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不同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未知风险的感知程度和容忍程度，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不同。其中，个人主义价值观更关注个人利益和个人成就，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其潜在风险更高；相反，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个体自我实现的需求相对较弱，金融机构更加注重一致性和社会规则的遵循。此外，长期和短期导向价值观对国家外债影响不同。其中，短期导向价值观群体更多关注活在当下、享受眼前的生活，较少关注节俭和为未来做准备，认为未来的债务距离现在更遥远，对延迟其物质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较低；相反，在长期导向文化中，人们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信贷事件更迫在眉睫。再例如，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也可能影响国家外债风险。高不确定性规避中，人们对风险带来的损失感知更强、容忍度更低，倾向于尽力控制不确定性，避免冒险行为；相反，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中，人们对风险带来的损失感知更弱，对债务风险的容忍度较高，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能够欣然接受社会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坦然面对风险，享受自由生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能在国家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两方面影响其国家外债风险。从偿债能力角度分析，许多国家债务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产业结构不完善。通过增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特别是互补性较强的国家间产业合作，有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缓解其国家外债风险。从偿债意愿角度分析，国家外债违约可能影响其国际贸易，影响国家未来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国际合作度高的国家更注重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以避免其在国际贸易和融资中的损失。同时，参与国际合作表明国家有跨国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意愿，因此偿债意愿更强。从文化角度分析，国际合作促进跨文化交流，因此对不同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会起到调节作用，进而缓解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5-1。

研究假设5-1：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

国际合作度较高的国家，一方面通过提高与外界互动的频率，增进沟通和了解，提高信任度和包容度；另一方面，较高频率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可以对国内的分歧和冲突起到调和作用，促使国内不同宗教在行动和思想上求同存异，为谋求国家的发展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根据群际接触理论，群际接触改善群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机制是依存关系的存在，当群体间拥有共同的目标、达成群际合作、有外界政府的支持等因素，群体间的冲突可以得到缓解。因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缓解宗教文化特征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5-2。

研究假设5-2：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国家债务与公司债务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执法机制，公司债务受到国家法律强制管理，而国家债务具有“主权免疫”的特征，即使发生债务违约，也难以强制要求违约国履行债务契约。现有研究指出，债务违约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下降，债权人可能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与债务违约者之间的贸易往来。此外，国家选择债务违约将会影响其未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国家按时偿付本息以维护声誉。第一，国家债务风险受到债务人维护自身国际声誉意愿的强弱影响，国际合作度高的国家更注重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第二，国际合作度越高，债务违约行为对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损失更大，即债务违约的成本越高；第三，参与国际合作表明国家有跨国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意愿，因此更有偿还债务的意愿；第四，国际合作是国家开放度和包容度的体现，开放包容的环境可以缓解语言分裂产生的消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5-3。

研究假设5-3：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

本章研究国际合作度对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逻辑框架图如图5.1所示。

图5.1　国际合作度对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逻辑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