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性报道
“文革”中的“常规性报道”是个相对概念。首先它不是时间概念，即有一些新闻是无论什么时间都要报的，即使是“文革”；其次它又有一定的时间概念，即它多出现在“文革”大动乱阶段之后。
当然“文革”中总的氛围、指导思想都存在极“左”的错误倾向，但人民的活动、记者的工作以及世界的发展都还保持着自身一定的规律，有些内容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也就存在着这样一类新闻。当然其中的“节目退温”一段属于节目回归正常，而战争和边境冲突虽然是非正常状态，但比起人为的动乱来，反而成了正常的新闻了，这是比较而言的。
一、正面报道
成就报道是“文革”中不变的主题。虽然处在动乱之中，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成就。电视新闻宣传、报道了这些重大建设成就，记录了这些事件。
1966年10月27日，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新闻。1967年6月19日电视播出了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7日爆炸成功的新闻。1970年4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和卫星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另外还报道了如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制成、自力更生建成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等成就。节目中还请来参与试验、制造并取得成就的代表人物做电视讲话，并组织工农兵群众代表到电视台座谈。[34]成就报道可以说是将“文章做足”了。
但是这些成就报道往往并非常规的图像报道。如1970年4月24日下午3点，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文艺播出部领导让美工张德生去地下室美工组的一个储藏室，台宣传办负责人给了他一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新闻稿：《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新闻公报》，定于第二天（25日）播出字幕新闻。当时没有电脑字幕设备，只能靠人一笔一笔地手写出来。这篇长达两三千字的新闻公报，张德生从下午3点多一直写到次日清晨，用了十五六个小时才告完成。长时间劳作、精神高度集中，待他坚持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筋疲力尽。回到家后，大病一场。[35]如此操作新闻，确实是新闻的悲哀。
1972年起，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金山海滨兴建，从围海造地开始，上海电视台派出记者对工程进展及时做了连续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次对生产建设所做的连续报道。[36]
“文革”期间，除了成就与大会，电视还播出了一大批宣传英雄模范典型的新闻。1966年4月起，刘效礼等几位青年军官转业成为北京电视台军事记者。“文革”期间，他们采拍了一大批有关部队的新闻片和纪录片。代表作有：英雄铁道兵、海空雄鹰团、崇武海战大捷、海上猛虎艇、大凉山上南泥湾、战斗英雄麦贤得、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刘英俊勇拦惊马、蔡永祥、沙漠医疗队、航空兵霹雳中队……各电视台也都报道了刘英俊、麦贤得、门合等众多英雄模范人物。
此外，电视新闻中还介绍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亲属。如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申纪兰植树造林、好医生李月华为人民服务，大庆石油“铁人”王进喜及1202、1205、3211钻井队的事迹等。电视台邀请了张思德母亲刘光友、罗盛教父亲罗迭开、欧阳海父亲欧阳文恒、王杰父亲王儒堂、刘胡兰妹妹刘芳兰、刘英俊母亲朱秀兰和电视观众见面。转播了欢迎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些人物报道中有很多采用的是谈话形式。[37]
生活化选题。在正面报道中也有一些作品比较生活化，是以人民群众为主角的题材。如《千万个铁人在成长》《太行山下新愚公》《战乌江》《深山养路工》《放鹿》《三口大锅闹革命》《泰山压顶不弯腰》《种花生的哲学》《壮志压倒万重山》《下课以后》《向青石山要水》，以及《越南人民决战决胜》等。“这批作品尽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那个历史时代所特有的某些不足和毛病，但是，它们的基本思想内容、创作倾向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满腔热情地讴歌民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大自然、各种困难做斗争的奋斗精神。总体而言，这批电视片与初期的同类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选题有鲜明的典型性，其中不少题材，都是电视记者深入采访、从生活中发现的。也正因为此，它们并非简单图解政治、人云亦云的产物，所以，“它们根基深厚，生命力是强的”。[38]
此外，这些片子注意了对典型情节（细节）的描写，“这批电视片在探索电视特点方面，也有所前进”。这批片子从内容到形式，真实自然、质朴无华，受到观众的喜爱。我国驻法国使馆曾来信说：“《下课以后》等影片已经放映烂了，希望再寄一个拷贝。因为这些片子最受欢迎。”我国驻日使馆来信说：“《下课以后》在教育国际会议上放映以后，各国代表反映都比较好，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曾向日本广播协会（Nippon Housou Kyoukai，NHK）索取该片的拷贝，日本广播协会准备在《世界儿童》节目时间播放该片。”[39]
上海电视台除了前述的“文革”片外，在“文革”中期也拍摄了几部反映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纪录片。如：1973年，摄影新手吴国泰先后十余次到崇明，经一年时间拍回《围垦崇明老鼠沙》，记录了当年开垦、投产的建设全过程。摄影记者祁鸣拍了一部《零担班车》，讲述了上海汽车运输公司开设一项沿途招手即停、便利农民上下货物的班车。1974年，拍摄了第一部彩色纪录片《轻工业园地百花盛开》，出发点也仅在于画面色彩比较鲜艳。[40]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事业承担着“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的任务。[41]它的主要功能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所以除了直接宣讲党的方针外，对这些方针的执行及其中的模范典型都成了媒体不遗余力宣传推广的内容，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模仿，推进事业的进展。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正面报道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和定义是在1989年，但这一思想却始终在指导着媒体的操作。
二、节目退温 趋向正常
恢复正常首先是形式上的。1970年9月1日，在毛泽东对个人崇拜“讨嫌”的指示精神下，北京电视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一般不再播放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像。这一精神由北京台转告给地方台。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各种节目一律不再使用对毛的祝福语。
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媒介宣传中的个人崇拜进一步降温。11月22日起，北京电视台连每天节目开始前播放的毛主席语录也取消了。地方电视台也效仿北京台做了调整。[42]1972年1月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单位联合向中央送上《关于宣传报道中废止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提法的初步意见》。要点是：林彪、陈伯达炮制的不正确提法必须废止，如：“四个伟大、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彪亲自指挥……三忠于、四无限、马列主义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等。从此，这些话就很少听到了。[43]
一批栏目也开始恢复播出。它们主要是那些有比较迫切实用价值、题材较软、不易触碰政治敏感的节目，且大多因袭当时的风格，办得不苟言笑、颇为严肃。1970年7月30日，《体育爱好者》栏目率先恢复，这是“文革”以来播出的第一次体育节目。1971年8月2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北京地区天气预报。1972年4月1日，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被“文革”中断了的《卫生常识》节目。7月25日，改名为《红小兵节目》的少年儿童节目和由《科学常识》改名而来的《科学知识》节目也与观众见面。
1975年7月1日，上海电视台经过试办两期“回沪探亲知青电视教育讲座”之后，正式开办设有政治理论、工业知识、农业知识、农村机电、医疗卫生和数学等课程的电视教育讲座。全国的广播电视也都经历了这种调整与转变。[44]
节目恢复的另一个明显标志是国际新闻的增加，这部分将在下一节讨论。
林彪事件后，1972年1月1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中央送上《关于改进中央电台新闻广播的请示报告》，其中关于编辑原则第十一条规定：“执行中央宣传机关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新闻广播主要采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稿件、《红旗》杂志的文章，新闻节目除选播《人民日报》转载的外，只广播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广播的。其他报刊的文章，除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者外，一般不广播。”[45]这是再次重申集中统一的严格舆论管理。这一规定实际是重提1969年1月1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的《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规定，再次认定，广播电视实际上取消了自己的报道权，完全成了“两报一刊”的传声筒。
三、战争报道
（一）报道战争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援越抗美的急风暴雨以后，“文革”中我国电视记者继续着对越南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宣传。1966年10月，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升级，轰炸河内已经两个多月，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河内市民大批疏散下乡，空气十分紧张。这时北京电视台长驻越南记者朱景和提出希望拍摄胡主席活动的要求得到批准。他和新影厂的卢长利10月1日凌晨四点半便向河内市郊的一个高射炮阵地出发，去采访胡志明主席视察防空部队。这是一次特别的拍摄，获准采访的另外只有越通社的两位记者。他们拍到了胡志明听取汇报、观看演习、与战士们交谈、视察伙房等情节。虽然越南当时并没有电视，但中国的电视新闻却发往世界20多个电视机构，是越南最好的对外宣传渠道。
1967年春节期间，美军宣布“节日停止轰炸”连接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主要运输通道“胡志明小道”。朱景和作为第一个获准到这条传奇道路上摄影采访的外国记者，往返一天，拍摄了越战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惨烈景象。他拍到：在这条“小道”的沙土面山间公路旁，原有的茂密原始森林被美国空军炸光了，路边的山头被炸低了；山坡上有许多被炸成麻花的卡车，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卡挂着巨大的野战炮。他获知，数以千计的护路“青年突击队”员、司机、军人在这里献出了生命……当时，他在越南获得了最好的采访拍摄条件，有较多的机会采访胡志明及越南军民的斗争活动。他拍摄的内容并不是每次都能播出，但他制作的节目都照例提供给越方。[46]
在朱景和之后，1972年5月17日，北京电视台记者韩金度和翻译江欧利也曾长驻越南，任期一年。1973年2月中旬至3月底，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随同采访拍摄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取道河内、顺胡志明小道回到柬埔寨，视察解放区的行程，为期约一个半月。结束这次意义重大的解放区之行，返回北京后，对影视艺术颇有兴趣，也很有造诣的西哈努克亲王连续几个晚上到电视台一楼一间不大的放映间协助编辑一起看样片，选画面，进行剪辑，并且亲自用法文撰写稿子，还配录了解说。亲自参与编辑了纪录片《历史性的解放区之行》。纪录片播出之后，当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7]
（二）战地报道
1969这一年里，在我国北部、西部、南部发生了几起战事，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都及时奔赴前线，拍摄边防战士守卫祖国领土的斗争。其中，杨宪文、马靖华、穆中里、韩金度到了珍宝岛前线，于学臣、再努拉到了新疆边界。他们与前线指战员一起，在写下了遗书、到烈士墓前宣誓以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一线战场，采访拍摄战斗、守卫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军人们。当形势十分紧张时，面对冲过来的坦克，记者一手拿着摄影机，一手举起了冲锋枪。“保卫神圣的祖国领土、忠实于自己的新闻职业。”[48]
1.珍宝岛
1969年3月初—6月，苏联边防部队多次侵入位于中苏边境的我国领土珍宝岛。1969年3月2日，我军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初战告捷，随后又爆发了“3·15”“3·17”等几场战斗。3月20日，北京电视台领导决定报道战斗始末。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军事组记者杨宪文和马靖华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当晚就乘车北上，第三天到达佳木斯。没有等车，他们自己找来一辆吉普车，连夜去了珍宝岛前线。他们在当时气温零下30多度的最前线采访战士，亲身参加争夺苏军坦克的战斗和前线潜伏行动，经受了炮火的洗礼。5月，他们又参与了乌苏里江上解冻开河的首航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在与苏军面对面对峙时仍坚持拍摄，采拍到很多难得的资料、素材。他们是真正的战地记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于5月下旬返回。[49]
6月上旬，韩金度和穆中里接替杨、马二人来到珍宝岛。他们在一线，和部队保持一致行动。他们工作就在战区，大部分时间处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内，时时能感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主动深入前线，挖掩体、工事，轮流值班，随时准备抓取冲突的镜头。经他们一再请求，前线指挥部首长终于同意他们上珍宝岛采访。他们上岛进入掩体，看望战士，拍摄阵地。战士们对他们的到来都感到很惊奇。从珍宝岛下来后，他们又采访了守卫珍宝岛下游七里沁岛的官兵，这里当时是中苏争端的另一焦点。他们还参加了有更大风险的乌苏里江上的武装巡逻，在出发之前，他们都宣了誓，写好了遗书。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记录战争，认真尽职地履行职责，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韩金度说：“一个记者，特别是生活在相对和平时代的记者，若能碰上几次战地采访，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战地采访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因此，这种采访是最难忘，也是最感自豪的。”[50]
2.新疆塔城
1969年5月，中苏边境新疆伊犁、塔城冲突不断。6月上旬，与珍宝岛第二批采访同时，北京电视台派出两名记者赴新疆前线。记者再努拉·夏克尔拜（哈萨克族）回到他的家乡塔城采访。8月12日，他们与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一起参与了当地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巡逻任务，在这过程中遭遇了武装冲突，战斗中，记者全部参加战斗，用简单的武器迎击苏军先进、重型的装备，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再努拉边战斗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眼含热泪拍下眼前惨烈的战斗场面”。在这次战斗中，有三位分别来自八一厂、新影厂、新华社的记者光荣牺牲。[51]几位记者发回了一批新闻片，后汇编成纪录片《千里边防筑长城》。[52]
这是真正的战争，记者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他们与战斗没有任何距离，全都身在其中，以战士的身份参战，且肩负采访拍摄的重任。他们不以自己是记者而要求特别照顾，抱定不辱使命、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出中国记者高尚的专业追求与职业素养。而且影视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要求比文字记者更高，更要亲临最前线。当然记者应该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最终完成采访任务；但是这种不怕牺牲、誓死完成使命的精神与采访到一线真相的责任感却是身为记者的最高境界。没有这种追求，就不能在艰险的事件中尽一切可能——甚至冒着牺牲的危险去获取对事实的认识、记录事实，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记者。这些先辈们的优良传统是新一代记者应该好好学习的。
3.唐山地震
这里虽不是战地，但灾难的突然与损失的严重都超过了战争。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并严重波及北京。当天下午，北京台派军事组记者刘效礼奔赴灾区，正在旁边的许佑宁也主动要求一起去。翌日上午，他们开车直奔唐山。下午4点到达，唐山灾害的严重程度震惊了他们。北京电视台是第一家到达灾区的新闻单位。他们没有犹豫，一入城区就开始拍摄，在汽车上拍摄了大量的移动镜头。为了突出重点，他们集中拍摄了唐山车站、新华街、瓷厂等市内主要设施的灾情。第二天上午重点拍摄了救灾场面。由于没有录音设备，所以以摄影为主。此外，就是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解说。这次突击采访拍摄，从29日下午进入唐山，到第二天下午边拍边往城外撤退，前后不到一个工作日。时间虽短，但非常艰苦。一共拍摄了7000多尺胶片（近2个小时）。
他们晚上11点多回到北京，连夜在广播大楼的地下室里通宵赶印、赶编，制出拷贝，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了解震后唐山情况提供了直观资料。之后高长龄、庞啸又赶往唐山，他们也拍了大量素材，但其中只有很少部分允许播出。8月，台里又派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分三路到唐山、天津、北京采访，编成军民团结抗震救灾的电视纪录片。[53]
这是继1966年3月19日河北邢台地震后的第二次灾难报道，也是第二次地震报道。
四、体育节目
在这十年里，体育节目从业务、技术上讲都没有太大的进步。由于“文革”的影响，竞赛停止，节目也除个别外一度停播。恢复播出后，电视体育节目还是以传统的现场转播为主，且数量较大，还有个别栏目。
这期间最大的主题是“乒乓外交”。几年里，在北京组织了多次国际性的乒乓球比赛，最多时一连几年，年年都有。此外，“文革”后期，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出国参加国际赛事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大型的国内赛事。最大的进步是实现了跨区域的实况转播。
1966年11月23日到12月7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共同组成九人报道组，赴金边采访。从23日起，每晚北京时间20点前后，由报道组借用柬埔寨电台短波频率向北京传送30分钟当天的比赛和活动报道，在北京收录、编辑后，基本在当天向国内外播出。这是当时能够采用的最快的报道方法，有一定的创造性。
1970年7月30日，《体育爱好者》栏目恢复。这天的节目里，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首都体育馆的花样滑冰表演实况。当时体育比赛转播不敢报比分和胜负，认为报了会“助长锦标主义”。[54]
1971年4月13日，北京台转播了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比赛的实况——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电视界以这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著名事件。同一时期，电视中还报道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尼日利亚、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乒乓球队的来访。1972年五六月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鲁四国。北京电视台记者马靖华、于学臣随团报道。像以往出国拍片的记者一样，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除采访、表现友好比赛，拍回大量片子外，还在业余时间拍摄了一些异国风光。[55]
1971年11月1—14日，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1972年6月10日，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开幕；1973年8月25日，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连续三年，我国举办了三次乒乓球国际比赛。这些赛事当时都打破了将中国隔离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封锁”。北京电视台对这些比赛都进行了全面报道。一般是对开幕式、闭幕式及部分团体、单项比赛做实况转播，并拍摄、播出有关比赛的新闻和专题，进行连续报道。还向国外寄送节目拷贝，宣传赛事。[56]
1974年9月1—16日，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举行，中央广播事业局派出20人组成的广播电视记者组，其中有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随团摄制组，前往德黑兰采访。随后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比赛的消息，没有搞实况转播。1976年4月17日，北京电视台派出2名记者赴朝鲜采访，报道在平壤举行的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1973年10月21日和27日，北京电视台和武汉电视台合作，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比赛实况用微波干线传到北京。转播的图像清晰、效果良好。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远距离的现场实况转播。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转播本市以外的实况，又是体育打的先锋。
1975年9月1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朱德、邓小平出席开幕式。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开幕式及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及体操、艺术体操等九场比赛的实况。对这段时间先后举行的多项赛事，电视台还每天播出消息，报道新闻，并有选择地进行了实况转播。
1971—1978年，北京电视台实况转播体育比赛达300多场，首播的体育节目占全台首播节目总量的11.1%。
上海电视台1973—1977年五年间，平均每年转播体育比赛32场次。总数达到160多场，平均不到两周就有一场转播。其中有缅甸网球羽毛球队、朝鲜排球队、几内亚男女篮球队、阿尔巴尼亚青年排球队、墨西哥业余青年足球队、越南乒乓球代表队等同上海队的比赛。[57]由此可见实况转播在当年体育报道中的重要位置。
“文革”中常规播出的是正面成就与英模人物报道。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革”痕迹开始一点点褪去，林彪事件后，这一速度更是大大加快。“文革”前的节目也渐渐恢复。
“文革”中对东南亚国家抵抗侵略的战争，和对中苏西、北边境冲突的战地报道，电视记者都不辱使命，尽显了英雄本色。唐山地震是北京台的第二次地震采访，但对社会的报道却少之又少。
“乒乓外交”是中国人的创造，在对乒乓球国内比赛的报道中，电视实现了远距离实况转播。
在上述内容中，真正常规的内容只有正面报道和体育报道，战地报道本来是非常规的，但在“文革”动乱中，它们因是真正的新闻反而变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