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似乎已无需多言。当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Mellon Lectures）上开讲时，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其实只有两人：瓦萨里（Vasari）、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瓦萨里是西方传统艺术，即再现性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格林伯格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即以自身为表达对象的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如今，在丹托看来，西方艺术好像已经来到了加时赛，即艺术终结之后的“后艺术”时代。

遗憾的是，在后学纷纷扬扬喧闹了将近20年之后，当国人早已从格林伯格的批评者们那里，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形象后，格林伯格却一直是缺席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格林伯格文集的完整译本；仅有的几篇论文，译文的质量也良莠混杂，参差不齐。这极大地损害了中文语境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艺术的衰落首先总是学术的衰落。从1979年到1989年，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艺术只用了短短的10年，就赶上了西方现代艺术100年的历程。此后，国人仅仅花了三五年时间，就“消化”了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累积了四五十年的所谓“后现代”历史。他们所说的赶上或消化，当然建立在相当可怜的文献之上。当国内的艺术家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现代绘画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Painting）和H.H.阿纳森（H.H.Arnason）的《西方现代艺术史》（A History of Modern Art）之类的通史中找寻现代艺术的“秘笈”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或短章简札，或长篇大论的通史，告诉你的只是结果，而非原因。通史之为通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乃是“已然如此”的后果，至于艺术中——乃至一切事物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与原委，往往付诸阙如。

正如格林伯格所言，“毕加索画的是原因，而列宾画的却是结果”。从通史之类的结果里去找原因，无异于南辕北辙。从这个角度看，亲自参与在现代艺术进程中的现代艺术批评，才显示出它的真正意义来。

现在，让我们开始去了解这个过程和原委，而不要仅仅满足于诸种通史劈头盖脸向我们扔过来的最终结局。因此，将赫伯特·里德的《现代绘画简史》放在洗衣机里搅拌成稀泥，甚至并没有在达达的意义上“消化”西方现代艺术。因为，在格林伯格看来，赫伯特·里德爵士根本属于一位“不称职的艺术批评家”。回过头去看，格林伯格的这一评价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而且越来越得到行内的认可。

然而，要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过程和原委，又谈何容易！更多的人情愿赖在低水平重复的烂泥里不亦乐乎，也不愿冒险去从事很容易叫人抓住把柄的译事（更何况，在国内现行的学术评估体系下，译文甚至算不上“科研成果”）。所以，学术也有前卫与庸俗之分。前卫的学术是冒险的学术，它阐发的思想中总是蕴含着至为关键的真理因子，但与一切前卫艺术或文化一样，往往也包含着谬误。而庸俗学术则是不会有错误的，它总是正确，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我只能用一个词来称呼这种学术工业的产物：Kitsch。

尽管如此，前卫学术有可能包含错误这一命题并不能作为不用功或不认真的挡箭牌。当然，翻译能否称得上前卫学术尚可讨论，更何况，眼下这个译本一如既往地包含了诸多前辈、同侪和友人的心血。在此要特别感谢范景中教授、易英教授在西方美术史学史及西方现代艺术批评方面的贡献，没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个译本的问世无疑将会艰难许多。此外，我还要感谢杨小彦教授与何海博士在绘画专业术语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徐莹女士、浙江大学建筑学院叶俊博士的解难释疑。不遑多言，现在这个译本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自然由我一人负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瑞琳女士与陈凌云、张文礼先生一直支持这项冒险的事业，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沈语冰

2008年11月28日于浙大紫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