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带一路”辐射区域是多宗教聚集地，是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聚集区域，大多沿线国家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悠久的宗教历史。在这里，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核心，因此，在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时，宗教文化特征产生的影响需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国家偶见宗教争端。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为例，在印巴分治之前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徒因怀疑印度国大党中印度教徒占多数，伊斯兰教徒因未得到与印度教徒相同的权利而不满，两大宗教的民族主义者为从英国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夺稀少的资源和政治资助展开了持续的竞争，其间暴力和冲突不可避免。宗教文化特征符合社会冲突理论，即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不公平分配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此外，黎巴嫩境内各教派间矛盾错综复杂，还有巴勒斯坦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者之间的冲突，伊拉克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端，等等。Montalvo和Reynal-Querol（2005a）在对宗教、政治系统和内战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宗教文化特征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甚至会进一步引发暴力冲突或者内战。政府需要增加支出缓解冲突，使得外债负债率升高，进而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除少数极端情况外，当宗教文化特征仅引起了潜在冲突，由于其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将会对该国的汇率、出口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国家外债风险升高。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实力偏弱，经济治理机制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此背景下，国家内部存在的多种宗教信仰会导致宗教之间的资源争夺和利益冲突更显著。寻租理论指出，不同的宗教群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和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消耗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使得这部分社会资源不能转化成有效的生产力，对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社会冲突理论指出，社会冲突的根源是多元的，包括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群体越是在现实问题上发生争端，冲突的激烈程度就越小；相反，越是在非现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激起的情感与介入的程度就越强，因而冲突越激烈。而宗教信仰方面的冲突正属于此类非现实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4-2a。

研究假设4-2a：“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多样性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高。

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从宗教制衡和宗教和谐两方面探讨宗教文化特征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宗教制衡是指一国有两种或以上占比大的主要教派，各自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习俗等，彼此无法达成统一而相互制约的状态。此种情况下，可能存在多个利益集团和决策团体，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宗教制衡度指一国主要教派信徒数量所占比例的接近程度，当某国占比最大的两个宗教（或宗教派系）信徒人数各占一半时，该国宗教制衡程度最高，冲突最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4-2b。(https://www.daowen.com)

研究假设4-2b：“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制衡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高。

如果一国存在某一占比最高的宗教作为主流价值观念和主要决策团体，其余宗教处于搭便车状态，我们认为这种集中的状态属于“宗教和谐”，政治稳定性高，社会稳定性高，交易成本低。比如，佛教在老挝的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挝的佛教历史悠久，国民主要信奉上座部佛教，极少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和原始宗教。老挝党和政府奉行“以教治教”的方针，确立佛教的主流地位，鼓励和引导群众信奉上座部佛教，遇到问题鼓励佛教人士做基层群众特别是信徒的思想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使得佛教成为一支推动老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另外一种特殊的宗教和谐例子是中国，表现为多种宗教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有一致认同的思想和价值观。本章研究的宗教和谐不包括此类，主要关注的是“宗教集中”类型的和谐。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4-2c。

研究假设4-2c：“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和谐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