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维柯的一些思想带着显明的夸张，但是也有一些具有最伟大的意义。维柯的以下思想，尽管大部分都源于其他作者和学派，却已经影响了我们自身对人类与历史书写的看法，比如他认为在想象（个体与群体的半意识心理过程，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以不同的速度演进）之中，存在着一些永久的象征，某些形象在人类历史中持续性地重现，如救赎和复活，灾难和重生；神话、魔术和正式的仪式可能是处于特定语言、社会和心理发展阶段的人类描述他们经验的一种自然的——以历史的视角来看也是唯一的可能——方法；态度、信仰、文化是社会变化特定阶段的产物，当然也是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们不能够在任何其他阶段产生出来（这个假说的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导致了知识和文化社会学的现代学派）。自维柯时代起，无论是比较神话学、语文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还是在黑格尔、马克思、孔德、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之间相互竞争的理论和体系影响下的关于古代人类的一切相互关联的研究所明示的观点；用经验的方法在历史发展的浩如烟海的社会经验之下发现秩序和意义；在我们和人类的较早世纪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或者至少是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任何试图理解那个遥远的世界的人，都必须进行一个强有力的，但并非不可能的想象跳跃；这些革命性的观念都在被米什莱钦佩地称为“《新科学》的小战场”上激荡着。〔128〕维柯还提出如下思想：语言、神话、古迹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精神的问题和现实是如何反映在我们祖先思维当中的；因此那些看似深刻的神学冲突或不可逾越的社会禁忌并非思维机械的思想家所想的那样，是物质过程、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的副产品，尽管它们也许包含这样的成分，它们实则主要是认知社会事实和对它们做出反应的“扭曲”或原始的方式。他还提出如下观点：仪式、象征或崇拜的对象（从拜物到现代民族主义），它们实则都是表达形式，表达了对某种社会压力的抵制、生殖中的快乐、对权力的崇拜，或者对统一、安全、战胜对手的追求（后来的理论家称之为意识形态），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神话学、形而上学、美学，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现实得以被理解和改造。他是第一个提出如下想法的人：只有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就有可能获取进入过去的窗口，即获取一种“内在的”视野，不仅仅是去重构过去名人雅士的生活，穿上他们的旧衣裳，做一些伟大的事业或者遭受某些可怕的命运，而且是对整个社会风尚的重构，这些社会抗争着、思想着、崇拜着、理性化着又愚弄着自己，它们信仰着巫术的手段和神秘的力量，并且以一种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奇怪，然而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方式感知着、相信着和创造着。维柯在当时提出了这些极其大胆的假说并把它们应用于当时的世界，可是当时的世界将会在之后许多年中都对这种“心理学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反“物理主义”的态度抱有敌意。〔129〕维柯能在一个思想隔绝、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封闭狭隘社会的污浊状态中完成这些思想的构建，他完全接受这个社会，并且在其中度过了其漫长、抑郁和未受尊重的生活，这一切在今天看来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现在我们可以更充分地重述新方法的原则了。对真理的寻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发生学和自我分析的探求。只要人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即处于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处于他只能作为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规律领域之外，处于他发明的因此通过它自身不能产生关于真实世界的信息的数学领域之外，只要他作为一个演员参与其中，那么他就能够在与外在世界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自己精神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人类的建制中塑造和留下了自身确凿无误的痕迹，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风俗、宗教仪式、传说、神话、道德和法律体系、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文化或生活方式。对幸存遗址的一手考察是进入人类过去的直接之门，阐明了人们过去的状态和行动，以及他们如此的原因和动机，这比后来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更为可靠，因为后者当中的许多人缺乏知识，尤其是历史想象，他们经常会出现时代错乱，而且心思粗鄙浅薄，想象杂乱无章，带有无知或败坏的个人偏见。人们必须根据新的批评原则重新书写历史，把大量熟悉的资料作为素材，但要使它们服从于全新的问题：哪种人能够谈论、书写、崇拜、统治他们自己？这些人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本性和生活？他们必须经过什么样的社会经验的塑造，才能产生他们借以发展的前后相继的各个阶段？〔130〕我们可否通过因果和形而上的必然性，证明这些阶段中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次序和模式，来自于这些人（也可能是所有人和所有社会）不断变化的本性？如果存在这种模式，它们是线性和不可重复的，还是循环或周期性的？所有“粗俗的”传统一定都有“真理之根基”，就是说它们都是其世界的化身，提供了一种直观的视角，“被全体民众经过很长的时期保存下来的”：维柯的新科学的功能就是“恢复这些根基”。〔131〕这就是他所谓的学科，即《新科学》，尤其是修订过的1730年的第二版，这个版本正是维柯试图建立这个学科的尝试。

对维柯来讲显而易见的是，不管解决发展问题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当时的那些时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如果说人们依靠单一的集体意志去行动，“从托马斯·霍布斯的放荡和粗野之人开始，或从雨果·格劳秀斯的孤独、孱弱、困顿的傻瓜开始，还是从萨缪尔·普芬多夫的在没有神的关照或帮助下被抛进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开始”一路发展到最近的状态，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132〕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也并未按照人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人，也并未按照他们可能的面目或已经达到的状态来解释人。自利永远也不可能是行动的主要动力：激情、义务、传统、人类或民族团结感、羞耻、良知、敬畏、对神的存在的感知，这些不可能被低贱地归结为对一个店主和“商贩”〔133〕民族理性自我的“修正”〔134〕，而那种自我还经常被非理性的激情偏转方向或者被无知挫败，维柯称其为斯宾诺莎对人的讽刺画；洛克也好不到哪里去。通往过去的真正道路潜藏于大众的传统，这些传统“一定含有真理的公共根基”。〔135〕但是这些证据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时间的流逝，被人的遗忘和虚构的倾向，被民族和学者的虚荣心（boria），〔136〕以及被语言的变化所扭曲，而语言变化的影响尤其明显，它使得词的意义在一个时代不同于另一个时代。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新科学》以之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群体记忆不会磨灭，有些东西会存留下来，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它（因为我们都是人，在我们所有人之间都有某种精神相似性，这样一代人所做的或所遭遇的事情，另一代人也能够“进入”，并且作为自己自传的一部分来理解），并且做出维柯不厌其烦地谈论的那种想象上的巨大努力，我们就能对远古的野蛮人，甚至更远古的野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有个粗浅的认识。维柯认为人类早期的遗迹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起源是粗陋和野蛮的。这些过去的遗迹被我们自己“启蒙、有教养和辉煌的时代”的学者错误地解释，他们对“古代无与伦比的智慧”胡说八道，〔137〕把他们自己的知识归属到过去，沉溺于文化和民族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尤其倾向于认为，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和他们所认识的事情一定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被认识。