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14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临近，说明就基本特征而言，该样本趋于正态分布。Fordebt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6.269和6.437，Debtserv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43.416和3.618，Intliq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7.279和8.274，从Fordebt、Debtserv和Intliq 3个指标数据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外债风险差异较为明显。体现宗教多样性的指标Score、Frac和Pol的均值分别为2.354、0.308和0.507，标准差分别为0.559、0.127和0.138，数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多样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表4.1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为主，样本国家中占比最大宗教为基督教，有210个国家年份观测值，其次伊斯兰教的有190个观测值。表4.15可以观测主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分组统计，以不同的宗教类别作为分组标量，数据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以Fordebt衡量国家外债风险时，风险平均值最小为伊斯兰教国家（18.161），其次为犹太教国家（30.021），最大为印度教国家（41.979）。使用另外两个国家外债风险代理变量指标Debtserv和Intliq衡量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
表4.15 按宗教划分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续表
表4.16是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宗教文化特征的指标存在高度相关性，其他的各变量的两两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即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标准。由于高度相关的3个变量均为宗教的代理变量，会分别进行3次独立的回归，所以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根据多重共线性的判别准则，本部分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4.16 相关系数矩阵
2.回归结果分析
表4.17报告了模型4.2宗教文化特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实证回归结果。首先，表4.17报告了宗教多样性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回归结果。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core回归系数为0.189，在1%水平下显著；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core回归系数为0.194，在1%水平下显著；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core回归系数为0.166，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一致说明：主要宗教种类数量越多，国家外债风险越大。衡量宗教多样性的另外一个指标Frac也反映出一致的结果，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rac回归系数为0.226，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rac回归系数为0.106，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rac回归系数为0.104，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2a：“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多样性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高。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这一结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多样性更多地表现为宗教冲突，引发资源争夺和利益冲突，增加国家支出，增加了国家外债风险，符合寻租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
本章进一步从宗教制衡方面探讨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表4.17回归结果指出：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ol的回归系数为0.332，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ol的回归系数为0.042，回归结果不显著；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ol的回归系数为0.135，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2b：“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制衡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高。分析其可能原因是，在宗教制衡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家存在多个主流价值观，争执和分歧增大，宗教之间冲突增加，导致国家内耗增加，国家外债风险变高。Montalvo和Reynal-Querol（2005a，2005b）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其研究指出，宗教两极化对投资有负向影响，会增加政府消费和内战发生的可能性，而宗教分散性只对政府消费增加有显著作用。
表4.1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
本章从宗教和谐度方面探讨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由回归结果指出：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er的回归系数为-0.26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er的回归系数为-0.14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er的回归系数-0.195，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设4-2c：“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和谐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低。具体分析其原因，当国家存在占比较大的主要宗教时，一方面，国家拥有主流价值观念和主要决策团体，政治稳定性高，社会稳定性高；另外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念也使得人们之间沟通障碍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这种集中的状态使得国家内部宗教和谐，此时第一大宗教占比越高，则宗教和谐程度越高，主流意识越明显，决策力度越强，国家外债风险越低。
表4.18报告了不同宗教类别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由于“一带一路”国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占比最大的两个宗教，其余宗教国家数量过少，因此本章只关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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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4.18回归结果显示：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Islam的回归系数为-0.052，回归结果不显著；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Islam的回归系数为-0.114，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Islam的回归系数为-0.213，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其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伊斯兰教对国家金融系统存在影响，比如伊斯兰教义禁止通过利息获取收益、资金借贷或高利贷，禁止投机行为，尤其禁止以极端不确定、投机和风险为特征的经济交易，禁止投资融资活动获取利息，排斥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文化也影响信徒生活态度与风险偏好，伊斯兰教提倡勤劳致富，鄙视依靠赌博、投机等手段来获取财物的行为，认为人们应当热爱劳动和保持诚实、勤恳、俭朴的作风，伊斯兰教义极为重视合同的神圣性，在签订和执行合同的过程中，信息要及时充分披露，从而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损害。此外，表4.18回归结果显示：当使用Fordeb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Chris的回归系数为0.507，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使用Debtserv作为被解释变量时，Chris的回归系数为0.26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使用Intliq作为被解释变量时，Chris的回归系数为0.040，回归系数不显著。
表4.1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国家外债风险(https://www.daowen.com)
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稳健性检验
为将国家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剖分开来，验证宗教文化特征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本章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PSM的核心思想是，在判断某一变量对另外一个变量影响时，分别确定一组控制组和一组处理组，通过倾向得分的方式找到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其他因素最相近的个体进行一一匹配，使得两组的差异就是研究变量产生的“净效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掉其他响应因素的干扰。综上，本章根据一国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宗教和谐度）程度的高低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两组：高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宗教和谐度）程度的处理组，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宗教和谐度）程度的控制组。通过采用国家经济因素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特征要素估计倾向得分，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一一匹配，选择与处理组中的倾向得分最接近的控制组样本作为匹配对象，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使得两组中的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因素处于无差别的均衡状态。同时，本章采用500次Bootstrap模拟以克服小样本可能导致的偏误。
为检验宗教多样性与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选择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68对匹配的样本。首先，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19。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可以认为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20所示：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Frac回归系数为0.075，在10%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Frac回归系数为0.088，在10%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Frac回归系数为0.006，回归结果不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2a“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多样性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高。
表4.1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多样性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4.2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多样性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
为检验宗教制衡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选择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26对匹配的样本。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21。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2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宗教制衡度高的国家其债务风险高，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2b“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制衡度越高，其国家外债风险越高。
表4.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制衡度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续表
表4.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制衡度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
为检验宗教和谐度与沿线国家外债风险之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研究选择匹配容差是0.05，共得到145对匹配的样本。基于匹配后筛选出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23。由结果可知，变量p值均大于0.1，匹配结果符合平衡性要求。进一步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24所示：当因变量为Fordebt时，Per回归系数为-0.311，在1%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Debtserv时，Per回归系数为-0.119，在1%水平下显著；当因变量为Intliq时，Per回归系数为-0.254，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本章研究假设4-2c“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和谐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低。
表4.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和谐度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4.2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和谐度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0%、5%、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2）实证回归采用Bootstrap模拟500次以克服小样本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