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人物与场面会越出其控制，这是更为强有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们的典型特征。对特洛鲁普（Trollope）那样的作家来说，明显的形式考虑是最后的因素，为了对付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抵抗与偏向，他随时准备好放弃已经计划好的小说作品的形式。与狄更斯（Dickens）小说中的情形一样，一个坚持不懈、顽固不化的人物常常攫取比其应得的大得多的空间。

有一个特洛鲁普笔下的人物，以令人惊叹的活力，四处招摇撞骗；这使得小说《美国参议员》（American Senator）来到了一个作者未曾预料的地带，成为英语小说中最令人叹为观止、最有趣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迄今只引起很少一部分人欣赏这一事实，也许得归咎于它结构上的缺陷。它由三个平行的叙事构成，从一个摇摆到另一个，彼此之间除了某种神秘的联系之外没有任何关联，而且，与任何神秘现象一样，这种关联也只是一种假象。

《美国参议员》中主要的和“严肃的”故事是莱杰纳尔德·莫顿与玛丽·马斯特斯一段迟疑不决的罗曼史——之所以迟疑不决，也许是因为它发生在炼狱。这是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场面，只能为它偶然发生的事件部分地得到救赎。莱杰纳尔德是个爱好学问的隐士，一个贵族成员，因某种不充分的理由受苦，他贞洁、热情，抽着烟斗，带着一副拜伦式的（Byronic）高傲神情——这是一个勃朗特式（Brontë）的人物，特洛鲁普对他并不十分感兴趣，也没有兴致将他从早已废止不用的小说形式中挽救出来，而是让他走过场。拉里·特温特曼，一个小康的年轻农民，狂热地爱上了玛丽。玛丽是一个当地律师的女儿，是诸多消极美德的化身。玛丽却钟情于莱杰纳尔德，尽管他年近不惑，却更为罗曼蒂克。在托洛鲁普的年代，任何一个位于中上阶层的人会显得罗曼蒂克，这种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许到现在也不可能（除非他犯了什么罪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艺术家）。拉里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够格。然而，作为小说里的一个角色，他却拥有他的对手不具备的所有活力。拉里的麻烦是一个综合性的麻烦，不可能通过消除误解来加以解决；他是注定为了追求美德而生活的，而这种追求的悲情气氛——并不全然是维多利亚式的——笼罩着小说。他生活在由英国人专为那些不够绅士或淑女，却又不是地道的小老百姓的人所保留的中间地带（正如在外国人眼里所看到的那样）。特洛鲁普以真正的辛辣观察道：“他身上有某种莽撞的迹象——刚刚够着一点趾高气扬——亦即更好的教养会设法加以阻止的神态。”莱杰纳尔德咬牙切齿地诅咒拉里的小礼帽（一种圆顶高帽），无论是坏蛋还是好人都直呼其名。

拉里无可救药的穿着真正触犯的众怒是由怀疑引起的：玛丽拒绝他的真正原因是他喜欢冒充绅士派头。特洛鲁普——这一点证实了他伟大小说家的直觉——非常情愿充分考虑，却不承认这一怀疑，他试图通过让玛丽那位粗俗的继母富有喜剧色彩的表现，还通过让莱杰纳尔德那慈祥的祖父成为一个加拿大的小酒馆老板——出于这个原因，莱杰纳尔德也被暴露在某种轻蔑之中——来使这一怀疑失效。然而，这一怀疑却越来越强大；特洛鲁普将太多的独立生活倾倒在他的某些人物身上，而玛丽的继母竭力劝说她接受拉里的长篇演说则是整部小说中最为轻快的演讲。当然，作者同意玛丽势利的动机，他也知道他的读者会同意——当然也许不是在原则上同意，而是在实践中同意，而特洛鲁普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位小说家，是因为他懂得如何以实践的名义来确保原则正确。他还懂得，他的读者也知道，只要一年再加上二百五十镑收入，就会使拉里成为一个绅士，比以前更有风度，如此等等。

《美国参议员》的第二条情节线说的是阿拉贝拉·特莱福尔女士在英国社交形式的各种名单上物色一位丈夫，故事发生在地狱，像通常发生在地狱里的故事一样，是整部小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由于不涉及阶级关系，而是就事论事地对上层阶级提出了批评，特洛鲁普在这一部分里写得更为自由奔放。

对他来说，“欧洲”生活的堕落并不像在詹姆斯（James）〔1〕那里富有异国情调，而且也不需要撩开面纱才能得到揭示。特莱福尔一家的卑鄙是以詹姆斯——也是一位职业作家——可能会认为过分自然主义的精确性得到呈现的；然而，父亲、母亲与女儿先后被关进密室的那些场面，是我在英语小说里读到过的最精彩的片段。

特洛鲁普的优点之一是他对作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作为一个原理的邪恶更感兴趣。当然，他并不讨厌那种特殊的东西，而这一点成为后来的詹姆斯的艺术塑造法则。对詹姆斯来说这也许是一种优点：他使读者从地方性的邪恶经验中解放出来，并将它们转化为一种宣泄性的实践。不过，这却不是特洛鲁普的缺点：他似乎做了正好相反的事，而且迎合了我们酷爱事实的胃口。它为那样的艺术说话——决不是为了特洛鲁普的良心或是为了高级的社会意识——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得到了比他的主观意图曾经设想过的更为根本性的社会批评。而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鉴赏家，有一种将社会事实与事件当作社会事实与事件来看待的渴望。

阿拉贝拉小姐年近三十，地位卑微，靠亲戚们接济过日子。除了嫁给一位殷实而出身高贵的丈夫，她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来改变她的生活状况。而特洛鲁普本来也许已经为她设计好了一位，要不是她的需要是如此迫不及待的话。与生活本身的规则一样，特洛鲁普的规则似乎是，过于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会使你失去得到它的权利。不过，很难说究竟是阿拉贝拉小姐的坏性格成了她的困境的原因，还是倒过来。她父亲“情愿遭到女人们的忌恨，也不想任何男人爱上她——除非出于婚姻的目的。”除了想要寻找一位富裕的丈夫，她自己的主要野心，一个也许比特洛鲁普意识到的更为平常的野心，就是成为“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为别人念叨着，甚至为那些恨她的人念叨着的人”。当阿拉贝拉小姐初次亮相时，她已经与约翰·莫顿，一个布拉顿的地方乡绅、外交家和莱杰纳尔德的表兄订婚了。但是，在瞥见鲁福德老爷（当然是一个更为辉煌的奖赏）后，她就改变了方向，并陷入了（也使用一个狩猎场的隐喻吧）最终被证明是令人恐怖的处境。鲁福德老爷是个愚蠢、成功而又有吸引力的家伙，在任何人类社会都少不了这样的人。在一个欢快的时刻，他几乎向阿拉贝拉小姐提出了求婚，而阿拉贝拉小姐则试图利用维多利亚时期社交形式的规则来迫使他接受一个真实求婚的结果，从而使她脱离卑微的社会圈子这一火海。对大多数小说家来说，出于道德正义的原则，作者必然会要求她失去那位老爷，不过她在约翰·莫顿临终前的床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怜悯之情，终于使她得到了补偿：使她嫁给了一个出身高贵，为人正直但却不富裕的丈夫。阿拉贝拉的故事以完全出人预料的欢快调子结束，成为社会讽刺喜剧中的佼佼者。

道德问题几乎总是公开的金钱问题。在特洛鲁普的小说里，有罪的人以及单纯的受害人，几乎都遭受着财产方面或社会不安方面的折磨。他们又会从要么是出身低微的富人，要么是出身高贵的穷人当中得到补充。限制是由环境强加的，而不是性格所致，而特洛鲁普小说的道德感似乎在于：人们应该遵守社会环境的这些限制。（在构思他的小说时，他会给他的大多数人物分配以精确的收入数目，作为他们的本质概念的一部分。）

不过《美国参议员》中最不可控制的人物就是美国参议员本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既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界定。高贵的艾利亚斯·戈多贝特〔2〕，“维克瓦州”的参议员，正访问英国，研究英国的“状况”。从情节和人物的行动来讲，他的角色是非常边缘的。吊诡的是，随着他的神秘意义越来越重要，他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边缘。然而，他的故事将我们带进了天堂，从而完成了炼狱与地狱那两条叙事线索；也大大增强了整部小说独特的反讽与深度。他起初是个典型的19世纪人物，或者说一个典型的19世纪美国佬，后来却渐渐地丰满起来，成了理性的化身，不断地围捕、斥责英国。参议员的鼻音在减弱，他的雪茄烟在缩短，他最后剩下的唯有纯粹道德和纯粹逻辑而已。

特洛鲁普在这里的态度极其含混。参议员刚开始时是个典型人物，但渐渐地就转化为作者的喉舌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确立起一般小说形式几乎无法承担的紧张和限制。被归入戈多贝特参议员名下的对英国事物的批评，首先是被设计用来刻画参议员本人的性格的，而不是指向被批评的对象的。然而，特洛鲁普不久就开始同意这些批评，最后，要区分哪些是能够反映他本人看法的参议员的话，哪些又是严肃地意在反映英国的话，已变得十分困难了。在那些已经默许了任何社会秩序必要的无序的人们看来，参议员或许显得有点头脑简单，但是，到最后，他的头脑简单转化为某种能蔑视嘲笑的东西，转化为某种令人想起他们自己的老练的敏感性的东西。（通过参议员，特洛鲁普可能找到了一个出气口，用来发泄他自己的小说19世纪70年代以来不受人关注的怨气。）

作为一个假想的典型而又富有代表性的美国人，参议员有一套意识形态（特洛鲁普并没有用这个词，不过他的意思正是如此），而这一意识形态则是杰弗逊主义、废奴主义、激进的共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混合物。这一混合的结果成了一种比作者本人所能意识到的激进得多的东西；它根本不是一套美国人所特有的观念，即使出于讽刺的目的。参议员的修辞只有在喜欢使用宏大、抽象的词汇，而根本不在乎其真正含义时，才真正富有典型色彩。他用诸如此类的语言发表高见：“由广大受苦受难的同胞的统一声音发出的、对不断进步的平等的要求”；他对英国下层阶级的温顺感到惊奇，因此不同意这样的命题：“有人富裕有人贫穷，此乃现阶段这种不完美的文明状态的必要条件。”他听上去更像一个老式的、自学成才的英国社会党人，而不是一个美国南北战争以后中西部的共和党人。

参议员还是一个典型的反美学的人，他的眼睛只盯着宏大的、普遍的和抽象的东西，以至于对特殊的东西、明暗、调子和情绪统统都变得迟钝起来，对正在跟他交谈的人的反应依然如此。这种人通常令人厌烦，不过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尊敬，至少在当我们自己因为热衷于如此琐屑之事而感到内疚的时候。尽管特洛鲁普喜欢这种琐屑之事，对此我们也甚为感激，他却为此感到内疚，当他让参议员攻击他自己所热爱的猎狐运动时，他允许他在多数人视为有理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攻击。（由于猎狐只能在审美上获得辩护，他写了几个极其优美的狩猎场面作为反驳。）

由于公开赞美英国社会秩序的不公和无序，也由于在农民与鲁福德老爷关于牲口被后者的猎鹰吞吃而引起的官司中站在臭名昭著的农民一边，参议员激起了公愤。在完成对英国“状况”的研究后——他是在一种彻彻底底的中立中执行这一研究计划的——参议员在伦敦发表了一次演讲，在那里他告诉极少数杰出的听众，他在英国所发现的错误何在：那就是英国居民的非理性。他的听众起哄了，使他无法完成演讲。“他讲了还不到一半。在他面前坐着律师、公务员、铁路部门的官员、来自乡下的商务官，还有劳工阶级。”然而，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早已高高飞扬在特洛鲁普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上空，由那些不情愿的赞美者陪伴着。由于持续不懈地在一个方面夸大其词，参议员终于超越了古怪与喜剧，而被赋予了最高程度的严肃性。他的美国特性被揭示为一种道德帝国主义——一种全世界借以认识我们美国人的东西。它与亨利·詹姆斯的朝圣者那种美国特性非常不同——他们谦卑地将天真，及其哥伦比亚主义——如果他们有的话——偷偷带进了欧洲。即便如此，这位参议员还是暴露出了一些詹姆斯式的剧痛，仅仅只需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头脑简单、愚笨、神圣和明哲保身的存在者；他不顾自己的性格——这是这部小说的众多瑕疵之——给家人写信诉说他对英国贵族“优雅的风度”和“甜蜜的、令人愉快的嗓音及轻快的手脚”表示仰慕，并坦承“与这里最杰出的人们交往令人愉悦，难于形诸笔墨”。

除了参议员的被神化，小说的结尾却比较弱。莱杰纳尔纳发现他爱玛丽，他们于是结了婚。可怜的拉里命运悬疑未决，仿佛取决于作者的良心。阿拉贝拉小姐被送去炼狱赎罪，在那里，她丈夫被委任了一项毫无意义的大使使命；她的故事似乎需要一个更加刺激的结尾，使她能够在人们的记忆里回荡不去，而炼狱显然是不够的。只剩下参议员了。特洛鲁普不如狄更斯的地方，在于他那种多余的现实主义，在于对“经验的正常机制”的满足，正如他的传记作家萨德利尔（Sadleir）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对强加在小说之上的那种重要而又关键的要求，总是反应过头，以至对事件的复述本身及其肌理，变得比对它们的解决有趣得多了。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