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4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临近，说明就基本特征而言，该样本趋于正态分布。Fordebt、Debtserv和Intliq的均值分别是26.269、43.416和27.279，标准差分别为6.437、3.618和8.274，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差异较为明显。
表4.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表4.4社会价值观的三个指标中，IDV和STO得分最低值分别是14.000和12.594，最高值分别是80.000和93.199，平均值分别是39.673和43.097，中位数分别是38.000和40.169，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既有以个人主义（短期导向）为主导的国家，也有以集体主义（长期导向）为主导的国家。由于价值观特征各个维度变量数值在0～100范围内，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集体主义（长期导向）价值观特征的国家数量略多于个人主义（短期导向）的国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得分标准差分别为15.309和20.570，说明国家之间在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两个维度的价值观特征差异比较明显。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得分最低为8.000，最高为100.000，平均值为67.042，标准差为19.846，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存在差异，且高不确定规避的国家相对较多。表4.5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价值观对其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回归相关性分析结果，数据结果显示：处于同一个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5 相关系数矩阵
2.回归结果分析
表4.6报告了模型4.1中社会价值观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167，在1%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052，在10%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049，在10%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一致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特征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大，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1a。深入分析其可能原因，个人主义价值观更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较少考虑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满足客户和股东高收益和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而容忍更高的风险，而微观层面的债务风险会向宏观层面扩散，最终国家以主权信用弥补市场信用，政府财政赤字上升、债务负担加重，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
表4.6结果显示：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STO的回归系数为0.184，在1%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STO的回归系数为0.127，在1%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STO的回归系数为0.120，在5%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一致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短期导向价值观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高，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lb。深入分析其可能原因：短期导向价值观中的成员对延迟其物质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较低，更关注享受眼前生活，较少关注节俭和为未来做准备，认为未来的债务距离现在更遥远，更倾向于通过借贷的方式获得即时的个人满足；同时，国家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愿意更多的举债，以提供其在任期间的资金流入，促进消费性财政支出，抑制积累性支出，长期来看会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
表4.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与其外债风险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UAI的回归系数为0.189，回归系数不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UAI的回归系数为-0.004，在10%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UAI的回归系数为-0.120，在5%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一致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低，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1c。深入分析其可能原因：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影响人们对风险感知程度和容忍程度，一方面，不确定性规避越强，风险感知越强，人们对风险带来的损失感知更强，倾向于尽力控制不确定情况，避免冒险行为；另一方面，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国家对债务风险的容忍度较高，接受不确定性，乐于收获金融市场带给他们的高收益，同时坦然面对和承担风险。
3.稳健性检验
为将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剖分开来，验证不同社会价值观特征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本专著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PSM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判断某一变量对另外一个变量影响时，分别确定一组控制组和一组处理组，通过倾向得分的方式找到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其他因素最相近的个体进行一一匹配，使得两组的差异就是研究变量产生的“净效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掉其他响应因素的干扰。本章节根据一国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特征（短期导向、不确定性规避）的强弱，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两组：强个人主义价值观文化（短期导向、不确定性规避）的处理组，弱个人主义（短期导向、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文化的控制组。通过采用国家经济因素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特征要素估计倾向得分，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一一匹配，选择与处理组中的倾向得分最接近的控制组样本作为匹配对象，通过PSM方法，使得两组中的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因素处于无差别的均衡状态。同时，本章采用500次Bootstrap模拟以克服小样本可能导致的偏误。
为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特征与其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选择的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43对匹配的样本。首先，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4.7。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可以认为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8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Fordebt时，IDV回归系数为0.042，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Debtserv时，IDV回归系数为0.080，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Intliq时，IDV回归系数为-0.048，系数不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1a，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特征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大。(https://www.daowen.com)
表4.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4.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
为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短期导向与其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选择的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47对匹配的样本。首先，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9。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可以认为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10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Fordebt时，STO回归系数为0.119，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Debtserv，STO回归系数为0.128，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IntLiq时，STO回归系数为0.076，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1b，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短期导向价值观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高。
表4.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短期导向文化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续表
表4.1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短期导向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
为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规避与其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选择的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50对匹配的样本。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11。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12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Fordebt时，UAI回归系数为0.232，回归系数不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Debtserv时，UAI回归系数为-0.022，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当被解释变量为Intliq时，UAI回归系数为-0.125，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综上所述，回归结果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1c，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越强，其国家外债风险越低。
表4.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4.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