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自己的电视
在中国，最早关注电视的是学术界。最先提到电视的是1915年创办于上海的《科学》杂志，它在1927年6月出版的第6期上刊登了《电视之进步》一文，介绍了电视的基本原理。[1]1930年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杨简初教授讲授了物理学的新发展——television（电视）。1934年，杨简初教授成功研制了机械电视的原理样机，这台样机“能够完成摄取、传输、接受、还原图像”[2]。同年，《科学》杂志第2期到第5期连载了叶鹿祥的《电视学浅说》一文，详细介绍了电视技术原理。1938年，重庆金陵大学理学院开始招收“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学生，该科“电影工程”专业的19门课程中就有“电视”课程。
由于我国连年内战及抗日战争的影响，各种日常研究、建设都难以展开。伴随着战争风雨的洗礼，中国早期的电视推介、研制在艰难地向前推进。在战后发展的大潮中，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在1948年企图在南京建立自己的电视台。他们从美国购买了电视设备，进行了调试，但是没有成功，最终放弃了这一努力。[3]这些都是中国电视史的前期。中国真正的电视历史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
一、启动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为了保卫国家、援助朝鲜人民，1950年10月19日到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即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者也关注到这个世界上最新的媒体——电视的崛起。在战事结束、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国内建设走上正轨后不久，1954年，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文教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要办电视的指示——最初的动议来自中国的最高领导。[4]
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出将于1957年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电视台的计划，周恩来总理于2月12日批示：“将此事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从此，中国电视事业进入了孕育期。
1956年5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听取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开办电视广播问题的汇报，他当时就指出：先搞黑白电视，但重点应该是搞彩色的。因为它比黑白的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生活。为促进电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他还主张：“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是自己生产的。”现在看来，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确实是很超前的。
1956年，为制衡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我国也积极发展卫星科技项目，在新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此项目也列入其中。当时我国发展卫星科技的主要作用是用于科学及军事。[5]这一规划极富远见和挑战性。
二、多方准备，初创事业
我国积极制定实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而“对手”带来的压力与刺激也成了推动这一规划尽快实施的重要动因。
1957年下半年，当得知中国台湾地区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定在1958年“双十节”开播的消息，“我们坐不住了，下决心要争这口气，一定要走在他们前头”[6]。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基于各自实力、影响力的持续的技术竞赛、宣传竞赛，对中国创办电视事业带来了深刻影响。中国台湾地区基于美国扶持的发展计划刺激了我们，在此情况下，我们也在寻求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支持，以求抢占先机，夺得这一轮竞赛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决定以对苏联贸易为主，“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公私财产，不仅禁止一切美国货物、船只进入中国，还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国际性的全面封锁和禁运。[7]这使得我国在之后的国际合作中遇到了很大困难。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同志就开办电视台的想法征求了当时在任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契柯年柯的意见。契柯年柯认为，当时我国还缺少发展电视事业的条件，不适宜马上开办电视台。这无疑是给我国创办电视事业泼了一盆冷水。“可是我们不信邪，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虽有风险但还是应当上。”[8]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的1958年，正值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致使国家财政遭受很大损失，“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电视人认为：“客观条件是有限的，主要得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困难，去闯，去创造。”[9]有了必胜的追求，也就有了果断的行动。
（一）技术突破
电视事业的发展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它是涉及众多学科的综合性事业。它的建立要以科技和硬件基础为支撑，而科技的基础是人才。
人才准备。早在1953年，在筹划建立电视台之前，中央广播事业局就派出了10名技术人员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国学习有关电视的技术。1956年5月，学成回国。其中专攻电视技术的章之俭等人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合作，共同进行黑白电视设备的设计研制。北京广播器材厂参与了试制电视发射和播送系统设备的工作。1956年冬天，国内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开设电视专业技术课程，为发展电视事业培养人才。
引进、仿造设备。1956年10月6日至12月2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上海先后举行。北京的展会是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展会上展品丰富，观者如潮。在展会中有一套50瓦的电视发射、放映设备，人们用它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市少年宫等地轮流放映电视节目，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很多人远道而来，出于好奇，争先恐后地观看小电影。[10]展会结束后，中央广播事业局买下了这套设备作为样机，由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工程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技术干部、清华大学的教授、北京广播器材厂的领导和工人组成攻关小组，开始了研究、设计和试制电视发射、放映设备的工作。[11]
研发人员于1957年8月，设计、研制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视发射核心设备试验机，这非常鼓舞人心。于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除个别不能自行生产的必要器材，如摄像管等仍需进口外，电视台所需的其他设备，包括中心设备和发射设备，均采用国产元器件，由我们自己设计制造。同时，北京广播器材厂受命开始试制电视发射机和播送系统设备。
1957年 10月，文英光等第一批调入人员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到北京电视台报到。当时，北京电视台的播出设备还在北京广播器材厂紧张地进行制造和调试，从苏联进口的几十台黑白电视机也正在北京电视台的灰楼五层由王府井广播服务部的几位技术人员进行线路的调整。[12]
1958年3月12日，北京广播器材厂（一说是广播局技术处，即广播科学研究所前身）试制出了第一批黑白电视播控设备，全套设备包括1，000瓦黑白图像发射机、500瓦伴音发射机、播送室低周控制设备、摄像机等，并完成了调试工作。与此同时，又从国外进口了一部分器材，为在我国建立电视台做好了必要的技术、设备准备。[13]这套技术设备是由广播局技术处的同志们进行安装调试的，而值机人员则是由广播电台的中控室代为管理。
图1-1 国产“北京”牌黑白电视机
在接收机的置备上，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1958年1月，国营天津无线电厂装配厂仿照苏联“旗帜”牌电视机，试制成功了“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见图1-1）。3月17日，这台电视机从天津运抵北京，与北京广播器材厂研制的黑白电视发射机配合试播，经过精心调试，电视图像清晰、伴音良好。同年，我国还从苏联进口了一批“红宝石”牌和“记录”牌电视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投放到市场。[14]
台址建设。1958年3月，当时坐落在北京复兴门桥头的广播大厦，建筑主体结构已经竣工，而楼内的装修安装工程还在夜以继日地紧张施工中。大楼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电视播出的需要，因此没有设计演播室、中心机房和发射机房。后来临时将大厦西南侧四楼拐角处的一个会议室（一说是排练厅）和部分办公室改建成演播室和中心机房，计划在5月l日开机试播。[15]演播室大约有60平方米，其中一个角落用三合板和玻璃隔出一间约9平方米的视频、音频导演控制室，还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电影放映、摄像室，以及由3间办公室改造成的中心机房，加起来共有七八间办公室。发射机房在大厦的10层，由两个大会议室改建而成，装有一部电视发射机。天线为大厦顶端的两层蝙蝠翼式，高度为80米，有效覆盖半径为25公里范围的北京市区。[16]
1958年3月18日，新华社一条“我国制成电视发射机”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消息称：“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还正在安装一辆流动电视车，准备今后把球场上的球赛和舞台上的戏剧演出的实况，传送到电视台后再转播出去。”这是电视台即将开播的第一个消息。[17]
（二）组织准备
在技术、硬件准备的同时，组织准备工作也开始了。为了赶在台湾之前实现电视节目的播出，各项准备工作也加快了速度。
1957年8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通过了《关于设立电视试验台筹备机构的决定》，决定成立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18]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命罗东为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主任，孟启予、胡旭为副主任（罗东、孟启予后来分别担任了北京电视台正、副台长），并提出要于1958年5月1日开始试验播出，筹建电视台的活动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9]
罗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长期从事报纸和广播工作，没有想到让我和孟启予、胡旭同志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座电视台。我当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电视是一种新兴的传播事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而且这种开创的事业会给人带来无限的战斗乐趣。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那种‘打天下’的工作，这种爱好也许是从过去战争环境中带来的吧。紧张的是电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见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胸有成竹’了。”[20]
除了技术人员外，业务操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也很重要。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班子成员到处招兵买马、寻求援助。先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和广播文工团暂借来了播音员[21]及其他工作人员。又在文化部电影局的大力支持下，从八一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调来了编导、摄影、剪辑、灯光、照明、洗印、配音和放映等电视播出所需的全套技术人员。[22]
在技术准备、人员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同时，对于将要播出的节目，也开始了思考和策划。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派出以罗东、孟启予等人组成的电视工作者代表团前往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学习考察，主要考察两国电视节目的设置和组织的经验。
在各方面条件基本就绪后，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3月开始试运行，对自行设计、制造的电视发射播出设备进行了约一个月的运转实验。实验证明这些设备已基本达到国际上电视播出的水平。
就此，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于1958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并转党中央）提交报告：在北京建立的电视试验台拟于1958年5月1日开始实验性播出。报告指出：“电视台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在实验期间，电视广播很难担负起党的各项宣传任务，但在定期的播出节目中，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观众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23]这段话的核心内容后来被总结为北京电视台的“三大任务”。这反映出当时广播电视管理者对于电视事业的性质、任务和功能的认识，也成为电视事业初创时期的政策方针。
三、试办节目
（一）第一次播出
1958年5月1日，新华社发出电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1958年5月1日是星期四，晚上19点，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电视节目（当时播出的是黑白画面）。在北京的电视荧屏上映出了以北京广播大厦为背景、在扩散的电波图形上写有“北京电视台”5个大字的电视画面。当晚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
1.19：05庆祝“五一”座谈会；
2.19：15新闻纪录影片；
3.19：25诗朗诵；
4.19：30舞蹈；
5.19：50科学教育影片。
播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庆祝“五一”座谈会》，与会者是来自北京通用机械厂的八级钳工佟春荣、北京市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炼钢部二高炉的炉长刘万元、北京西郊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郝德才，他们或是工业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或是农业战线的标兵。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李宜主持。在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介绍了各自的生产情况并提出跃进计划，节目中还穿插播出了一些生产图表和农村社员劳动的照片。由于节目在前一天经过排练，所以可以在预定的10分钟时间里较顺利地完成。[24]
第二个节目是新闻纪录片《到农村去》，该片由新影厂摄制，主题是干部下放。1957年年初，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至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文件指出，为了建立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主要是到农村参加劳动。该片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宣传。
第三个节目是诗朗诵，有两个作品：《工厂里来的三个姑娘》和《大跃进的号角》。它们的作者是陶冰、大行，朗诵者是中央广播剧团的李燕、王显等。
第四个节目是三个舞蹈作品：《四小天鹅舞》《牧童与村姑》《春江花月夜》，由北京舞蹈学校的师生表演。第一个舞蹈由该校欧洲舞剧科四年级学生沈清燕、吴振善、郑一林、钟润良表演，第二个舞蹈由该校民族舞蹈科五年级学生邓傅正、朱清渊表演，第三个舞蹈由该校民族舞蹈科教员周广慧表演。
最后一个节目是科学教育影片《电视》，由苏联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摄制。
图1-2 第一次电视节目播出演播室现场
当晚节目的导演是王化南。
由于没有录像设备，播出的五个节目，除了两个纪录影片是用胶片预先摄制好的，其他节目都是用摄像机进行的直播。在直播过程中，由于设备条件简陋、人员操作技术生疏，节目内容虽然简单，但小小的简易演播室里仍显得异常紧张、忙乱。在节目进行中，一架摄像机还出了故障，导演采取应急措施，改变了原来的分镜头计划，才使播出继续进行下去（如图1-2）。
（二）对第一次节目的分析
从内容上来看，中国第一次播出的电视节目可以说是新闻节目与娱乐节目的拼盘。从各个节目的时长也可看出这一点：座谈10分钟，纪录片10分钟，朗诵5分钟，舞蹈20分钟，最后一个科教片时长不详。在整个节目播出的过程中，新闻类节目的时长超过了娱乐节目。
第一个电视节目是演播室谈话。谈话题目出于当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谈话内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适宜性，属于新闻节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电视新闻始于谈话节目。
因为偶然的原因，谈话节目成为中国播出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巧的是，其“组织者”（主持人）也是后来历经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出镜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李宜）。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早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在镜头前直接播出的，因此，记者做主持人有其必要性。作为节目的采访制作者，记者最了解其内容，在节目中，他们是主观能动的制作者，是真正能对节目内容实施有效掌控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对内容把握的分寸和播出操作的程序。在播出中国电视节目的开山之作时，各类人才都极其缺乏，无暇顾及铺张排场及其他外在因素，从而产生了这种直接、朴素，本质、准确的、基于第一反应的操作模式。据这个节目“组织者”（主持人）李宜后来回忆，电视台要求当天第一个节目必须是政治性的（节目表计划也是如此），因为电视台没有合适的人员，就委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帮助完成这个任务。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女记者李宜接受了这个任务，她不仅采访写作了稿件，而且还撰写了分镜头脚本。[25]
纪录片。第一天播出的两个纪录片在广义上也算是新闻节目。其中一个是我国自制的新闻纪录片，这个片子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新闻性，类似专题新闻报道。另一个则是外国的科学教育影片，它讲解的内容是电视原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是第一次收看节目的观众希望了解的知识。将外国科学教育影片放在最后也暗合了民族文化优先的现代传播理念。新闻纪录片（或专题）和科学教育影片被放在第一次节目中播出，也有其必然性。后来的电视实践证明，这两类节目都是电视节目的骨干内容。
文艺节目。这类节目对于电视播出而言较为简单。
从第一次播出的节目安排上可以看出，从性质上来说，它们完全符合电视的“三大任务”——宣传、知识和娱乐。从内容和形态上来看，新闻节目与娱乐节目都是电视的“原生”节目，即它们有为人们所需要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虽然后来这两类节目在形式上多有互相借鉴，但比较而言，这两类节目的内容是电视节目的基本类别、骨干节目。
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出的节目基本都是由外部人士组织的。纪录片不用说了，是“制成品”，仅需转换即可放映；舞蹈、朗诵等节目也都是早已有之的文艺形式，区别只是在舞台上表演还是在电视荧屏上展示。就连当天唯一的演播室谈话节目也可以看作是广播节目的电视版。所以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出，电视是在其他相关媒介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不仅借鉴其他媒介的相关做法，而且很多节目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直接“拿来主义”的产物。在初创时期，电视台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播出单位而不是制作单位，所播出的节目缺乏原创性。
无论如何，北京电视台的第一次播出，标志着电视事业在中国的起步，掀开了中国媒介历史新的一页。
中国电视开播距1954年毛泽东主席最初动议创立电视事业仅4年，距1955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建台立项仅3年，距1956年5月开始技术攻关仅两年，距1957年8月成立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仅8个月，距1957年10月第一批业务人员调入仅半年，距1958年3月广播大楼——台址土建完工仅两个月，距有关人员到苏联、东欧学习节目设置归国仅两个月，距1958年4月29日广播局向国务院报告试验播出日期仅两天。
这一系列数字告诉我们的是当年工作的高速度与高效率，到处都昂扬着一股蓬勃的朝气和奋发创造的活力，中国的电视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