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
Berg和Sachs（1998）将债务危机比喻成一种传染病，而将防范和化解危机比作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国家的政策、法律、经济体制等如同预防治疗技术，最直接地影响了疾病的防治效果。与此同时，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效的沟通和决策也至关重要，而宗教产生的影响十分微妙，它常常与信息的交流、沟通的意愿、相互信任以及动机的归因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人们价值观念、沟通方式和决策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多宗教聚集地，三大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都发源于此并流传世界，世界主要的伊斯兰国家都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规划所覆盖的范围，在这些国家里，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核心。
表4.1列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徒数量最多的宗教分布情况。“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伊斯兰教信徒最多的国家有26个，数量最多，包括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文莱、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也门、阿富汗、波黑、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其次是基督教国家有24个，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摩尔多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黑山、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东帝汶等。
表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分布
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想信念和风俗习惯均存在差异，那么，当国家内部多种宗教共存时，信仰碰撞会带来什么经济后果，宗教多样性是否会引发债务风险，这是我们着重探讨的问题。一方面，不同宗教的文化、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会导致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容易引发分歧和争端的产生，这种分歧不仅会导致经济决策失误，更有甚者，会引发暴力突出和内战，而这些最终会引发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导致国家外债风险升高。深入分析宗教文化特征可以发现，除宗教大类别外，各宗教内部的派系也存在分歧。现有宗教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极少细化到内部派系，但是这类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非常重要，例如历史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端，因此同样需要纳入考量。
表4.2列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派系分类。例如，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派、什叶派、哈瓦立及派、阿赫迈底亚派等，其中逊尼派又包括哈乃斐派、罕百里派、马利基教派、沙菲耶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较浓重的宗教色彩，而宗教文化特征又是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章节以65个“一带一路”国家2008～2017年数据为样本，细化到宗教具体派系，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宗教和谐度3个方面，展开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表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派系分类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