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内容
本专著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国际机构和现有文献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相关定义，具体从偿债能力和流动性两个方面选取指标以衡量国家外债风险，同时，基于新制度经济理论中非正式制度的概念，筛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的典型性的、可以量化的文化特征指标，研究文化特征对“一带一路”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首先，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视角，针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界与学术界关心的国家债务问题，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点前后，相对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外债风险的变化以评估政策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并分析其可能作用机制，并讨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对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
在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中，假设代理人完全知情、理性、具有相同信念和偏好，寻求使所有缔约方利益一致的契约，对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做出最佳反应。然而，实际中，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合同是不完整的，因此社会价值观、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等文化特征常常被作为决策的基础和依据。针对文化特征指标，本专著根据实际可度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社会价值观、宗教和语言三个方面衡量。首先，社会价值观采用学术界使用率和认可度较高的Hofstede文化中与价值观相关的维度，具体探讨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多宗教聚集地，在这些国家里，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核心，因此，本专著从宗教文化角度分析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数量非常大，语言资源相当丰富，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专著从语言角度分析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为将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主要因素剖分开来，验证不同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本专著在构建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基础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最大限度地排除掉其他响应因素的干扰，以研究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最后，本专著第五章对第三、四章研究进行汇总，由于较高的国家合作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更加包容、开放，交流合作意愿更高，对国家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因此专著文在第五章中，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国际合作度对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和语言多样性3方面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共包含6个章节，各章节中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节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了国家外债风险和文化及文化特征的相关概念，全面梳理了本专著整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相关研究评述。本章首先评述了国家外债风险的相关研究文献；评述了文化及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影响的相关研究，对国家文化特征进行综述，并具体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3个方面分别评述了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研究。本章针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界与学术界关心的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点前后，相对于非“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变化以评估政策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后，沿线国家债务风险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参与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及其可能作用机制，发现国际合作度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从而降低了国家外债风险。同时，本专著探讨了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越强。最后，本章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结构。实证结果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加强了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防范作用。(https://www.daowen.com)
第四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研究。鉴于文化特征的可度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章分别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3个维度，以“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008年到2017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社会价值观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从个人主义、短期导向和不确定性规避3个维度，探讨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缓解了国家外债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价值观提高了国家外债风险。宗教文化特征是基于社会冲突理论，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和宗教和谐度3个方面，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多样性程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大；宗教制衡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大；宗教和谐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从语言两极化和分散化两个方面，依据语言谱系分类法，将一国的语言依据1语系—2语族—3语支—4亚语支—5语言—6方言共6级分层，从深层到浅层分别计算出6级语言两极化和语言分散化指标，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语言谱系分类法1～6级计算出的国家的语言多样性水平有明显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性程度越高，国家外债风险越大，其中内部冲突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第五章，国际合作度对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本章对第三、四章进行汇总，由于较高的国际合作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更加包容、开放、交流合作意愿更高的特征，对国家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因此，本章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国际合作度对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三方面文化特征与国家外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国际合作度可以调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由于国际合作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也是国家包容和开放的体现，因此，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不同文化特征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国际合作度缓解了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其中，国际合作度高时，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负面影响均有所缓解；同时，不确定性规避对国家外债风险的正向影响也被缓解，即国际合作在促进不同价值观沟通交流的同时，缓解了各个价值观维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多样性对国家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也被缓解；同时，宗教和谐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积极影响也被缓解。最后，研究发现，国际合作度高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多样化对国家外债风险的不利影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节对全文结论和主要创新点做了总结和归纳，并进一步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专著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研究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