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

值得说明的是，本专著支持经济和正式制度因素是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首要原因和基本因素的观点。我们关注文化特征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并非认为其作用大过正式制度，而是因为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其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是现存研究中缺乏的部分，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本专著针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界与学术界关心的国家债务问题，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驳斥“债务陷阱论”为切入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点前后，相对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外债风险的变化以评估政策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度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可能作用机制，深入讨论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对国际合作度与国家外债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文献，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第二，在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中，假设代理人完全知情、理性、具有相同信念和偏好，寻求使所有缔约方利益一致的契约，对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做出最佳反应。然而，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合同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实际中，习惯、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文化特征常常被作为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对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的影响不同，本专著具体选取个人主义、短期导向和不确定性规避3个维度，分析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为将国家经济状况和制度因素等影响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剖分开来，验证不同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本专著在构建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基础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通过采用国家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多方面特征要素估计倾向得分，并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一一匹配，使得两组的差异就是研究变量产生的“净效应”。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排除掉其他响应因素的干扰，以研究社会价值观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为国际债务投资中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提供实证证据，并从非正式制度中文化角度对现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研究进行了补充。(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不同宗教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想信念和风俗习惯存在差异，国家间宗教差异体现了其文化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是多宗教聚集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多种宗教共存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不同宗教的文化、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会导致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容易引发分歧和争端，这种分歧不仅会导致经济决策失误，更有甚者，会引发暴力突出和内战，而这些最终会引发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导致国家外债风险升高。因此，本专著具体从宗教多样性、宗教制衡度和宗教和谐度3个方面，研究何种宗教文化特征会导致国家外债风险较高，而何种宗教文化特征能够防范国家外债风险，从非正式制度中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第四，语言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一种表征符号，承载着习俗、认知和预期系统等特征，是决定国家社会及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数量非常大，语言资源相当丰富，对“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异质性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语言多样性是随着种族人群分离和文化差异而逐渐形成的语言差异，一国语言同质体现的是文化和偏好的统一，而语言异质则需要面临和处理由偏好不同和冲突分裂引发的问题。因此，本专著具体从语言两极化和分散化两个方面，依据语言谱系分类法，将一国的语言依据1语系—2语族—3语支—4亚语支—5语言—6方言共6级分层，从深层到浅层分别计算出6级语言两极化和语言分散化指标，研究语言多样性对国家外债风险的影响，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创新性细化和补充。本专著通过探讨何种语言文化特征会导致国家外债风险较高，而何种语言文化特征能够防范国家外债风险，进而从非正式制度中语言文化角度研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