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与国家外债风险

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语言多样性会对国家内战、收入再分配、公共物品和治理、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或许可以给为什么美国社会福利水平低于欧洲，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速度低于其他国家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那么，语言多样性是否会给国家外债风险提供一些解释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数量非常大，语言资源相当丰富，单官方语言就涵盖了9大语系、19大语族和30种语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程度极高，例如，印度是世界上拥有语言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单官方认可的语言就多达18种，涉及印欧、汉藏、南亚和达罗毗荼等不同语系，若将未被官方认可的仅在印度各部落使用的方言也纳入统计，那么印度的语言总数高达1600余种。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丰富、语言状况复杂、语言多样性程度高，因此本章试图延续现有关于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对其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而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如何衡量语言多样性程度最恰当？例如，应该按汉语支与藏语支定义为不同类别划分和衡量，还是将汉语支下属的汉语与藏语支下属的宗卡语定义为不同类别划分和衡量，或者更为精细的划分是否需要按方言划分衡量语言多样性程度。粗略划分可能难以发现语言多样性给国家外债风险带来的影响，而过于精细的划分又可能造成各个国家语言多样性程度均很高，难以得出结论。

此外，使用不同精细程度衡量时，语言多样性程度大多也不同。以白俄罗斯为例，主体民族为白俄罗斯族，使用俄语；波兰族是白俄罗斯第二大少数民族，其语言是波兰语；此外，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也较为普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具体还包括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拉脱维亚语、摩尔达维亚语、摩尔多瓦语、德语、乌兹别克语等。因此，按语言层次细致划分，白俄罗斯语言多样性程度很高，其中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种类就包括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4种；而这4种语言如果按语支划分，则是3种语支，其中俄语和乌克兰语同属东斯拉夫语支，波兰语属西斯拉夫语支，立陶宛语属于波罗的语支；如果按语族划分，东斯拉夫语支和西斯拉夫语支同属于斯拉夫语族，则只包含两种语族；如果按语系划分则4种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由此可知，当选择不同精细程度划分，一国的语言多样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划分的精细程度不仅是指标构建的问题，更是具有深层的含义。Gray和Atkinson（2003）指出，语言谱系是依据历史时间逐渐演变的，其中，语系分离得较早，例如印欧语系和非印欧语系的分离发生在约8700年前，而语言分离得较晚，例如冰岛语和挪威语是在12世纪以后才逐渐分离，语言谱系是随着同种族的人群逐渐分离而演变的。因此，按大类别划分不同语系或语族人群彼此分离得更早，产生的分裂程度更深；而按更精细的类别划分，不同种类语言人群彼此分离得更晚，产生的分裂程度更浅；团结和共情作用可以填补浅层次的分裂，但是难以填补深层次的分裂。(https://www.daowen.com)

本章的主要贡献在于：（1）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讨论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本章侧重于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差异角度考虑文化特征对风险感知和偏好的影响，从国家和群体层面，讨论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为国际债务投资中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提供实证证据。（2）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浓重的宗教色彩，而宗教文化又是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基于社会冲突理论和寻租理论，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和宗教和谐度3个方面，系统、全面地探讨“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现有宗教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大多从宗教层面上分析，极少细化到宗教内部派系，但是宗教派系特征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非常重要，因此本章细化到宗教派系，研究宗教文化特征的影响，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创新性的细化和补充。（3）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资源相当丰富，本章结合“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实际情况，按语言谱系分类法，将一国的语言依据1语系—2语族—3语支一4亚语支—5语言—6方言共6级分层，从1级到6级分别计算出各级语言多样性指标，并进一步从语言两极化和语言分散化两个方面分析语言多样性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对现有针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从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实证分析和补充。本章研究的文化特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逻辑框架图如图4.1所示。

图4.1　文化特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逻辑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