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5.4报告了模型5.1的实证结果。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160，IDV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005，在10%水平下显著；STO回归系数为0.202，STO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020，在10%水平下显著；UAI回归系数为0.174，UAI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061，回归系数不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075，IDV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14，在5%水平下显著；STO回归系数为0.158，STO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34，在1%水平下显著；UAI回归系数为-0.015，UAI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070，在10%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IDV的回归系数为0.015，IDV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30，回归系数不显著；STO回归系数为0.201，STO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377，在1%水平下显著；UAI回归系数为-0.146，UAI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87，在1%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说明，国际合作度高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被缓解，不确定性规避对国家债务风险的正面影响也被缓解。实证结果支持研究假设5-1：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其可能原因是，国际合作促进了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在此过程中对不同价值观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缓解了各个文化维度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表5.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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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表5.5报告了模型5.2的回归结果。Panel A报告了BIT作为宗教多样性和国家债务风险之间的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Frac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Frac与BIT交互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结果说明，BIT在对宗教多样性与国家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国际合作度越高，宗教多样性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被缓解。宗教制衡度的代理变量Pol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国际合作度缓解了宗教制衡度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向影响。宗教和谐度的代理变量Per显著为负，Per与BIT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际合作缓解了宗教和谐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效应。Panel B汇报了使用另一个国际合作度指标Exp的调节效应结果，两种国际合作度指标得出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支持研究假设5-2：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特征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
表5.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特征、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
表5.6报告了模型5.3的回归结果。当Fordebt为因变量时：Frac（5）的回归系数为0.127，Frac（5）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84，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Pol（2）的系数为0.121，Pol（2）与BIT的交互项系数为-0.194，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回归结果说明，BIT在语言多样化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结果支持研究假设5-3：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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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5.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国际合作与国家外债风险
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