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及文化特征

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语Colere，原意指人的能力经过培养和训练，使其超于单纯自然状态。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经典著作《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将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等。”书中泰勒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引证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对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特别是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并且阐述了他关于文化发展阶段和脉络的见解，其对文化的界定至今仍被作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经典定义和基本框架。

在中国，文化是“人文化成”的简称，出自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为智慧群族中社会现象及其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与发展的总和，涵括群族历史，是基于自然的一切活动内容，具体包括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学、制度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概念和内涵逐步被扩展，Kroeber和Kluckhohn（1952）全面地收集、归纳和整理了从1871年到1951年之间164条关于文化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归纳为如下6类，包括：描述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历史性定义、心理学定义、遗传性定义和结构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指出，文化是可以列举出来的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各个方面；规范性定义指出，文化是一系列支配群体活动的规则；历史性定义指出，文化是由时间累积起来的习性和习惯；心理学定义指出，文化是包括调整、适应、学习、习惯等一系列心理特征；遗传学定义指出，文化是群体的开端或起源；结构性定义指出，文化具有组织结构特征，可以通过超越文化表面现象进而发掘文化深层结构特征。综合以上6类定义，Kroeber和Kluckhohn总结出一个文化综合性定义：“文化是通过符号习得和传递的显性的与隐性的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包括具体的人工制品；文化的核心包括历史形成和后天选择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其附加的价值观念；文化体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Kroeber和Kluckhohn的上述定义体现了文化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突出了价值观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https://www.daowen.com)

在后续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被不断补充，Kroeber和Parsons（1958）指出文化是跨学科概念，是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这些共享的价值与观念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Hofstede（1980）认为，文化是一种群体思维方式和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可以将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Guiso et al.（2006）指出，文化是一个种族、宗教或社会群体共享的、可以稳定的代代传承的具有惯性的信念和价值观。上述文献指出，文化最重要的内核是传统观念及价值观。此外，Geertz（1973）指出，文化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继的概念系统，人们以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认知和态度，因此，Geertz借鉴了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是通过语言创造意义的过程。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文化的定义主要基于两个视角，其一是从全人类出发，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的造化之间存在的区别；另外一种视角是基于不同文化主体产生不同文化实践，关注不同文化人群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文化特征的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族群的群体特征的研究，不否认文化特征存在共性，以文化特征存在差异性为前提。本专著基于第二种视角出发，将文化理解为某一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宗教信仰、语言、日常活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传统规范等对该群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并能对该群体行为做出解释。

国家文化特征则是由一国成员共同拥有的深层的价值观体系，可以塑造和影响人们的行为的制度体系。North（1990）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Pejovich（1999）对非正式制度的定义指出，非正式制度包括传统、习俗、价值观、宗教信仰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属于被称作“文化”的社群遗产的一部分。Ostrom（1993）、Pretty和Ward（2001）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自下而上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正式制度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施加的规则与规范。陆铭和李爽（2008）指出，成文的、匿名的、大范围内适用的属于正式制度，不成文的、非匿名的、仅适用于特定社群的属于非正式制度，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成文，而在于它是否可以实际地制约人们行为。由此可知，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影响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习惯。

Tabellini（2010）使用文化变量衡量非正式制度，具体包括了信任、尊重、自决、服从4个维度，研究得出文化特征促进了经济发展。Williamson（2011）也使用了类似文化特征变量探究非正式制度对保护产权制度的作用。Williamson和Stulz（2003）用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另外，种族和语言也被广泛用作衡量文化特征的替代变量。现有文献对文化的度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广泛的问卷、采访、调查形式，使用例如信任、尊重等描绘价值观的词汇来描述和衡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具体到个人，进而可以用于个体行为的分析。缺点是在进行跨国的问卷调查时，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国家区域的文化背景下意义不同，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另外一类是通过对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特征的衡量，此类方法更多的是对群体特征进行概括。本专著结合现有研究，挑选可以衡量和量化的文化特征，具体从社会价值观、宗教文化特征和语言多样性等方面综合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其外债风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