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些人的生平和命运常常被当作浪漫的传奇而不被认真对待，在已知的所有例子中，维柯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是一个具有独创天才的人，他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被迫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在其有生之年被误解并基本上被忽视，在其死后几乎完全被遗忘（除去少数那不勒斯的法理学家）。最后，在许多年之后，当他终于被一个惊讶的民族列入其最伟大的思想家行列，而发掘出来并为之欢呼时，他的思想却被广泛地误传和误解了，甚至今天他所得的赞誉也比他应得的要少得多，因为他被发现来得太晚了，在他死后的那个世纪，与他相似的思想被其他人做了更好的表达，而他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却源自于他最不具价值和独创性的学说。诚然，维柯的风格有着巴洛克式的散漫和含混不清；而在18世纪几乎流行着这样的信条：不把事情说清楚，就不如干脆不去说它，这完全把他埋入了墓穴之中，甚至其最忠诚的意大利评论者也未能完全成功地挽救他。然而他的著作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颖性，是一个被半放弃了的矿脉，它的观点非常迷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这些观点甚至在维柯的知识高产时期也是独一无二的。

维柯的独创性经得起从任何一点出发进行详细考查。他的理论涉及人的思维、文化、社会和人的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这些都大胆而深刻。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被其他人掌握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第一次辨别出一种被先前的思想家所误解或忽视了的关于人的知识的重要类型。他是自然法和法理学、美学和数学哲学领域的大胆革新者。的确，他有关数学推理的观点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致在20世纪的逻辑学家所实现的转变之前，它几乎一直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对待。甚至在今天，它的价值也尚未被充分认识。不仅如此，维柯实际上发明了社会知识的一个新领域，它包含社会人类学，以及对语文学、语言学、人种学、法理学、文学、神话学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最广义的文明史。最后他提出一种循环的人类历史观，尽管这种历史观非常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以及他们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的追随者，并且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很可能是他的所有成就中名声最大而价值最小的。

不难理解，面对这样一位丰富而驳杂，且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一位后来更为著名的思想家们的诸多最大胆观念的先驱，我们永远都会面临一种诱惑，那就是更多更深地去解读他，尤其是要理解那些暗示，发现他思想中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形式和预想的轮廓，这对阐释者本人是非常珍贵的。米什莱、狄尔泰、克罗齐，以及科林伍德（而赫尔德和黑格尔在这方面的倾向则不那么确定）都是他的后继者，其中一些人，尤其是米什莱和克罗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试图通过把他们本人许多最个性化的思想和态度归于维柯的著作来表达他们的感谢，这有时甚至混淆了这些观念的诞生时代。把自己的思想归于早先的某个思想家无疑是一种真诚地表达景仰的形式。思想深刻的一种属性就是：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都认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种特点是要付出代价的，它已经使维柯受到了伤害。无论是米什莱热忱想象中浪漫的人文主义者，还是似乎更为合理的为克罗齐所赞扬的准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更不用说秦梯利更为大胆的版本），还是恩佐·帕奇所赞扬的原型——存在主义者，还是尼古拉·巴达洛尼所赞扬的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先驱，都足以显示维柯自己的独创性的形式和色彩。福斯托·尼科利尼是维柯的编辑和注释者当中最细心、最博学、最专注的一位，他把维柯竖立成了一座宏大的遗迹，里面包含有维柯清醒的见解，但是也仅此而已。〔3〕一条在所有真正的思想家身上都灵验的规则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原著的阅读。这绝非轻而易举，但是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人们在这里也能够说，收获的回报是丰厚的。就知识的乐趣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可与发现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生于1668年，是那不勒斯一位书商的儿子。1744年，他在那里去世。他在邻近的奇伦托为瓦托拉侯爵多米尼克·罗卡的儿子们做了几年家庭教师，除此之外，他从未离开过那不勒斯。他毕生都希望在他的故乡谋求一个法理学的首席教授职位，但只在相关的“修辞学”领域的各种次要职位上获得了成功，最终他也只是弄了个低级教授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从1699年待到1741年。这个职位只给他提供微薄的薪水，却强迫他做许多开学典礼演说，其中的一些包含着他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他通过接受达官显贵的委托书撰写拉丁题词、官方颂语，并为重要人物写歌功颂德的传记，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他给安东尼奥·卡拉法作的传，此人是那不勒斯皇帝的雇佣兵队长，维柯在其中还记载了发生在那不勒斯的那起失败的马基亚阴谋案。卡拉法的活动使维柯开始关注国际关系的研究，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他去阅读格劳秀斯和其他哲学法理学家的著作。这对他自己的思想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基亚阴谋的发起者试图在世纪之交的那不勒斯推翻西班牙人的统治，把政权移交给奥地利人。结果阴谋败露了，在1701年，主要头目被西班牙人处死。1702年，维柯发表了对这场阴谋的记录，他公开谴责事件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罪犯和叛国者。五年后，奥地利还是夺取了那不勒斯，并在接下来的二十七年对它实行着统治。1708年，维柯出版了一本纪念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提到他早先的记录，却把两个主要的阴谋家赞扬为爱国者和殉难者。1734年，那不勒斯重新被西班牙占领。新的统治者夏尔·德·波旁适时地受到了站在那不勒斯大学代表团最前面的维柯低三下四的祝贺，第二年，这位统治者亲切地指定维柯为皇家史料的编撰者。与莱布尼茨或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学者相比，维柯的政治骨气没有更多的特点，政治问题似乎也不像此前或此后时代那么清晰，或那么被深刻地感觉到。

1692年，维柯写了一首旧体诗，表达了绝望之情和人之希望的虚妄。这些著作在今天看来只具有传记的意义。诗歌（《绝望之人的割腕》）〔4〕表达了某种卢克莱修——伊壁鸠鲁式的感伤，而他在往后的岁月中又非常急切地否认曾怀有这种情感。它不包含任何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痕迹，构成了维柯和他思想自由的朋友们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所思所想的重要证据，他与这些朋友的关系似乎比他的自传给人们的印象要更加亲密。他的第一部包含有独创性思想的著作出版于1709年，载于他最后一次用拉丁文所作的例行开学典礼演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其题目是《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5〕包含着他后来著作的重要萌芽。一年之后，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拉丁文论文：《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6〕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两部著作，一部采取教育项目的形式，另一部是对奇思妙想的古代意大利思想传统所作的语言学和法学研究，它们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一些最大胆的假说。大约十年之后，在1719年，他又是用拉丁文出版了一篇论普遍法的演说，其后两年，他发表了《论普遍法的单一原则及其单一目的》，〔7〕对那篇演说作了扩展，其第二部分涉及到法理学的具体主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用来申请他心仪已久的法理学首席教授的筹码。

选举在很久以前就预先安排好了，但是他没有被委任。他多少有点酸葡萄心理地宣称，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这可以使他脱身出来专心致志地思考那些令他着迷的哲学新思想。四年后的1724年，他完成了一部论著，这部论著批驳了当时一些最有声望的思想家的观点，其中有法理学家格劳秀斯、塞尔登和普芬多夫，哲学家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和培尔，学者卡索邦、索马兹和博斯。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赞助人科尔西尼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二世，而科尔西尼却拒绝提供他已经答应过的出版费用。绝望之下，维柯卖掉了他仅有的财产：一枚戒指，但是这只够支付所需费用的四分之一。于是维柯删掉了这部著作所有“否定”部分，包括对自然法理论家、契约论者、新斯多葛派、新伊壁鸠鲁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派、笛卡尔派的抨击，他们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而只保留了他自己创立的学说。被删除的部分已然遗失了。这本书被压缩到它原来篇幅的四分之一，于一年之后出版。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巨著：《新科学》。第一版出版于1725年；第二版即修订版，实际上是部新的著作，出版于1730年，在1744年，即他去世的那年，该书作了补充后重印。

也是在1725年，他写下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该书是应一个富裕的威尼斯文艺爱好者波尔恰伯爵吉安·阿尔蒂科之邀而写作的，这种邀请有学识的人记录下其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步骤的想法可能是他的朋友、修道院院长孔蒂向他建议的。孔蒂也是一位著名的学问人，他与许多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朋友，并有通信联系。伟大的莱布尼茨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给他们共同的朋友路易·布尔盖写信，表达了对那些做出了伟大发现的人们常常没有记录下他们达到这些发现的步骤的遗憾。波尔恰伯爵邀请意大利的主要学者和思想家著文阐明他们的精神发展，以专门的文集的形式出版。思想自传的艺术就以这种偶然的方式诞生了。编辑们表达了对维柯自传的喜悦之情，他们十分兴奋地认识到，这是他们寻求确立的形式的最佳范本。可这让他感到极度恼怒，因为他们把它作为同类作品的范本发给其他自传作者。维柯的一生总是不断地修改和修正自己的作品，他在后来对该书也作了一些补充。

《自传》生动且引人入胜地记录了一段完全沉浸于哲学问题中的人生。当维柯说他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穿行在一块迄今为止无人问津的地域时，这虽然落于古人陈词滥调的窠臼，却准确地道出了事实的真相。维柯知道他所做出的发现不同于任何已有的发现，他也知道这些发现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的思想生活紧张激烈，这种生活使得他可以远离自身低微的学术地位所带来的焦虑和羞辱，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生活的窘迫，即他不得不依赖宗教和世俗人士的赞助。他生活在贫苦之中；他与他周围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由于在小时候摔过一跤，他此后便成了一个跛子。他的长子锒铛入狱，他的一个女儿一生下来就有病，他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他的小儿子身上，他试图为他赢得他的教授职位的继承权。除去他的这个儿子，他最爱的就是他的图书馆了。像马基雅维里一样，他逃到书的世界来忘掉他的痛苦：柏拉图、瓦罗、穆修斯·斯凯沃拉、卢克莱修、塔西佗、乌尔比安对他来说比他同时代的作家更真切，也许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他崇拜的培根，一个是他反对的笛卡尔。宁静和闲暇这两样学者最珍贵的财富他毕生都缺乏。他是一个胆小怕事、卑躬屈膝，为贫穷和焦虑所折磨的学者，他写的东西多而草率，是在“与朋友的谈话中间和孩子的哭叫声中”〔8〕完成的，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并打开了通向某个世界的门，而他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人，所以在他的自传中他告诉我们，思想使他愉快而平静。〔9〕

他的一个听众这样描述他：一个消瘦之人，长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手里拿着教鞭，他的演讲雄辩而紧张，很能吸引学生。他深受同时代博学的意大利人尊敬。伟大的历史学家穆拉托里介绍他去亚索迪提学院竞选；杰出的法理学家格拉维纳崇拜他的学识。但是很清楚的是，那个时代的这两个伟大的人物（诚然，格拉维纳死于《新科学》出版之前），甚至连孔蒂都丝毫不认为他们爱戴的朋友所拥有的才能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当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学者同事中有任何人已经认识到维柯是一个天才人物，也没有人认为他关于历史和自然法的思想有朝一日会使他们自己的许多假设过时。

他曾受教于牧师，在当时深度神职化的那不勒斯王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但是，尽管哺育他的几乎完全是中世纪的食粮，经院哲学在他的思想中只留下相当少的痕迹，对他生活的束缚只表现在他冗长乏味和书生气十足的写作方式。他的兴趣是被半个世纪之前格劳秀斯和笛卡尔所开创的新哲学激发出来的，这种新哲学已被他们的追随者发展和应用，对自然科学和法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结果。维柯完全理解这种革命的目的和方法。它把他与那整整一代人从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那里解放出来。他一开始接受其方法，但随后就反叛它；的确，在也许可以称作早期现代哲学史上的反革新运动中，他是最具独创性的人物。维柯对数学或自然科学本身并无兴趣。尽管有温琴佐·科科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纪努力引介维柯，尽管有福斯托·尼科利尼在20世纪欢呼他所做出的地质学和医学发现，维柯仍然远离他那个时代的科学革命；他的物理学是芝诺的物理学，只是通过与莱布尼茨的不完美的结识才触及了一点皮毛。他似乎不知道伽利略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没有感知到新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他越来越敌视把所有的知识都吸收到数学和物理学的模型中来，并逐渐沉醉于法理学、人文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深刻地相信，先前的哲学不能够公正地对待他所认为对人文研究最核心的知识类别的方法和力量，即历史研究。他以最宽泛和最哲学的方式来构想这种研究，他认为这关乎到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更具体地说，这关乎到人们是如何按照现有的方式来思考、感觉、行动和生活的。这种想法出自他一个愈来愈强烈的信条：永恒不变的分析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一种发生学的方法，即历史研究，才能发现和描述人类经验和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当然，任何哲学，如果它不能够提供一种有关这些问题的真理的方法和标准，那么，在他看来，它们在人类知识领域中就没有任何权威可言。

维柯对笛卡尔的反抗始于他在1708年至1709年间充分阐明的如下信条：笛卡尔派的清晰明确的观念标准不能被有效地应用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在笛卡尔派看来，真正知识的范式，只包含清晰明确的真理，以致只有陷入荒谬中，它们才可能是矛盾的；接下来，通过严格的推导法则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由颠扑不破的推导和转化法则所保证，就好像数学的结论，从其牢不可破的、永远为真的前提所推导出来的一样。其中的局限不仅在维柯看来显而易见，甚至笛卡尔当年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即这种模式不可应用于今天我们称之为人文研究的领域。在历史学中，或者在古典学术中，或者在文学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精确的定义、严格的证明、被分析得细致入微的概念、被证明了的定理、浅显自明的前提，从无情的逻辑出发导致不可更改的结论呢？这样一种先验、演绎的模式被应用到任何对艺术作品、历史、法学著作、里程碑式著作，以及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思想发展概述的批判性分析中，将不会得出任何结果。笛卡尔也已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结果，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尽管历史像旅游一样，作为一种偶然的娱乐资源，可能无伤大雅，但它明显不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在知识领域，一旦被确立的东西无须再证明，也只有在知识领域，理性的思想家普遍认可的科学进步才有可能性。他宣称，这些不过是“值得纪念的行动……可以提升心智”，它们甚至可能“有助于形成判断”，〔10〕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只具有很小的价值。当理性能够为困扰我们非理性的祖先的问题提供正确和最终的答案时，为什么还要研究那些关于过去的幼稚传说呢？更不要说我们黑暗起源的激情和罪恶了。有效的知识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获得，笛卡尔及其追随者把这种科学的方法与感知、传闻、神话、寓言、旅行家的故事、传奇、诗歌和胡思乱想等这些非科学的杂烩作了比较，他们把后者贬作历史和尘世的智慧，并不能提供有助于科学地、即数学地处理问题的材料。因此，历史和人文研究一般被笛卡尔划作杂乱无章的信息门类，一个严肃的人可能会在上面消磨上一两个小时，但是它不值得人们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和思考。〔11〕维柯并不准备接受这一点。他的天主教的虔诚就足以让他反对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此外他还对法学史和古文物研究怀有激情。然而，他用以反驳笛卡尔的证据既非神学，也非修辞学或主观。他不相信所谓超越时间的真理观念（它完美无缺、无需修正，它使用普遍象征，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下的任何人在受到启发的一瞬间就足以充分理解），这种真理观念（只有神启可以例外）可以说是痴心妄想。他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教条，他认为，所有真正的知识，甚至数学或逻辑知识，其有效性只有通过理解它如何产生，即其起源和历史发展，才能够被表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抨击了笛卡尔派自认为最坚不可摧的这些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