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阅读维柯时，要不断地去粗取精。此项任务并不轻松。他的所有哲学著作，特别是《新科学》，都是真知与无稽之谈的混合物，是一堆杂七杂八的观念，其中有些明白易懂、引人入胜，而有些则散漫无形、模糊不清，大胆而新颖的思想混杂着一种僵死的经院传统的残渣，在其极度丰富但又十分无序和过劳的思绪中，一切都拥挤在一起，乱作一团。他既着迷于一种单一的关于人类及其历史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之下，人类及其历史严格地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他正是发现这片新大陆的第一人；他同时又被这一中心主题的太多细节与含义所吞没，其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物在同时寻求着表达。他拼命地试图把一切都塞入他中心模式的框架中，但是他的新观念又太与众不同、太丰富、太自足了，以致无法嵌入提供给它们的构架中；大量的资料过于冗余，有时甚至完全不相关，而堆积这些资料的维柯，他的思维也是分散而直觉的，这使得处理这些资料的新观念各奔东西，追寻着自己的道路；然而它们固有的力量和独一无二的属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突破。此外，维柯缺乏文学才能，他费尽周折而又经常不能创造出恰当的词汇来充分传达那些新颖而又与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完全不合拍的思想，这种狂放不羁的想象吸引了后来众多的作家把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思想灌注到了他思维的茂密丛林中，在身体不佳和粗劣之作的间隙，他的巨著在匆忙和笨拙中拼凑而成（更确切地说，是从更加宏大的未出版的著作中痛苦地抽取出来的），随后没完没了地修订、再修订、补充和改动，他处于一种持久的压力之下，无休止地提供着他不能组织的例证、暗示、比拟、关联，一切都围绕着他痴迷的同一个中心观念；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那么《新科学》的缺点及其缺乏读者就不难解释了。然而，它仍然是一部天才之作。

我不打算评价维柯关于人类历史的特定模式的合理性。他对三阶段的迷恋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他对文明的崛起、顶峰和衰落进行的比较打开了历史架构的历史先河，并在那由圣西门、傅立叶、孔德、巴隆舍、斯宾格勒、索罗金、汤因比的一系列历史形态学研究中达到顶峰；他对希腊和罗马历史和语文学的独特阐释（这是他的范式），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类似内容在今天似乎都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确实，他对过去的具体重构按照后来的研究来看几乎不能令人信服。维柯的优点不在于发现了新事实，而在于提出了新问题，给出了新建议，确立了新范畴，对这些新范畴的掌握业已改变了我们在如下问题上的观念：对于理解历史来说，什么样的事实是重要的，为什么？野人在名词方面的词汇比我们要贫乏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语言的变化或演变在维柯的时代可能已是不言自明；但是，每个类型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神话结构（或语言、艺术创造、经济习惯），用来表达其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每个社会都像罗马那样必定不可避免地经历如下同样的阶段：寡头政治、奴隶制、农奴制、佃农制和“公民”所有制，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但是，社会制度在由于财产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演进，这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革命性假说之一。当维柯先于赫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而做出如下断言时，即社会变化的每个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特定类型的法律、政府、宗教、艺术、神话、语言和态度；寓言、史诗、法律准则和历史表达了制度进程和结构，这些结构都属于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一部分；它们一起形成了某个单一的模式，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的条件并反映其他因素；这种单一的模式是一个社会的生命，〔163〕他所觉察到的都是最具革命性的真理。当他宣称社会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但不完全是，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则认为完全是）“一无所有者”争取权利（包括拥有土地的经济权利；对法律地位、特别是婚姻和继承的诉求形式出现的道德权利，这些权利原来只局限于贵族，后来在经过了一系列血腥的暴动后，也逐渐为平民所赢取；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利，例如占卜吉凶以便对其运势进行引导的权利）的斗争时，他说出了某种重要的东西。而且，他还在新的领域，在那些迄今还远离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古物中寻求这些社会斗争的证据和反映，例如在“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小神祇们为了取得奥林匹斯山的完全公民权而受到的持续压迫的经历中寻找证据，而大神祇们，即罗马大贵族的神迄今还享有无可争议的至尊地位。

维柯告诉我们：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今天很少有人会怀疑）基于如下事实：人类的生活并非像伊壁鸠鲁与他的追随者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变化所主宰的，也并非像斯多葛派、芝诺和斯宾诺莎所相信的〔164〕那样是由命运所主宰的，因为这会使得历史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是由人身上的神性之光所主宰的，他要努力摆脱兽性，走向“人性”或“文明”。他们的权利意识产生于良心、羞耻、对精神或是神性权威的感知、法的意识和责任感，只有具备了最低程度的权利意识，他们才能在生活中发展他们的潜力；这些人们自我实现的“神圣”追求（掩饰作天命）驱使他们达到的正是这样普遍的人类目标。法律和习俗是反映多变的社会需求的社会产物。它们并非高踞于历史之流之上的少数圣哲构造出来的完美无缺和永远正确的法则的化身，它们绝不像那些所谓的完美法则一样永恒不变，可以适用于一切人、一切时代、一切地点。因为人类在进化：这种亘古不变的思维或亘古不变的法则就不可能会存在。

文明始于粗鄙的开端、“肉身的想象”和“骇人的宗教”。〔165〕人性脱胎于其黑暗、迷乱的起源（后来谢林对此论述甚多），它缓慢而痛苦地前进，通常在混乱、斗争、残酷的压迫和尖锐的矛盾之后达到成熟。一定要付出这种代价吗？维柯的整个学说都奠基于对必须付出这种代价的确认上。他引述了那些持不同想法的人。伊壁鸠鲁最伟大的弟子卢克莱修就认为宗教的影响应为人类的大多数罪行和痛苦负责。在更早些时候，波利比乌斯曾经宣称“如果世界上存在过哲学家，那么宗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166〕这意味着如果聪明而理性的教师曾经存在过，那么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人类从其愚昧、罪孽和痛苦中解救出来，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在紧要关头没有圣人出现，或者圣人没能传布他们的观点只是表明人类有点运气不佳，伏尔泰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强烈地暗示着这种观点，他们反对有神论者求助于上帝的神秘意志，那些人以其盲目的信仰为荣。维柯曾经满怀敬意地阅读过卢克莱修的壮丽诗篇，并且借鉴了其中的思想（尤其从第五本著作中，即便他在后来隐瞒了这一点），他甚至从波利比乌斯处受惠更多。此外，他还崇拜斯多葛派，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派。他还是一个虔诚而古怪的基督徒。但是他满怀激情地全盘反对这些观点。那种认为人从一开始就可能是理性的、正直的、英明的观念，也就是说要不是那些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的介入，野蛮和原始状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宗教蒙昧主义以及导向这种蒙昧主义的恐惧和无知要么是无谓发生的灾难，要么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以上这些观念对他来说都失之盲目和误解，没能看出人的本性乃是一种随着历史进化的实体，或者没能理解作为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维柯看来，人是根据他们的发展来界定的，这种发展遵照一条可以理解、前后阶段互证的序列进行。人不可能像雅典娜那样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脑袋蹦出来。合理性的获得以痛苦为代价。正如个体必须经过成长，超脱婴儿、孩童、野人视野的早期经验模式，离开直接感觉和想象的世界，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我们才能对其理性的完全进行设想；所以维柯就像帕斯卡（他把人类比拟为一个世纪老人）一样，他认为人的社会只有经历了高峰之前必须经历的各个阶段，只有穷尽了较为简单的生活形式，如威权、神秘、万灵论和多神教，才能获得诸如公民平等、一神教或是共和政体的美德，然而在那些复杂的生活形式中，文化的充分繁荣既是完成也是毁灭。因此，在维柯看来，波利比乌斯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历史的根本范畴，这就酿成了他的如下错误假说：哲学智慧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社会氛围中产生，它花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达到纯属意外，在这段空白期间，它把这个领域留给了它的可怕对手，即宗教；更为不幸的是，当哲学（或科学）终于讲出了它的真理，这些真理却应者寥寥，很快就遗失在中世纪贫瘠的漫漫长夜中。维柯认为波利比乌斯缺乏正确的历史感；但是他本来也可以把这顶帽子扣给笛卡尔〔167〕、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或是伏尔泰。

个体与社会、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的类比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年代。但是人文主义运动的观念更多地受惠于斯多葛派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以，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说：就残忍程度而言，孩子胜过成人，愚人胜过智者，疯子胜过健全人，因为前者更少人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残忍是不成熟的一种形式。这种学说是维柯和启蒙运动的共同之处。然而，对于启蒙运动者来说，这些阶段只是代表了有待超越的不完善，而对维柯来说，它们却拥有迷失在文明进程中奇异的“诗意”品质。在我们自己的“辉煌时代”，创作不出《伊利亚特》，也创作不出《神曲》，它们只可能出现在“英雄”时代，统治者的贪婪、残忍和傲慢是那个时代固有的品质。这就是维柯的现象学：在他的思想和他那个时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那些知识分子眼里通过理性而获得的解放的开端，在维柯看来则意味着社会结构解体的开始。

维柯所抨击的信条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其后两个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说中居于核心位置。任何不以理性为基础的信仰和实践，诸如宗教思想感情、非理性思想感情或是主观思想感情，都是对唯一、永恒且亘古不变的真理的严重偏离，这个论调在笛卡尔那里只是以谨慎的隐晦形式表达出来，而在18世纪的激进分子那里，则得到了大胆而清楚的声张。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的愚蠢、恶行、罪孽和痛苦主要是因为：在最需要博学、高尚和具有权威的老师把人类引向正确的道路，并打破迄今为止一直摧残着人的生命的愚者和骗子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并未出现（为何不出现却没有得到解释）。在维柯看来，他的“理想的永恒历史”学说否定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在“理想的永恒历史”中，人的本性既改造自己也改造环境，那些乐观的改革家，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以及他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追随者），如果他们阅读过维柯的著作的话，他们会在那里发现他们义愤填膺地反对的一切东西：维柯相信历史主义；相信历史阶段和发展含有某种独特的属性和必不可少性，尤其是相信人类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每个时期在其自己发展阶段的正当性；相信一种非物质的灵魂及其自身固有的成长规律，这种成长规律尽管会被外在的因素所修正，却不会受制于机械的因果论；相信相对于人们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他们对自身，以及自身的历史作品有着不同，甚至是更高超的理解；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研究，而物理学则不是；最后，维柯还相信，人类的目标是天命设定的，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严格地受到天命的统治，甚至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事物同样受到天命的统治。在这种意义上，维柯是一个与启蒙运动的主流背道而驰的反动派，一个反革命的人物。他敌视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以及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到人类事务上的所有企图，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企图都相当于把人非人化。较之哈曼、赫尔德、伯克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立场，维柯有捷足先登的意味。“他讲座的听众中本来应该有一个弗朗切斯科·德·桑克提斯，或者格奥尔格·黑格尔，或者巴托尔德·尼布尔，这些人将会继续推进他所开创的批评、哲学和历史。”〔168〕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的著作被深受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影响的那几代人本能地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