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数字技术影响下新旧媒体边界的消失/媒介研究的一种范式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就已通过著名的“三圈叠合”图例预见了不同媒介产业逐步走向融合的发展趋势。他以三个相互重叠的圆圈来指代广播与电影产业、印刷出版产业和计算机产业，认为三者将渐趋聚合并最终形成单一实体[1]。尼葛洛庞帝随后推动了“三圈叠合”的预想走向技术实践。1985年，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杰罗姆·B.魏斯纳（Jerome B.Wiesner）联合创办了著名的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自创立伊始，媒体实验室便在融资方式、组织结构、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等多个层面显示出浓厚的多种媒介之间相互协作的意味：其最早的资金援助来源于华纳电影公司开发互动式电影的需求[2]，来自电影界、音乐界和科学界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服务于尼葛洛庞帝进行媒介整合的未来憧憬：“通过增加视觉的丰富性（娱乐产业）、信息的深度（出版产业）、计算的内在互动性（计算机），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3]
“三圈叠合”图像
“三圈叠合”猜想反映出第三次科技革命到来之后，媒介关系的整体走势：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和计算机等发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旧媒体，此前虽在组织结构、内容生产等层面存在交集，但大致呈现为“多线程”并行状态，如今“栖居”于形态各异的存储介质之上的信息都能够被转化为比特（bit）数据，为不同媒介“并轨”提供了技术基础。受到存储介质新变的影响，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语境中的信息传播形成了对人机交互的深度依赖：以计算机科技和数字编码方式作为基础技术支撑，以屏幕作为“抓取”信息的重要窗口，以影像作为承载信息的关键性符号构成方式，以信息的智能化生产、存储、提取、推送作为最终目的。
尽管尼葛洛庞帝所尝试构建的数字技术的“乌托邦”未能在短期内“降世”，但是其基本思想得到了学界的理论支持，并且部分地在产业实践中获得验证。早在1983年，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已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导致此前泾渭分明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类媒体的边界逐步消融，从而形成“传播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4]。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媒体搭乘互联网“快车”的组合方式逐步形成产业风潮。1992年，美国的《圣何塞信使报》开风气之先，在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AOL）的技术支持下创办了全球首份网络报纸。1996年，在美国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推出了在线网站[5]。世纪之交，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 Inc.）的“世纪联姻”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家面向因特网世纪的完全一体化的媒体与传播公司”[6]——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7]。后者显现出对新旧媒体的极强的整合与兼容能力，原时代华纳公司所生产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动画等内容进入线上数据库，也在短期内弥补了互联网内容紧缺的“短板”。有研究指出，截至此时，“融合”这一词汇就已较为普遍地与线上内容传播联系在一起[8]。
进入新世纪，在学术研究视野中，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变得更为多样。里奇·高登（Rich Gordon）对于媒介融合的各个维度的探讨较为全面，他认为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含六个层面：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所有权合并（convergence of ownership）、媒介战略联合（convergence of media tactics）、媒介组织的结构性整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media organization）、信息获取方式融合（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convergence of news story-telling）。[9]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某个单一角度或多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媒介融合现象。约翰·帕夫利克强调媒介融合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性，他认为“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一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计算机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所谓多媒体，是指文本、图片、视频、声音以及这些元素的链接和交互的混合体”[10]。安德鲁·那奇森（Andrew Nachison）从公司所有权层面出发，将之界定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1]。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与全球化等角度展开研究[12]，格拉汉姆·梅考（Graham Meikle）与谢尔曼·杨（Sherman Young）则从技术、产业、社会和文本等四个方向进行阐释[13]。
对上述学者们的思路进行筛选与整合，可以梳理出媒介融合研究的几个不同维度：数字技术、内容生产、产业经济与文化权力意识。这四个层面也构成了判断媒介融合现象是否真正发生的理论依据。在这四类影响因素中，数字技术的存在是基本前提，它的问世使得内容的跨媒介生产与传播变得更为便利，这也构成了媒介融合的物质基础。内容生产层面的媒介融合不仅是指文本乃至智力资源（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的全媒体覆盖式开发、推送，并且在不同媒介之间形成互文关系，还指不同媒介文化和审美方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或许最终会形成一种见容于一众新旧媒介的全新文化与美学。产业经济层面的媒介融合，既包含全球/本土媒介市场空间的扩容与传播机制的确立，也囊括了巨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膨胀的垄断欲望，以及受众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在文化权力意识层面，媒介之间的融合趋势也正在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意识，普通受众尝试打破资本威权对信息的单边控制，由此引发文化权力归属的争端。
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状态的媒介融合现象将致使现存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媒介走向彻底消亡，甚至最终形成单一媒介“大一统”的格局。举例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报纸消亡”的相关论调开始相继浮现。美国学者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与日本《每日新闻》原总编辑歌川令三甚至分别对报纸的“大限”做出预判，前者认为日报读者将在2043年第一个季度末清零[14]，后者则指出2030年会成为日本报纸的“末日”[15]。尽管2005年前后传统报业公司倒闭风潮显现，但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受众消费需求的缩减，而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形成了对其市场空间的剧烈挤压。面对新媒体介入而引发的市场重新“洗牌”，“媒介融合”的主动尝试成为传统媒体避免遭受“历史的车轮”碾压的救命良方。美国的媒介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 Inc.）耗资4000万美元打造“坦帕新闻中心”，将旗下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的编辑部门集于一处，便于统一调度和资源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提供多样化产品。国内众多纸媒也纷纷采取了大致相似的转型策略。[16]在该案例中，真正走向“末路”的仅仅是作为信息载体的报纸，这些纸张上承载的信息却巧妙地通过跨媒介“移植”的方式重新焕发活力。新兴技术为传统纸媒生产的内容提供了更具潜力的市场空间和更具生命力的“栖居”介质，纸张或许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损毁、消亡，但只要互联网不发生毁灭性的崩塌事件，这些内容就会以数字编码的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因此，媒介融合的理想状态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形成新旧媒体共生螺旋。两种或多种媒体的相互碰撞、聚合，既非“大鱼吃小鱼”式的相互吞并，也非简单叠加直至形成垄断性的媒介“巨无霸”，媒介融合的关键环节，是在充分发挥技术革新的驱动作用的基础上，于媒介交互的中间地带实现数字技术、内容生产、产业经济和文化权力意识的发展与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