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首先揭示维柯认识论的主要特点。维柯大体将知识分为了四类：（1）科学：获得真理的知识。这一真理是先验的，一个人只能认识他自己的创造物或是想象物，包括逻辑的、数学的、诗歌的、艺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上帝自己才完全了解他所创造的世界。（2）认识：无差别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外在”知识，即一个人对外部世界中事件、人物和事物构成要素的“外在”行为所持的真确。（3）维柯所钦佩的大师柏拉图所拥有的那类知识：模式、永恒的真理和原则（维柯一直都认为神启是知识的来源之一，对犹太人来说如此，对神父来说更是如此）。这很可能是我们辨别理想的永恒历史的固定模式的方法，而这一理想的永恒历史正是“非犹太”民族的历史。但是，在没有上帝的眷顾和神启的情况下，人类是如何获得这类世俗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维柯并未解释清楚：这当然不是从博丹或是培根的观点中归纳而来的，也不是他们的观点；格劳秀斯则因为将其归源于博丹或是培根的思想而受到了批判。或许这和（4）“内在”的或是历史的知识有关，但是维柯没有特定的命名。人们作为演员，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对古往今来、熟悉或陌生的目的、方向、观点、价值和态度，以及带有他们特色并反过来决定他们的体制，都带有一种“有目的性”的意识。这自然就是维柯所说的通过原因的知识，通过对我们的思维进行修正而获得，它引导着我们了解人、社会或文化的目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去了解人、社会或文化发生了什么，也不仅仅是了解这三者作为病因和病体做出反应和行动的机制，还需要了解思想和行动、观察、理论、动机、实践之间内在的关系和相互联系，这才是仅靠对外在世界以及事物共存与延续的观察所不能给予我们的。在物质世界里，我们只能看到是否存在相似性、连接性、规律性、延续性，这些可以在笛卡尔或者牛顿的系统中根据定律和必然总结得出；但是这不会让我们了解事物本质的缘由；因为除了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以外，没有人了解世界的由来与目的。关于“内在”和“外在”的观点、机械的原因和目的、理解与知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几对概念，后期的许多思想家，如赫尔德、迈内·德·比朗、费希特、谢林、狄尔泰和克罗齐都对它们做了大量的区分，马克斯·韦伯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涉猎。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们的区分存在反实证主义、反科学以及蒙昧主义的倾向。

维柯是一位忠于形而上学的思想家，但就知识的分类而言，我认为维柯真正想表达的仅仅是积极的参与和被动的观察之间的区别。要了解人之行为的本质（维柯称之为运作）就得在人的动机、目的、理想与环境和人们工作所需的物质的关系中，以及在个体与其他有目标、有激情、有活力的人之间的关系中，理解人的动机、目的和理想，这在维柯看来和仅仅关注精神和/或身体阶段的延续是不同的，也不同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行为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系统的分类，这种分类使得人们能够进行预测和操纵。在维柯提到的通过原因的知识中，原因不仅仅是特征或事件的统一性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是某人（个人或者集体的：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集体活动）积极地、有目的地去做一些事情。〔22〕维柯对于原因和结果的看法是，我们谈到一个人、一个阶层、一次运动，或者一个观点时，着眼点在于其导致了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思想的改变，或者促成甚至导致一次革命。对于活动和经历的被动记录之间的区别的强调，以及对历史无甚意义的要素和带有动机的人之间的区别的强调，这些强调在关于行动、历史、思想以及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哲学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维柯认为自然和时间中的事件，并不倚仗人的行为。他明确地认可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学者的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科学历史学家从虚构中筛选事实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维柯而言，这和运用想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前者这类批判学术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维柯的朋友伟大的穆拉托里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能力只能用于构建最精准、最不可动摇的真确，在本质上同自然科学没有差别。但是，对于材料的选择、分类，尤其是解释（正如埃里希·奥尔巴赫在他关于维柯的杰出研究中所指出的）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完全主观，依赖于我们自身的经验，是我们对于自己思维的修正所做的深入调查。譬如某些声音尽管独立于听者而存在，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听众耳中，他们从这些相同的声音中注意到并且选择出的模式都不尽相同；而经他们筛选出的各个旋律、和声和节奏却都是同样真实存在的。

实际上，维柯创造了理解（understanding）的概念，狄尔泰等人则把它称为理解（Versteben）。在维柯之前，一些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或者法学家可能都模糊地有所提及，但是维柯揭示了其本质。读完维柯的著作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存在两种理解：一类是对一种感情、一个手势、一件艺术品、一个人的性格的理解；对于整体文化或是一个笑话的理解；对于贫穷、嫉妒、陷入爱河、皈依宗教、背叛、经营银行、参与革命、流放国外的理解；而另一类理解则是对诸如一棵树比另一棵树高，希特勒写了《我的奋斗》，或者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有何不同，中子是什么的理解；以及我们理解微积分、知道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拉小提琴、如何上火星、何为虚数、是什么阻止我们超越光速等等。虽然都是理解，但二者的意义（称得上完全）不同。维柯所谓的理解更接近于一种意识，由多种多样的活动和经历发展而来，且在不断的丰富当中，比如事物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世界以何种概念和形式，展现在处于不同社会和情感状况下的个人和群体面前。这类知识可借用如下的词语来谈论，如可信的或荒唐的，真实的或理想的，可感知的或不可捉摸的；它使我们得以采用准确明了的词语来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艺术家和行动派的思想，不仅能够以博闻强识、技巧十足、表达清楚、误入岐路、愚昧无知等词来评价，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聪明或愚蠢的、有趣或无聊的、浅薄或深奥的——这些概念皆不属于当代思想家吉尔伯特·赖尔所探讨的两类知识，即“事实性知识”和“方法论知识”。而维柯所谓的想象就是：人们想象性见解和重建的独特能力。

我们还有另外的方法来认识这些区别。当我们感知并且处理的事务领域由真确来主导，而对人类来说，真理则主导着人类创造的领域，如规范、准则、标准、法律，还包括那些形成“事实”的事物本身。这些都属于意志、行动、创造性想象的范围；它们是由个人或者集体所创造的产物，而非由心理学家或是人类学家等在之后通过追根溯源、归纳推导所发现的，却仍然同许多独立于其创造者存在的造物一样，至少可以被创造者预先了解，像（仅以有意识的目的的产物为例）决定、一致认可的惯例、法律规章，或是人们创造并遵照其生活的另外一些制度，这些都可以预先为人们所了解，因此逻辑上并不要求它们与“外在的”事物结构相“对应”。只有当人类预先的安排错误地向客体或者自然法则靠拢时，其实体化（即黑格尔派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谓的“物化”）才会出现，伴随着它出现的还有“错误的意识”以及人从他们参与创造的世界中被异化的感觉。当然，区别不是绝对的：“事实”并不是一团团经验构成的坚固小球，独立于用以区别、分类、感知、解释和塑造它们的概念和分类。尽管如此，康德、威廉·詹姆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或者是受到黑格尔或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以及20世纪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仍然坚持这一差别。我们提出的问题受到制度生活的影响，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感知和做出行动，然而我们不可能天马行空地给出答案，它们不是“凭空捏造的”。〔23〕我们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我们任意编造出来的，但是答案的形式取决于问题的实质：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从这一点来说，维柯是浪漫主义时期唯意志论者、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的鼻祖，他们强调个体或集体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改变人们的经验，此外，就那些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想家而言，他们比维柯走得还要远，认为世界便是通过这些活动得到确认的；而与此相对的是，维柯反对严格决定论者、实证主义者、哲学实在论者、唯物主义论者，以及带有机械主义偏见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哲学主义者等人的观点。

早在1700年，维柯在他第三次开学典礼演说中就提出“人是他所选择的存在，他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24〕个人可以自由地运用意志改变自己，这一傲慢的信念（实际上在《新科学》中已经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和文艺复兴的唯意志论是一致的，其中最著名的言论便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关于人的尊严的伟大论述。然而维柯还认为，可以归结出一套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科学，其基础便是具有一致性的精神之声，即所有民族通用的基本符号或观念，体现了伟大“自然的”、非任意的、体制化的人类规范——不同的人类群体，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遥远，面对相似的情况也能做出相似的回应，因为这是源于人类相似的需求。维柯所举的例子有神灵、婚葬仪式，以及家庭、吉凶、牺牲、父权等观念。它们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互相之间差异甚小，正是以这些“庸俗智慧的箴言”〔25〕为代表的回应，使得对一种单一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总结成为可能。但是，在一个人对这些观念或体制进行总结和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概括之前，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是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特别是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具体现象。在维柯看来，文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从没有组织的野蛮和野性的感知，进化到批评的自我意识和组织（从对物体的感官感知到“通过困惑却又激昂的精神”〔26〕去经历）再到平静的思想，每个阶段都有其合适的图像、神话和象征。这一概念可能会受到人们的诟病，因为它具有排他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过于社会化，完全忽视了生理和生物两方面自然因素，更别说心理方面的因素了。这一偏见可能源于维柯对于笛卡尔的机械论和原子论观念过于暴力的回应。他渴望从真确走向真理，即便不完全是真理，至少是通往真理的方法——从未经提炼的事实到明白易懂的带有目的的行为。维柯的这一渴望主导了他的思想。

那么有限的生命能够跨越真确和真理之间的鸿沟吗？我们能从并非我们自身创造的事物的知识，跨越到类似数学的先验知识，以及上帝对存在的一切所拥有的知识吗？这在原则上有可能吗？维柯没有解释清楚。他认为我们可以从物理学中单纯的外在观察，上升到能在实验室里人为复制自然过程和物体的阶段。实际上，霍布斯和培根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观点。〔27〕

那么，我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吗？难道“我们自身之外的自然”〔28〕（我们的躯体，生理和生物的整个自然存在）不是同观念、关系、感觉一样，在人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吗？如果我们不能“创造”这一切——也不能创造我们所有的思想状态（更别提维柯着重强调的由行为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因为在维柯看来，它们证明了历史“遵从天命”的本质）——那么维柯的这一门新学科又怎能堂而皇之地冠以科学之名？这个词汇原本只是依附于真理，依附于先验的知识，依附于科学运作的自由创造。

我认为答案包括两方面：它蕴含于维柯标记为“柏拉图式”和“塔西佗式”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即普遍和特殊、永恒和暂时、必然和偶然，理想和真实之间的相互作用。〔29〕有的人会认为这种关系是“辩证的”。至于维柯是否曾经从黑格尔派或是后黑格尔派的观念来理解“科学”，我不得而知。不论事实如何，在维柯关于历史知识的概念中，出现了经验主义或者塔西佗思想的要素，体现在通过想象特定人群特定活动而获得的理解当中，比如过去的某些特定人群有什么样的目的，他们想要什么，感受到什么；他们如何去应对这个大体上并非由他们创造的世界；他们不仅仅根据脑海中形成的思想，去特意追寻有意识的目的，同时，他们也采用无意识的、本能的、习惯使然的、他们不完全（或完全不）理解的方式，不论他们在反思这些行为时会如何对自己（或他人）进行解释。

维柯（可能是受到与物体变为一体的“巫术”理论影响，这在文艺复兴时有着广泛的传播）是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一学说的真正鼻祖，该学说后来在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努力下开拓出许多新的方面。他相信，原则上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复现（通过合情的想象“进入”我们的思想）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个体（尽管维柯没有给出例子）的目的；这些体制与个体需要什么，为什么而工作，追求的是什么；又是什么促进了他们、或是妨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是如何受到自己在文化上或是历史上的创造物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想象的观念，将每一个自在（an sich，黑格尔哲学中的用语，即外界所观察到的实体，即便这是他自己的思想或身体的状态）变成自为（fur sich，被一个人有目的的“精神”活动所同化的元素）。即便是维柯已经指明了道路，如果我们没能实现这种转变，那么（对维柯而言）也只能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想象力（这种重建的想象不被对过往作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或哲学思想作品的阅读所产生的时代错误类比所扭曲）。一部分人（卢克莱修、塔西佗、培根）生来具有超群的想象力天赋；而即使是他们，在想象方面显然也远不及造物主。但是这种缺乏并不会阻碍逻辑或者形而上学的发展，而是会对经验主义产生影响，使人们难以获得“原始的”事实。有多少人有足够的重建能力，在人类系统的演变中，在他们的社会和阶级的整个历史中，准确重现人类长久的需求？基本上，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再加上维柯自认为发现的“定律”（即维柯所构想的民族的“理想的永恒历史”定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在思想中复生。人们“创造了自己”，因此人也可以在想象中重新体验这个过程。想象创造了神话和仪式，关于世界的原始概念因此而出现，这种能力也可以激发我们理解过去。维柯的逻辑险些将他引向此种假说（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即便是在如今复杂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文明条件下，我们的历史意识观念，也可能只属于我们目前的特定发展阶段：它本身是一种神话，是文明的神话；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神话——它不是必须与独立于文字的事实结构严格对应的记录，而是人们的想象所创造的、出于实践需要、出于人们适应世界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模式。

如果沿这个逻辑思路一直走下去，就会摧毁历史作为一种理性学科和历史作为神话思想之间的所有区别，至少理论上如此。但是不同于一些现代反理性主义思想家，〔30〕维柯没有踏入雷池。谢林和尼采受此启发，提出了理想的永恒历史概念，虽然在爱国主义和其他思想方面与维柯一脉相承，却曲解了他关于人类发展现状的观点。科学与神话混淆不清的隐患一直存在。《新科学》的内容，并不是要把柏拉图对人应有的样子的观点，与塔西佗从人并不完美的角度出发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对于真理和真确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毫无疑问，维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顺序，理论上只有“非犹太人”才会遵循它，尽管维柯有时忘记补充这一前提，致使他的观点似乎在表述某些主导着整个人类的发展路径和重复路径。每个（显然无尽的）轮回都有着同样的特征：从黑暗野蛮的开始走向年轻、成熟、衰败、崩溃——这样的故事结构就是理想的永恒历史，即柏拉图的模式，真理在根本上是可知的、先验的。它不是可被证伪或部分证伪的假说，也不是基于经验主义证据的归纳总结——相关证据我们永远只能片面地了解，且无法得出唯一的正确解读。理想的历史结构受到天命的塑造和引导，是永恒的真理，也是维柯的一个重要发现。而维柯正是由于发现了真正的神义论，从而以新科学的奠基者身份名垂千古。

我们是如何理解文化的呢？很明显，并不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却没有创造我们所遵守的法则，法则是上帝的杰作。它们可能是其神圣发明者的规则，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情的法律。它们并非出自我们的计划，即使是在半意识的情形下，或者是以“诗歌”的方式：它们是真理，就像物理一样并非是我们的造物。它们的运作是因为神圣的天命，若非天命的垂青，我们永远也不会比野兽高贵。实际上，敬畏最初的意义就是雷声所激发的原始的恐惧，雷声让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乱交感到羞耻，因此躲进了洞穴中，这是天命所造成的，尽管是人自己的行为，但不是源于人们自身。同样，把人类的邪恶转变成创造社会团结、道德和文明之力的神秘机制，也不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历史的阶段有着普遍、不可改变、永恒、循环的特点，这一“理想历史形式”学说的根源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文艺复兴有关系。这完全就是真理，但是很难认识到，因为它不像可辨别的人的目的内容，不论多么神秘，都能为人所掌握。但是维柯领会了它，也知道自己领会了它，同时将它视为重要发现。这是他的思想中柏拉图的影子，也是他和黑格尔哲学思想以及泛神论学说的联系。人们所“创造”的事物和主导它们运作的规律与范畴的关系，就像价值和事实之间、人类的目的和事物的本质之间、自由和决定论之间、行为和“条件”之间相联与制衡的关系，维柯似乎比后康德理想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得更清楚。后面两者还在这个问题上挣扎。我羡慕那些幸运的思想家，他们在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系统中，找到了这些古老疑惑的最终答案。

天命就是宇宙戏剧的作者，但是按照维柯看来，这场戏剧的演员可以理解并完全融入他们的角色，而且在根本上可以达到自我了解。对于上帝的创造和人的自我创造之间关系的本质，对于由人所不能控制与理解的外在力量给予及决定的事物，与人类能够塑造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本质，维柯却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过度的谨慎，或者因为他自己也没能考虑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他相信人和社会的发展和改变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的因素，同样还有他们自身追求目标的行为以及理解目标的能力，因而不存在不会改变或不能改变的人的本性，也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永恒目标。引用M.H.菲什的一句精彩言论，“维柯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一致，持有消极思想，认为我们无法从个人的特征中归纳出人类共有的本质；而他也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致，持有积极思想，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说一套发展的制度系统的总和。”〔31〕维柯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在理论上的杰出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