利。加之解说员不在现场，缺乏第一手资料，解说也不够理想。[180]
这次传送节目用的太平洋备份卫星，北京的地面站收不到，因此只好在香港收下来，再用微波线路传到北京向全国播出，这并不影响报道时效。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了开幕式、闭幕式和女排决赛等10场实况；还有专题报道30集、赛事录像17次、新闻报道35条、评论3次，共播出约70小时节目；再加口播新闻和综合报道17次，重播录像26场。电视节目使得国人首次第一时间看到了奥运会的比赛和现场记者团发回的报道，收视率空前。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得到15项金牌，中国观众沸腾了，强烈要求增加转播时间。中央电视台据此修改了报道计划，从原定每天40分钟转播逐渐增加到每天4小时。[181]
奥运会报道形成了几个热点：《许海峰夺得二十三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这条新闻除了展现许海峰金牌夺得不易的情景外，还抓拍了颁奖时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镜头，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让人们心情激荡。中国女排夺魁，吸引了国人的视线，连当时的香港街上行人都大为减少，祖国的荣誉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欢呼雀跃。中国观众通过现场直播“同步”收看到李宁勇夺三枚金牌，也看到李宁在获得男子体操冠军后在领奖台上胸挂金牌、手捧鲜花，当国歌奏响时，热泪滚滚而下，他身后叠化出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并重现了他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姿。[182]
本届奥运会上，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万名记者云集洛杉矶，这是新闻报道史上记者人数最多、采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全世界观众数量达到了20多亿。[183]可以说，这同时也是新闻界的“奥运”赛会。
（四）汉城第10届亚运会
1986年汉城第10届亚运会是之前亚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充分报道：派出了15人的报道组赴汉城采访，每天传回35分钟的综合节目，报道比赛实况；仍与香港电视台合作，每天的现场直播和当日的集锦以香港电视台制作为主，中央电视台人员主要拍摄和中国队有关的新闻和配加解说；每天的《新闻联播》播出当天上午和下午的比赛情况，《晚间新闻》则报道当天晚上的比赛结果，重要消息随时插播。中央电视台赴汉城报道组每天还通过通信卫星传回30分钟的综合消息，在黄金时间播出。每天的播出量都超过10小时。[184]
对中国体育代表团获第一块金牌和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都是争分夺秒的“战斗”。中央电视台一个主要对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月4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金牌总数是92平，而5日还有六项比赛，其中一项为马拉松，日本有把握赢；一项足球，韩国比较有把握；还有四项田径比赛，中国只参加三项，形势非常紧张。当天下午1时，田径比赛开始，第一个女子4×100米，我们拿到了金牌后，马上发回一条消息。第二项男子4×100米又是我们第一，但还不能肯定是我们的金牌总数第一。接着女子4×400米，印度获得了金牌。这才确定了我们金牌总数第一的位置，记者马上写消息发回来，当时是下午1点40左右。但这时有可能是第一也可能并列第一。到男子4×400米，日本队取得了金牌，这才肯定是我们第一，又重新改写消息。北京时间下午2点15传回，2点35在电视节目中插播。这次，中央电视台在时效战中也得到了第一。
本次亚运会上，我国自行车队勇夺金牌的电视新闻，在比赛结束15分钟后就由中央电视台播出。9月21日11点30分，记者从比赛现场电话告知，100公里自行车比赛，中国队获第一名，记者马上写稿，传回北京，11点50分中央电视台中断节目播出，此时，场上还在举行发奖仪式。这条消息的速度连当地的韩国媒体也不及。当时有的比赛刚结束，比赛成绩公告的字幕就已在电视机上出现。[185]
五、其他报道
（一）战地报道
由于从1978年开始，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并挑起边境军事冲突。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中越边境地区自卫还击作战命令》。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了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自卫还击越南侵略的消息和专题报道，及时向中外观众报道了中越边境冲突事件。
1984年4月28日至5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奉命收复了被越军蚕食的我云南麻栗坡县的老山和者阴山。军事部派出记者随作战部队行动，拍下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制作播出了《我军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新闻报道。[186]
除了在中越边界的报道外，1985年4月25日至8月29日，中央电视台派军事部记者周兴广、宫军、叶国平和翻译刘润礼组成记者组，赴柬埔寨丛林采访那里的军民抵抗越南侵略的斗争。为了这次采访，行前广电部和电视台领导曾亲自交代一定要完成任务。4人决定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他们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把柬埔寨三方武装抵抗力量在国内打击越军的真实情况拍回来，向全世界报道。
5月，电视小组一行4人，进入柬埔寨内地。当时正值雨季，到处都是水茫茫一片。记者随柬方游击队行动，不是蹚水就是泅渡，衣服、鞋子没干过。在柬埔寨两个多月的采访中，他们没睡过一次安稳觉，没住过一个干地方。徒步行军1500多公里，路经马德望、菩萨、磅清扬3个省，曾进到离金边91公里的游击队营地；通过侵柬越军的7道封锁线和9个地雷区，除忍受蚂蟥、蚊虫的叮咬和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中的炎热与腐叶的恶臭外，还先后5次与敌人遭遇。中途，除宫军染上疟疾，高烧不止，不得不提前回国外，其余3人均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圆满完成了任务。
7月1日，摄制组安全到达泰国首都曼谷。在修整期间，又一次返回柬埔寨靠近泰国的地方，拍摄了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方的联合大会，还拍摄了宋双、拉那列部队的训练。当时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家深入民主柬埔寨营地进行采访的电视台”。3人于8月29日回到北京。接着又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后期制作，做出了汉、英、泰、柬4种语言版本的节目。
此行共拍摄新闻12条，完成专题片《来自柬埔寨丛林的报告》。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外，还送往国外。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把该片作为礼品送给来访和出访时会面的外国元首。专题片在联合国大会上放映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7]
他们是真正的战地记者。这之后多年，我国电视记者再没有像这样真正进入战地，做过如此艰苦的采访。
（二）社会新闻
这个时期的新闻报道内容结构开始出现明显改变，反映生产的新闻减少，社会新闻明显增加。当时的社会新闻围绕改革这一主题，报道了一些生活中的新事物，很多是热情歌颂新人、新事、新气象或提示社会生活中新出现问题的。
1984年2月28日18点25分，广东电视台接到电话，广州自来水公司一名工人受伤生命垂危，急需大量AB型血，希望通过电视向社会求援。播出总值班罗远峰当机立断，在19点05分中断节目，插播了这一消息。十几分钟内自愿献血者纷纷赶到抢救现场。广东电视台又及时派记者拍摄了献血的场面，在22点的《今日电视新闻》中播出，构成了连续报道《广州市民争相献血抢救受伤工人》。报道显示了电视的威力，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188]
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市选市花的消息。当时对北京市选什么花做市花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选菊花，一种主张选月季花。记者现场采访了选菊花人的意见，后来台里又让增加了选月季花的意见。这在当时是一种尝试。这涉及一些前所未有的题材领域：花事能不能上《新闻联播》？大家讨论后认为可以。报道后，观众反响很好：既开阔了观众的视野，也开拓了报道领域，还使新闻节目回归了其本来定位。但当时业内有很多的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新闻就全国来讲，对国计民生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基本上不算新闻”。“应该增加重要的经济新闻”，致使后来一段时间，很少见到此类报道。[189]从中可见新闻界的过多顾虑和改革中的手足无措：不知该摸的那块石头在哪，不知道据何界定新闻的标准。当然其中也有时代的局限：当时节目时间少，想要多报“大事”。实际上报道存在很多空白领域，且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改善。新闻报道常常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
1987年四川电视台的新闻《武术擂台赛父子对擂爆冷门》，用独特的表现形式拍摄了赛事中的一个花絮：在武术擂台比赛中，父子共同参加一场比赛并成为对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有趣的新闻，而作为比赛一方的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副教授杜仲勋在与儿子对擂中竟误把裁判当作对手摔倒，被裁判苦笑着罚出场去，令人捧腹。记者在现场及时抓拍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编辑在剪辑画面时把父亲摔倒裁判的瞬间做了一个定格，以此突出事件的关注点，表现形式恰当，增加了新闻的看点。[190]
在1987年评选出来的电视好新闻中也可以看出社会新闻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这些新闻或热情歌颂新人新事、新气象或提示生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安徽台的《贵重木箱丢失以后》、湖南台的《岳阳北门渡口一个体户抢救遇险群众脱险》、山东台的《台湾同胞回青岛探亲》、吉林台的《青年人追求生产用品高档化值得注意》、广东台的《广东30万退休工人没有活动场所》、沈阳台的《记者上了被告席》等。这些选题都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使新闻更接近民众。
这个时期上海电视台为报道社会新闻，与市里很多职能部门合作，采拍也更为方便。如公安部门主动提供线索，出了事故会先打电话通知，等记者到场拍完后再清理现场。他们还为电视台配备了一辆警车，遇突发新闻，畅通无阻，效率大增；为政法记者配备了警服，以方便拍摄事故或是进入提审犯人的现场。消防部门为记者提供了战斗服、钢盔、长筒靴、雨衣等，更方便火灾新闻拍摄。他们知道新闻工作不是要找麻烦，而是给他们做宣传。记者也会就播出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191]
社会新闻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新闻事件为民众提供了法制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