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林

如果说马林（Marin）是美国最伟大的在世画家这一点尚有疑问的话，那么，当我们提出谁是美国最伟大的在世画家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人们的考虑之中的。

这一麻烦的根本——使这一问题值得一问的麻烦——是一种涉及20世纪的美国艺术和美国文学能飞得多高的野心问题。如果我们不认为艾略特已是一个归化了的英国人，那么我们最伟大的诗人还是华莱士·史蒂文森（Wallace Stevens）或玛丽安妮·摩尔（Marianne Moore）吗？此二人真的称得上“伟大”吗？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好的诗人、画家、雕塑家或作曲家当中，没有一个在其个别作品中似乎达到了那种深度，或是在其全部作品的范围内似乎达到了那种幅度，从而当得起“伟大”这个词。他们的作品也许有力度，也不乏巧致，但同时也是狭隘的和有偏颇的。“伟大”包含着某种更广大，更精微的东西。

马林也许还没有说够，而他已经说过的东西当然说得不够大。他的这种缺点并不能由天赋或视野的大小来加以划定和克服，这种天赋或视野本来可以横扫一个艺术家的缺点，甚至使得这种缺点成为必要的组成成分（正如在对巴尔扎克的赞美中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但是，马林仍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无论如何，这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和玛丽安妮·摩尔仍然是令人惊叹的诗人一样。通过将立体主义与野兽派的色彩结合起来，并从温斯洛·霍默那里借来水彩画技巧，马林为他自己发明了一种个人工具。这一工具使他对稍纵即逝的感觉的捕捉所达到的忠实程度，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克利的水彩能够超越，也许只有保罗·纳什（Paul Nash）的作品才能接近，也只有在更为写实的莫里斯·格蕾夫斯（Morris Graves）的动物画中才能勉强赶上。

马林是在史蒂文斯和摩尔锻造他们的诗人之翼的同一个十年——1910年至1920年——达到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全盛期的。尽管，在“艺术与美国”的神秘魅力和艺术福音主义——始于阿尔弗莱德·史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画廊——之下，马林的天赋就像马斯登·哈特莱（Marsden Hartley）一样被吹大，但他仍然保持了某种单薄而又辛辣的抒情主义倾向，与史蒂文斯和摩尔的诗歌并无不同。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艺术文化的氛围，以及他本人的气质或才华所确立的局限性范围内，马林发展出并精细化了一种真正富有原创性的艺术。他的画风发展并不平坦，也不一贯，但是今天，他作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画家，令我惊讶。

他的原创性声望建立在水彩画上。他在处理水彩方面仍然要比处理油画方面更有把握，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十来年里，他越来越转向油画，其结果是，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足以与他的水彩画相媲美，或者甚至超越了他的水彩画。这些画在强度方面一如既往；它们不断增长的常规的自然主义也没有简化任何东西；马林借以在印象主义式的大气色彩感觉中加进“建筑感”和“平面”的那些抽象的斜线，大多数时候是任意的，而他对于自然的“直观”本来没有这些手段也行，如今总的来说与他所画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然而，他的油画已比他最好的水彩画变得更有力、更充实，甚至更为激越。尽管它们的油彩是以某种水彩画的薄涂方式施于画布之上，稍许上过胶的画布则被当作另一种色彩来加以使用，就像水彩画家使用他们的纸张一样，这样，借着油画媒介及基底材料更为强调的在场，这些作品的效果就大大地提高了。在油画布上，不透明的颜料与透明的淡彩画法或稀薄的渐淡画法之间的对比，能够建立，同时也能描绘——尽管构图并不总是像它在纸上那么“安全”。当主题呈现为一种巨大的、清晰的剪影式形状（例如一条行驶中的帆船），或是明确地加以组织的形状的变化（例如陆地与水域的对比或替换），或是人物形象的时候，马林的油画似乎获得了最为频繁的成功。他如此擅长于刻画大气轮廓（不妨这么说）的色彩，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重心，不再显得抽象，也不再显得突兀，而其效果也就不再是一副艺术家派头（否则的话，会令人想起晚年的哈特莱在雕刻天空与云彩时所发生的事情）。

“艺术派头”（Artiness）是史蒂格利茨的所有被保护者最大的苦恼。由他亲自设计和装饰的镜框，也就是马林用来装他的油画的镜框，就令人想到这个。这些镜框本身也许是优雅的对象，但是它们会损害任何种类的绘画，到现在为止，它们已使我们无法完全看清楚马林的许多作品。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