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人类历史循环运动的观点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在维柯生活的时代，这种思想受到了广泛的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及其后继者，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154〕发展了相似的假说。维柯后来被称作人类精神现象学的思想，才是他观点的新颖之处。他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其中贯穿着每个民族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消亡的历史”。〔155〕这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观念。他借此表达一种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发展模式，不管这种社会出现在何处。的确，这种模式就像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是使人性成为人的东西：它不像高高在上的神，或是万物之基的物质自然，从外在给人的灵魂或身体强加一种必然性。它是一种生长原则，按照这种原则，自然本身得到界定，它是一种发展脉络的自然，包含诞生与成长。人从“粗鄙的”开端攀升到我们自己“辉煌的时代”，〔156〕人的本性应当据此得到动态的界定，况且谁知道它还会达到什么样的无法丈量的高度呢？

对维柯来说，人类既不是笛卡尔所说的物质，也不是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原理或者本质得到界定的静止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它们的发展在于永久地潜藏在它们当中的属性的次第出现，从开始，到逐渐形成，到“展开”和显现，就像一张张书页或者孔雀尾巴的羽毛。在维柯看来，人的概念并不能从其实际发展过程中直接得出，而这发展既是物理的、道德的、理智的、精神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对他而言，只有根据人与社会外部世界及其他人的关系，人的本性才能够得到理解，而人在他们必定追求的目标的过程（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作为总体的社会，而不是仅仅通过个人才能够实现），与他人的互动就是人类的历史。这个“理想的永恒历史”是所有的社会在其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迟早注定要完成的单一、普遍的模式。特定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和变化的节拍穿越这条道路。一个社会的发展可以同时被看作是另一个社会的崩溃，它也受到另一个社会崩溃的影响。但是旅程的各个阶段是以不可更改的秩序设定好的，因为每个阶段都产生于前一个阶段潜力的完成所创造出来的需要。那些等待实现的潜力不会在一开始就共存，因为每种潜力发展的可能性仅由其前一个潜力的完成而触发。它们之间有一个客观的秩序；只有通过前一个潜力造就的变化所创造出来的需要变成现实时，某种机能、能力、视野、感觉和行动方式才能出现。对维柯来说，人们精神生活的这种成长就是社会的制度生活的成长。当一个社会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纪律严明的时候，它是“诗意的”，继而是“英雄的”，统治它的是神话和盲目的教条。当它被批判的理性主义削弱时，哲学、民主和科学也改造社会组织。道路被“心灵”结构所决定，〔157〕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社会（当然也包括“非犹太人”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因为正是它使得他们成为人。在黑格尔和圣西门之前，维柯把人的本性定义为一种活动，它必定是一种社会活动。

用机械论的术语来讲，这种进步并没有被看作一个因果过程。维柯的基督教目的论倾向一点也不比奥古斯丁和波舒哀少。他相信，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上帝早就一劳永逸地为他们设定好了。但是与波舒哀不同，维柯相信这个目的尚未直接显现给所有的人，而只是显现给“哲学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则是从摩西和众先知们得知人类的目标的。似乎唯独犹太人不受宇宙巨轮的限制。“理想的永恒历史”这一不可改变的模式，是“非犹太人”的历史。与其时间顺序的普遍结构相反，尽管这一历史的内容已经被形而上地确定了，但却不能先于事实被人们认识。但是这一历史既不是一个经验的假说，也不仅仅是推测。它是永恒正确的，事件不能证伪它：用莱布尼茨的语言来说，它是一个真理，不是事实的真理，而是理性的真理。我们如何理解它？维柯从未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毫无疑问他假定一旦我们全神贯注于具体的历史证据中，我们就应当把这种模式看作一种先验的真理，通过科学的原因成为真理，因为维柯时代的思想家一般假定科学的主要原则是为人所知的，就像笛卡尔、斯宾诺莎和牛顿对自然规律的设想一样；而维柯则相信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外部世界的那些规律更确定，它们也的确是向人敞开的关于世界最确定的知识。诚然，他也谴责了诸如格劳秀斯（可能也批判了博丹），他所提供的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以及看似真实的”〔158〕原则，然而，历史的“真正构件（或‘因素’）”〔159〕能够通过柏拉图而不是培根的方式，以绝对的确定性得到确立。这些“因素”是历史思维预设的范畴和基本关系吗？〔160〕不管维柯的确信是属于形而上——莱布尼茨式的，还是批判——康德式的，似乎正是这种确信许可他把自己的发现称作一种新“科学”：即某种一劳永逸、无须修正的发现，是人类历史命定的时间表。〔161〕即便如此，人也不能达到只有整个宇宙剧的作者才能拥有的完善知识。尽管这些历史知识必然是有限的，它仍然优于一切其他人类知识；因为历史各个部分的演员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表演创造了这些部分，所以如果他们对社会活动的目的和方法的固定和周期性的结构有着足够的理解，那么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在本质上优于旁观者所拥有的知识，不管那些旁观者是多么敏锐。在历史中，我们是演员；而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只是旁观者。〔162〕这是维柯最为不朽的观点，远超他其他一切所有学说。因为正是基于此，才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围绕着这个区别的纷争一直在继续，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