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结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机构和智库却提出了“债务陷阱论”，歪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建设成果。当下，国家外债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需要分析和关注的重点问题，受到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本专著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视角，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显著的价值观差异、浓厚的宗教文化、丰富的语言多样性，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化特征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问题，本专著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3点：

（1）针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界与学术界关心的国家外债问题，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从国际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首先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点前后，相对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缓解了国家外债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低，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有助于降低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深入分析发现，其潜在影响路径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进而降低其外债风险。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通过在区域或国家之间建立投资贸易政策，共同打造区域性经济联合体，促进从要素自由流动到市场深度融合，建立从双边金融机构合作到公共融资平台，国家间资金融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可以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与配置，促进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其财政盈余，进而缓解债务依赖度，降低债务需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项目大多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减轻了国家债务负担。同时，研究发现，国家金融发展影响国家外债风险，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越强；国家金融结构影响国家外债风险，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加强了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因此，本专著通过分析国家外债风险，为鼓励沿线国家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一定经验证据，同时倡导沿线国家关注金融发展，优化金融结构，防范国家外债风险。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第一，文化的精髓是价值观，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根据，是社会中通用做法和规范的基础。本专著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差异角度考虑文化特征对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社会价值观维度中，个人主义、短期导向、不确定性规避3种价值观特征影响国家外债风险。其中，个人主义文化特征更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较少考虑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在个人主义文化特征导向的国家中，金融机构为满足客户和股东高收益和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而增加潜在风险，金融机构等微观层面的债务风险会向宏观层面扩散，当其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债务困境时，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扩大支出，以主权信用弥补市场信用，用国家财政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微观违约风险担保，结果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债务风险得到缓解，但是政府财政赤字上升，国家债务负担加重，国家外债风险增加。在短期导向文化特征占主导的国家中，人们倾向于需求被即刻满足，较少关注节俭和为未来做准备，认为未来的债务距离现在更遥远，因此贷款行为更多而储蓄行为较少。政府愿意更多的举债，以提供其在任期间的资金流入。短期导向文化特征强的国家外债风险更大。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特征强，风险感知越高，风险容忍度低，国家外债风险越低。(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核心。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想信念和风俗习惯存在差异，当国家内部多种宗教共存时，一方面，不同宗教的文化、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会导致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容易引发分歧和争端的产生，这种分歧不仅会导致经济决策失误，更有甚者，会引发暴力突出和内战，而这些最终会引发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导致国家外债风险升高。本专著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基于寻租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发现国家内部较高的宗教多样性和宗教制衡度会导致宗教之间的资源争夺和利益冲突更显著，导致国家外债风险更高；而国家内部宗教和谐度较高，说明国家内部存在主流价值观念和主要决策团体，政治和社会稳定性高，国家外债风险较低。因此，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要关注国家宗教文化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丰富、语言状况复杂。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作为沟通工具，不同语言带来的沟通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国家增加财政支出以降低国内语言沟通障碍。沟通障碍虽然可以通过翻译或者第二语言的习得部分消除，但是，母语承载文化差异仍然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本专著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发现语言多样性会降低国家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研究从语言两极化和分散化两个角度衡量语言多样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程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大，其中内部冲突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提出了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评估中关注语言多样性的建议，同时对现有针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从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实证分析和补充。

（3）由于国际合作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也是国家包容和开放的体现，因此，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不同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具体而言，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其中，国际合作度高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负面影响均有所缓解；同时，不确定性规避对国家外债风险的正向影响也被缓解，即国际合作在促进不同价值观沟通交流的同时，缓解了各个价值观维度对债务风险的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宗教多样性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也被缓解，同时，宗教和谐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积极影响也被缓解。最后，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语言多样化对国家外债风险的不利影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