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中国和印度作为飞速发展的亚洲两大经济体，在语言文化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印度是世界上拥有语言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语言涉及印欧、汉藏、南亚和达罗毗荼4种语系，印度的语言和方言的总数高达1652种，而中国语言多样性相对较低，是以汉藏语系为主，其次是阿尔泰语系。与中国相比，印度国家外债风险明显较高：印度中央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印度公共债务约1.19万亿美元（包括各邦的债务），占GDP比例为71%，但印度外汇储备仅为4017.76亿美元^[2]，而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47%，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3]。两国的差距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是其中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语言多样性在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两个方面影响国家外债风险。

语言多样性降低国家偿债能力。语言多样性带来文化差异，一方面使得国家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信任水平低，造成市场分裂、贸易受阻、投资效率低下，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效率低，影响生产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降低国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群体行为规范、态度与价值观均有不同，导致群体偏好不同和意见不统一，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的冲突和不稳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此外，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工具，使用不同语言带来的沟通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例如贸易中的谈判成本、缔约成本、履约成本等。国家为降低国内语言沟通障碍而花费的翻译费用和语言教育费用均会增加财政支出。语言沟通障碍虽然可以通过翻译或者第二语言的习得部分消除，但是母语承载的价值观和偏好的不同仍然会带来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始终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语言多样性降低国家偿债意愿。社会类化理论指出，人们通过将自己和他人归类到不同社会类别来定义自我，归入到某一社会类别后呈现“去个性化”，将自己当作类别中的一员，同时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社会认同感。一旦社会类化过程发生，人们将遵循“正面自我认同”的原则，赋予自己所属的群体正面评价，同时将负面特征强加于其他群体。社会认同使得群体成员产生“内群体-外群体”的感知，对同属内群体的成员产生好感，而排斥其他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持有偏见，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社会类化过程会导致刻板印象和歧视现象日益严重。当国家内部存在多种语言时，人们会根据语言进行自我类化，进而产生社会分裂。面对外部债务，国家偿还债务在短期内影响部分公民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而国家违约损害国际声誉，长远角度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分裂程度越大，人们越倾向考虑自身利益和获取短期利益，越少考虑他人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偿债意愿越低。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提出研究假设4-3a、4-3b。

研究假设4-3a：“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两极化程度越高，其国家债务风险越大。(https://www.daowen.com)

研究假设4-3b：“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分散化程度越高，其国家债务风险越大。

本部分逻辑框架如图4.2所示。

图4.2　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逻辑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