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与国家外债风险

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沿线国家在加强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加深了风险的联系，国家外债风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关注。国家外债是政府作为借债主体所形成的债务，所得资金在满足债务国需求的同时，也会因外债规模的增大和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产生不能按时偿还债务的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1824年到2004年，全球共计发生了250余起国家债务违约事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近30年来规模较大的国家债务危机包括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和正在持续的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债务危机高发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扩大合作的过程中，国家外债风险值得关注和研究，为沿线国家之间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更好的依据。

那么，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包括什么？不可否认，一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和正式制度因素是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基本因素和首要原因，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文化正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中，假设代理人完全知情、理性、具有相同信念和偏好，寻求使所有缔约方利益一致的契约，对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做出最佳反应。然而，实际情况中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合同是不完整的，因此，习惯、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文化特征常常被作为实践中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其对经济的重要影响已得到了广泛支持。(https://www.daowen.com)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文化对资本结构和债务成本有显著影响。例如，Sekely和Collins（1988）较早指出了文化差异在解释23个国家的公司资本结构差异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Chui et al.（2016）基于33个国家数据，指出文化维度影响公司债务成本。Wang和Esqueda（2014）指出，国家文化影响所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其中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主体地位的地区中，企业的杠杆率较高，而在长期导向价值观占据主体地位的地区中，企业的杠杆率较低。现有文献集中于公司层面讨论文化价值观对债务风险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并且关于文化价值观的经济影响研究大多是基于传统经济学角度，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方面分析其影响机制，而较少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差异角度考虑文化价值观对风险偏好和风险感知的影响，即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如何看待世界、如何互动以及如何追求合适的目标进而影响债务风险。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差异，本章基于Hofstede et al.（2010）的国家文化维度，选取其中体现社会价值观的3个维度，包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和不确定性规避，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差异角度来分析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