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要么一无所为，要么无所不为；普通中庸与我格格不入：我宁要极端。

哈曼致J.G.林德纳，1756年5月20日〔1〕

少想多活。

哈曼致J.G.赫尔德，1765年5月18日〔2〕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是启蒙运动，特别是那个时代（他生活于18世纪，也去世于18世纪）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的最有热情、最一贯、最极端、最不妥协的敌人。他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普遍主义和科学方法的浪漫主义反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巨大的，并且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在英语世界鲜为人知的人的胡言乱语，这个人作为一个混乱和含糊到完全不可理解地步的深奥作家，或者作为一个古怪和离群索居的人物，最多在某些较大或较专业的百科全书中偶尔被提及，他只是吸引了某种高度个性化的基督教派，这种基督教通常被叙述为虔敬主义的一种形式，信仰神的启示的神秘真理和《圣经》的字面灵感，反对那个时代的法国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他最多只是以狂飙运动而闻名的德国文学运动的一个小人物，除去这个事实，关于他的观点，实际上基本没有太多讨论。一些文学史和专著有时把他看作一个对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浪漫时期”德国文学的骚动做出了次要贡献的人；他还作为同时代哥尼斯堡的市民，作为康德曾经帮助过后来又放弃，在没有理解康德的情况下批判康德的不快的哲学爱好者、一个业余哲学家出现在康德的传记中；一些歌德的传记，偶尔会美言他几句，这些话语都摘自歌德的自传《诗与真》。

但是对于哈曼的定论并没有出现：他在这些史书中（就像其一生的境遇一样）仍然处于主要思想运动的边缘，是一个让人略感惊异的对象，一个令新教神学的历史学家多少感兴趣的对象，或者更为经常的，是一个被完全忽视了的对象。然而，在改变历史和社会写作方面发挥过几乎无可争议的作用的赫尔德，曾经给哈曼写信说，“他能够牵引驮着《古兰经》的骆驼，在这匹缓慢行进的圣兽面前捡拾圣果就已经非常满足了。”〔3〕赫尔德景仰哈曼，认为他是一个天才，把他看作自己最伟大的导师，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视作一个先知的遗体来崇敬。美洲是哥伦布发现的，却以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Vespucc）的名字命名，而在这件事情上，赫尔德会乐于承认他的哥伦布就是哈曼。〔4〕

哈曼的弟子F.H.雅各比把他的许多思想传播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之中。谢林把他看作是一个也许雅各比根本不理解的“伟大作家”；〔5〕尼布尔提到了他的“魔”性及其超人的力量；〔6〕让·保罗说“伟大的哈曼是一个充满了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恒星和许多星云的深邃天宇，任何人的肉眼都无法看清”，〔7〕他甚至为了这个浪漫主义作家用闻所未闻的篇幅赞扬其独一无二的、不可超越的天才；J.K.拉瓦特尔以同样的精神说他满足于“从他的桌子上搜集金屑”，〔8〕弗里德里希·冯·摩西这位“德国的伯克”，崇拜他像鹰一样的飞翔。〔9〕即使其中一些溢美之词可以归于几乎没有给后来人留下什么痕迹的同时代人的热情，但它仍然足以激起我们的好奇，去探究这位被其弟子的声誉半掩盖了的古怪人物的性格。

哈曼是值得研究的：他是现代为数很少的富有独创性的批评家之一。我们看不出他受了任何其他人的影响，他却抨击了风行一时的整个正统，所用的武器中有一些已经被废弃，而另一些则是无效和荒唐的；但是在它们身上有足够的力量去牵制敌人的前进，把同盟吸引到他自己的反动旗下，并开始（在所有人中最配得上这个发端）对18世纪启蒙和理性的行进进行抵制，这种抵制在浪漫主义、蒙昧主义和政治反动中，在一场艺术形式的伟大深刻革新中，最终在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永久摧毁中适时地达到高潮。这样一个人物当然要求某种程度的关注。

哈曼在各个领域都是反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的同时代人卢梭和伯克都没有理由被这样称呼，因为卢梭的公开政治观点带有古典的理性主义色彩，而伯克尽管谴责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理论，却诉诸具有反思能力的人的冷静常识。哈曼完全不是如此：凡是理性、理论、普遍化的祸患露出了一点丑陋苗头的地方，他就迎头痛击。他提供了一个武器库，从这个武器库中，更为温和的浪漫主义者（赫尔德，甚至像年轻的歌德乃至黑格尔这些曾经对他的著作发表过长篇不太友好评论的冷酷人物，甚至像头脑冷静的洪堡及其自由主义同伙）也都获取了一些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他是最终席卷了整个欧洲文化的一场运动的被忘却了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