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版前言

正如亨利·哈代在前言中清楚说明的，我关于哈曼的记述完全是基于将近30年前所做的两次讲座的讲义内容。当时，我并未打算涵盖哈曼的所有思想；实际上，由于讲座时间有限，要想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而我也没有想过要在这当时写完就几乎没有修改过的内容上假装如是。我想做的不过是讨论哈曼的主要思想理论中，在我当时看来（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最震撼、最创新、最重要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即他对于欧洲哲学的整个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对，包括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而最重要的是哈曼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和之后两百年里追随他们的门徒。哈曼作品中有丰富思想——特别是哈曼的宗教思想，是他所是、所感、所信仰的一切的核心——我自认为没有能力去评判，就更别提我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内容容纳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里。

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哈曼以来，我注意到有许多关于哈曼的学术著作，大部分是在德国。如果让我现在写作本书的话，我自然而然会谈到一些近期关于哈曼的著述，特别是这些著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质疑把哈曼描绘成一个站在理性方法论对立面的巫师形象，以反映出实际上哈曼是真正的理性和启蒙思想的捍卫者。尽管如此，我对哈曼的描述也不会发生本质的改变。目前的一些对于哈曼思想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是与过去的观点存在实质性的不同，而非只是对于一些词汇（特别是“理性”一词的使用）的使用上存在争议，我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如果我被他们说服的话，我就不会同意以现在这样的形式出版我的著述了。

争论的焦点在于哈曼关于理性和理性思想的观念。美国知名学者，维克森林大学的J.C.奥弗莱厄蒂教授对我作出了极为中肯、极有见地的善意批评，他认为哈曼不是一位非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孩子”，〔1〕是对于被恰当理解的真正的理性的捍卫者。所谓被恰当理解的真正的理性并不是他所谓的“话语理性”，而是“直觉理性”，这才是他所认为的对理性这一概念的正确使用。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我理解他使用的“话语理性”的意义。话语理性存在于思想、观念、观点、描述、规则、假说、辩论、论证、理论及类似的事物的表达之中，构成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内容，并且同样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部分，包括哲学、历史、法律、社会研究和批判主义等等。哈曼对这种理性形式（即理性方法）的攻击，是他（或在我看来应当）被现代思想史学家所铭记的原因。

其中一些与我意见相左的人，引用哈曼著作中对“正确和真实”的理性以及“经院理性”进行对比的内容并得出结论，认为哈曼所描述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完全的空想。〔2〕对于后者，他们引用了哈曼的原话“这一具有普遍性、绝对的可靠性、过度的合理性、确定性和不言自明性的受到高度褒扬的理性是什么？理性的存在……”〔3〕并再一次地引用了“人们谈论理性，就仿佛理性是真实存在的”。〔4〕接着，他们继续反对理性的概念，即哈曼所认为的理性的存在，是创造出来的事物，是他所认为的“真实的”理性能力（哈曼被认为具有这种理性能力）。但是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并非与通常所说的理性思考相近，而是更接近于他对于思想和语言的认同，这也是他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发现。在他致赫尔德的一封信中，对这一观点有一段著名的阐述，也被所有的评论家所引用：“理性是语言，是逻各斯。我啃着这块髓骨，要一直啃到死为止。”〔5〕

当然，我不想说哈曼瞧不起普通的理性思考，即我们所说的理性人或理性行为。在我看来，哈曼对于指导普通思考的理性的观点更接近于我们所定义的“理解”，而不是其对立面知识，后者通往对于现实和上帝的创造的正确观念；通往对于人生中的具体事务、个体、独特性和流动性的关注；通往与真实的面对面的接触。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雅各比和歌德：而正是这种想象的类艺术观点被威廉·狄尔泰和他的追随者所大力发展，它触怒了集大成者黑格尔，并且仅仅因为这一原因可能还引起了克尔恺郭尔的兴趣。哈曼认为，上帝、人类和自然之间深层次的相互交错的关系，是源自于“最初”〔6〕的神圣逻各斯，并且世界也循着它而出现。这一深奥的宗教思想可通过以下这些语句传达：“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理性；没有理性，也就没有宗教”，〔7〕还有“只要没有话语，就不存在理性，也就不存在世界”。〔8〕此处充分反映出了神圣逻各斯的创造力，是它让所有的事物成为现实，让人类的心灵有了生命，因为自然、历史、《圣经》以及其他种种都是上帝假以与我们对话的声音。这显然不是科学的理性所表达的意义，或者说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概一般化的科学或理性的方法，而这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毫无争议的传统。哈曼全力反对的正是这一理性的观点。正是这一对于系统、目标、无法打破的一致性、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计算的反抗，才是我和其他人所谈及的他的反理性主义——他所举起反启蒙运动举起的大旗——以及其对于源于19世纪初期德国的所谓浪漫派思想的一些哲学家及其后人的影响。

继续回到“直觉理性”的观念。据我所知，这不是哈曼所使用的表达，而是源自康德在致哈曼的信中所使用的一句讽刺。在信中，康德向哈曼请教他的弟子赫尔德的一段深奥难解的内容，并请他在回复的时候“尽量说人话；因为我这个可怜的凡人，还没有能力去理解直觉理性的神圣语言。”而我也同样没有这个能力。当代最权威的思想史学家A.O.洛夫乔伊，似乎也在他的专著《理性、理解和时间》中表达了对这个概念相同的困惑。在这一问题上，我很高兴和杰出学者鲁道夫·翁格尔有着一致的看法，我自然也从他的权威作品《哈曼与启蒙运动》中获益良多。对于理性，哈曼有着强烈的批判，有时入木三分、鞭辟入里，而对于理性的使用，哈曼的反对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哈曼批判的这两个对象不仅构成了17世纪的伟大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还成为了受到科学影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方法为后来的大量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所使用，或许谈不上是绝大部分，至少也称得上是高人云集，如杰里米·边沁、J.S.密尔、弗朗茨·冯·布伦塔诺、威廉·詹姆斯、伯特兰·罗素、维也纳学派，以及主宰了英语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分析哲学的所有学派。他们使用这些方法表述、阐明和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以此来攻击他们的反对者。

对“理性”一词的理解众说纷纭；比如说休谟对于“理性”的使用就和神圣逻各斯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各位哲学家（包括实证主义哲学家和形而上学哲学家）之间对这一词语的常用意思达成了共识。而事实上，哈曼是现代第一位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他全力反对该词，这也促使他成为了反启蒙思想的奠基人，更准确地说是成为有关“理性”应用及相关著作的主要反对者，即像通常所理解的，把理性运用于记录了人类每天的直接经历的现实，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因此，我认为对于哈曼思想的新近阐释，即将其思想解读为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理性主义的观点，并不会影响我的核心观点。我所写的已然成型，赞同还是驳斥，就由批判的读者来决定吧。

以赛亚·伯林

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