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研究

语言多样性可以从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两个方面影响国家外债风险。从偿债能力角度分析，一方面，语言多样性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增加债务风险。Fishman（1966）最早对语言多样性的经济后果进行系统探讨，研究指出，相对于语言异质性，语言的同质性更多的与国家“正向”的特征相联系，一般而言，语言同质性高的国家或地区经济更发达、社会更稳定，语言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差异大致与贫富国家间的差异趋同。随后，Pool（1972）通过对1962年133个国家的最大本族语的族群人数所占比例与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指出欠发达国家与其不同程度的语言多样性相关，尽管语言统一的国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但语言多样性高的国家大多是不发达或半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多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主要基于上述两项研究，“费希曼-普尔假说”认为，语言多样性程度抑制了经济发展。然而，也有研究对“费希曼-普尔假说”提出质疑，例如Sreekumar（2014）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结果发现，2011年世界高HDI组别（前25名）的国家的语言种类平均值与低HDI组别（后25名）的国家语言数量的平均值大致相同。另一方面，语言多样性增加财政支出。Ginsburgh et al.（2007）和Pym（2015）指出，当个体之间不能使用同种语言沟通时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短时期用于交流花费不大，但是长时间多频次累计花费十分可观。以可计量翻译成本为例，欧盟15个成员国每年的翻译费用约6.86亿欧元，增加到28个成员国后，费用相应升高至11.23亿欧元，是欧盟委员会所有员工薪资的十分之一。Liu和Pizzi（2016）指出，国家内部的语言多样性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给出政策建议：国家应该增加语言教育的支出，鼓励民众学习官方语言或通用语，以减少语言沟通障碍产生的交易成本，尽管这在政治上仍需要艰难的努力。然而，作为一种沟通工具，语言障碍虽然可以通过翻译或者第二语言的习得部分消除，但是母语承载的价值观和偏好的不同仍然会带来文化差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此外，现有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导致人们对储蓄的观念不同。Chen（2013）发现，不同语言在编码时间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和偏好不同。研究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语言对储蓄率、退休后财务安排等方面存在的影响，发现不同语言与跨期选择存在内在关联，语言特征体现了文化偏好。Chen et al.（2017）的研究扩展到公司层面，指出不同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对未来时的强调不同，相应的，人们对于未来时间的感知和偏好也不同。使用现在时态谈论未来事件的语言使用者（例如中国人）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信贷事件更迫在眉睫，因此会持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相应的，企业现金持有量较高；而使用未来时态语言的人们认为未来的债务距离现在更遥远，因此贷款行为较多而储蓄行为较少，相应的，企业现金持有量较低。进一步使用金融危机前后的经验数据也发现同样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语言引发的信念形成的宗教文化特征是解释语言与企业储蓄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机制。(https://www.daowen.com)

从偿债意愿角度分析，Tomz（2004）指出，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偿还债务需要调整财政政策，影响公民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而政府违约会损害国家以及企业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未来跨国贸易和投资交易，长远角度会损害国家和公民整体利益。研究基于阿根廷债务危机期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公共部门员工违约意愿较强，私营部门员工违约意愿较弱；贫穷和失业群体更倾向于违约，拥有更多资产和稳定工作群体倾向于偿债；总体上，更重视未来资金流入的民众更倾向于偿还债务。研究指出，民众的价值观与偏好影响偿债意愿，进而影响国家外债风险。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个体和国家的行为和决策。

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现有研究对语言多样性程度大多只使用一种深度划分，跨国的研究大致上基于语言层次，而国家内部的研究基于语言或者方言层次。然而，受团结、共情作用的影响，浅层的语言分裂可能被填补，使得语言多样性带来的经济影响被掩盖，而深层的语言多样性未能被捕捉和量化，因此其经济后果也无法衡量。Desmet et al.（2016）开创性地提出了从不同深度划分语言多样性程度，由于该研究涵盖部分语言极其复杂的非洲国家，研究使用了15个层次的语言多样性程度探讨语言多样性对内战、收入再分配、公共物品、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此分类方式过于细致，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程度的研究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且对语言多样性产生的其他方面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和补充，进一步探讨可能的影响路径和有效的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