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第一，全球债务风险持续集聚。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和漫长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次贷危机后的10年里，全球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去杠杆和债务下降，与之相反的是债务持续增加。根据国家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的数据，截至2018年，全球债务总额高达243万亿美元，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公共债务，规模已高达70万亿美元，其次是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超过70万亿美元，如果按地球上7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个人债务达到3.15万美元[1]。IIF的这个算法或许并不够严谨，但是可以看出全球债务风险的集聚，并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国家外债风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样值得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加深了国家债务风险的联系。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已经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的双重身份转变。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衰退和经济格局大调整，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B&R）的伟大倡议，将中国的产能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经验优势转化为市场和合作优势，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进而分享给沿线国家，着力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实现沟通与合作，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倡议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要构建包括以“资金融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建设，为全球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想要解决的是自1945年以来的全球核心问题——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沿线65个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由表1.1可以看出，国家GDP总额的平均值约为24.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同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较高。周伟等（2017）指出，“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金融风险频发，国家经济状态不佳，通货膨胀严重，外债负债率高，不良贷款率高，国际收支赤字较大，外汇储备水平较低，金融体系脆弱。例如，2017年土耳其的失业率为13%，截至12月底，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下降至825.57亿美元，外债却达到4532.07亿美元；与此同时，南非失业率高达26.7%，外汇储备仅为427.35亿美元，外债达到1733.19亿美元[2]。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沿线各国在加强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
表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指标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2008～2017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数据。(https://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为目标，充分依靠沿线国家的双多边合作机制，搭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平台，为沿线国家提供其亟须的基础设施融资。然而，自金融危机后，世界债务风险不断聚集，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债务负担重、债务风险高，例如近年来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黎巴嫩等国都相继出现债务违约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国家外债风险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表明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在的债务风险，需要在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时加以重视。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的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产生影响。
世界各国现行的债务管理模式大多采用法律规制、行政控制、市场约束等手段，通过一系列正式制度来约束，但是风险的不确定性时常导致正式制度失灵。新制度主义将价值观、习俗、潜规则等一系列因素纳入制度的框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的是官方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包括法律、政治、章程、规则等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系列契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习俗、惯例、文化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共享的规则。现有研究对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特征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包括价值观、宗教文化、语言文化等因素，体现了人们内在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可以代代相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中通用做法和规范的基础，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根据。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和对世界的看法，所有社会在调节人类活动时都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基本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因此，衡量文化的核心维度源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衡量这些维度来描述不同社会文化。
宗教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体现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想信念和风俗习惯特征。那么，当国家内部多种宗教共存时，信仰碰撞会带来什么经济后果？宗教多样性是否会引发债务风险？一方面，不同宗教的文化、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会导致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容易引发分歧和争端的产生，这种分歧不仅会导致经济决策失误，更有甚者，会引发暴力冲突和内战，而这些最终会引发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导致国家外债风险升高。
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语言不仅是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不同文化、观念和偏好的载体。随着种族人群分离和文化差异而逐渐形成语言多样性，一国语言同质性体现的是文化和偏好的统一性，而语言异质则需要面临和处理由偏好不同和冲突分裂引发的问题。
现有关于国家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债务标准模型衡量国家收入和支出水平，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和收入渠道单一、税收机制不完善、财政支出刚性以及财政安排不够灵活和合理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引发债务风险最直接和显著因素是资金的缺乏和资金管理水平较低；然而债务风险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资金充足、管理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也难逃债务危机。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因素不可忽视：人民负债消费的生活习惯，企业和国家高负债的发展观念，期待即刻满足欲望和需求的短期导向文化，追求自我满足、忽视群体利益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过度自信敢于冒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等。普华永道和《经济学人》联合进行的一项“为信贷危机创造条件的因素”全球调查结果显示：31%的调查参与者将责任归咎于“货币政策”，58%归咎于“无效的监管监督”，73%归咎于“文化和过度冒险”。
鉴于此，本专著以“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008年到2017年数据为样本，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针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界与学术界关心的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点前后，相对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外债风险的变化，以评估“一带一路”政策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可能作用机制，并讨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和国家金融结构对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次，本专著探究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影响，鉴于文化特征的实际可度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3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对社会价值观的研究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从个人主义、短期导向和不确定性规避3个维度，探讨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对宗教文化的研究是基于社会冲突理论，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和宗教和谐度3个方面，探讨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是从语言两极化和分散化两个方面，依据语言谱系分类法，将一国的语言依据1语系—2语族—3语支—4亚语支—5语言—6方言共6级分层，从深层到浅层分别计算出6级语言两极化和语言分散化指标，进而探讨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创新性的细化和补充。最后，本专著探究了国际合作度对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分别探究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合作度降低国家外债风险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