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与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对中国电视早期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使中国电视迅速通过模仿、学习，逐渐接近世界水平。加之中国当时电视普及率极低，而国外很多较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高，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建立与世界人民的交流。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也需要与世界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外交流成为中国电视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且成为中国电视发展的特殊阶段的特殊任务。
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交流
如前所述，在建立北京电视台的过程中，我国从派出技术人员学习电视技术、仿照式样设计制造中国最早的电视核心设备、组织电视工作者到访学习电视节目经验，到进口一批批电视接收机等方方面面，展开与苏东各国的交流，这都大大降低了我国电视初创时期工作的难度，为建立自己的电视广播起到了助推作用。
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以后，电视交流进入以节目交换为主的阶段。电视台开播初期我国即与苏联及东欧六国签订了广播电视合作协定，同这些国家的电视台建立了节目交换关系。这些国家不定期地通过航空邮寄电视新闻片及少量的专题片和歌舞片。苏东国家的新闻片构成国际新闻的主要内容，其间，也有一些反映日本工人罢工、游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影片。
1961年，北京电视台又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现埃及）电视台、古巴革命电视台交换节目。1962年1月27日，中国与古巴签订广播电视合作协议。1961年，各国寄来的电视片总共达到1，565条。1964年，中国开始与朝鲜中央电视台交换节目。[31]
北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除口播外，主要稿源都是与国外电视机构交换、互购而来的，经挑选、编译和配音后播出，只有少量新闻是派记者去国外拍摄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32]
从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1959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停止援助，中苏关系走向了破裂。
1961年10月17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阿尔巴尼亚。我国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这次大会，周恩来在19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21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23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33]1961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周恩来19日讲话后的第9天，北京电视台《国际新闻》在头条播出了周恩来总理讲话的新闻片，全长1分50秒。影片中“周恩来拧紧两道浓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当时的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时，那不怒自威的声势，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气”[34]。
1962年10月20日，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1963年9月6日起，《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所谓“九评”。中苏论战爆发。随后，我国停止了与苏东各国的新年电视互赠祝贺娱乐节目及其他节目交换。[35]
二、扩充国际新闻
（一）扩大节目来源
1960年以后，北京电视台与国外建立了一些新的节目交换关系。
1960年7月17日，北京电视台同日本共产党主办的日本电波新闻社签订了交换电视新闻影片的合同。合同规定：“双方互相交换的电视影片，应以最迅速和准确的输送方式供给对方。”[36]从这一天至当年8月31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方寄给日方新闻片48条，共计288个影片拷贝，内容包括时政新闻、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少儿生活等，日方共寄送我方新闻片16条。在之后6年多的时间里，中方收到日方新闻片六七百条，播用约三分之二，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在电视中明显增多。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大量中国新闻片。这家通讯社成为当时中国电视新闻片通向世界的主要门户。
1960年，北京电视台还与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有限公司接触，选购它的少量影片，建立互购电视新闻片的关系。当时，北京电视台急需带有图像的国际新闻，而这家新闻社是当时国际上唯一的电视新闻社，他们对我国的电视新闻也同样感兴趣，双方各有需要，于是有了一年多的交往之后，1963年1月7日，北京电视台与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试行双方交换电视片合同，为期半年。签约当天北京电视台为其提供了锡兰总理访问我国的电视片。这个片子还分送到古巴、日本、阿尔及利亚等14国。1963年10月11日，双方又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交换和购买电视片协议书，孟启予代表电视台签字。[37]
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有限公司成立于1957年，它是由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西兰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合股创办的电视新闻社。20世纪60年代已有50多家遍布全球的订户。1964年，该社改称维斯新闻社（Visnews），1992年被路透社购买，更名为路透社电视新闻社（Reuters TV）。
与该公司签署的协议规定：“维斯新闻有限公司向北京电视台寄送其全套的世界新闻影片和新闻背景影片，共计每周约4，250尺的16毫米影片，供北京电视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使用。”这也是当时北京电视台国际新闻片的主要来源。按照每条新闻片平均放映2分钟（每分钟放映36尺胶片）计算，这个数量的胶片约合60条新闻。而北京电视台则按规定“每月平均挑选15条时事影片，寄给维斯新闻有限公司，供维斯新闻影片使用。每年寄送的时事影片的总数大致不少于180条”。该协议还规定：“北京电视台将通过新闻影片制成后的第一班班机，将挑选的影片从北京运往伦敦。”[38]
与英国公司签订节目交换合同，给北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增加了节目内容来源，使其报道面加宽、时效性也增强了。从此，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能够比较及时地在我国屏幕上出现。《国际新闻》从开始的每周两期增加到四期、六期。虽然北京电视台对其提供的新闻片严格挑选，采用率并不是很高，但观众通过这个窗口，还是可以大致了解世界动态。中国的电视新闻也得以通过这个国际性电视新闻社走向几十个国家。[39]
1966年2月14日，北京电视台同英国维斯新闻有限公司续签了相互供应电视新闻片的合同。按照合同，维斯新闻有限公司每月依然购买北京电视台约15条电视片。
1966年6月4日，我国又和伊拉克签订了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40]
（二）《国际新闻》
从1960年的节目表上看，《国际新闻》已经是每周三期。但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节目被压缩。电视事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调整以后，有了较快发展，《国际新闻》节目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当时，新闻部国际组的编辑马超曾记录了几期《国际新闻》节目，[41]将其来源国做了归纳（见表2-1）。
表2-1 1963年四期《国际新闻》来源国统计表
从这仅有的记录里只能稍稍看出一些当时的情况：来自日本、英国、匈牙利、古巴等国的新闻较多；因为1963年爆发了中苏论战，苏联新闻变少了，但整体上多数新闻还是来自苏东地区各国。这时在宣传上，对选用苏联、东欧国家的新闻控制很严，但仍保持一定的数量。当时有一种提法，叫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编辑部在选片和编排节目时，严格遵照这一原则。
1963年七八月间，美国黑人的斗争风起云涌，波及全国。为了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北京电视台编辑了纪录片《美国黑人在觉醒》，播出后，受到好评。同年，国际组还编了一些国际新闻专辑，如：《朝鲜新闻专辑》《阿尔及利亚新闻专辑》《古巴新闻专辑》等。[42]
1964年后，《国际新闻》播出时间又相对固定为每周播出三次。
（三）国际新闻的加工
北京电视台对于外国电视台提供的节目，采取了一种很谨慎、严肃的态度。局、台领导对国际新闻节目都十分重视。
国际新闻要经过挑选、编译和配音后播出。对于国外来稿，在对内容的选择上有以下内容之一的即可选用：一是重大时事新闻，二是反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三是报道供稿国科技成果、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以及其民族文化、风景名胜的。三类题材中，台里对第一类强调时效，要抢时间播出；第二类一般情况下都会选用；第三类要择优选用。[43]
起初，台领导和翻译、编辑一起审看原片，确定主题，再对影片重新剪辑制作，后来片子数量增多，才改由新闻部国际组集体选定主题，送台领导审批。具体程序是：电视台收到节目以后，由编辑、翻译把单条的片子接在一起，国际组全组同志按规定的时间集体看片，选出可以播出的节目，送台领导审批。
在片子选定后，为了使因航空邮递已经耽搁的新闻片能尽快播出，制作就要争分夺秒。翻译往往要连夜编译解说，剪辑人员开始编辑画面。翻译、编辑翻好编好后的片子，首先由组长黄一中审看，然后由新闻部主任夏之平审定，有时也由台领导审定，梅益局长也曾审看过节目。审看完，他们在稿签上签字后才能送去录音。
《国际新闻》经审定后，还要进行一系列播出准备工作。当时国际新闻按内容性质编排次序，播出片形式与国内新闻一样。一般在下午4时，由播音员沈力、赵忠祥看节目，对解说词；音乐编辑也要一起看节目。录音时，录音员要将选配的音乐同播音员一起对着画面把解说和音乐混录在录音磁带上。同时，编辑把节目的字幕通知单送到美术组，去加工字幕。播出时，国际组的同志轮流在导演台值班。[44]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重大新闻，如苏联十月革命节红场阅兵式可以在收到片子后的第二天同观众见面。
三、确定“立足北京面向世界”的方针
从1962年开始，电视工作方针发生了变化。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给电视台确定了办台方针，那就是“立足北京，面向世界”，它被写进了1962年广播电视工作业务整改方案，并随即启动。[45]
提出这一方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电视新闻片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对我国的新闻封锁，反击他们对我国的诬蔑和诽谤”，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外交在世界舞台上逐步成功。此外，考虑到国内接收机不多，电视影响有限，国外情况不同，有广阔天地，所以我国将加强对外宣传作为首要任务。通过送出电视节目，有关“我国政治事件、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新闻终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视台播出”了。
“立足北京”也是因为当时困难大、设备差、经费少、覆盖小，只能如此。在执行时，北京电视台和全国各地方电视台拍摄的片子主要通过北京电视台送出。
1964年4月3—21日，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主要讨论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的《宣传业务整改草案（提纲）》（以下简称《草案》），题目是《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草案》阐述了电视的方针、任务，指出：北京电视台既对国内又对国外宣传，要立足北京，对内面向全国，对外面向世界，并且对如何改进电视的新闻性、知识性和文艺性节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会议正式提出了“立足北京，面向世界”的方针。[46]
（一）送节目去外国播出
除了翻译国外送来的电视片在本台播出外，北京电视台也将部分自己制作的节目交换给外国电视台，送出去供它们在本国播出。这是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外国广播电视机构签订的双边合作协定，同签约国建立互换节目关系，开展对外电视节目交换的工作。开始时主要由北京电视台承担。
这一工作开始于北京电视台开播后不到一年，从1959年开始对外寄送节目。当年4月21日，北京电视台首次向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六国寄送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电视新闻影片。同年5月6日，又向这六国航寄了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的纪录片。同年6月下旬，拍摄了第一批反映我国人民劳动和生活的出国片，7月开始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电视台寄送。这一年，我国分寄上述各国的电视片共达61条。
北京电视台这些自制的电视片都是有关国内时事政治活动、国内工农业生产成就、文化建设、民族风情和人民生活的内容。电视片为黑白无声16毫米胶片，配以中文、俄文或英文解说词，后来根据输出国家的情况，提供的外文稿增加了法、日、印地等语种，有时还有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等。北京电视台将这些胶片航寄国外电视机构，片子统称为“出国片”。这种交换是无偿的，节目制作费和航寄费均由寄出方承担，由国外电视机构自由选择使用。[47]
除自制外，北京电视台还主动争取加盟其他影视制作单位，国内的电影制片厂对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对外宣传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9年，北京电视台曾订购新影厂的《今日中国》杂志片，寄送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该片广泛报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当年11月30日，接近年底，新影厂还专门替北京电视台拍摄制作了祝贺新年的电视片，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将此类片子寄赠苏东、古巴各国电视台。
1961年3月27日，文化部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应北京电视台的要求，开会研究如何支援北京电视台做好出国片的工作。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等出席。会议提出，出国片花色品种要多，不但要有新闻片，还要有纪录片、风光片和短故事片，要扩大取材范围，片子质量要好。
1963年4月5—12日，北京电视台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八台负责人或电视新闻主管参加的第一次对外报道座谈会，讨论通力合作，扩大出国片数量、提高外宣质量问题。会上，上海电视台受到表扬，广州电视台有了压力。两年多以后，1965年8月2—9日，北京电视台在京再次主持全国电视台第二次对外报道座谈会，与会者除原八台外增加了太原、武汉两家。会议着重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电视宣传工作，提高出国电视新闻片质量的问题。1964年，广州电视台的出国片首屈一指，达到49条。[48]
这些出国片中绝大多数为新闻片，另外还有一些报道生产成就、文化体育、人民生活、风景名胜等内容的电视专题短片，如《钢铁巧“裁缝”》《温室蔬菜增产》《北京鸭》《杂技之乡》《中国画家陈半丁》等。北京电视台还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些新闻片和纪录片，送给外国电视台播放。
体育赛事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工作。1961年4月4—15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期间，我国向欧亚拉美等十多国电视台寄去有关电视片87条，共41个主题。[49]这一年，我国为各国寄送电视片共达1，167条。
由于北京电视台同日本电波新闻社于1960年7月17日签订了交换电视新闻影片的合同，这家新闻社也成为中国电视片通向世界的主要门户。从7月17日—8月31日，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方就寄给日方48条新闻影片，共288个拷贝，内容包括时政新闻、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少儿生活等。在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中国向日方提供了1，000多条新闻片，大大超过日方向我国提供的数量。1966年1月，北京电视台开始向日本广播协会、日本东京广播、日本富士电视台、日本电视广播网、日本教育电视五家电视台供片。[50]
除了交换节目外，我国电视机构还尽量满足国外人士的其他要求。如1965年4月，接受朝鲜的要求，在北京电视台对其人员进行电视技术培训。我国还应加纳电视台副台长的要求，于1965年7月13日向该台赠寄了一批电视片，内容包括《龙化石》《农奴女儿进学校》《北方小麦丰收》等。
应当说，在短短的几年中，电视外宣的进步很大，北京和各地电视台都把提高质量摆在第一位，创办了一批有特色的新闻性、知识性、文艺性节目，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有所提高。但是靠输出新闻影片这种方法进行电视对外宣传，也有着较大局限性。因为电视播出权掌握在各国电视台手里，虽然发出了片子，但是否播出要人家决定，因而并不掌握报道的主动权。
在寄送节目初期，北京电视台并没有专门的节目机构，所有节目都是由电视台政治组拍摄和选片，由3名翻译人员负责翻译、寄送工作。直到1963年，新闻部正式设立了国际组，才有专人负责出国片的翻译。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外文翻译人员不多，只有英语、俄语和法语的翻译力量，许多语种不得不请国际电台的同志协助翻译。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条时事新闻片从拍摄、洗印、编辑、制作拷贝、翻译文稿到航运出国要耗费许多时间。每逢有重要时事新闻，就要全台上下通力合作，争取将当天的新闻在第二天一早赶送机场出国。以国庆节庆祝活动的报道为例，当新闻在晚上7点《电视新闻》节目播出后，编辑人员立即从播出线上取回片子，按照对外宣传的需要重新编辑加工，同时写出对外报道的解说词，并立即请来领导审查。新闻部主任夏之平、副台长孟启予等都是随请随到，有时还要请广播局局长梅益同志审片。他们“现场办公”，效率极高，同时审定片子和解说文稿，这些一结束，马上就要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洗印科的同志根据已审定的工作样片剪接底片，并印制新的样片，在和编辑一起看过样片、调整好镜头的光号后，根据需要印制出一定数量的拷贝片。同时，编辑还要将解说文稿复写若干份，分送各语言组做外文翻译。只有等到片子、稿子全部出齐，工作人员才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文稿，分别包装，送到首都机场。所有这些工作必须在一个夜晚全部完成。为了赶航班，工作人员有时不得不在去机场的汽车里边走边包装。
有些重大新闻报道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虽然时效相当差了，但由于是独家新闻，各国的采用率仍然很高。例如，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晚上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了这条重要消息。但出于保密，北京电视台没有派记者去现场拍摄。直到次年2月11日，经请示外交部同意，北京电视台才得以从国防科委借得此片，委托八一厂将“蘑菇云”一段缩印成16毫米影片寄往日本电波新闻社和英国维斯新闻有限公司。尽管从事件发生到看到此片已经过了4个月，但英国维斯新闻社还是在接到此片后，立即向全世界电视机构提供了这条只有一个“蘑菇云”镜头的新闻片。[51]
到1966年，建台近8年来，北京电视台先后同36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或互购电视节目的关系，并向他们寄送了我国的电视片。与我国有正式交换或互购关系的国家有17个，分别是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伊拉克、叙利亚、阿联、阿尔及利亚、朝鲜、古巴、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与我国有非正式交换或互购关系的国家有11个，分别是柬埔寨、巴基斯坦、摩洛哥、肯尼亚、苏丹、刚果（布）、加纳、乌干达、荷兰、瑞典、法国；通过我国驻外使馆不定期转送或曾购买过电视片的国家有8个，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智利、芬兰、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52]
据从1963年8月开始便在北京电视台从事对外报道工作的张昭华回忆，从当时我国的国际关系需要和对外政策出发，北京电视台向欧、亚、非近30个国家的电视机构输送新闻影片，而北京电视台同这些国家之间，绝大多数都没有直接交换影片的具体协议，一般只是在两国的文化协定中提到相互交换电视片，但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只有同英国维斯新闻有限公司和日本电波新闻社签署了正式协议，[53]且有回送的新闻。
到“十年动乱”前，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北京电视台只向7个苏东国家寄送了61条电视片；1962年，达到17国240条；1964年，达到33国476条；1965年，达到36国473条（见表2-2）。[54]
表2-2 北京电视台早期出国片数量统计表
无论怎样，上述情况表明，对外电视交流对我国电视新闻发展有着较大推动作用。
（二）参加世界性电视交流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北京电视台为了向世界介绍我国电视发展的情况，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电视交流活动。1963年，北京电视台参加了第二届阿联国际电视节，其间，对北京电视台做了如下介绍，反映出当时电视台的一些情况：
北京TV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一个主要的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一座大学。
……它用一个频道向观众播送各种节目，用另一个频道讲授电视大学课程。有三个用本国生产的设备装备起来的播送室和一个供电视转播用的剧场。
……那个六百平方米的播送室是忙碌的。
……在定期播出的社教节目中，经常约请专家分别向成年观众和少年儿童讲解有关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
……邀请著名工农业劳模、学者、作家、演员、运动员同观众见面。
……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是《电视新闻》。
……北京TV的国际联系体系也在不断扩大，五年来，同二十三个国家的电视台或电视机构交换了电视片。
……五年来，继北京之后，在上海、广州、天津、沈阳四大城市先后设立了电视台。在长春、哈尔滨、西安和其他城市设立了实验性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55]
在1963年第二届、1964年第三届和1965年第四届阿联国际电视节上，我国送展的影片有科教片《金小蜂与红铃虫》《对虾》《水地棉花蹲苗》，纪录片《登上希夏帮马峰》，专题片《熊猫》，木偶片《掌中戏》和美术片《小林日记》7部。其中《水地棉花蹲苗》获教育片一等奖，《金小蜂与红铃虫》和《对虾》获科教片二等奖。[56]
四、走出国门做报道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物价稳定、市场初步丰盈，人民生活改善。这个时期，电视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交往逐渐增多。为了捕捉新闻、丰富报道，北京电视台也开始派记者走出国门，或是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是跟文艺、体育团体出国演出、比赛，或是前去追踪重大国际新闻。如报道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随周总理出访14国、赴越南—老挝—柬埔寨战地采访等。这些报道不仅充实了国内荧屏国际新闻的内容，“其中的战地新闻还作为独家新闻向国外的电视机构、外国电视台输送”[57]，使当时我国人民直观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国际新闻》的片源有所增加。[58]
（一）随领导人出访
对领导人出访期间的活动进行报道，这种现在常见的新闻最早出现于1961年年初，是早期记者出国报道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报道既让国内观众看到国家领导人的风采，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了解被访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情况，这在当年受到观众广泛、热烈欢迎。在20世纪60年代，随领导人出访报道有以下这些。
1961年1月2—1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北京电视台记者孔令铎、庞啸随同采访。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出访期间，记者把拍好的电视片交由外交部信使直接带回北京。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即洗印、编辑，第一条新闻在1961年1月5日周总理到达仰光3天后播出。此次出访，孔令铎共拍摄了约5，000英尺胶片，约等于两个多小时的素材。[59]
1961年5月，北京电视台记者孔令铎和化民随同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内瓦，报道有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1963年4月，刘少奇主席、陈毅外交部部长访问缅甸、印尼、越南、柬埔寨4国，北京电视台记者李华、化民随行采访拍摄电视新闻片。
1963年9月15日，刘少奇主席去朝鲜访问，北京电视台派出记者叶惠、李华随行采访。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亚非14国，北京电视台记者李华随行。
1965年5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交部部长参加印尼亚非会议十周年活动，同年5月8日，北京电视台播出周总理、陈外长出席这次活动的新闻报道专辑。同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阿联，记者随行报道。[60]
仅从其中两例就可以看到当时记者的工作。
1961年5月4日上午，孔令铎和化民随同以陈毅外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图-104飞机前往日内瓦。同机前往的还有陈毅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龚普生、部长助理乔冠华和夫人龚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顾问曾涛等。随行记者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兆麟，新影厂的苏河清和庄唯，新华社的高集、高梁、彭迪、刘庆瑞等。
代表团于当日下午4点到达莫斯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机场迎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设宴招待。近一周后，5月11日上午，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到达瑞士的日内瓦。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在预定日期的4天后才召开。陈毅外长在会上提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五项原则，并在会议期间接受了加拿大记者的访问。在这期间，孔令铎和化民“各挡一面”，每天从早到晚穿梭在国联大厦、新闻中心和各国代表团驻地之间，忙于采访。每天晚上，不管多么劳累，他们都将拍完的胶片整理好，写出文字材料以便“按照分秒必争的要求”及时送给外交部的信使由他们传递回国，尽快播出。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携带的16毫米摄影机没有配备同期录音装置，无法录到新闻的同期声“而站在旁边干着急”，并感叹“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还很落后”。但他们也有“满足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电视创建还不满三周岁，就享受到了同新影老大哥同等派出记者的规格待遇（各出两人），这也说明了中央领导对电视事业的重视”[61]。
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24日的72天时间里，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非洲10国，缅甸等亚洲3国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这被人们称为“14国之行”[62]。北京电视台记者李华随行。当时李华正在缅甸拍摄以楚图南为团长的沈阳杂技团的访问演出，突然接到经我驻缅使馆转来的电报，要他立刻取道巴基斯坦到开罗等候周总理。于是他第二天就赶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当天夜里12点乘坐一架英国班机直飞开罗。到达后才知道总理要访问多国且只有他一个电视记者，他当时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做了尽可能周密的准备。
李华在开罗迎来了总理。在周总理到达埃及的这天，他早早来到机场，先“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欢迎仪式前抢拍了机场的欢迎群众队伍，到楼上从各个角度拍了巨幅标语，具有民族特色的埃及三军仪仗队、乐队。随后，总理的专机安全降落，并滑行到停机坪上，这时他又“以百米速度跑到飞机旁”，凭着与随行人员的熟悉，占到一个有利角度——既能拍到总理走下飞机，又能拍到总理与埃及政府高官握手拥抱。他不仅是孤身一人，而且用的是上发条、只能装100英尺胶片的摄影机，身上还背着胶片包，不时还要找空隙的地方换胶片；装上胶片后，他还要重新挤进去拍摄总理的镜头。他开始并没有注意到有多少记者，只是“觉得特别拥挤，拼抢得厉害”。后来，他才意识到在场的记者很多。有的西方记者为了抢镜头，因人多拥挤、无法架摄影梯而骑到雇用的当地人的脖子上，从高处拍摄。而他则“只能背着沉重的胶片包挤来挤去，还绝不能漏拍关键镜头，一心要拍得完整。因此，每拍摄一个活动都累得够呛”。当地的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衣服都湿透了。后来他从各方面了解到，各国舆论都极为重视中国总理这次访问，参与报道的有100多名记者，他们包租了两架飞机，跟随代表团采访。
李华在拍完了周总理的日程活动后，“为了向国内观众介绍访问国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去拍摄当地的景点、风光、人群、市场等。在紧张繁忙的一天后，晚上他还要拍宴会、文艺晚会。由于当时的摄影机非常简单，没有自带的灯光、测光等功能，他一人在拍摄中无法兼顾照明，在周总理一行14国的访问中都只能“借光”拍摄，即在拍摄时“看到哪里亮灯就到哪里拍”。而且他也不能放下摄影机，用测光表测量亮度，只能根据经验确定光圈，他“通过取景窗细心观察灯光的亮度，确定光圈”。采拍完晚上的活动之后，他就要赶快整理胶片，写好镜头表、重要人物特征等说明材料，然后还要找人把拍完的胶片带回国内，“争取尽快播出”。因为当时我国与这些国家没有通航，不能航寄，只能请人带回国内，而找到要回国的人又谈何容易。当找到人、把胶片送出后，往往天已经亮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有时晚上有一点空闲时间，他还要自己冲洗一段片头，检查一下摄影机是否正常，或检查一下自己的摄影技术是否存在问题，工作的艰苦可见一斑。虽然很劳累，但只要得知北京已看到了他拍的总理访问的电视片，李华的心情就“别提有多么激动，多么愉快了”[63]。
李华在这次“14国之行”跟随采访中，共拍摄了2.4万多英尺的素材片（约7315米，合4.7小时长度）[64]，编成了每条10—20分钟的《电视通讯》20条，如其中访问阿尔巴尼亚的编成了3条《电视通讯》，每条15分钟左右。片子在北京电视台连续播出。随后片子还被汇编成《周总理非洲之行》上下集。
李华是最早从新影厂调到电视台的人员之一。调来之前，他已有多年从事新闻纪录电影摄影的经历。他曾参加过《民主东北》《抗美援朝》等重要纪录电影的拍摄。他参加摄制的中苏合拍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曾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他与孔令铎于1958年6月1日合作拍摄了最初的新闻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65]
（二）记者出国采访
记者的出国采访行动不同于被动地随领导人出国访问，它更接近真正的新闻活动。当时记者出国采访的机会还很少，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比较少，也由于中国的国力还很有限；另一方面，当时的世界并不像现在有着如此之高的国际化程度。当时，电视记者的出国采访有对重要事件的报道，如从国外接回遇难的华侨，还有一些随各类代表团的出访，以及对一些当时正在进行抵抗侵略战争国家的采访。这后一种报道一方面宣传了正在斗争中的国家、人民的追求，公开了他们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的立场，成为我国外交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0年2月，北京电视台派记者冀峰、孔令铎随接侨轮船去印尼，拍摄了我国政府接回受迫害侨胞的电视片。同时，北京电视台派记者到广州拍摄安置归侨的新闻。当年3月3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祖国派船接亲人》的新闻片，并于3月5日重播。
1961年10月，北京电视台派记者庞啸到阿尔巴尼亚报道了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共青团代表大会的情况和阿尔巴尼亚的建设成就。所拍新闻除播出外，还被中国记者协会选去放映，招待各国驻华新闻官员和记者。
1963年5月15日，我国光华轮启航前往印度接回受迫害的华侨，同年5月28日回国，北京电视台派出记者冀峰、宋朝彦随船进行采访报道。[66]
1964年5月，以梅益局长为团长，夏之平等同志为团员的中国广播代表团访问了朝鲜，随团记者叶惠、宋朝彦拍摄了万余尺反映朝鲜人民生产建设和当地风光的电视片。这些片子由马超增编辑，写解说。单条新闻编入《国际新闻》，其内容主要有《“二八”维尼纶厂》《金刚山》《今日板门店》《金日成首相的故乡万景台》等。这些片子还被编辑成专辑片《跨上千里马的朝鲜人民》。[67]
（三）战地采访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就派出电视记者到当时激烈交战的地区进行采访。在战争中，电视记者成为真正的战地记者，在危险和艰苦中获得了第一手事实，替这些国家的人民向世界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发出了中国的观察和判断。
1.奔赴老挝
1961年4月23日起，北京电视台派记者李华赴老挝解放区采拍反映老挝民族解放战争的电视片，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外派出战地采访的电视记者。当时我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李华的小孩还不到一岁，他的爱人舒世俊作为新影厂的时政记者也要常常出差，家庭困难很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
当时，老挝爱国战线领导的反美爱国斗争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取得了胜利，交战双方同意和平谈判，国际上也在讨论召开有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于当年的5月15日召开）。但是为了获得有利的谈判地位，双方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
记者们先乘火车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我国驻越大使在情况介绍会上，一再强调：“拍战争片就要到前线，到离敌人最近的地方，不然什么也不会拍到。”因此，记者们既要勇敢，也要保护自己。“最最重要的是不能被敌人俘虏，以免在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派部队参加了老挝战争的舆论。”并让他们一个月回来休整几天，以利再战。
同时，在老挝采访的还有苏联、东欧、越南的六七个记者以及我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马庆雄。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昼夜温差大，加上吃的是糯米团加生菜，住的是战壕，马庆雄很快病倒住院，李华一个人背上摄影机和胶片，冒着烽火深入老挝腹地的“查尔平原”、万象等地采访。
他曾在行军途中遭遇匪徒袭击，同行的一位老挝战士被击中受伤。他也曾在小村镇遇到敌人的炮弹轰炸，在炮火纷飞中他拍摄到当地群众把自己仅有的生活用品慰问部队、老大娘流着泪送子参军的动人场面。他还拍到在临时搭建的、用一块白布围起来的帐篷医院的“手术间”里，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一位受伤的战士取出嵌入腿部的子弹头。他“透过摄影机的取景窗看到血从年轻战士身上慢慢地流着，虽然疼得他满头大汗，脸色煞白，但没有哼叫一声”。
在老挝战地采访中，李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单独一人、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因此采访显得非常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工作了3个多月，“由于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工作还是很顺利”。他一共拍摄了1万英尺胶片（约3048米，合2小时长度）[68]。
国内各级领导对李华所拍的影片都非常重视。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孟启予都经常坐镇剪接台，亲自指导编片。胶片被编成多集专题片《战斗中的老挝》在北京电视台连续播出，这是当时世界上对老挝问题所做的第一次电视报道。播出后，北京电视台又选出11个主题进行精编，分成上下两集，定名为《老挝在前进》，解说词由梅益局长亲自修改审定。片子在国内播出，同时分送给参加日内瓦14国会议的代表及越南代表团、老挝的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并寄送世界各国电视台播出，声援了老挝人民的爱国主义正义战争。[69]
1965年元月，叶惠、于广华又在越南北方采访拍摄4个多月后来到老挝，拍摄了反映老挝军民战斗的电视片。[70]
2.越南战争
1961年5月，为防止吴庭艳政权垮台，美国派遣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进入南越。1962年2月8日，美国在西贡设立了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军事司令部，标志着美国开始直接介入越南战争。而越南南方游击队则进行了反“战略村”、反扫荡的战斗。据统计，从1962—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40余次，美军伤亡达2，000余人。到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解放了南方2/3以上的土地和700万人口，美国军事介入严重受挫。
1963年11月1日，美国在南越策动军事政变，杀了吴庭艳，换上新的傀儡杨文明，并积极寻找扩大战争的借口。1964年8月4日，美国政府宣称，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和“滕纳·乔埃”号在东京湾（即北部湾）离最近的陆地大约65海里处的公海上进行巡逻时，遭到数目不定的北越鱼雷艇的袭击，史称“北部湾事件”。事后证明，这是五角大楼为扩大对越战争而蓄意制造的借口。美国政府趁机出台了“逐步升级战略”，即所谓“有限度地扩大战争”。接着，美军开始推行“饱和轰炸”和“焦土政策”，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71]
1964年8月，美军轰炸越南北方鸿基煤矿，挑起战争。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北京电视台派出叶惠和于广华两名战地记者赴越南北方，拍摄揭露美帝侵越罪行、反映越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电视片。他们有时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地拍片，并把所拍片子及时送到我国驻越使馆，由使馆负责把片子寄回北京。片子很多，其中有《鸿基煤矿》《秋收》《海军战士保卫海疆》，以及11月在河内召开的一个控诉美帝侵越罪行的国际会议。在台内，马超增负责编辑这些来自越南的节目。她说，两位记者的场记写得非常清楚，对人物的特征都有详细的说明，这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多方便。但其中有不少人物的镜头仍然很难辨认。[72]
在美军大肆轰炸、增兵的同时，从1964—1965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机动作战，进行了一系列奇袭战、伏击战、攻坚战、围点打援和反扫荡战。据统计，这一阶段南方军民共歼灭美军近6，000人，超过1961年到1964年12月底所歼灭美军总数的一倍。[73]
1964年10月，中国应越南邀请，派出了一个10人代表团，它由4家新闻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八一厂和北京电视台联合组成。代表团中北京电视台记者叶惠当年8月曾到越南进行过战地采访，接着又去老挝采访报道。正在老挝时，中国驻河内使馆电召叶惠立即回河内，电视台派他参加新闻代表团去越南南方。因此，他于当年11月在河内参加了该团活动，开始做赴越南南方采访的准备工作。这支特别队伍不仅有10名中国人，还有陪同的越南同志、帮助运送胶片的人员，另外还有一个排的武装护送队伍。
中国新闻代表团1965年1月从河内出发，沿着越老边界长山山脉中的“胡志明小道”向南方前进。越过17度线进入越南南方后，便弃车步行。进入南方不久，团长王杰患疟疾回到北方。其余9人经过一年的采访，行程万里，冒着危险，拍摄了越南南方人民的战斗生活，最后从越南西宁省进入柬埔寨，完成采访任务。叶惠拍摄的素材被编成5集新闻专辑《英雄的越南人民》，每集10—20分钟，在电视台播出。该节目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还在国外电视台播出了。[74]
3.驻外记者
在我国援越抗美斗争中，为增加在广播电视新闻中有关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消息，中央广播事业局请示国务院，拟向越南选派常驻的广播电视记者。这个报告也是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的。这是我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首次向国外选派常驻记者。[75]
北京电视台派出了第一个驻外记者——驻越南北方记者朱景和。他于1965年3月8日到达河内，建立了第一个驻外电视记者站。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新影厂的一名记者和日本电波新闻社的两名记者。他们和越南同行密切协作，不分彼此。朱景和在越南工作时间达2年4个月，之后接替他的是周居方和韩金度。这个河内记者站前后存在了9年。几位记者不畏艰苦，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和后方拍摄了数百条新闻。
朱景和从越南寄回的片子主要有：《越南妇女发起抗美救国三承担活动》（到达当天拍摄）、《永灵军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父子随时准备参军》等。叶惠、于广华、朱景和三位记者拍摄的越南电视片，除单条编入《国际新闻》外，还编辑成《战争中的越南》《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越南青年突击队》《保卫北方》等新闻专辑或纪录片播出。如在196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国际组编了一批纪录片，作为节日期间播放的重点节目。这些节目除中文版外，还制作了越语版，寄往国外。[76]
1965年6月12日，朱景和采访越南总理范文同，这是中国电视记者第一次采访外国政府首脑。采访前由中方提出问题，越方全部接受，并建议增加了“中越战斗友谊”的内容。采访在越南主席府大厅进行。在这次采访中，越南政府向世界表明了抗美斗争的坚决态度。由于同去的新影厂摄影记者程志明生病，越南新影厂提供了35毫米胶片设备和拍摄人员。采访当天，新华社和越通社分别发了消息。影片后期加工制作由新影厂协助完成。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孟启予亲自到制作间与编辑一起加班赶制。6月19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发表的电视谈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和越南《人民报》上同时刊登了讲话全文。随后，北京电视台将影片译成多种语言的有声拷贝，发往海外21国电视机构。[77]
1965年10月，朱景和从越南寄回越方拍摄的《美国空军轰炸越南麻风病医院》的电视片，画面上的麻风病人本已是肢体不全，又遭美军的狂轰滥炸，其情景十分悲惨。这个节目除在本台播出外，还寄往国外。寄到日本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立即发表声明，为美军罪行辩护。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得知这个消息后，请人转告中日记者：“一条重要电视片对敌人的打击，比消灭它一个师还痛！”另据当时我国驻阿联使馆反映，阿联电视台秘书长收到我国电视台寄去的新闻片《战斗中的越南》后说，阿联电视台过去经常播用美国在越南拍的电视片，现在有了来自中国的报道内容，感到十分高兴。[78]
我国记者拍摄的片子，除提供给中国和其他国家放映外，还应越方要求编成专辑，每辑向他们提供几十个拷贝，供其在北方和南方解放区放映。记者在采访之余，还为中越并肩战斗中的一些新闻宣传合作、对越人员培训做过联络和协调工作。[79]
上述几位电视记者：李华、朱景和、叶惠在老挝和越南的战争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拍回来成批的战地报道，都是当时北京电视台的“独家新闻”。这些新闻在北京、全国各地和外国的电视台播出，使得诞生不久的北京电视台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舞台上一展风采、令人瞩目。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曾多次自豪地说：“这是全世界唯有我国才能拍到的第一手材料。”[80]
当年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继承了战争年代中国影视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在今天仍应发扬光大。而后来在世界热点地区的战地报道中，曾多年没有中国电视记者的身影，这肯定不是我们的前辈想要看到的情景。密切追踪世界最新动态，其直接的后果正如当年阿联电视台秘书长希望的那样：会带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视角，能代表中国人民发出与他国不同的声音。而如果将国人对事件的了解寄托于他人的观察结果，这不仅是泱泱大国的耻辱，而且还不利于从我国的原则、利益出发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从后一点来看，这应该算是记者的失职，长此以往还会使国民失去很多了解世界大势的机会，带来更多长久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国民素质的提升，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新闻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以自己队伍中曾经有过这些战地记者为荣。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时刻不忘记者的职责，永远对得起自己的受众、对得起历史。
战地记者曾经是多国广播电视史上成为名记者的途径，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爱德华·默罗、威廉·夏勒等，他们都有着“二战”时国外战地采访的光辉业绩。国际社会每年都会公布牺牲在战地的各国记者名单。不同的是，我们的战地记者没有得到像美国及很多国家同行一样的荣誉和知名度。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荣誉和奖励，以示范后人。
（四）抗美援越宣传
1965年年初，在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后，党中央发出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号召。这一年，北京电视台掀起了抗美援越宣传的高潮。
先是在当年2月的9—11日三天，北京电视台策划了“反对美帝挑衅、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特别节目。2月9日，报道了首都人民8—9日两天示威游行的情况，10日上午，转播了天安门广场70万人大会的实况，晚上播出了有关越南问题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解说及文艺节目。10日的两次节目通过微波线路传往天津电视台，该台也同时转播。11日晚，播出了反映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人民声援活动的电视片和相关文艺节目。随后的5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由记者叶惠、于广华、朱景和在越南拍摄的反映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视片《保卫北方》。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有关越南的片子在《国际新闻》中占据了主要篇幅。北京电视台做过统计：从2月8日到5月中旬的100天中，共播出有关越南的新闻、评论、讲话多达60次；其中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的新闻片17次，世界人民支援越南人民的新闻片14次，驻越记者拍摄的《战争中的越南》新闻专辑10次，邀请越南友人做电视讲话和阐述支持越南的国际评论19次，还播出了4部纪录片；向18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寄送了有关越南的新闻片23条，印制拷贝37，862英尺（约合7.5小时）。
为了赶编这些片子，保证及时播出，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几乎天天加班，大家常常是乘末班公交车回家。即使在体力快要支持不住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还是咬牙坚持，也顾不上照顾孩子和家庭。[81]
五、国际述评
在建台最初的几年里，应付日常播出的同时，北京电视台上上下下并没有忽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建设。作为当时电视台一把手的罗东直接领导开办了《电视新闻》栏目，且为了尝试电视评论节目形式，他曾两次亲自出图像播出评论。[82]这说明当时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对评论的重视和对媒介责任的把握。
从现有资料来看，当年的评论较多集中在国际新闻领域内。前面提到过，在创办的初期就有了电视述评。第一次是北京电视台于1959年6月18日播出的《谈西柏林近况》，该评论的全部影片材料、部分录音资料及附带的评论稿件都是由民主德国电视台提供的。[83]这是最早的中国电视新闻评论。
（一）《国际知识》报道内容
北京电视台从1962年4月4日开始，创办了述评性常规栏目《国际知识》。开办该栏目有几个缘由：当时虽然已经是倾全台力量在办新闻节目，但台领导提出要“把扩大题材范围，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节目质量作为全台的中心任务”。全台因此纷纷行动，这成了开办栏目的台内动因。另外，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个亚非国家获得独立，并与中国建交。这些国家多是小国、穷国，大家对它们没有了解，需要向观众介绍这些国家，综述国际时事、普及国际知识，这是外在形势的动因，也是开办节目的宗旨。在形式考虑上，北京电视台借鉴早期的“图片报道”，利用新华社多年积累的大量图片资料，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经、文化，再配上音乐和解说；当没有照片等资料时，则由播音员出图像播讲。节目开始主要是由张复华一人编辑。[84]
《国际知识》的报道内容既有当时最新独立国家和国际背景的介绍，又有国际时事和国际问题的述评。从形式上来说，它主要是由播音员串联，由文字、图片、影片资料构成，有时还有专家讲话，又有访问和座谈，整个节目“很像新闻评论”[85]。它自开办以后，不断拓宽题材范围，改进表现形式。在大量的节目中，较有影响的如下。
1.栏目“头一炮”
当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本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法国殖民军，使对方不得不走向谈判桌。1962年3月18日，两国签订协议，法国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的主权。阿尔及利亚民族斗争的胜利对于非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编辑张复华等决定抓住这个主题开办第一期节目。于是，他们跑新影厂、跑新华社摄影部，搜集影片、图片资料，又参考《人民日报》等编写台本。经过10来天的准备，栏目组于当年4月4日星期三播出了第一期节目《英雄的阿尔及利亚》。
2.《中印边境冲突真相》
1961年，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1962年春夏之交，边境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让观众了解边境冲突的真相，节目组特地邀请外交部新闻司和第一亚洲司的同志撰稿，驳斥当时印度政府的谎言，阐明我国的立场和态度。考虑到节目的分量，台领导孟启予请示梅益局长，由著名播音员齐越以本台评论员身份出镜，为了显示节目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还派出工作人员担任现场指导。那时，北京普通家庭拥有电视机的不多，但外国使领馆中电视机数量不少，这个节目在中外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配合领导出访
（1）刘少奇主席出访
1963年4—5月，刘少奇主席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印尼、柬埔寨、越南4国，这是睦邻友好的一次重要国事活动。北京电视台得知这一计划后，及早准备，到新影厂、新华社、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借阅美国和日本出版的地理杂志，搜集照片资料，以介绍4国的情况。有关4国的节目尽量安排在刘少奇一行抵达目的地的第二天播出，使观众对被访问的4国有比较及时、形象的了解。
（2）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先后到缅甸、阿尔及利亚等亚非14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出访国家多、在每一国停留的时间短，要逐个介绍这14国，时间非常紧张，加之非洲一些国家的资料缺乏，介绍难度就更大。当时，新闻部主任陈振翟和组长郭里宁亲自负责，还临时抽调组内其他人员参与节目制作。大家在通力合作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4.综述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系列节目
1965年，《国际知识》栏目办起了综述越南和老挝人民抗美斗争形势的系列节目，一般情况下每月播出一次，有时半个月一次。节目运用北京电视台驻越南记者拍摄的第一手资料，穿插地图、图表报道了越南和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这些节目播出后，当时的越南驻华大使和越南南方常驻代表团团长曾两次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座谈，表示衷心的感谢。[86]
（二）《国际知识》播出操作
《国际知识》的播出与绝大多数节目一样，都是直播。加之它的时间性要求高，每次播出都是急茬儿。一期节目，在领导审定台本稿件后，时间来得及就交中央广播事业局文印科刻印；来不及就由编辑用复写纸复写数份，一份交播音员，一份交音乐编辑，最后一份留作导播台上调机用。台本交到播音员手中往往是播出前一两天，他们晚上值班结束回到家中，就要开夜车备稿。一份二三千字的稿子要全都背诵下来，且要滚瓜烂熟，才不至于在直播时打磕巴。节目播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尽管是背诵，还要尽量将稿件口语化、减少背书痕迹；同时，熟悉每段影片、每幅照片，以便衔接紧凑、浑然一体。为了做到此，沈力在自己的台本上一一做出标记，甚至把图片画面的主体特征画下来，凡看过她画得密密麻麻的台本，都不由得对她的工作精神表示钦佩。[87]
播出的当天就更忙了。上午编辑张复华要到美工科检查地图、图表的制作；然后到音乐编辑处审听所配音乐，记住每段的长度和起止乐句，以便于解说、图片切换与音乐的相互配合；还要到电影播出机房，详细交代节目中穿插影片资料的前后顺序。回到办公室，他要把地图和照片编号、分组，分别贴到一块块五合板上，以便于播出时翻板、换板。稍有不慎，编错了号，或为翻图片预留的时间太短，到排练和播出时将手忙脚乱、漏洞百出。
播出当晚前的下午还有一次总预演排练。照明员及早打开灯，摄像师在小小的6英寸照片上练起推拉摇移的功夫，美工师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土动画”地图和图表，播音员则巩固已背熟的台本……为了排练，社教组几乎全体出动，导播台上一个人负责调机，一个人管切像，播送室内安排两个人翻图片。有时人手不够，组长郭里宁、部主任陈振翟就亲自上台调机和切像。“排练对于直播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各工种通过排练熟悉节目，协调相互间的配合；编辑则通过排练，检查各个环节有无漏洞，进而把握节目的节奏和韵律。”[88]
尽管有了下午的排练，晚上的直播依然紧张。特别是《国际知识》办了几期后，引起梅益局长的重视，一些重要台本，经台长孟启予和部主任夏之平阅后还要请他审定。梅益审稿很细致，一些有关宣传我国外交政策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关键段落，总要反复斟酌、亲自修改。但台本经审定后，有时已经临近播出，这时，编辑要赶紧通知播音员修改台本，有时涉及次序的改动，还要逐一通知各个工种。
播出对于大家来说，犹如无声的命令。各个工种及早赶到演播室，一丝不苟地认真准备。《国际知识》的播出一般安排在《电视新闻》之后，这时，参加排练的原班人马各就各位，值班导演走上导播台。当演播室的绿灯熄灭，红灯亮起时，节目开始有条不紊地播出。由于有排练，播出一般都比较顺利。
当时，《国际知识》不定期播出，一般情况下每两周播出一次，每次15分钟。由于它时效性强，还有较多临时增加的节目，每年播出大约有30—40期。北京电视台在1963年正式设立了社教节目部，《国际知识》栏目改归社教节目部负责。[89]
（三）多样化的电视评论
除《国际知识》外，1963年起，北京电视台国际组又利用新闻资料片汇编成述评重大国际事件的专题节目，如《美国黑人在觉醒》《世界反美浪潮日益高涨》《战斗中的多米尼加》等，配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播出。
北京电视台还邀请在我国访问的外国知名人士和驻华使节来台发表电视讲话。1963年10月3日，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就应邀向首都观众做了电视讲话。[90]这些节目成为既能传递信息又能提供意见的早期国际新闻评论节目。
196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宣传业务整改提纲》中强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要加强国际形势的述评。我国人民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这是我国国际地位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自然趋势。”
正当社教节目部准备进一步办好《国际知识》时，“十年动乱”的风暴席卷全国，电视一度停播，《国际知识》也停办了。直到1971年，《国际知识》才开始恢复，由黄望南、段忠应接手编辑。“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北京电视台的机构进行调整，《国际知识》从社教节目部分离出去，划归国际部，1977年《世界各地》开办，《国际知识》圆满地画上句号。[91]
六、国际新闻报道队伍
1960年，北京电视台和日本电波社签订协议，1962年，又与英国维斯新闻社签订互相购片合同，履行合同都需要加工“出国片”。我驻外使领馆也需要我们的各类电视片。刚建台不久、尚处在童年期的电视台，要承担起“面向世界”的任务，应该说并不够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方针，新闻部又不得不首当其冲，于是，制作优秀的新闻和专题片、纪录片输送国外，成了新闻部各组的共同目标。
开始，对内的国际新闻节目是由北京电视台政治组的几名翻译人员负责编译。后来，在1963年新闻部设立了国际组，负责《国际新闻》的编制播出和出国电视片的译制这两项任务。他们有时还需编译文艺节目。1964年以后，他们还承担起编辑出国记者拍摄的电视片的任务。[92]
国际组当时共有俄、英、法、德、日5种外语和中文工作人员12人，翻译人员中英语2人，俄语3人，法语2人，日语1人，德语1人，另有2名中文干部。他们人数不多，且在本职工作外还要兼做其他工作。黄一中、许致荣都是带头苦干的老翻译、老编辑，2人都曾担任过组长；陈维熙曾在加拿大留学4年，是英语骨干，他还在对外译制片中负责播音。德语翻译华菁兼做英语翻译和编辑，并办起对外的杂志节目《人民中国》。张丹曾是唯一的法语翻译，后来又来了刘方，她们不仅精通自己的本专业，还都能熟练地运用英语。[93]
初期，国际组的主要任务是俄译中、中译俄，将来自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电视新闻片译成中文播出，将本台制作的新闻片译成俄语送往上述国家。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随着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外语翻译开始转向以英语、法语为主。英语翻译的3人中，陈维熙的主要任务是出国片的中译英，而许致荣的中文好，所以他除行使代理组长职务外，更多从事《国际新闻》英译中及画面编辑工作。[94]
为了实现“面向世界”的方针，国际组增加了大量组织、编辑和译制工作。为了使我国的电视新闻能较早在国外播出，他们不仅晚上加班，连后半夜也得随叫随到。常常在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就要奔往机场，赶航班送节目。[95]
由于经济困难导致的事业压缩，北京电视台将电视新闻报道的方针调整到“立足北京，面向世界”，而所面对的世界却在这时发生了地震海啸般的巨变：昔日的盟友反目成仇，这反而将中国电视节目推向更广大的国际空间，与昔日对手的联系渐渐建立起来。从坚持独立自主到真正独立面对世界，中国电视与国家一道经受了这一轮考验。
这一发展方针正当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活动屡获成功之时，北京电视台记者通过随访报道了这些外交成果和异域风情。这给在艰难困苦中喘息的国民增加了一些成就感与新奇感，这些报道都是记者们长时间努力工作取得的成果。在这期间，一些近邻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战火也考验了年轻的中国电视记者。他们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战争，圆满完成任务，向世界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国电视台开始尝试做起电视述评。这些述评的内容是国际性的，是对当时国际上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运动的及时反映和热情欢呼。在这个阶段，新影厂和北京电视台都出现了对外的杂志节目，前者为《今日中国》，后者为《人民中国》。这些对外的国际报道是在非常有限的人力基础上开办的，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